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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棵凌霜的树 人们都喜欢把父亲比作大树，我自然也不落俗套。我把父亲比作一棵凌霜的树。父亲生于上世纪一九二八年的正月十五。真是个好日子呀！全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要在这一天为他“庆生”。因为这天正是我们华夏民族传统的“元宵节”。俗称“过大年”。自古无论贫富贵贱，这一天都会过得很隆重很热闹。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诞生的。据我的祖母讲：父亲从六岁发蒙，在我祖父的私塾里一读就是九年，直到他十五岁那年被湾子里的族人善宝爹“骗”出去当兵。父亲起初当的是“国军”，那时的“抗战”还没有结束，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因此父亲自然是赶上了“抗日”的尾巴，成了一名“抗战老兵”。后来据父亲讲，他所在的部队是在一九四七年起义的。因此上父亲从上世纪的四七年就投奔到了党的怀抱，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父亲有文化，他一参军便是连队文书。我曾经问父亲在部队时有没有打过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父亲的枕头底下有一把“王八盒子”，上面还系着红飘带。父亲说：我怎么没打过仗？京、安、应就是我们的部队打下来的。（过去的京山、安陆、应城的合称）。父亲讲，那时打“解放战争”还是很艰苦的，一月半月不洗澡是常有的事，吃的是自己背的干粮，有时渴了就喝田沟里的水，身上长满了虱子，“弹尽粮绝”也是常有的事。父亲说起这些久远的往事脸上的表情并不丰富，还没有平时给我们讲故事那样的绘声绘色。既不夸张，也没有半点的骄傲，就像是在讲述着一段平凡的家事。后来父亲在土改时转业到了地方，也干过“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些事，不过那时的他老人家就已经是一个小头目了。做着听汇报、作部署的工作。其实父亲骨子里头还是很胆儿小的。也许是打仗打怕了，也许是有了我们他舍不得小家。听母亲讲，上世纪的一九五六年，组织上要调他去西藏，他就“抗命”了，他没有去。因为那时候去西藏肯定是要打仗的。而且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我和大妹。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我父亲邹学敏、母亲吴玉兰，于是父亲就为我和大妹取名为“敏玉、兰学”并且一个姓邹，一个姓吴，可见当时年轻的父亲有着多么新潮的思维，多么的与众不同啊。没有去成西藏，父亲说他来自农村，他也喜欢农村、农业、喜欢做一个农民。在这之前他历任孙桥区土改工作队队长，永隆区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兼人事科长。于是组织上派他（当然也带上他的吴玉兰，邹敏玉，吴兰学）来到离县城十多里地的一片农田：“观音岩”农场安下了家。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他由一套班子，他任场总支书记兼场长，发展成为拥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大型农场。这个农场除了生产粮食上交国家外，所有生活用品几乎自给自足。这里有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副食加工厂、畜牧场。父亲的畜牧场养的猪是一种叫“约克夏”的大白猪。它们的照片还被父亲带到北京开过劳模会。（我是从父亲一九五七年北京劳模会的影集上看到的。）我在父亲的农场上了两年幼儿园、三年小学。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个农场划归部队接管，我们也结束了六年的农场生活，随父亲回到了城里。这次回城，父亲的人马又壮大了，我又有了一个妹妹“跃华”、弟弟“小波”。父亲回城后担任当时的“农林水” 战线总支书记兼林业局局长。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看到父亲母亲，他们一个干着下乡工作组，一个则常年在全县十六个乡镇还有各林区（太子山林场、虎爪山林场、观音岩林场、梭罗河林场等），他到这些林区巡察，忙着植树造林的工作。父亲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书籍。小时候我看到过家里的“造林学”，“林业”杂志，除了这些专业书籍外，最多的还是家里的各种文学期刊，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还有许多的小说，可以说只要市面上出的新书我家都有，因此我从小就涉猎了许多别的小孩不曾看到过的书籍。父亲喜欢读书，还喜欢讲故事。他讲故事都是用文言文讲的。我记忆犹新的是，他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位教书先生一天下学回家，看到自家菜园里有一头小猪在吃菜，他就大喊道：娘子，豕食蔬，豕食蔬。可是他的娘子哪里知道他这是在说的什么呢？就没反应。这位先生便摇头晃脑地说：吾在诲尔谆谆哪，尔则听之渺渺哦。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四年了，我真的一点也没忘记，就连父亲当时讲故事的神态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父亲一辈子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讲这讲那的。我记得有一次家里吃饭，桌上有一碗鸡蛋羹，父亲见着这碗鸡蛋羹，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好吃佬”故事。说有个好吃佬每逢到别人家做客就总喜欢趁人不备时偷吃主人的菜。一天，他到一好友家做客，主人知道他的这一爱好，就上了一碗滚烫的鸡蛋羹，紧接着让夫人很快又端上来一碗菜，不给他偷吃的机会，这位老兄不知是计，待主人一转身，他就偷着舀了一勺鸡蛋羹放到了嘴里。没料到主人很快又端一碗菜转来了，于是他用嘴包着这口滚烫的鸡蛋羹，仰起脑袋望着屋顶。这时主人开腔道：老兄，您这是在看我家屋顶的椽子吧？我家这椽子是在“喝一口”买的。这时，好吃佬终于咽下了那口滚烫的鸡蛋羹，对主人说：提起“喝一口”啊，我是眼雨（眼泪）一漫啰。还有一个瞎子与睁眼子“打平伙”（就像我们现在的ＡＡ制），两人出了一般多的钱在餐馆吃饭，睁眼子见瞎子每吃过一道菜就挪一个地方，目的是怕瞎子吃到了好菜。可是那瞎子也灵光，他吃一个碗的菜也挪一个地方再夹菜，就总能吃到不一样菜，往往还误打误撞的总能夹到好菜。一顿饭下来，那睁眼子只顾提防瞎子根本就没怎么吃到东西。那里成想那瞎子吃完饭竟大哭起来，你说他为什么哭？他说：我一瞎子都吃到这么多的好菜，你一睁眼子肯定比我吃得更多。我想父亲当时讲的这个故事也许就是说的“人心不古”这个道理吧。总之父亲还有许多类似的机智幽默的故事，总能把人逗笑。父亲一辈子喜欢看书，藏书；一辈子喜爱烟、酒、茶。他几乎每顿必喝酒但很少喝多喝醉，从喝酒上看他是一个自律的人。打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爱偷喝父亲留在茶缸子里的“茶母子”。他每次喝茶都会留下一些茶水将茶叶浸泡着，称之为“茶母”。可是他的“茶母”曾一次次的“被盗”，从来没见父亲在家责问过谁，至今我也不知道其他几位妹妹弟弟是否偷喝过父亲的茶母。反正这种“家贼”行为我一次都没有被父亲抓到过。至于“偷”父亲的书那更是常有的事。一本“啼笑姻缘”，父亲可能认为是“少儿不宜”吧。他用油布纸包着埋到了后院的阳沟边都被我找到了。当时的我看了这本书的真实感受只是对作者张恨水那高超的写作技艺深感佩服，也没有对那些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有多么羡慕。因为它离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太遥远了。还有就是对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樊家树和沈凤喜的遭遇十分同情罢了。好像也没有“中毒”啊。父亲的眼睛近视得很厉害，他一辈子看书走路都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说他年轻时仗着视力好，下乡时老是在月光下做笔记或者看书，特别是在土改工作队时，农村条件差，几乎都是夜晚在禾场上开会，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把眼睛给熬坏的。到了晚年，父亲看书就不怎么戴眼镜了，他老是拿着书凑在鼻子尖看。我就说老爸，您这不是在看书而是在“闻书”。我家里后来的藏书还有每月必买的“读者”杂志，他基本上都给“闻”得差不多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很少生病，他最多也就是发发“劳伤”。其实这个所谓的“发劳伤”就是重感冒或者是病毒性感冒的症状。父亲在发劳伤时就吃“感康”胶囊，五毛钱一板，吃完睡一觉就好。他这一辈子住的唯一一次院还是一次被蛇咬了到县城住过几天院。后来还是弟弟弟妹几次强行将他弄到大医院检查身体，他才进过一两次医院。有一次还有我陪同，在做心脏检查时那位女医生对我说：你父亲的心脏像二十多岁年轻人的心脏。当时父亲已经有八十几岁了。我想，在父亲单独生活的这些年里，怎么会一点病痛都没有呢？只不过他老人家心态好，性格坚强没把病痛当回事罢了。因此我说父亲是一棵凌霜的树。就像老屋门前那棵巍然屹立的鸡公树。母亲先于父亲二十多年前就走了，父亲的晚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的。他很乐于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上上小街（我们老家的三阳街），喝喝小酒，打打小牌。父亲的所谓打牌是用扑克牌和邻居的小孩们做“拖板车”的游戏。偶尔人多就与别人用扑克牌打“跑得快”。他多半的时间还是看书。就连小弟从葛洲坝带回家的集团内刊他也一字不漏的“闻”。寒来暑往，父亲孤独地过了近二十年的晚年生活，最后是我们几个姐弟商量后硬行把他接到了城里的养老院，在那里父亲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几年。父亲的离去仿佛也是神的安排。二零二零年的中秋节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养老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不行了。我便通知三妹跃华，她和妹夫海明先一步赶到，为父亲送了终，等我们赶到时他老人家已经没能睁开眼再看看我们了。父亲生于战乱时期的元宵节，卒于和平年代的中秋节，享年九十三岁。走过了他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不能不说他是一位有福之人。他的福气是他命里带的，就像他平时总说：我要那些财产干什么？我的四个孩子就是我所有的财产。是的，父亲的这些“财产”们无疑都是他和母亲的宝贵财富。父亲的这些“财产”们也早已开枝散叶，又滋生出了更多的“财产”。这些“财产”将会生生不息，一代接着一代的往下滋生蔓延。这些“财产”其实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伟大民族强大的生命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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