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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有云：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天地转，在被新冠疫情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在艰难地负重前行，有人破产、有人转行、有人崩溃，甚至还有人为了寻找新市场、新活路而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
所以小时候，我们曾经目睹同学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变动缘故，而突然转学、出走他乡的熟悉戏码，竟然在娱乐圈中实实在在地上演了，就在今天下午，香港媒体突然惊爆，土生土长香港地的杨千嬅突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默默地安排一家大小、移居上海。
并且为正在就读四年级的儿子Torres办妥了转学手续，安排他转去上海一间每年学费高达28万的顶级国际学校，乍一看这条新闻，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的焦点，都集中在28万一年的国际学校里，忍不住由衷感叹一句：“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明星的财力永远都是我们此等凡夫俗子望尘莫及的”。
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明星再有钱都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爱恨情仇、取舍困难、抉择烦恼，不说不知道，其实千嬅这个“移居上海”的决定是经过持续大半年的心理抗争之后，才做出的艰难抉择。
然而很可惜的是“仓促岁月，世事如棋，每步都光怪陆离”，谁也想不到，19年，香港发生了一场社会风波，更想不到的是，低处未算低，“社会风波”之后再遭遇新冠疫情。
还记得当时社会风波刚刚爆发的时候，千嬅一度在大是大非立场上出现了摇摆，但这个摇摆只是一瞬间的事，后来她迅速端正了态度，虽然端正态度让千嬅拿下了更广阔的内陆市场，但是她也丢失了一部分香港市场。
当然，丢失那部分香港市场仅仅代表了极端社会人士，这并不对千嬅发展的全局形成致命打击，真正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疫情，皆因疫情一来，红馆演唱会全面叫停，直接导致千嬅的跨年演唱会，从2019拖到2020再拖到2021都开不成。
对于一枚以唱歌为生的天后级人马来说，开不成演唱会就相当于手停口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身对生活质量要求不算高，另一半又在其他行业有一份收入，那手停口停也不打紧。
可千嬅既接受不了经济水平的降维打击，在事业上更是和丁子高捆绑在一起了，皆因丁生就是她的经纪人，她一停，那相当于两夫妻一起“沉船”了。所以两人在百般无奈之下一合计，干脆一咬牙走出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直踩上海发展。
那为什么她选择的是上海，而不是北京、广州、深圳呢？原因很简单，丁子高的父母虽然在香港生活，但他爸爸丁永方却号称在上海经营皮具生意，还在香港和内陆有制衣厂、五金、塑胶等厂房。
虽然丁家是否真的如此家大业大到现如今都存疑，但是起码杨千嬅丁子高两夫妻，都比大S汪小菲有更多共同点，大是大非价值观一致，三观相同，也能够达成共识，适应内陆的生活模式。
所以杨千嬅，很快就签约了内陆经纪公司泰洋川禾，虽然这间公司早前一度被传闻与洗米华有瓜葛，但是纷纷扰扰的网络流言，可撼动不了这家公司，在内陆娱乐圈的广人脉、高地位。
这不，就拿杨千嬅来说，尽管她来到内陆发展之后，依然受制于疫情限制，开不成心心念念的演唱会，但工作量和路数就明显更广更宽更多样化了。
你看，《脱口秀大会》有她、《做家务的男人》和《妻子的浪漫旅行》有她和丁子高夫妻两人，甚至就连央视电影频道播出的各大音乐节目都会偶尔快闪杨千嬅的身影。
在各大综艺节目的加持之下，千嬅在内陆的人气也水涨船高，甚至还在今年6月18日的时候杀进了直播行业带货奶粉。
虽然在外人看来，杨千嬅从一枚以开个唱为主业的歌手，转型跑综艺、做直播的流量派明星，这个转型转得相当之信手拈来、水到渠成，但是只要留心观察就可以看得出，其实千嬅其人相当之抗拒那些网络新花样。
这不，就拿她前段时间四处跑《梅艳芳》的宣传活动来说，在做宣传的时候，每当遇到某音平台的短视频拍摄任务，她就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不太耐烦，终极只能用老法子，以一阵喘不过气来的狂笑来掩饰尴尬与抗拒。
所以由此看来，在千嬅心目中，她最享受的还是老老实实地拍电影，轰轰烈烈地开个唱，然而再多的心理抗拒又如何，在艰难的世道之下，个唱无法开，电影没人投，就算是“心口写着个勇”字的千嬅，也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工作范畴，只能一切都是向钱看。
你看，经过了一连串的综艺网络营销之后，千嬅的综艺入门价至少500万，内陆商演价也升到120万起跳，两年的广告代言费更是1500万代代平安，所以网传杨千嬅半年内在内陆吸进几千万可不是盖的。
只是有一句话说得好“穷人有穷人的快乐，富人有富人的烦恼”，虽然杨千嬅在这半年赚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由于她和丁子高夫妻两人长期要呆在内陆工作，跑一次香港地，要来回隔离一个月，所以他们的儿子Torres就成为了留守儿童。
尽管富贵人家的留守儿童，不会像贫困农村的“留守儿童”那样，吃不饱穿不暖之余还没人关爱，可父母毕竟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眼看着Torres都四年级，再过几年就迎来人生第一个暴风雨——青春叛逆期了。
那也意味着，如果千嬅和丁子高不趁着这几年，好好地和儿子相处，正确地引导他的未来，那么时机一过，想追也追不回来，所以在种种深思熟虑之下，千桦也开始考虑安排孩子转学上海，全家移居的问题。
然而转学并不是你想转想转就能转，毕竟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产生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就算是我这样一位心智成熟的成年广州人，要从荔湾区转去番禺区也得考虑很久。
更何况Torres要从香港转学去千里之外的上海，面对全新的环境、陌生的校园、不熟的同学，那他又应该如何适应呢？所以我估计在安排儿子转学之前，千桦和丁子高夫妇必定做了好久儿子的思想工作，从方方面面来引导劝说才得到孩子的同意。
在这一点上，千桦夫妇的所思所想所烦恼，其实和千千万万平常人家的父母，是没什么差别的，而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千嬅的移居大计也终于都成功落地了。
眼看着千嬅一咬牙克服心理抗拒，转型网络直播短视频工作，再到把心一横将全家大小移居上海这一路过来，我不得不承认，她还是一枚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挺强的港女。
她的故事也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过道原理”，过道里的感应灯平时都是关闭的，人们只有走到相应的位置，灯才会为你照亮前路，你才会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更远的地方。 当然，找到这盏感应灯的前提，是坚定不服输的个人信念，很明显，千嬅的信念是来源于家庭力量的支撑。
这不，就拿丁子高在七月份生日，发出的那段社交网络感言来说：“这些年来大家都累了，世界运作不再日常，有地方可去就是家，有爱的人就是家庭”。
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没错，疫情袭来，世界瞬间变了个样，谁也想不到，我们一下子去不了外国旅游，就连去香港购物探亲都成为了一种奢望。更可怕的是，这种日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步步难行步步行，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再茫茫，我们也得咬紧牙关撑下去，毕竟我们每一位成年人都是儿女父母的希望啊，所以有爱有希望就有继续熬下去的动力。 而熬过了这几年的光景，到了若干年之后，我们这群经历了时代尘埃之劫的一代人，或许就会犹如《每当变幻时》里面的杨千嬅那样，看着回忆满满的破落景象以一句“夢如人生試問誰能料石頭他朝成翡翠”，将那些年的悲欢离合苦与甜一笑置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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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用户cch17005 > 《音樂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