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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祎金 |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信息通信技术在21世纪的飞速发展，已经高度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许多国家制定的社会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化或者数字化在当代发展话语中具有中心地位，被视为全球化的普遍潮流与趋势，不仅代表了重要的发展工具，甚至是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虽然存在许多反思性的研究，但是对信息技术在全球实践中遭遇的张力，发展的异质性和一些不同的发展话语，非西方学者尤其是后殖民学者的声音较少受到关注。 本文将梳理和考察后殖民视阈下信息技术全球实践所形成的理论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结合地方情境与多元文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网络化与数字化进程，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与诉求，揭示了信息通信技术实践背后隐藏的价值因素和认识论暴力，并挑战了其中欧洲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假设和立场。 围绕信息技术实践产生了两套存在张力的叙事模式：以普适计算和网络精神为代表的解放与赋能叙事，以及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压制和掠夺的反向叙事。前者强调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积极效应，网络化与数字化成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不仅带动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塑造了一个去中心化和去等级化，甚至是无摩擦和无冲突的扁平社会。但是，这种信息技术的“福音”受到非西方学者的质疑。压制与掠夺的叙事认为技术实践暗含的数字普遍主义，不仅屏蔽了地方性的差异与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张力，还生产了数字时代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社会排斥。信息技术对数字空间的开拓，甚至代表了一种数字时代的殖民主义实践。在这种反向叙事中，数字空间与数据资源取代了过去的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成为数字殖民主义征服、控制与攫取的新对象。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实践相比，信息技术实践中非暴力形式的压制和掠夺更具有隐蔽性。并且，这一数字化的不平等结构生产和再生产了数字时代亟待规训的“他者”。 信息技术时代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进程渐成趋势与主流。关注后殖民视阈下的信息通信技术实践，其现实意义在于，这些易于受到忽视的声音和话语，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信息技术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其虽然蕴含了一定的激进成分，但是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发展话语的解构与批判，寻求自主技术发展的诉求和对地方现实及文化传统的强调，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发展话语与认识论暴力： 从帝国工具到信息通信技术 在殖民和帝国历史的研究中，科学技术在殖民化与帝国扩张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技术与帝国主义的历史必须联结起来考虑，以弥补过往历史研究中仅从政治或者经济的单一维度进行阐释的局限。后殖民研究的理论资源与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相汇合，形成了新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论基础，出现了“后殖民技术科学”（postcolonial technoscience），或称之为“后殖民科学技术研究”的分支领域。它们借鉴后殖民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框架，采取多元与地方文化视角，对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实践进行批判、解构和重新审视。 作为帝国的工具，科学技术带来的变革影响了19 世纪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工业技术提高了西方的生产力和武器装备，帮助欧洲的帝国实现对外扩张，掠夺、维持和控制殖民地资源与人口。此外，它还对非西方造成了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冲击。强大技术话语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凝固为后殖民学者斯皮瓦克所谓的“认识论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它强加于被殖民者和非西方社会身上。一方面，西方的技术文明和知识生产被奉为圭臬，西方社会和文明成为模仿的对象，甚至被塑造为通往现代性之路的唯一参照。另一方面，技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中的角色被中立化, 甚至被美化为文明传播的使者。 在代表性观点中，传播主义（diffusionism）的科技历史叙事将西方视为科学技术的全球中心，历史上的先进技术由欧洲和西方中心向外围的边陲世界传递。巴沙拉（George Basalla）提出了技术传播的三阶段理论：第一阶段，非西方边陲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原始资源；第二阶段，出现了衍生性和依赖性的殖民科学；第三阶段，在此前基础上发展出国家科学。在三阶段理论中，独立国家科学的出现以欧洲殖民者的科技输出作为发展前提。传播论将非西方的科学发展塑造为依附西方中心的技术实践，前者不具备自主发展与自我创新的能力。传播论与将殖民主义视为文明教化任务的观点如出一辙，尽管受到一战的冲击，仍相信欧洲扮演了拯救者和改变者的角色，促使落后的殖民地发生改变。 在当代的后殖民技术科学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技术观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从中心到边陲的传播主义，亦由更复杂的双向互动、文化差异和技术流动的解释路径所取代。新方法强调科技传播所结成文化网络的考察，以超越过去那种欧洲单向传播的“孤立主义历史”。研究者结合多元文化的历史情境以及底层和另类视角，对西方技术的历史及其实践，尤其是技术发展中隐藏的认识论暴力进行去殖民化的研究。哈丁（Sandra Harding）认为，这种后殖民视角的研究代表了对人类科技进步神话和欧洲标准的反向叙事。“反向”意味着对传播主义科技史的进步神话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技术观的拒绝，并在反向的过程中突出后殖民社会的主体性地位，既包括自主发展的能动性，也包括对技术契合地方现实与文化的追求。 二战之后，产业重心由重工业向信息技术和服务产业转型，科技发展是经济转型的基础。信息技术时代的受益人既掌握了科学技术，亦拥有资本和知识决定如何在信息时代获取资源，而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源和能力。更为突出的是，非西方或者后殖民社会实施欧洲和北美为其制定的“发展政策”，导致通过自身的“去发展”或者“畸形发展”来反哺西方经济。除了考察直接的信息技术实践，后殖民学者亦将地方化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政策纳入研究范畴。 信息通信技术塑造和巩固了21 世纪的“发展话语”，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前景。这种数字时代的发展话语与19 世纪殖民扩张历史中，技术作为帝国工具所表现出的暴力和压迫属性存在显著的区别，对社会发展的信息技术赋能取代了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与控制。但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地方和全球化实践并不是一个平稳的过程。在社会和国家内部，代际、性别、族群和阶层间存在数字鸿沟，生产和再生产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排斥；在国家之间，因为发展程度的差异，数字鸿沟的构成和表现也存在区别。更因为多元文化情境的特点，技术实践的普适性备受质疑——其背后潜藏的结构性因素扩大和加深了西方与非西方、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面对新情境与新问题，各种受后殖民思潮影响的新术语和概念也竞相涌现，如“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 和“去殖民化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decolonial computing) 等。 尽管这些话语论述的技术对象和考察的社会情境存在区别，但是共享了后殖民科技研究的理论基础。计算机和互联网被认为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形成了新的具有权力特征的结构；并且，这一基础结构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硬件或者技术实践的结果，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已交织在一起。它要求我们考察数字时代的全球新格局、文化维度的技术实践，以及全球经济关系和发展的新叙事，进而可以重新审视置身其中的数字文化和信息技术环境。 数字普遍主义及其张力： 从普适计算到另类模型 回顾信息技术应用的历史，从高功耗和体积庞大的计算机到性能优异的笔记本电脑，从黑白屏的移动电话到装满感应器的可穿戴设备，计算机和其他数字设备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技术变革。信息技术从庞然大物到无所不在地融入日常生活，技术实践和变革背后的价值理念与文化意涵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20 世纪末出现的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强调和环境融为一体的计算概念，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便捷的方式进行信息获取与处理。信息技术与环境高度融合，软件和硬件的连接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甚至计算机也将消失在我们的生活背景中。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与普适计算相关的概念和叙事层出不穷。例如，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普及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和普遍计算（provocative computing）等，它们大都强调信息技术与环境的融合，以及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普及。显然这些计划构想与实施并不仅仅发生在技术或者科学领域，对普适计算的理解也不能单纯地依靠技术语言，还需要结合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视角，尤其是在历史维度理解普适计算的出现和发展。比如，多里希和贝尔就强调技术实践与社会生活不能轻易分割，它们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普适计算的开发设计与技术实践嵌入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中，不仅会反映与再生产社会结构，甚至会带来变革性的结构转型。 虽然包含想象的成分，但技术想象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时间上连接了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可能和应该遵循的方向。作为社会塑造（social shaping）的技术，在特定历史时刻和社会情境中的“想象”表明了技术应该要满足的需求，以及可能使用技术的环境。韦瑟对普适计算的畅想，不仅是计算机科学的未来，也是社会生活的未来。但是，在这种宏大的营造未来社会和生活的图景中，普适计算的技术和文化政治还蕴含了一种“殖民冲动”（colonial impulse）的可能。 普适计算的知识和想象溢出西方，其殖民冲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技术创新的理解，普适计算反映了“传播主义”的理念，它由作为权力中心的西方向世界边陲流动。其次，普适计算提供的进步叙事或者想象，信息技术缺乏的地区需要在权力中心的帮助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变革；最后，普适计算暗含的普遍主义假设，预设技术和知识可以有效地运用在任何地方。这种假设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不但消解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差异，还将后者塑造为亟待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的边陲空间。普适计算的进步叙事和普遍主义假设，使这种殖民冲动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的“认识论暴力”，不仅为中心之外的地区“制定”并“规划”了发展路径和方向，亦在标准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中屏蔽了地方情境和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张力。 一方面，在计算机科学中，西方的空间概念在技术发展和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环球信息网（万维网）和自组织网络（ad hoc networks）等术语，它们代表了特殊的空间实践与知识，集中反映了西方的空间概念如何在计算中被构想、建模和表现。作为普适计算的文化后果，这些具有空间意味的技术概念，成为南方和非西方地区需要建设或者加入的发展目标，通过连接与纳入使自身成为网络和数字空间中的一部分。 在实现途径上，普适计算也为西方的他者提供了可供复制与参照的技术模板。但是，在信息技术描绘的美好生活图景之外，还存在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张力。信息高速公路与网络空间在非西方情境中的铺设和搭建并非易事，在技术实践的同时延续与再生产了中心与边陲的不平等结构。多里希和贝尔曾将普适计算中的信息流动和殖民历史中原始资料与商品的全球流动进行类比，如同历史上殖民网络中西方扮演的角色，今天西方大互联网公司代表了信息流的中心节点，它们垄断了进入当代数字世界的单一通道，亦将自己的信息服务打造为非西方技术需要遵循的“普遍主义”标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实践与知识生产相互勾连，普适计算所衍生的普遍主义结构，复刻了殖民历史中的知识生产与权力实践，所形成的结构性框架不仅使得纳入信息流中的对象和事物可被理解、处理和分析，同时将它们联结在一起以更高效地实现控制。 另一方面，普适计算的认识论暴力背后还暗含了技术决定论的价值立场。作为“技术乌托邦的神话”，它将计算机视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一种将人类从“黑暗时代”带入21 世纪的动力。科林（Rob Kling）提醒我们，计算机领域的学者多将自己视为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鲜有道德哲学方面的思考。事实上，计算机的发展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实践，作为一种承载特定价值的社会行动，它还具有政治维度的内容，在发展和实践过程中涉及对稀缺资源的吸收，并通过数据、设备、专业技术等形式进行重新分配。在这里，因为情境性的差异和张力，潜在的价值冲突不仅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亦会发生在特定的组织中。 几乎在普适计算兴起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计算机化实践（computerization）和困境受到学者的关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计算机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发展的有效方式。政府部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广计算机的学习和应用，在乐观主义情绪之下，对计算机化在地方情境中的适用性缺少批判性的研究。埃及学者林德（Per Lind）认为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供应商大多熟悉计算机在西方的价值，但是对于本土的信息和技术需求却知之甚少。发展中国家的计算机化实践不仅效率低，用户能从中获得的益处也相对有限，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对地方性和情境性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其背后数字普遍主义逻辑的反思和批判。 从过程上看，发展中国家对计算机的应用并不仅仅是学习操作设备的技术，还暗含了理念学习和模仿的过程。在应用软件的设计中，对问题的定义和解决方案的选择并不是自然中立的技术过程，它与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价值系统相关。在技术实践的明线之外，还含有一条价值转化的暗线。计算机化背后从现实（reality）到模型（model）的转化，是在非西方情境中实践计算机化易于遭受困境的重要原因。根据西方现实所设计的模型，反映了西方价值中对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理性的理解与追寻。但是这些计算机应用内在的模型在“脱域”出原产地之后，会遭遇不同社会规范、价值系统、理性和文化的挑战，继而在新环境中引发适用性的问题。 因而，发展中国家在计算机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既有操作性问题，也有情境性问题。前者意味着非西方社会的计算机化在技术上受到的限制，这可以通过技术学习得到解决。真正的问题在于后者，非西方社会的软件开放和应用基于西方现实概念设计的模型，反映了西方现实的镜像，并不符合本土情境的现实与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变学习、模仿和复制的思路，在计算机化的实践过程中寻求建立符合本土需求的“另类模型”（alternative models）。作为非西方社会计算机化的自主性诉求，另类模型提供了一种针对数字普遍主义的反向叙事，不仅要求技术实践反映本土的社会现实，也要能体现本土的价值规范。 但是，21 世纪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彻底重塑了社会结构与现代生活，它几乎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全球趋势。技术乌托邦的神话正在走近现实，20 世纪末的普适计算进化为21 世纪的数字文化，并表现为一种新的“数字普遍主义”（digital universalism）。它实现了过去诸多普遍主义计划未曾实现的状态，大家深信互联网和数字化是无可争辩、不证自明和普遍需要的事物。尽管数字技术的全球实践存在情境性的差异与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但是普遍主义的认识论承诺一旦加入这个单一的网络，所有的差异将被消解，所有的用户将实现相同的能动性。按照这种逻辑，互联网的边缘群体或者非西方社会要实现自身的发展，首先需要顺从这种数字普遍主义的要求。来自“边陲”的实践者们不加批判地接受“核心”提供的技术文化，将带来新的殖民主义。与殖民历史相比，虽然生产工具和技术媒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理论内核仍是西方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数字时代的象征暴力附身在数字普遍主义的认识论中。 信息资本主义与“第四世界”：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他者 虽然数字普遍主义的象征暴力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但是信息技术与当代资本主义实践的结合带来了实质性的全球化后果。随着“现代化的终结”，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服务和信息日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一个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 或者信息化(informationization) 的过程。尽管世界体系中的“附属国家缺少实施相关战略转型的能力”，但是信息化为内核的后现代化不可逆地改变了前者。一方面，传统的农业和工业开始向下转移，为世界体系中的附属国所承接；另一方面，一部分附属国则出现基于信息的服务生产与传统工业和手工业共存的混合形态。作为后果，不同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信息化转型，塑造了一个金字塔状的产业分工等级系统。 针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费希尔（Eran Fisher）用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来概括21 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传统工业中机械与集中化的技术系统被信息与网络化的技术系统所取代。费希尔乐观地认为，网络资本主义技术转型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甚至去等级化与合作化的阶层模式将取代福特主义社会中等级化与对抗性的阶层模式。在费希尔这里，与技术转型相伴而生的是社会系统的意识形态转型，“网络化”成为市场、工作、生产和人的概念四个核心对象的前缀，围绕它们生产的解放与赋能叙事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话语。 这种数字话语可以作为对哈贝马斯所谓旧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回应，它具备去等级化、去中心化和自我调节等特征，网络精神合法化了后福特主义社会的权力配置。新资本主义一方面仍致力于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但是在网络架构下强调更多的参与、个人表达与人际关系的生产。以灵活性、网络和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为内核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代表了合法化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话语。虽然费希尔也提及数字鸿沟的现象，但是并没有展开论述，而是作为暂时性的问题悬置起来，网络化带来的扁平社会是长远发展趋势，其观点代表了典型的解放与赋能叙事。 网络精神既是提供合法化功能的话语，也是我们身处时代的基本现实与生存状态，甚至是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的网络宇宙论文明。显然，这一话语表达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且，费希尔描述的新资本主义下扁平社会的到来，仅仅聚焦在信息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西方，不仅悬置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分化问题，对信息技术实践的全球化后果也缺少讨论。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作为信息化所衍生的新全球结构，传统产业并没有消失，它在一个全球化分工的等级结构中向下传递。 可议之处还在于，当代网络系统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行动，而且反映了地缘政治的特点。网络化或者信息化在全球情境中的展开，涉及规模庞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是网络空间和连接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不仅需要庞大的投资和建设经费，亦需要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基础设施在物理空间中的建设，相应地拓展了数字或者网络空间，乃至基础设施建设本身，被理解为网络帝国主义对数字空间的开拓或者数字帝国主义的成型。 通过信息技术开拓的“边疆”，美国的网络帝国主义控制了分配世界新资源的权力。席勒（Daniel Schiller）认为，20 世纪末的美国通过前所未有的投入，拥有国外许多信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跨国政治与经济霸权延伸进了新世纪。许多国家的通讯系统是从殖民主义的灰烬中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同外国所有者们角力。通讯系统本身具有主权的意味，互联网产生的“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将会危及较小主权国家的利益。这种管辖权作为数字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必然会受到非西方信息技术自主实践的挑战。换言之，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和运营，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空间背后还存在不同力量的较量与博弈。 此外，嵌入了新自由主义市场驱动逻辑的数字资本主义成为横扫一切和具有多重面向的趋势，但也加剧了全球的社会断裂和不平等。席勒列举的20世纪末互联网主机的数据，高达97% 的主机来自发达国家，它们主导了维持互联网运转的基础设施，制定需要遵循的互联网协议和标准。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也能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富人拥有更多的信息选择，享有高质量的网络服务，商业属性的网络扩建也总是选择避开城市中的贫困区域。数字鸿沟成为描述网络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核心指标，它不仅存在于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于社会内部的群体之间。 一般而言，数字鸿沟意味着在网络连接的设备和质量，以及数字技能上的不平等。“有或没有”是最直观的经验指标，鸿沟的形成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族群和区域等变量相关。在全球化的情境中，互联网接入数量和质量上的区别可以划分为“连线的国家”（wired nation）和“疲惫的国家”（tired nation）。根据分析单位的特点，数字鸿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接入上形成的全球鸿沟、国家内部信息富裕和贫困人口形成的社会鸿沟、在线社区中参与公共生活差异形成的参与鸿沟。在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中，组织、制度和社会维度的分析经常交织在一起，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维度来理解和阐释数字鸿沟。 卡斯特对数据鸿沟的理解和测量，关键点并不在于网络连接数量上的分布和区别，而在于接入和未接入互联网所带来的共同后果。那些缺少或者存在低质量网络连接的群体和社会，固然意味着它们处在全球网络系统的边缘位置。但互联网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形式，它还意味着知识生产和信息权力的分配。数字鸿沟除了表示接入数量与数字技能上的差别，它还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和方向上的巨大差异。在当代互联网经济和信息系统的发展模式中，缺少互联网如同工业生产中缺少电能。在这种发展话语中，生产和管理中体现的互联网逻辑，被设定为获得自由和繁荣的前提条件。 与费希尔的乐观主义相反，卡斯特则预示了一个社会不平等、社会排斥和贫困加剧的“第四世界”的兴起。从收入和社会地位看，信息资本主义塑造的新系统显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分化的趋势。对个体而言，传统的稳定雇佣关系受到冲击，使得他们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变得更加脆弱，传统职业的工人对权力的议价能力降低，也更有可能陷入个人和家庭的危机之中。并且，新兴的知识生产者和信息处理者对传统可替代一般化劳动力的冲击，成为信息时代的社会裂痕。在社会内部，将形成新的阶层两极分化。 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支配了工业资本，全球金融网络构成了前者的神经中枢。一方面，技术赋能使得信息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受限制和约束的终极商品化力量，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对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资本不仅处于永远流动的状态，它还可以在不同节点轻易地实现拆分重组。这种金融管理模式的规划与预测能力，使得对未来进行殖民成为可能。但是，对非西方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金融网络对全球的支配，使得它们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参与，因为缺少中心地位和稳定的制度支撑，极易在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中触礁翻船。信息技术的全球实践，作为空间化的后果，不仅会形成等级化的中心，乃至出现了黑洞遍布的“第四世界”。“黑洞”成为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排斥的隐喻，一部分人、群体和社会被排除在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化过程之外。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支持下的全球扩张，在数字时代发生了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转移，数字时代的殖民主义成为新现实。 如同西方现代性通过生产他者来实现自我认同，信息技术实践蕴含的权力关系也生产了“自我”与“他者”。社会排斥在生产空间的同时，也在他者化数字时代的贫民。历史上殖民主义话语对非西方原住民的描绘将他们扭曲与简化，使之成为控制版图上可被认知与可被治理的对象。信息资本主义同样生产出了数字时代的他者。他们被描绘成前数字时代的“野人”，在空间上占据数字鸿沟的一极，缺少先进的数字设备、高质量的网络连接和数字内容，且不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对数字他者和野人的“规训”，使得信息技术成为殖民话语中一项新的“文明化任务”。这种认识论不仅是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同时合法化的还有技术对数字他者的掠夺与压制。 信息技术的去殖民化与包容性发展 在技术决定论所暗含的意识形态中，信息通信技术成为人类命运的唯一“出路”或者无法回避的“文明”。伴随着强大的物质和经济力量，非西方社会也会卷入这一数字化的历史进程。但是，解放与赋能的乐观主义叙事悬置甚至回避了数字鸿沟、社会分化与全球不平等的问题，数字化炫目的技术外衣掩盖了背后的价值色彩与象征暴力，它被塑造为新的现代化前景与发展方向。后殖民话语的兴起结合信息技术在非西方社会的实践情况，质疑了这种技术的“福音”。在解放与赋能叙事之外，通过对普适计算蕴含的殖民冲动，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信息技术发展话语的解构与批判，后殖民视阈的研究提供了掠夺与压制的反向叙事，并强调在地方性的情境中理解技术实践的文化与政治，以及本土化与自主化信息技术实践的重要性。 仅仅提高网络接入的数量和质量固然可以缩小数字鸿沟的差距，但这种物质上的改善无法彻底解决数字时代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或没有”，而在于数字时代结构性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换言之，对信息技术的理解不能局限在工具主义维度，它已经彻底融入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实践之中，数字、信息、网络成为概括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前缀。 在卡斯特描述的“第四世界”中，信息资本主义不仅在殖民未来，还在规训数字时代的“他者”。数字化的互联网虽然取代了机械化的蒸汽机，但是它延续了后者的权力实践机制，并在全球形成一套新的基础结构。对许多非西方社会而言，他者不仅需要遵循“普遍主义”的技术标准，核心技术的缺乏削弱了它们的主体能动性，易于成为数字世界中脆弱的群体，受到技术垄断与变化的钳制和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实践相比，数字时代的压制与掠夺更具有隐蔽性，且表现为非暴力的形式，甚至隐藏在技术发展的话语之中。 作为应对方法，信息技术的“去殖民化”成为后殖民学者呼吁的目标。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去殖民化的信息技术需要回答“谁在实践”和“在哪里实践”的问题。“另类模型”对本土社会现实与价值规范的强调，凸显了信息技术实践的地方化特征，以及实践主体的能动性。此外，以“数字中断”（digital interrupt）来克服蕴含内部张力的数字普遍主义，进而摆脱数字时代的不平等结构。但是，“中断”并不是要在技术上切断网络连接，形成封闭和免疫的“孤岛”。这不仅难以实现，也对社会发展不利。“中断”的象征意义在于，对数字时代发展话语中认识论暴力的破解与超越，通过加强网络边陲国家的技术合作与创新，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信息技术发展话语中突围，致力于寻求符合地方性需求与文化特征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严格意义上说，去殖民化提供的并不是技术化的解决方案，它侧重阐释技术的政治与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与开放未来的可能性是其强调的重心。事实上，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互联网相关的技术专利、网络空间、软件应用，以及数据的使用权、存储权，甚至是移动权等自主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博弈的焦点，我们过去对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所形成的世界主义“地球村”的乐观认知与美好想象也越来越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信息技术近年在软硬件开发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技术出海与参与世界成为普遍选择，这也是一个并不平坦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概而言之，全球化在当前阶段呈现的复杂历史动态，凸显了后殖民话语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通过对信息通信技术全球流动和实践的考察，来自数字他者的反向叙事为“去殖民化”和自主性的技术实践提出了要求。对相关后殖民理论话语的梳理和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技术全球实践的复杂动态，在强调自主发展的同时，开放性与包容性地参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息建设，实现平等互惠与共同发展。 免责声明 以上内容为用户在观察者网风闻社区上传并发布，仅代表发帖用户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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