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

我与景琳兄相识于北大。他1955年出生，我1948年呱呱坠地；他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文学77级，我却忝列文学78级。同学入校年龄参差不齐，甚至相差十五六岁，是全国77、78级大学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必修课或选修课，两个年级的同窗在课堂时有交集，但交流的机会无多，即使人数不多的选修课，也只是“脸熟”而已。

 

77级朱则杰、叶君远两位学长在校时即有文章发表，却只闻其名，不识其面；认识两位学长是在毕业以后的学术会议上才“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77级的张鸣学长，毕业后考上赵齐平先生的研究生，后留北大中文系任教。因为他身材修长，又服饰整洁，给人以玉树临风之感，因而印象深刻，却久久不知其姓名。21世纪以后，因与这位高个子多次受邀一同参与人民大学叶君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才逐渐熟落起来。77级郭小聪学长，入学时已有“诗人”的名号，也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2009年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举办的新诗研讨会上，我在与会者名录上发现了“郭小聪”的名字，于是通过会务人员在毕业二十七年后结识了昔日的同学，感慨良多。然而与景琳的相识却是在北大图书馆中完成的。课余饭后，景琳兄常常出现于北大图书馆的201文史阅览室，他身材中等，戴一副深度的白边眼镜，文质彬彬，从容的脸上长驻笑颜，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201阅览室同学较多，在“静，轰轰烈烈的寂静”中也并没有相互交谈的机会。文科工具书阅览室的空间相对小得多，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景琳。当时我正准备毕业论文，他则为考研做最后的冲刺，在如何合理充分利用《中文大辞典》的交流中，我们开始了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友谊。

 

我本科毕业后至中华书局文学室工作，景琳兄则至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因科研与出版的需要，我们之间的交集反而比在学校期间的机会多了。景琳兄擅长策划组织有关传统文化方面内容的选题，《中国古代文化纵横谈》丛书五种之一的《中国鬼神文化溯源》由景琳兄操觚，我则撰写了《智谋与艰辛——中国历代商人透视》，皆出版于1992年。《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由王景琳、徐匋主编，阴法鲁先生撰序，我则忝列于编委与撰稿人中，这又是一次愉快的合作。这部书也出版于1992年。在这一年前后，景琳兄还出版了《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鬼神的魔力：汉民族的鬼神信仰》等专著，与人合作则有《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历代寓言名篇大观》《比目鱼校注》等，可见其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及时不我待的科研精神。

 

1991年以后，王景琳与夫人徐匋辗转北美移居加拿大，主要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加拿大政府官员语言培训工作，在海外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2年以后，景琳兄回归科研，重操旧业，先后出版了《庄子文学及其思想研究》与《庄子的世界》（与徐匋合作，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后者荣列同年度“中国好书”一系。《燕园师恩录》则是由凤凰出版社作为《凤凰枝丛书》之一，于2021年6月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其八有云：“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出版社的梧桐树引来景琳兄这只五彩斑斓的美凤凰，大有眼力！不忘师恩，固然是景琳兄的涌泉相报，然而其间的求学历程与治学路径，对于当下的莘莘学子而言，却有醍醐灌顶的效力。

 

《燕园师恩录》共记述了十七位老师，其中有著名的吴组缃、林庚、吴小如、阴法鲁等老一辈学者，也有当时中年甫过的褚斌杰、陈贻焮、曹先擢、何九盈、吕乃岩、周先慎、彭兰、谢冕、乐黛云、孙玉石、徐继曾、袁良骏等知名学者，也有图书馆对同学热情有加、服务周到的李鼎霞老师。作者行文娓娓道来，情深意长，读来一气呵成，竟难释手。景琳兄性格外向、情商高，善于求教是他较早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治学境界的基础。我则性格内向，少壮未必没有努力过，老大徒伤的自卑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于治学长久处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阶段，而难以有所发微抉隐，羞于向老师问学当是原因之一。

 

所谓“问学”，就必须有问题意识，才能有的放矢，否则自己朦朦胧胧，何以请益？

 

有时限于诸多客观条件或时间因素，问学于老先生也赧于贸然开口。在《诗化了的学者、教授——久闻其名的林庚先生》一文中，景琳兄不无遗憾地说：“我前前后后去过林先生家三次，遗憾的是，三次都没能尽兴地向先生请教，听其教诲。当时的想法是，研究 《庄子》之后，下一个研究课题便是楚辞。届时一定要好好向先生求教。可惜事与愿违。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辗转于北美，最后定居在枫叶之国，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了。”于我而言，这样的遗憾却无从谈起，因为我与老师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交集。

 

在《何久盈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景琳兄饱含深情地记述了何老师借阅其课堂笔记以测试自己教学效果的轶事：“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又到了上古汉语课的时间。我急匆匆走进教室还未落座，便看见我的课堂笔记本已经端端正正地放在了讲台上。再一抬头，何老师正招手示意我过去。何老师一边递给我笔记本，一边对我说，你的课堂笔记，记得很详细，也很认真。古汉语跟其他课程相比，比较难，可是有意思，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领域。如果你对古汉语有兴趣，想进一步钻研的话，我可以推荐几本书给你。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的笔记本里有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如此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北大属于司空见惯的事情，并非个别。

 

《我的第一位文学史老师——忆吕乃岩先生》记述了吕老师兢兢业业执教的业绩：他讲授先秦文学课，很有条理，显示出很强的综述概括能力，甚至可以将三百七十多行的《离骚》背得滚瓜烂熟，引证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极大地感染了77级全班同学。如此言传身教，也令对吕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景琳下功夫背诵了大量楚辞作品，日积月累，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作者就此深有感触地写道：“后来研读《庄子》时，比较庄子与屈原神话运用的异同，分析两者之间不同的艺术特色的想法就很自然地冒了出来。我注意到庄子和屈原虽然都深受上古神话传说的影响，但体现在作品中的风格与意蕴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想法直接启发我写了《庄屈对神话传说运用之异同》《庄子与屈原艺术手法异同试析》两篇文章，并分别发表在《求索》与《河北学刊》上。这两篇文章的完成不能不说是受吕老师影响背诵《离骚》以及其他楚辞诗歌的一个收获。”

 

然而曾几何时，高校学习风气江河日下，景琳对这一绝非个别的状况忧心忡忡。作者写道：“一篇90年代入学的中文系学生的文章，提到他们上课时经常逃课，迫使吕老师不得不采取上课点名的办法。而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采取了派代表上课的对策，一人帮多人答'到’。而这位同学'不幸’在冒名'画卯’时被吕老师识破，结果为了'义气’而受罚。当然，他是把此事当作轶闻趣事来写的。而我却深深为吕老师感到难过、痛心、无语。当年我们上大学时，从来没听说过老师上课要点名的，也从来用不着点名。包括吕老师的课，很多课，不早去，连座位都找不到，完全用不着用点名来保证出勤。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系，同样的课，究竟是什么使得大学的课堂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使得学生的心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一发问问得犀利，问得有理，然而我个人却悲观地认为至少当下无解。

 

在《宽厚仁慈，诲人不倦的师者——怀念陈贻焮先生》一文中，景琳又勾画出这样的场景，他轻松地写道：“跟陈先生聊天，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从学术界动态，当下的研究热点，文人逸事，到日常生活琐事，只要一开聊，那就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丝毫没有师长辈分间的顾忌与隔膜。”景琳在大三时选修了陈贻焮先生的“三李研究”课，向陈老师提交了《李白从璘辨》的课堂作业，提出李白追随永王李璘谋反属于自愿，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持之有故且言之成理，陈老师充分肯定了景琳的观点，并在其作业的空白处加以密密麻麻的批注，从行文逻辑到遣词用句乃至材料的运用技巧皆精心指导扶掖，并先后看了两稿。最终这篇文章于1992年得以在《枣庄师专学报》发表，在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如此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不已。

 

《“清辉依旧透窗纱”——忆彭兰先生》一文记述选修彭老师的“高岑诗研究”，也颇生动传神。景琳来自西北边塞，在毛乌素沙漠地区生活、工作过多年，由于熟悉西北塞外风光，因而对唐人边塞诗一直情有独钟。课下他与这位和蔼慈祥、平易近人的女教授探讨交流王之涣《凉州词》有关不同版本的问题，就妙趣横生。景琳认为通行版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远不如另一版本“黄沙直上白云间”的描述更加切合实际，因为玉门关与黄河相距千里之遥，诗人何所见而云然？然而从意境上讲，“黄河远上白云间”似乎远比“黄沙直上白云间”更富有韵味，画面感也更强，后人遂将“黄河远上白云间”作正本，而将“黄沙直上白云间”作另说了。彭老师以为其分析有道理，就鼓励景琳就此写篇赏析文章，将两说一同介绍给读者。这种师生之间朴素自然的探讨学问之道，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彭老师还时常邀请同学去她家做客，以致事后作者无限感慨地写道：“那个年代，师生关系十分单纯融洽。拜访老师既不需要收到老师的邀请，也不需要事先预约，都是直接打上门去。”至于老师到学生宿舍与晚辈探讨学问之道，也是常有的事，景琳就此写道：“那时的老师也有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互动的传统。至少像陈贻焮、袁行霈、陈铁民、周先慎、吕乃岩等先生，就都曾多次来到七七级中文系学生居住的32楼看望大家。”

 

出于对边塞诗的酷爱，景琳的本科毕业论文就选了陈铁民先生所出的有关盛唐边塞诗的题目。此论文撰写顺利，蒇事后达一万六七千字，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二部分“主要谈唐代的社会状况，其中论述了匈奴、回纥、吐蕃在地域、民族、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与汉民族的差异。这个看法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的主流说法有所不同。尽管我完全是从学术角度谈这个问题的，但写完还是感到不太踏实，想来想去，决定在把初稿交给指导教师之前，先请彭先生目，听听她的意见。”两三天以后，彭老师将景琳叫到家中，声色俱厉地说：“少数民族问题可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原则立场问题。如果你不做重大修改，不从根本上改变你的看法，后果不堪设想。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你就这样把论文交上去的话，由于你的政治观点的错误，你不但毕不了业，就算你研究生考得再好，学校也不会录取你。”如此不留情面的坦言相告，只有对学生护爱有加的老师才能如此开诚布公，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景琳对北大老师从生活到学术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学生的作为，堪称感恩戴德。《迟到的纪念——写在褚斌杰先生去世12周年之际》一文，曾记述1989年10月间，景琳与其硕士导师褚斌杰先生一同到外地开会，景琳满怀深情地写道：“一次会中休息，我经不起大家再三询问，正想说点儿什么的时候，先生马上说自己的烟没了，让我帮他去买一包。这种买烟送打火机的事在会议期间大概发生过两三次。其实，我心里明白得跟镜子似的，知道是先生生怕我惹祸。”这里恕我转一句文吧：有师如此，尚复何求！

 

对于北大老师的传道受业解惑，景琳的感恩心理尤为凸显。《做“小学问”的大学者——写在曹先擢老师辞世之际》一文，景琳记述他读研时，曹先生曾为他和另一位同窗开“小灶”，讲过一个学期的许慎《说文解字》课，正是这四十课时的《说文解字》课在景琳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中派上了大用场。他在加国教华裔子弟的中文，不忘师恩地记述说：“曹老师传授的汉字分析法加上多年来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都在孩子们的课堂上发挥出神奇的功效，深受华裔学生欢迎。后来，由于求教的学生太多，我索性开办起自己的中文学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袁良骏先生：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一文，对于袁先生这样一位心直口快，经常得罪同行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景琳曾将他与孙玉石先生做过比较：“孙老师讲课严谨缜密，一板一眼，为人却儒雅谦和，温润如玉；而袁老师则是大开大阖，辛辣尖刻，锋芒毕露，不留情面。我私下里常常揣测，想必袁老师是鲁迅的书读得多了，他讲课、写文章，或多或少都带着些鲁迅的影子，很有些'投枪’的味道。”将两位现代文学研究者比较而谈，颊上三毫，神采毕见。为老师画像，《“老顽童”谢冕老师》更有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谢老师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如同青春躁动般的激情，他爱诗，爱诗的语言，就连他的学术著作也写得像诗一样。年轻时，他的激情直接喷薄燃烧于他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年，他的激情则喷发在他的三尺讲台上，渗透在一部部他所精心编写的大部头著作中，也倾注于他对一切新生事物的鼎力支持上；到了老年，他的这股激情非但没有随着鬓发苍苍、步履渐缓而衰退，反而越来越有了几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气。”

 

然而最见景琳书写魄力的还是其《学者教授群里的“性情中人”——纪念吴小如先生》一文，“在我心目中，吴小如先生首先还不是著名的学者教授，他更是一位独具魅力的'奇人’'性情中人’”，景琳以“奇人”“性情中人”定位吴先生，并非无的放矢，不合时宜且与同事关系多呈紧张状态，当是这位颇显孤独的“学术警察”的处世常态。景琳不无感慨地记述一段吴先生的旧文：“最近翻看《含英咀华——吴小如古典文学丛札》一书中收入的'榷疑随笔三则’，我就颇有感触。此事的起因是文化名人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将'宁馨’释为'宁静、馨香’，将'致仕’说成是'到达仕途’。这本来是个不值一驳的错讹。但不知何故，著名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特地为此作文替余秋雨辩解。吴先生见状不禁拍案而起，撰文与章先生商榷。文中，吴先生首先中肯地指出'约定俗成也要有个界限，不能把一切讹舛错误的东西都用“约定俗成”的挡箭牌搪塞了之’，还提出'一词一语虽属细故末节，总要有个规矩准绳可循，不能太主观随意。’吴先生的看法，充分体现了他对学术的认真态度。然而，更能见出吴先生无所顾忌、耿介率真性格的，还是他在文章最后向章先生提出的由衷告诫：'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简直就是直接向那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名流亮剑。”在今天博士满街走的社会中，错别字或词不达意经常出现于横幅、标语乃至个别公告甚至地方的司法文件中，就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一位著名高校的中文博士因为替他人辩白，行文卖弄文言反而欲益反损，令人绝倒之余也引人深思。所谓“学术警察”属于褒词还是贬词，这里不论，但呼吁更多的“学术警察”出现，说是当务之急，或许并不为过！

 

《我的一位最特殊的“老师”——我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不解之缘》一文，重点介绍了在北大图书馆文史阅览室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工作的李鼎霞老师，她充分调动图书资源为广大同学服务，周到细致，其“红烛”精神，这里姑且不言。文中有一段话特别发人深省：“在我心中，北大其实就有两个宝：燕南园也好，众多的学者教授也好，归根结底是一个宝，就是大师名家；而第二个宝，则是让人博览群书的图书馆了。”为祝贺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推出一套六本的散文随笔集，其中《我们的学友》一书，我竟然也滥竽于被约稿之列。拙作《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文列举了周祖谟、林庚、吴小如、费振刚、褚斌杰、倪其心、袁行霈、冯钟芸、马振方、金开诚、孙玉石、袁良骏、谢冕等二十几位老师的讲课风姿，但谈不上面面俱到，仅仅浮光掠影而已，姑揭两例如下。记述褚斌杰先生云：“他讲课从容不迫，时出雋语，和蔼可亲，不乏幽默。”记述林庚先生云：“林庚先生开设楚辞研究课，报名听讲的同学很多，许多外系的同学也慕名而至，教室常有人满之患；林老师讲课风度潇洒，指挥若定，疾徐有致，能令满室生辉。”这些三言两语的刻画，远不如景琳的相关记述详备有序、感情充沛。师生之间情感融洽，互动的机会就多，这也许正是景琳“有话说”的基础。

 

如前所述，由于性格原因，四年本科学习，我向老师请益的机会无多，问学之道专注于图书馆。吴同宝（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一类的工具书使用法书籍，我买了不少，相互参看再按图索骥，意图先从资料查询的门径入手，为以后从事文史工作打好基础。景琳抓紧机会亲炙于北大的著名学者，再有图书馆的便利条件，问学双头并进，显然在校期间要比我“单腿蹦”有捷足先登的优势。由此而论，这部《燕园师恩录》就不仅是纯粹的感谢师恩之作了，其治学门径与方法论的意义也不能低估。

 

《燕园，我生命中的里程碑》一文置于书末，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和盘托出，具有总括全书内容的企图。文中写道，1977年，景琳在一个沙枣花盛开的夜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走在果园最边远的防风林旁的沙子路上，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漠。突然地震了，大地强烈的震动使我无法站稳，只好趴在地上。远远望去，我看到沙漠深处冒出了两条十几米高的齐天火柱，景象是如此的壮观。”一位老先生为他解梦：“你很快会有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个改变会大到让你震惊、甚至承受不了的地步。而且，十几年后还会有另一件改变你命运的事情发生。”作者四十四年后又想起了这一怪梦，模糊的认为那两根冲天而起的火柱岂不是他考入北大与教学海外的预兆？

 

景琳兄对于佛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也许从佛学的“因缘”说释其怪梦更为顺理成章。佛教从根本上否定神创说，提出了其独特的“缘起”学说，并依此构建了“缘起性空”的生命观，即世间万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成的。佛法的中心就是“缘起”，它是佛教独有的特征。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从印度佛教到中国、日本的佛教。几乎全部的佛教，都是以“缘起”说为中心。这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哲学的不同之处。如《中论》中的“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即是说宇宙万物皆因缘而生、互为条件。景琳兄六年半的北大求学，或许就是一种“负笈的因缘”吧！至于加国执教，也当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因缘使然。质诸景琳兄，是耶，非耶？

 

2021年10月22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2月8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