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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川阁中的李拔碑刻 晴川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上，临江而立。是武汉唯一一处纪念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地方。 相传当年大禹为治理洪水，在此“疏江导汉”，使“江汉朝宗于海”，最后取得了治水的成功。后人为铭记大禹的功绩，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在传说大禹治水的成功处修建了禹稷行宫， 明嘉靖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公元1547年-1549年)，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现存建筑为清同治三年重修）时所又紧邻禹稷行宫修建了晴川阁和一批纪念建筑，成为武汉标志性的著名景点。得名于唐朝诗人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 现阁系按清光绪年间式样于1985年重建，这次大规模重建中发现了一批碑刻。其中就有大家熟知的现禹碑亭中东侧的“禹碑”和禹稷行宫门外“荆楚雄风”碑。在晴川阁碑廊还有一方“禹碑真伪辨”残碑。 非常遗憾的是对它们的研究一直未深入的进行，甚至“荆楚雄风”碑的介绍三十多年来被认为是乾隆三十五年“荆南观察使者李振义所书，碑文意为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武汉民间文史研究者牛新民曾在“汉网论坛人文武汉”版块发起讨论并论证，把这三块碑的摹、书、撰者锁定为四川犍为县人李拔。 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李拔从未用过李振义这个名字和别号。李拔，字清翘，号峨峰，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李拔是犍为人的骄傲，县文庙旁有条街叫“文林街”，“文人如林”之意，乃因出了李拔及其族人而得名。如今纪念馆“李拔馆”就建在犍为文庙景区内，是李拔曾经生活过地方。犍为舞雩乡康乐村还有李拔及妻子杨氏合葬墓，伏龙乡天山村、丛林村分别有李拔之父李汝璋，李拔之子李元模墓葬，人称“李三棺”。在犍为还留下了“一门四进士”佳话，除他之外，其子李元模、其孙李锦源和李宗濂也都高中进士，相传一门共有八人出任知县，人才辈出。 抗战英烈郝梦麟、刘家祺、陈怀民后裔在“荆楚雄风” 李拔系唐太宗的第七子蒋王李恽后裔，明末义士李杠之后。李拔年幼时家境艰难，耕而不废读。其母周氏为让李拔交得益友，周氏挑选街坊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与儿子会课，典当头戴的簪子以招待这些学友。李拔18岁那年考中秀才，其父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且自书联语“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于书斋。父母的谆谆教诲，让李拔终身受益。31岁中举，38岁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中进士。 他一生好学、著述颇丰，工作之余仍笔耕不断、书稿不离身。一生撰有《重修犍为县志》、《福宁府志》、《福宁府补艺文志》、《长阳县志》等地方志书；撰著《四书旁注》、《困学心传》、《地理探源》、《理学探源》、《史学概论》、《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离骚解意》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他由楚北郡丞升福宁知府(府治在今霞浦县)。任内“修城垣、建桥道，筑三坝、禁停棺、劝农桑、课书院”，首开当地种玉米棉花、种桑养蚕先例。勤政备至，深得民心。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以“善最”旋调福州，福宁百姓扶轿挽留，立“去思碑”颂德。一度流传“两郡争守”的佳话。在福州，七夕节有吃蚕豆、话家常、消旧怨、结友情特俗，这习俗就与李拔有关。李拔重文化、提倡农桑。广种树木、蚕豆等，颇有政绩。蚕豆收成恰在七夕前，“分豆结缘”，相延成俗。乾隆二十八年李拔父故丁忧回籍离任，被誉为“一代循吏”。 笔者曾参与汉网的讨论，并在2017年春向晴川阁管理方反映。不久“荆楚雄风”碑的介绍中李振义被更正为李拔，但对于李拔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特别是与武汉的关系，为什么在乾隆三十五年留下这三方碑，却因历史资料有限和认知不足，未能进一步挖掘，甚为遗憾。笔者以此不成熟小文，抛砖引玉。望引凤入桐，共同关注。 李拔虽为四川人，对于荆楚大地却并不陌生。李拔为宦二十余年，任职说法不一，有些谬误且矛盾。据李拔亲著《福宁府志序》中自述“曩者余在楚北尝三任县令一佐郡”，和收录的《郡守峨峰李公去思碑记》中“历任楚之钟祥、长阳、江夏等县俱有声，不数年间晋秩司马，寻擢太守”之句。三任知县，笔者在同治《钟祥县志》《长阳县志》《江夏县志》中也得到印证。 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拔署钟祥知县，不久“补长阳县，性明敏，善诉讼，筑城垣，以能擢江夏令。”李拔在长阳，重修县志，修补城垣，修建道路，兢兢业业，利乡济民不稍怠。时长阳县域四路四坡山陡路窄、行旅艰难，李拔“捐廉”修建四路茶亭并安排人经营之事。 乾隆十九年(1754年)李拔在江夏不到一年，后升为“佐郡”。此极有可能是任汉阳府同知，可惜无有乾隆十二年以后的汉阳府志可印证。李拔曾作《神石入梦》词。“戊寅之秋，予在汉江，梦游海滨。”“闻报擢守福郡太守”“郡治风景与梦中所见无异，始信事由前定，良非诬也，诗以纪之。”又有一则故事，说李拔赴汉阳就任途中，有人欲买官行贿，李拔“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物何至于我哉！我费即缺，岂受此暮夜金。汝速持归，稍迟，且拿究矣。”此人怏怏而归。可见李拔赴福建之前七、八年一直在湖北为官，在武汉亦有数年。 宜昌三游洞“造物同游” 田联申摄 2021年11月，笔者在宜昌三游洞听同伴大声念“造物同游”，在三游洞前室第一石柱柱壁看到了“造物同游”四个大字，是李拔书于“乾隆庚寅嘉平”。在三峡峡江两岸还有大量李拔题刻，巴东“楚蜀鸿沟”“楚峡云开”“化险为夷”，秭归“宏开利济”“雷鸣洞”“路别云泥”“香溪孕秀”“安怀楚甸”和七绝诗二首等等。其中大部分书于“乾隆庚寅嘉平”，它指的是乾隆三十五（1770）年腊月。这一年，李拔应从长沙知府任上，升任荆宜施道台兼管水利。他要亲自带队勘查三峡航道，整治暗礁险滩，修筑栈道等，疏浚三峡航道。 “乾隆庚寅嘉平”，他在黄陵庙写下《黄牛山》诗四首，“铸得秦鞭驱海底”，表达其凿石平江的壮志。两年间“亲□履勘，设法筹画。去危石，开官[石曹]，除急漩，修纤路，凡施工廿余处，群工雨集，万斧雷鸣，两冬之间，顿有成效。”终于“抽薪釜底，庶静洪涛，舟航永奠，毋负成劳。” 而在“乾隆庚寅嘉平”前三个月的禹稷行宫，“菊月”（农历九月），他书写“荆楚雄风”；“孟冬”（农历十月），他撰毕“禹碑真伪辨”；“仲冬”（农历十一月），他临摹“禹碑”。我们不知道李拔为何在此逗留，但可以联想，他家在四川，多次往返峡江，且在长阳为官两载，对三峡现状和未来艰险十分了解。这三方碑树立在大禹庙前，应该是他在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之余，更多的反映了他是对大禹的崇敬和仿效；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是他对即将主持疏浚峡江的信心和决心。 李拔不仅为官勤勉，且儒雅风流、文采飞扬，书法功底颇为深厚。所题石刻除上述三峡、宜昌三游洞、汉阳晴川阁外，还有长阳观音阁“慈航普渡”“普陀概胜”、白石桥“白石雄关”，长沙自卑亭中的《自卑亭铭》等等。特别是福建两地就更多，福州鼓山“云程发轫”“卓尔”“毋息半途”“欲从末由”“欲罢不能”“登峰造极”“声满天地”“石鼓名山”“洗心台”“寻乐处”，于山“月朗风清”“丹井流香”“南教场演武厅铭”，乌山“望耕台”“题望耕台”，南台岛“龙江飞渡”，马尾“砥柱回澜”，连江“海阔天空”。福宁宁德白鹤岭古官道“鹤翥鸾飞”“沧海一粟”，霞浦建善寺“春满南天”“比礼比乐，序宾序贤”和霞浦长溪河"长溪河源"等等。署名上多用郡守、剑南、荆南观察使者、西蜀，下为李拔或峨峰。从署名上看，李拔喜用古官名替代现职，荆南观察使也是如此。 荆南，唐、五代方镇名，唐至德二年(757年)置荆南节度使，大和六年(832)一度降为荆南观察使，所领仅限荆、澧、朗、峡、归诸州，治荆州。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平(924年 -963年 )，又称荆南，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所建政权，辖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北宋初废。观察使是官名。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地位次于节度使。宋于诸州置观察使，仅为武臣准备升迁之寄禄官，实系虚衔。明朝的行省“承宣布政使”下设有分守道，是府省之间的一种催办公事的人。湖广有“武昌道”、“下荆南道”、“上荆南道”等等，这些道员，均由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兼任。 清朝入关之后，地位得到加强，成为凌驾于知府、知州等地方官员之上的一级官员。清康熙九年（1670年）置上荆南道，驻荆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荆南道更名荆宜施道。管辖荆州，宜昌，施南（今恩施）等地。 李拔疏浚三峡完工后，于乾隆三十八（1773）年，在黄陵庙西幢碑上刻有《凿石平江记》。上记有他完整的官称“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北分巡上荆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处地方兼管水利事随带加三级纪录四次”。两年后，乾隆四十年（1775）62岁，李拔因积劳过度溘然长逝于任上。终其一生，曾五次得到乾隆皇帝召见。居官服政，以爱为心、以严为用、以勤为主、以俭为尚。李拔常言：“酷吏不可为，姑息亦养奸，苟不勤，恶能治，苟不俭，恶能廉”。 晴川阁以荆南观察使者李拔所书介绍“荆楚雄风”碑是远远不够。所谓荆南观察使者既不能体现李拔真实的全貌，也不能反映其治水的功绩。禹稷行宫立于禹功矶上，是千百年来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象征。李拔三方碑以及敦本堂碑、毛会建禹碑等就是真实的抗争体现。武汉人一直与水患相搏，1949年以来，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1998年特大洪水。随着葛州坝、三峡大坝的建设，高峡起平湖。但不能忘记古往今来，在恶劣条件下治理水患的诸如李拔、李本忠等。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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