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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间谍不仅用来搜集情报、迷惑敌人，有的还被故意出卖给敌人，去做牺牲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就曾干过这种肮脏的勾当。在政治家的战略中，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小手段，但是从间谍本身来看，这对他们是不道德的。诺尔·伊纳亚特·汗就是其中的一个。 公主的隐秘在印度众多的土邦中，有一个由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统治的邦，其祖先是十八世纪勇敢机智的蒂菩苏丹。到二十世纪初，这个邦的首领伊纳亚特·汗离开印度，和自己的妻子周游欧洲，寻找泛神论神秘主义的“集会处”。他们引起俄国大臣腊斯普丁的兴趣，他们被请到克里姆林宫。 1914年元旦，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女孩在克里姆林宫出生了，她被取名诺尔·伊纳亚特·汗，意思是“妇女明星”。 诺尔公主的命运是不幸的，当她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她的父母带着她仓皇逃出克里姆林宫。他们在欧洲几番周折，最后在巴黎定居。诺尔就在巴黎上学。但她刚刚在音乐师范学校毕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此前，她靠着给巴黎广播电台撰写儿童故事谋生。法西斯的铁蹄蹂躏了巴黎，诺尔只得再一次逃亡，和她的弟弟逃到了英国。 在英国，诺尔举目无亲，又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的生活很快陷入了困境。不久，诺尔应征参加妇女辅助空军，并在那里受训当了报务员。在她等待分配工作时，她看到了征召会说法语又能操纵无线电人员自愿报名执行“特殊任务”的命令。诺尔去应征了。 接待她的教官看着这个温柔、文雅、漂亮的年轻姑娘，觉得她是一个“出色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因为她太引人注目，“只要见过她两面就永远不能忘怀”。诺尔身材苗条，黄褐色的脸上长着一双黑眼睛，披着乌黑的长发，全身透着一股东方女性的美和灵气。教官很快把她带到一个黑暗的小屋子里，在那里，诺尔接受了伦敦“特种行动局”人员的审查。 不久，她被录用了。经过短期训练，她作为“护士”编入了救护义务骑兵队——这是她的掩护身份，因为一旦她被捕，德国人也许会宽容一点。她还被加了一个临时军衔――妇女辅助空军中尉，被派往前线。 但是，诺尔公主在前线没呆多长时间，又被召回，接受了更加严格的训练。在这里，她的教官对她评价很不好，认为她“没有保密观念”，并且“性情不稳定，反复无常，是否适合前线的工作还有很大疑问”，竭力阻挠她被派往法国去从事秘密工作。但是，特种行动局的负责人在对她评语不好的报告上批了“胡说”两个字，于是，诺尔注定要被派往法国了。 她此行的使命只有一个——送死。 1943年6月17日晚上，一架“利山德”战斗机载着诺尔等三个女间谍，飞到了法国上空。驾驶员看见了地面上的标志，缓缓地让飞机盘旋，然后慢慢地落在了草坪上。诺尔她们沿着舷梯走下来，去执行她们的特殊使命――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被送到这里来的目的。实际上，她们是被送到这里来玩弄一种称为“无线电游戏”的复杂战争武器的。 “无线电游戏”又称为“英国骗术”，是指在战时占领敌人通讯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是敌人相信的情报来源，然后用这个频道发射虚构的、迷惑人的情报。 德国人也很爱利用这种游戏来骗取盟军的情报。一旦他们抓到一个盟国的间谍，就用缴获的发报机和密码与对方保持联系，从而收到一些指示，从中得到一些盟军的情报，以及他们尚未发现的间谍和间谍网的情况、新派来的间谍到达的时间和地点等情报。诺尔等人实际上就是被派来把自己的发报机和密码“送给”德国反谍机关，然后由伦敦向德国人发射假情报的。 当时，盟国的将军们已经制定了击溃德国的计划——“尼普顿”计划，即诺曼底登陆计划。但希特勒还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盟军登陆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质。诺尔她们此行的使命就是，使德国情报部门侦查出盟军的“登陆意图”；盟军会在加来半岛登陆，而不是在诺曼底。 诺尔在法国登陆后，马上与其它两个女间谍分手了。交给她的任务是去做法国情报网的负责人亨利·加里的报务员，并接受加里的指挥。但她一下飞机便被德国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发现了，他们就躲在一堵玫瑰花篱笆的后面，但德国人只是监视并未采取别的行动。诺尔搭上了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 诺尔通过了车站德国宪兵队的检查，找到了她的上司加里。但一见加里的面，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她直言告诉加里她从离开英国后还未吃饭呢，因为她不知道如何使用法国的配给证或饭馆的饭票。此外，加里也没有从伦敦得到指示说她要来。这很容易使人把她误解成盖世太保派来的特务。但是，诺尔赠给加里的一束麝香石竹使加里相信了她，这是伦敦告诉他的联络暗号。加里对派诺尔这样一个人来执行任务感到很吃惊。 尽管如此，诺尔还是被这里的间谍网接收了。第二天，她被安排在凡尔赛附近的国立农学院里，住在间谍网的一个副职官员阿尔弗雷德·巴桥乔斯基家里。一周后，她又搬进了布洛涅森林边缘的一个住所里，那里的女主人是间谍网的代理人，她在那里架起了天线，开始了发报工作。 危险的游戏在德国驻有重兵的加来半岛上，出现了一个令德国士兵为之神魂颠倒的女郎。她就是诺尔。她此次的一个任务就是搜集加来半岛的德军情报，以及加来的水文、地形、气象等情报。——当然，这是为了使德军相信盟军将在加来登陆，然而，她并不知道内情。 诺尔以洗衣妇的身份为掩护，出入德国的兵营。她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但驻加来的盖世太保头目并不想惊动她，他们任由诺尔出入德国的兵营，并看着她和德国士兵们交往。诺尔和那些德国大兵处得很好，这些远离家乡的德国大兵很愿意把他们的情况告诉这位热情的洗衣妇。 盖世太保的头头们终于忍不住了。党卫军的一个队长盯上了诺尔。很快，他们就打得火热起来了。队长热情地带诺尔去兜风，带她观看加来半岛的情况，并详细地介绍加来的德军情况，——借此来观察诺尔的反应。果然，诺尔对这些情况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很亲热地诉说着各自的“衷肠”，实际上各怀鬼胎。忠实的队长把这些情况汇报给自己的上级。最后，这些情况又被汇报到希特勒那里。不久，加来半岛的兵力又加强了，希特勒更加相信盟军将在加来半岛登陆了。 诺尔在加来半岛活动了一个多月，详细地把加来德军的情况，加来半岛的地形、气象等报告给伦敦。尽管这些情报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但伦敦仍给她以嘉奖，表彰她在加来的“出色活动”。不久，诺尔又回到巴黎，开始了她的报务员工作。 诺尔一到法国便被盖世太保盯上了，但她自己并不知道，她从加来回到巴黎后，又把盖世太保“带回”巴黎。这时，巴黎的情报网已开始垮台，有些人被捕，有些人撤走了。她不得不去找新的住所，并把被捕人的名字报告给伦敦。她把无线电谍报站留在费桑代利路，然后，返回自己三十年代住过的故居，并访问自己的学友。 盖世太保的搜捕加紧了，诺尔也受着他们的严密监视。诺尔的活动也马马虎虎，好像故意暴露给盖世太保一样。她在巴黎围着一条印度人的围巾，这使她的印度人的相貌更加突出了——尽管她来法国之前已把一头黑发染成黄色。 诺尔忠实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她把巴里了解到的情况发往伦敦。就在这个时期，伦敦已经决定让巴黎情报网撤离了。 1943年8月，法国分部的博丁顿乘飞机来巴黎调查巴黎情报网被捕人员的情况，并见到了诺尔。他对诺尔的处境大惊不已，并建议伦敦把她撤回国内。8月15日，伦敦派了两架飞机去接博丁顿和巴黎情报网的一些幸存者，本来应该把诺尔一起接走，但诺尔坚决地拒绝了。伦敦特种行动局指示她继续留在法国，因为她如果走了，法国就没有报务员了——实际上，法国的情报网已经不需要报务员了。 诺尔就这样被留了下来，完成她最后的使命——被捕。 弄巧成拙诺尔在巴黎神秘地失踪了两个多月，盖世太保找不到她的行踪了。就在盖世太保准备放弃对她的追捕时，加里的妹妹雷妮·加里把她的地址报告给了盖世太保，并领取了十万法郎的赏金。 10月13日，诺尔在她的巴黎公寓中被捕了，几分钟后，她被带到了巴黎的盖世太保总部。伦敦特种行动局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与德国情报机关斗智的“无线电游戏”。 诺尔公主被捕时表现得很镇静，在审讯时也很镇静，她并不讳言自己是英国的间谍，干的是报务员的工作。党卫军保安局的审讯官基佛对她很钦佩，并且准备宽恕她。然而，诺尔很快就触怒了这帮人，在党卫军总部时，她两次企图逃跑，两次都是刚到了大街上又被抓了回来。党卫军老实不客气地给她上了刑。不久，她被送到巴当韦莱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九个月，并上了镣铐。 诺尔的性格比特种行动局的教官们认识的更加坚强，但她却表现出了严重的马虎大意。被捕时，她的无线电台、密码以及伦敦给她的所有回电都被缴获。实际上，党卫军的无线电游戏专家约瑟夫·戈茨用来同伦敦进行让对方相信的无线电通讯所需要的一切都被缴获了。 戈茨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顶替诺尔，重新开始向伦敦发报。——这也是伦敦特种行动局所期待的。但是，诺尔拒绝给戈茨帮忙，所以这场戏就由戈茨一个人来演了。 到了圣诞节，英国人已经肯定诺尔已经被捕了。于是，这场戏便在两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之间演了下去。戈茨为了弄清英国的底细，给伦敦发信号说需要一批武器，伦敦回电答应在某时某地送去十二箱，但后来德国只接到一箱。这时，戈茨有些怀疑了。伦敦赶忙说是空投时出现了意外。不久，“诺尔”又来电要“活动经费”，伦敦赶忙送去了五十万法郎。这次，戈茨受到极大鼓舞，于是又给“法国抵抗组织”要大批武器，伦敦也只得照办，又空投去了大批物资。 然而，无线电游戏终于给英国间谍机关带来了悲剧性的结果。 “诺尔”又要求再派一些人来，赌红了眼的英国特种行动局也只得照办了。七个缺乏经验和训练的间谍被扔到了法国。 当然，在法国等待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接头人，而是盖世太保。令戈茨最为得意的是，他利用无线电游戏抓到了英国的大间谍安托姆。安托姆是法国分部最受重视的组织者之一，并同法国的银行界和企业界上层集团有联系，曾经三次完成危险的任务。这次，伦敦特种情报局把他送到了法国。安托姆也是一登陆便被捕了，在被审讯时，安托姆明白了自己被捕的原因，大叫“我被出卖了”，然而，他已经不可能脱身了。后来，他被在格雷斯申集中营枪毙了。 从诺尔到后来的一些间谍，无一例外地带来的信息是：加来。他们都被告诉收集加来半岛的情报。戈茨从伦敦得到的“指示”，也都把目标对准了加来。这些情报很快报告到希特勒那里，使这个独裁者更加相信了盟军在加来登陆的可能性。于是，诺曼底的一部分军队被抽调到加来，加来的防御更严了，而诺曼底则放松了警惕。 送死的小棋子在集中营里，诺尔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疯狂的盖世太保希望再从她身上榨出些“油水”来。但诺尔的坚强着实令他们钦佩，她抵住了盖世太保的各种严刑，什么也不说，尽管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英国特种行动局出卖了，也不知道自己只是政治家玩的游戏中的一枚送死的小棋子，她知道自己已经回不去了，但到死一直保持着对组织的忠实。 1944年6月6日，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成功了，防守在诺曼底的德军还没有回过味来，就迅速被击溃。希特勒犯了一生中的致命错误，把防守的重点放在了加来。但集中营中的诺尔，却并不知道这里面有她的功劳呢！ 诺尔被转了几个集中营，大部分时间是带着手铐脚镣的。她对生还已经失去了希望，只是想知道伦敦的消息。她从刚被抓进来的间谍那里听到了盟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并祈祷真主，保佑盟军的胜利。但对自己为什么会被捕，她一直不清楚。 1944年9月14日，盟军的坦克已经逼到了诺尔所在的达绍集中营。诺尔和其他几个被俘的女间谍被带了出来。她们被带进了“一个铺着沙子的刑场”。沙子上的血迹已向她们表明了她们的命运。诺尔带着微笑，听着远处传来的炮声，法西斯就要失败了，这里面也有诺尔的功劳！诺尔自豪地想着。她们被命令面墙跪下，她们两个两个地拉着手，跪在一起。党卫军的刽子手从她们背后走过来，对她们开了枪。然后，她们的尸体被当场焚化了。几小时后，盟军的坦克开到了这里。 当然，英国也没有忘记诺尔。尽管诺尔不知内情，但她确实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立下了大功。1949年4月5日，她被追授了乔治十字勋章，表彰她在“最危险时刻表现出的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最突出的勇敢行为”，并且让人制作了一块匾，挂在伦敦骑士桥后面的哈罗兹教堂的墙上。每年春天，都有人在匾的脚下放上一小束春季的鲜花，以纪念这位被出卖的女英雄。 但是，这一切诺尔都不会知道了，她已经怀着胜利的微笑长眠于地下。也许，她正在为没能亲眼看到盟军的胜利而感到遗憾呢。 诺尔为盟军的胜利立了大功，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伦敦特种行动局的这种做法是极不人道的。战后，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走漏了，善良的人们向法庭对特种行动局提出指控，但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而不予受理。于是，一些人开始进行调查。在荷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此事。这个委员会出示了一些证据，证明特种行动局为了进行欺骗敌人的无线电游戏，确实派送了间谍，并使他们被捕。英国外交部后来也被迫允许荷兰的调查员访问曾参与此事的一些特种行动局的高级官员，但他们狡猾地回避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承认曾与德国进行过无线电游戏的欺诈。荷兰的调查最终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不了了之。然而，英国外交部却发了一次声明，宣布所谓的由于战术和战略欺骗而出卖间谍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的，对自己的行为矢口否认。 曾经参与此事的英国人富特说，法国分部从来没有打算让他们去送死，盟国方面的任何人也确实没想过让他们去死，但是“他们是不幸的，正在暴露的一翼在暴露的时候被俘了”。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的。因为特种行动局即使不至于利用诺尔来进行无线电游戏，但一旦他们的电台和密码被缴获，这个机会他们也不会太加以利用。 英国女作家富勒女士竭力为诺尔的死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当她访问特种情报局的头子德里库时，德里库莫名其妙地说：“司令部的想法谁也摸不透。”富勒女士进一步追问是不是故意安排牺牲诺尔时，德里库说：“我的看法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不会那么拙劣。” 如果特种情报局依靠如此不可预测的手段进行欺骗，那确实显得很“拙劣”。但实际上，他们的策略的准备和执行远比这高超。当时，加斯科情报网的领导人乔治·斯塔尔曾冒着生命危险警告伦敦特种行动局，说电台和诺尔已落入敌手；而伦敦却告诉他们不要多管闲事，特种行动局自己心里有数。但伦敦真的心里有数吗？显然不是，除非他们已经甘愿牺牲诺尔和安托姆这样的大间谍。 结语诺尔、安托姆以及其他几个间谍的死因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了。哪个国家的特务机构会做出使自己不利的报告呢？ 也许对这一令人悲痛然而又是英雄的事件的最后判断应该由注重实际的人来做出。那就是，这些男女自愿到孤独的、暗淡无光的战争边远地带去战斗，在那里，生存、胜利或者失败是唯一的标准。但这种解释能站得住吗？诺尔们知道他们一离开英国海岸就被认为已丧失了生命吗？也许只能说，在那个铤而走险和无情的时代，只能采取铤而走险和无情的行动。就像战争期间伦敦监督处的美国代表鲍默所说的：“英国人在大举进攻前都有一种无所不为的心情。”也许正是这种“无所不为”送掉了诺尔们的性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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