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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着能过上一种风平浪静、内心丰实的生活，可惜总不能够。 十天前，礼拜三，一个与平常并不会有几分差别的工作日。依然是关着门隔绝外界喧嚣地在低调做生意，但是这一天，又有几分不同。 下午一点多，两名陌生男子在店门口转悠，他们围绕着空调外机说着什么。因为没有穿制服，我以为是附近哪个店家空调坏了或门打不开所以在找贴在附近的小广告，虽然我并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小广告。 渐渐地，围绕他俩的人多了起来，有穿着城管制服的人走过来。 经验告诉我，小小的蓝色灯牌又碍着他们的事了。 经验又告诉我，只要取下灯牌上的布，过几天再挂上，我们双方依然可以和平共处下去。 之前的每一次，都是这样进行的。 于是我夺门而出，立刻扯下蓝布，没说一个字，转身便关门，继续坐回收银台后方。 他们敲门，大声叫嚷，让我把蓝布还回去。其实呢，他们完全无需大喊，门又没锁，可以开门小点声说话的。 我把蓝布交到他们手上，他们说扯下多不好看呐，帮我反着装上去。 此等贴心举动真让人忍不住想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拨人，要求把灯牌及底座全面铲除。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铲除，他们问我懂不懂什么是门前三包，我说懂并且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于是他们告诉我不弄掉他们要倒霉。我问为什么我要为你们是否倒霉买单，书店的损失谁来赔偿。他们反问我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 六七个中年男子异口同声地说没法和我讲道理，极其大声，引发街坊邻居、往来过客诸多围观。 我明明在很认真地和他们讲道理，我只需要一个理由，任何一个明文规定出示在我眼前就可以，然而他们拿不出。 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理由，就是问不出一个结果。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中国或江苏或南京或小到秦淮区乃至街道的任何一项规定。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要拆，上面一个命令，下面立刻执行，哪管你升斗小民几句抗议。 报警，没有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警方不干涉城管执法。 远程找张老板求助，和对方通电话的结论就只有，他们只管拆，有问题请上门到办公室谈，电话里讲不清楚。 于是我看着他们在我的眼下到处找工具，再合力拆除它。 时间一分一秒走过，心也一点一点冷下来。 我甚至无法大喊。 我不能容忍自己像他们一样在街上大声叫嚷，干扰邻里。但依然要被扣上“不讲道理”的帽子，因为我就应该默默承受被欺负，最好不要开口说任何一个字。 拆除工作结束后，我告知张老板这样的既定结局。 张老板问我为什么报警的时候不说有人在抢劫，又问我为什么不和他及时沟通进度。 看着躺在店门口的灯框和灯芯，我感到是如此孤独，又是如此无助。 我没有能力保护我的小店，也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 还记得装灯牌的那一天，即便没有完全装好，就有路人会给它拍照。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雪对自己的设计很满意，我很开心书店能被注意到。 我站在后面指导还站在脚手架上安装门头的师傅，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兴奋地和张老板分享。 有点怀念那时的天真，是怀着绝对的赤诚和美好的希冀，迎来了做生意的生活。 其实早在18年的10月16日，第一次发现贴纸被撕，心就开始碎了一点点。很抱歉，我就是这么玻璃心。 好在修修补补这颗心还可以继续用。 以为并不会很起眼的WINE BOOKSTORE NANKING的贴纸也被撕，甚至连门把手上那么迷你的“换酒”logo贴纸也要撕下来。 如果说这是规定，好吧，认了。但坦白说，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奇葩的规定。 城管也并非毫不通人情的存在，只要我们买那种贴在玻璃窗内部的贴纸即可。 从此我们便换上，灯箱的蓝布也定制了好几份备用。 后来有一天，“营业中”的小木牌不准挂，又有损市容了。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市容究竟要怎样才是好看。 放在空调外机上的花也得收回来，因为影响市容了。 还记得冬日里大马路上其他人家晒的被子，偶尔挂着的内衣裤头，这些都不影响市容。一盆花、一块木牌、一个占地面积不超过0.5平方米的小书车，都影响了市容。 我曾傻乎乎地以为，可以像很多其他地方的书店那样，即便空间有限，但室外的空间无限大，书可以建立起与人沟通的桥梁。 名古屋 · つたや書店 但是，很无奈，不可以。 即便闭门做生意，依然有重重阻碍。 张老板不厌其烦地跑各种部门，可能办事处的人都无语，不过是块小灯牌，犯得着一天天跑吗？   我也觉得好累啊，但他说要全流程体验一遍，带领大家一起看看中国，回头写个小论文。天天说要写论文，问他论文发哪，他答豆瓣啊。笑死我了，还以为写论文是要发到什么高端的学术期刊，结果是豆瓣。（没有说豆瓣不好的意思） 张老板很乐观，他觉得如果最后真要行政诉讼，换酒书店诉南京市政府，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也算没在南京白白走一遭。 只是我现在连呐喊的气力都没有了，就安静地记录这一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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