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瑞金李文艳 | 霍尔大众文化变革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研究

花间挹香 202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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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重大变革,意味着大众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撑,大众文化的兴起正是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霍尔辩证地看待技术在大众文化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将大众文化放置于更为宏大的统治与抵抗的关系之中,看到了大众文化内含着既可以颠覆也可以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双重本质,因而技术的作用也具有双向性。一方面,技术理性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文化控制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也同时获得了技术所给予的多样化抵抗资源,因此从大众文化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角度看,在技术全球化背景下大众文化面临的同质化趋势需要一个多元宽容的未来。

关键词：霍尔;大众文化;变革;工业;技术批判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重大变革, 这一变革以现代技术进步和工业文明为前提, 是技术发展的文化后果。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始国家, 能够最为直接和强烈地感受到工业化过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霍尔是战后英国左派政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认为文化、社会问题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并展开激烈的争论, 但这种关联一度被忽略了, 在这样的历史性转换中技术与大众的主题没有被充分的论述, 也没有建立适合的理论架构。霍尔以英国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解读大众文化, 将大众文化置于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结构中来把握其实质。在霍尔的解读模式中, 大众文化表达着双重的价值, 一方面阐释着具体的微观事件和活动的存在意义, 另一方面也被放置于更为宏大的统治与抵抗的关系之中。大众文化内含着既可以颠覆也可以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双重本质。因而, 霍尔既有对作为政治权力的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控制的批判, 把现代媒体技术确立为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同时, 也有对大众文化本身包含的挑战和抵抗因素的挖掘, 认为技术同样激发了大众抵抗的多样性资源和样式。霍尔强调大众文化是作为具有抑制和抵抗双重性质的斗争场所而存在, 着力于思考大众文化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认为知识的生产不只服务于支配者的利益, 也服务于挑战支配者的那些从属群体的利益, 大众文化与大众政治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 关注大众文化的意义即在于它是社会主义可以被创立的地方, 是激发底层民众革命潜能和主体意识的场域, 是体现大众文化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的场域, 是技术全球化时代下大众文化突破同质化趋势建立一个多元宽容的社会的根本所在。

一大众文化的兴起奠基于技术进步

文化是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文化能够记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重要而且持续的变迁, 借助它我们可以探寻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层本质。大众文化是消费文化,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形成而逐渐兴起。霍尔认为, 大众文化“首先在都市商业文化兴起的阶段得到定义”[1], 虽然最初因为文化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直接独立的地位, 因而被看成是对传统文化的威胁。但大众文化的兴起正是根植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当中, 它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深度的确定的社会关系的转型, 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事实上给予了这种转型一个定义。

工业化空前地改变了英国社会原有的生活模式, 工业化城市化以一种不均衡的速度为英国社会的原有生活模式带来了空前的变化, 以大城市为中心并逐渐辐射小城市和乡村, 发展速度和节奏的差异使得人们的生活处于新旧掺杂的状况, 既有“旧的两层砖房, 属于工人阶级的居住区, 一排排的矗立在黑暗的街道上”, 也有“伦敦郡议会新建的八层公寓住宅楼, 它被夹锯状的草地和混凝土所环绕”, [2]153旧式建筑和当代城市面貌的共存展示着全新的物质环境。工业化所带来的战后的繁荣和高水平的雇佣率也促成了新的消费习惯、消费态度的形成。从汽车、房屋装修到家居产品的消费趋势所展现出的消费态度的转变已经在工人阶级社区内悄然发生, 虽然没有彻底的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 但显然变化已经发生, 新的与旧的交织在一起存在。霍尔认为“至关重要的变化能够在工业劳动的节奏和性质上观察出来”[2]154, 在对重工业和采矿业领域考察的基础之上, 他指出技术创新在这些领域已经发生, 对传统技术的大规模改造伴随着工厂作业安全规则的改进, 建立在技术自动化基础上的技术工业与工业劳动的模式一起获得了发展, 劳动本身的性质以及相关的节奏和技巧已经彻底的改变。

霍尔的思想生长发展于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 经济上看, 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从政治上看, 技术工人和不断壮大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逐渐消减了原有蓝领工人的数量, 但工人阶级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改变其阶级身份。福利社会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品的总量的增长并没有把工人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霍尔早期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文章《无阶级的观念》的写作背景就是为了回应当时工党内部关于工人阶级的争论, 其中工党成员安东尼·克罗斯兰认为, 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阶级将不复存在。而E·P·汤普森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严厉批评, 认为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总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面对论争, 霍尔则指出, 一方面是全新的物质环境和新的消费习惯,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文化和生活方式, 其实质就是物质环境和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我们需要将'经济基础’解析成构成性要素, 以保证我们的态度, 客观分析当时工人阶级的物质环境变化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有更加自由的发挥”。[2]156霍尔认为, 当下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发生变化, 但并没有彻底颠覆原有的生活模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应当是一种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相反, 其间存在可供发挥的巨大空间。

二技术构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控制的新形式

大众媒体被看作现代社会进化的手段, 也是社会复杂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之一。“发展中的消费主义以及传播技术———特别是电视———的进步, 很早就被确认为一种能潜在的重塑和加强资本主义控制的现象”[3]。新的媒体形式、媒体语言以及传播方式不断重构我们的生活和文化, 技术手段和资本的接合使得媒体文化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的大规模的扩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与文化批判开启了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的帷幕。在文化政治批判的历史发展中, 法兰克福学派不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 而是从文化的角度介入到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批判。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的职责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的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4]250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命题持赞成态度, 但在此基础上认为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最为瞩目的主题, 必须重新思考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文化和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除了对技术理性展开的批判路径之外, 一个重要的、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批判路径就是大众文化批判。正如霍克海默所认为的那样, 是文化工业的分析打开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之门, 大众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主题。霍克海默从人的生存的角度理解艺术的本质, 认为“反抗的要素内在的存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4]259, 将艺术看作是具有抵抗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都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蕴, 而且也怀着美好崇高的政治理想, 但是其严重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和对大众文化的蔑视与英国早期文化主义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有相似的立场, 但是他们批判的出发点是截然对立的,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是因为大众文化降低了文化的层次, 使得工人阶级失去斗志, 沦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而“文化与文明”的传统则恰恰相反, 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是为了让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精英文化不受其影响而保持原始的评价标准。这两种情形后来都成为霍尔以及文化研究学者批判的对象。

霍尔认为, 现代媒体技术使得大众文化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无论是超越阶级对抗, 树立文化权威还是限制大众民主, 获得普遍认同都依赖于其技术基础, 这些文化问题的解决一定与国家权力相关。英国国家对观念和认同问题的管理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日新月异的传播手段和大众媒体形式的持续控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在一个大众民主的社会, 国家的文化权力是建立在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技术媒介基础之上的, 大众媒介在职能和构成上是以大众机构的形式出现, 而不是政府的权力部门, 但是它们又从国家内部获得权力。这种既不属于国家却拥有国家权力的媒体形式和构成使得媒体对国家形成了一种依赖性和独立性并存的微妙关系。霍尔认为, 大众媒体的发展反映了国家的发展, 作为主导文化的文化代言人, 媒体在成长中会“将整个人民的文化作为有机的国家的文化来反映, 而且同时维护传统价值和尺度, 并教导大众趣味趋向'更好的自我’这一公共职责”[5], 显然, 这是按照国家的职责而不是依据市场的规则来定义的媒体。一些大型的垄断性媒体在二战期间从公益性的存在转变为国家的一个文化机构, 一方面它获得了国家的授权来发声, 但另一个方面它仍然是一个企业, 霍尔认为这是经济上的垄断资本和人民以及政治国家之间确立的新型关系。霍尔通过回顾英国广播公司是如何将自己打造成国家文化的代言机构来证明垄断的媒体机构从法律上保有其独立于国家的性质, 但却内在的与国家相关联并为其服务的本质。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向人民传递资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也化作全部人民的代表来传递大众的心声。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媒体电视再次挑战了国家的文化职能的实现形式, 和广播阶段相比较, 此时的国家权力的规范和管理活动更多的是基于市场逻辑基础之上的, 通过渗透自由市场来起作用, 鲜明地表现出对大众消费者的迎合特征, 这样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体的大众媒体都表现出强烈的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但是霍尔也指出, 尽管国家的干预和介入显示出其隐性温和的一面, 但是媒体的运行和发展总是存在和国家之间的大量的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如广播或是电视台的运营总是在国家的权力范围内并且设定了详尽的标准和要求, 要求节目既要服务于大众的公共事业, 也要满足大众的趣味和爱好, 尤其是新闻时事节目被要求在宪法基础之上的独立表达, 为广播和电视的自由市场性提供了合法的限定。霍尔认为, 在这种新的媒介模式中, 其行为都类似于国家的权力实践, 具体表现为和平团结时期的共识的传递以及政治分裂时期的公正持中的立场, 媒体都展现出霍尔称之为“影子国家”的特质。

三新技术时代的大众文化抵抗具有多样性

当新兴科技、多样化的产品一步步侵入我们的生活时, 人类已经无法逃离物质世界的影响, 但重要的是霍尔看到了在这变化了的物质世界, 无限多样的商品中也暗含着一种可能性———发展民主文化的可能性, 这让霍尔看到了新兴的消费文化的希望所在。消费文化的兴起意味着物质和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不再重要, 而重要的是从商品背后的内涵意义符号价值。斯莱特在《消费文化和现代性》中指出消费总是而且无处不是一种文化过程, 但是“消费文化”这个概念则是唯一的、专有所指的, 它是西方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再生产主导模式。他认为, 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中已经无情地被物质化, 但是商品的物质性世界, 无论是在其生产过程中渗透的设计还是风格和美感都是“彻底的文化”[6], 正是技术加速了文化变革的节奏和力度, 但这种变化中重现出民主的希望。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与文化批判的先驱, 在霍尔看来, 他们忽略了技术在为作为政治权力的大众文化提供支持的同时, 也为底层大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反抗资源和形式。霍尔在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接合中展开批判, 认为“消除技术异化, 使技术不再是资本价值增值的手段, 进而走向'改造人的生活, 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7]是可能的。指出技术资本和媒体和商品的迅速接合一定意义上使得大众媒介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 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 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标志的电视及其跨阶级观众的出现、文化产品化以及以青年文化为代表的各种亚文化的活跃, 也包括种族和年龄等因素使得文化的阶级性一步一步被替代, 都为大众文化的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可能。随着阶级意识的相对淡化, 大众文化领域的主要张力表现为主导文化与被支配的从属或边缘群体的文化之间的对立, 大众文化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指向由种族、性别、年龄为标识的文化种类。

边缘群体的亚文化和主导的文化与权力之间的整合与对抗今天依然是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被法兰克福学派弱化贬低的大众文化的消极被动的性质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获得了不同的评价和阐释。霍尔以及他所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基础框架中, 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做了积极的解读, 着重挖掘青年亚文化中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意识和全新的抵抗形式。青年文化是霍尔较早也是最为关注的领域, 霍尔认为, 青年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出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青年文化是最能够反映社会变革特征的风向标。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对青年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所持的态度是全然否定, 显然霍加特对其中所蕴含的抵抗和解放的因素估计不足, 也忽视了青年文化构成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虽然霍尔与霍加特对青年亚文化的讨论有相似的切入点, 但观点却大相径庭。霍尔也注意到战后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媒体科技的革命性发展对青年的影响, 但从中他看到的不仅是其消极的一面, 并不认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繁荣是工人阶级文化渐趋衰退的原因, 认为青年文化中既包含着商业文化复制的因素, 也包含着青年自身的表达。

通过仪式来实现抵抗是青年亚文化最主要的模式。通过个性化的音乐舞蹈形式、另类的着装打扮等独特风格表达抵抗是青年亚文化的标志。这些外在的方式正是青年亚文化表达反主流姿态的抗争模式, 也是增强群体内聚力的方式。青年群体会对父辈谈判和抵抗的方式加以借用改造, 主要通过消费时尚商品、占用其意义并将其挪用组合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群体生活和代际感受, 这种意义拼贴的目的在于体现其抵抗的性质, 即表达风格体现自身存在和对主导意义的回应。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从无赖青年到朋克, 从摩登族到嬉皮士, 都通过服饰、音乐、姿势等标签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霍尔指出,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仪式性的东西如何被使用, 认为:“通过对事物进行符号化的使用来巩固和表达一种内在凝聚力的做法, 同时也是一种对于其他群体的隐含的对抗”[8]。贝克尔认为媒体和主流文化对亚文化具有创造性作用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霍尔, 在《通过仪式的抵抗》的原版序言中, 霍尔坦承他们研究的起点正是华德·贝克尔的《局外人》。认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的形成不是通过个体形象创造出来的, 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是借助于已经存在的事物本身的意义系统, 在新的语境中, 对意义重新组织排序, 进而生成新的意义, 这种方法定义为“拼贴”, 被赫伯迪格称为“符号的游击战”。

作为抵抗形式的青年亚文化无论是音乐、服饰还是行为举止总是在传递反抗, 麦克罗比认为他们所表达的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体验。但格罗斯伯格认为“问题不在于关于青年的不同话语是否准确, 而是它们本身是青年被组织起来的环境的一部分”, [9]意在突出青年亚文化形成的社会话语环境的塑造和建构功能。霍尔对青年亚文化的文化政治分析不仅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其一贯的消极评价, 极大地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的文化政治内涵, 对青年亚文化中存在的阶级图景全面描述的基础之上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剖析, 同时也开启了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多维度的青年文化研究, 发掘出其积极的抵抗意义和多元化的抵抗形式。

四大众文化抵抗的本质在于人的解放

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化进程加速前行, 尤其是电子媒体的发展不断加剧世界的快速联通, 发达的媒介技术使得各种公共的或是商业的电视节目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呈现和观看。这种电视节目的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在资本主义追求新的技术发展和商业市场的扩张逻辑支配下完成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下, 文化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 霍尔关注的是随之产生的对文化的控制和文化同质化的后果以及文化发展的未来。

霍尔为以创造解放的可能性为目的的批判性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著作背后的目的被新左派所塑造, 同时他一直以理性的分析与实践的干预追寻着这一目的, 为世界民主改革做出了贡献。在今天美国移民政策出现大的调整,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历史背景下讨论霍尔的文化多元和宽容似乎更加必要和应景。霍尔特别关注全球化过程中主体社会身份的多元化, 并试图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详尽分析来获知其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旨趣。哈贝马斯将人类的认识能力理解为一种兴趣, 并将其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认为比技术的和实践的层面更高级的层次是解放的兴趣, 霍尔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正是学术研究的至高的境界, 是一种解放的政治, “将人类解放的总体目标细化为种族、性别、青年亚文化等具体的文化身份的公正享有”[10]16等微观政治目标当中。霍尔相信“社会主义事业正是通过不断提出问题、表达质疑和分析批判而得以发展和进步”。[10]17

在同质化和一体化的趋势越加明显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变的愈加封闭、单一, 霍尔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倡导至少为我们讨论种族问题与民族团结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国家和多元主义等问题提供了机会。霍尔认为,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机构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再现系统, 而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存在, 是由社会不断发展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构成, 也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的多元存在。因此, 把国家的文化身份或是文化认同看作是“将差异表现为团结或一致的话语手段, 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统一的。它们被深层的内部分歧和差异割裂, 并且只有通过文化权力不同的形式来实现统一。”[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国家身份是通过有关领土和行政类别的符号和仪式组成的一种结构, “尽管在每一个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和剥削, 但国家总是被看作提供了一种深层的、横向的统一关系。”[12]强调国家身份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霍尔则不同, 认为安德森对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的夸大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差异。霍尔强调多元性和差异性, 认为人们在分析种族主义的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结构时应当首先重视的问题是克服对差异的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经过权力建构的差异。在他看来, 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要“把根据智力资源可以发现的所有事物都调用起来, 以便理解什么使得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其与差异相处的能力方面, 具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反人性特征”[13], 这是霍尔眼中文化批判的核心工作。

霍尔对多元文化问题的倡导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政治逻辑, 是应对普遍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日益发展的异质性的不同策略。霍尔认为研究和倡导多元文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面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由阶级、性别、种族等方面差异所形成的世界等级秩序, 是当我们无法消除差异、也无法为其提供统一的文化解释时, 如何构建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虽然在霍尔看来, 要做到将平等、正义和差异置于同一平台, 同一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这始终是他努力的方向。文化的同质化趋势所导向的民主自由和个体选择之所以重要不必然是因为它们可以超越个体的特殊性, 正如霍尔所说:“文化隶属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的享有方式却又是不同的”[14]241, 这看似矛盾的现象体现的正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对于差异, 霍尔强调的不是融合, 而是承认差异、接受差异, 多元共存才是全球视野中英国社会的未来文化走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