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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好黄河流域博物馆丰富的文物藏品，近期河南博物院举办了首届黄河流域博物馆可移动（金属）文物修复保护培训班。25天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对来自国内15家博物馆的18名学员来说，受益匪浅。 培训班邀请了国内文保行业知名的专家学者为学员授课。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席文保师潘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河南博物院副院长丁福利、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马清林、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夏寅、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马琳燕以及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副主任杜安等。 培训班课程设置贴合实际，内容丰富。主要涵盖修复理论和保护史、青铜器保护技术、科学分析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文物病害与绘图、青铜器清洗技术、专业摄影、文物保护传统技术、矫形与补配实践等。授课模式独特新颖，理论课程既有国外先进经验，又不失国内创新理念。实操环节有国内传统修复技术传承人手把手的指导，也有当代匠人的亲身示范。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不同理念、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无论是理论授课还是现场指导，理念上非但没有互相排斥，反而是灵活运用、兼容并包。以故宫博物院青铜修复专家霍海峻为例，他在给学员传授青铜器传统焊接技艺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不断吸纳当代修复技术的先进之处。此外，培训班领队杜安充分考虑学员自身条件和个人兴趣，结合器物保护修复难易程度，几乎是“量身定制”地为每人分配了任务。 作为此次培训班学员之一，从理论学习到实物操练，我感受最深的是近些年来文物保护各个领域理念的融合与创新。业界取得的系列学术研究和实践成果，实际上都未离开“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保护原则的指导；但由于文物的特殊属性，加上从业人员在认知水平与观察角度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导致上述原则在落实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同结果。本文仅从最小干预角度，结合此次培训班的学习内容，谈谈对该原则的理解与认识。 谈到文物保护修复的“最小干预”，有几个基本概念必须要厘清，分别是文物价值、文物特征、文保工作者的使命。 文物至少具有三方面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而它的“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特征，说明文物具有“寿命”。文物的价值属性和寿命属性，最终恰恰决定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的初心，就是穷尽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不断去“延长”它们的寿命。 文物的“寿命”应该怎样去延长？如何高质量去延长文物的“寿命”？我认为文物保护修复中“最小干预”原则，可以完美解答这两个问题。文物保护工作者在业界常常被称作“文物医生”。而医生给患者看病，目的只有一个，即用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剔除或抑制病灶，使患者恢复到先前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后续还要尽可能维持这样一个状态。这里提到“最简单的方式方法”，其实与文物保护修复中“最小干预”原则是同一个意思。 文物保护修复日常工作过程中就要特别注意对“最小干预”原则的理解和把握，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文物价值要有全方位的考量与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哪些信息需要记录和留存。这一点对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非常关键，它既需要从业人员日积月累的经验，也离不开当代前沿科学技术的帮助。举例来说，一件出土的青铜器，表面可能存在很多病害，常见的有锈蚀、变形、残缺、矿化等。在修复之前，要进行拍照、称重、量尺寸等，对一些基本信息登记。接下来就是对该器物的病害评估和价值评估。这两类评估一般来说没有固定的顺序，如果本体保存状态较好，也可以先进行价值评估。另外，文物保护常常涉及多学科交叉，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美术、艺术等多学科知识背景。要对器物年代、特征、使用习俗、流转经历、出土环境、锈蚀程度等有全方位的了解，才能对病害形成综合的判断。一件出土的青铜器，如果存在残缺变形，按现在通用的国内行业标准规范来讲，无疑存在“病害”，但如果有充分的考古资料证明，这件器物是在一场战争中，被一种锐器刺穿的，残缺变形部位是否还算病害？显然不是。残破的部位恰恰记录和佐证了历史上某一时刻、某一地点，曾发生过一场战争这一重要信息。再比如，海洋出水的一些瓷器，表面常常会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坚硬的钙化层或贝壳。那么，这些钙化层和贝壳在保护过程中要不要清除？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这些钙化层和贝壳，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人们，器物是海洋出水，非传世品。对出水瓷器，进行彻底脱盐就可以了。 对文物病害只有形成整体的、科学的、综合的判断，后续的病害去除与抑制才会有一个很好的把控。从时间维度看，文物信息应呈现出“分层”结构。马琳燕指出，文物信息可划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一层为文物物质属性，包括文物的材质、颜色、形状、结构、重量、尺寸、纹饰等；其次为历史、科学、艺术的表征，如年代、制（铸）造工艺、使用痕迹等；第三层为文物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能够揭示或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符号代表、图腾等内容。 其次，在确定文物病害后，如何去除或抑制病害发展，一定要注意尺度的把握。对于那些应该去除的病害，可循序渐进地完成。如果文物长时间留存在某一特定区域，那么它的病害及影响病害的若干因素基本可以确定。文保人员只要抓住其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将病害影响因素控制好，文物基本就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正如杜安在培训班所提到的那样，“在没有对文物进行科学的检测和信息提取之前，哪怕一次小小的清洗，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甚至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信息的记录留存，最好要按主次区分、分层递进的方式，这一点类似考古工地地层的划分，因为每一层都能传达或揭示不同的历史信息，文物保护人员需要不断思考的是，通过文物将哪些最有用的信息，传递给观众。在实际工作中，切记凡事不要过于绝对，要灵活对待文物的病害。对一件文物来说，周边环境或微环境发生了变化，病害的影响因素也会随之改变。举例来说，同一件青铜或铁质文物，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湿度是影响其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如果是换成新疆或甘肃地区，那里常年气候干燥，几乎不用担心环境湿度会对文物带来影响。 再次，从美学或哲学视角观察，最小干预，也恰恰蕴含着美和永恒。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物保护工作者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逆自然的行为。马清林在此次培训班上戏称文物保护是一门“伪”科学，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同自然规律在做斗争。文保工作者毕生追求的，就是将时间和文物劣化二维坐标空间里的一条曲线，压缩为一个点，或者说时间在他们的巧手里“凝结”了，直至永恒。 编辑：杨亚鹏 刘安琪 审核：冯朝晖 复审：崔 波 本文刊登于2021年12月7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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