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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展演、舞蹈批评不仅是舞蹈艺术实践与理论的具体存在形态，更是重要的创作评价体系，形成“体系”的充要条件是拥有可观的时空体量。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当将其时间纵轴与空间横轴并行展开时，舞蹈艺术发展的大致脉络势必隐绰其间。以全国舞蹈展演为例，其前身是1980年创立的全国舞蹈比赛，2016年从十一届起改为展演，前前后后40余年时间里，一个又一个的荣光：《再见吧，妈妈》《希望》《金山战鼓》《水》《海浪》《雀之灵》《小溪·江河·大海》《奔腾》，杨丽萍、刘敏、沈培艺、华超、于晓雪、山翀、谭元元、黄豆豆……字字珠玑，光影交错，勾勒出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步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40余年舞蹈艺术发展的瞩目成就与连绵脉络。 无论评奖亦或展演，作为重要的、由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舞蹈“创作评价体系”，围绕着新中国舞蹈艺术的根本性质、核心任务、基本规律、趋势前瞻等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舞蹈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具体问题辨是非、澄观念、把方向、拓思路成为恒守不变的初心。事实上，变身展演后愈发强化着“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并举，通过一剧一评模式，不断重塑“展评结合、以评促创”复合型平台的理念与定位。刚刚结束的第十三届全国舞蹈展演就是一个观察样本。展演按照形式分成舞剧、舞蹈诗和舞蹈节目两大类别。报送的舞蹈节目822个，舞剧、舞蹈诗38部，外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的重点扶持作品，从中总共遴选出舞剧舞蹈诗作品14部，舞蹈节目74个，通过线上线下、近二十台展演，一叶知秋，反映出近年来舞蹈创作的基本盘。无论是着眼于作品内部性的题材内容、结构方法、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或是转向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等美学维度，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将列举一二共大家探讨和思考。  面对题材对象 创作主体意志不断彰显 舞蹈创作的题材问题例来是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舞蹈艺术的非语言性、舞台时空属性决定了，其同语言类或者具有一定叙事容量、厚度、密度的艺术形式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承认一方面不同的艺术门类在题材选择上各有优长，另一方面针对同一题材各自破解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像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等类型的创作，于舞蹈界而言创作门槛相对较高，挑战也更多，多有望而却步。而本届展演呈现出一些新趋向：表现为题材选择上主动迎拒新挑战，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等题材类型在舞剧及舞蹈作品中均呈明显上升趋势。以舞剧题材类型为例，本文所指的题材类型是依据展演节目进行粗略的归堆，并非照同一逻辑或分类原则进行划分，按降序排列如下：革命题材5部（《骑兵》《闪闪的红星》等）、现实题材5部（《歌唱祖国》《到那时》等）、历史题材4部（《醒狮》《刘三姐》等）、传统文化题材1部（《只此青绿》）。舞蹈节目的题材类型包括革命历史题材16个、现实题材13个、民间民俗文化题材类型12个、传统文化题材6个，以及少数历史题材、或不依托于具体题材，象征性地展现当代人的精神风貌或生命情感的作品类型。题材类型占比或许可以作为展演的一个特点，但不一定即是创作上的特点。事实上，相较于舞蹈小作品，如扶贫题材、抗疫题材类型在表达上，存在着标签化、表面化、空心化等问题，本届展演中的舞剧作品尤其是重大主题创作，明显更胜一筹。 舞剧编导面对较高的题材门槛，探寻新思路、新办法，勇于尝试、大胆出新的勇气与智慧，尤为值得关注与探讨。能够针对不同题材进行结构方法上的探索，背后反映出对待题材的态度发生的深刻转变：题材不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创作的手段。以往，涉及革命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等宏大叙事类型的舞蹈创作，容易出现创作重心倒挂，避重就轻，将重大历史事件抽象化、概念化，人物脸谱化、标签化。题材理所应当地为人物形象和主题立意背书，“题材即正义”“题材管一切”的现象不在少数。这类创作非常有辨识度，就是“形式创新有余、内涵丰满不足”，多是皮厚无馅儿。 而本届展演中出现了多部舞剧作品，面对题材对象进行破解时能做到三个“立足于”：一是立足于创造鲜活的艺术形象；二立足于表达精深的思想立意；三是立足于凸显舞蹈艺术的审美品格，而不仅是一味地戏剧行动 雷同化的舞段。例如舞剧《闪闪的红星》，编导必然面对两个问题，如果说基于既有的电影艺术形象以外，创造一个全新的舞剧艺术形象，2001年的舞剧《闪闪的红星》已经完成了，那么今天的再创作绝不止于“从中国舞改为芭蕾舞”舞蹈样式上的翻新，而是需要解决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的再创造；其二是如何思考历史语境下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主创有意识地迎拒新挑战，面对客观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平衡，开出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药方，舞剧精巧复杂的结构布局成为创作的基本前提。全剧通过构建大、小“潘冬子”两个视角，形成了双层时空，展开复调叙事，双时空结构的基础上，织入情感逻辑与叙事逻辑，形成虚与实、抒情与叙事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欲实现高度的戏剧性与舞蹈性两种艺术形式的审美诉求，必离不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艺术手法的水乳交融，应该说结构方法决定了舞剧创作的基本走向，寻求历史语境下的“圆形”人物，而不是被“宏大”抽空了的干瘪符号，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生命情感的真实性必须并举。此外，舞剧《只此青绿》就“破题”而言亦不乏新意。如何用舞剧的方式打开一幅画作，使人类文化艺术在历史长河中徐徐展开的不再是文物自身，而是鲜活的人？这个命题太重要了，需要破解的勇气与魄力，智慧与谋略……该剧创作体现出其对既有创作观念、舞剧模式、审美品格及艺术价值的重新校准与锚定。 面对语言创新 舞蹈本体意识不断强化 在评奖活动中，我们通常会专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例如在全国舞蹈比赛的阶段，不同时期曾出现过依据舞蹈形式“单、双、三、群、小舞剧、舞剧、舞蹈诗”，或依据舞种类型“古典、民间、芭蕾、当代、现代、国标”分项的模式，赛制本身也体现出针对创作问题进行评价的主张与导向。展演不同于评奖，这个舞台更便于我们透过作品观察创作行为本身以及其背后的理念。艺术创新要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本届展演作品，在对艺术形式的多元探索、对舞蹈语言的深度挖掘上呈现出来的集体性变革是有目共睹的。如舞剧《骑兵》《歌唱祖国》《刘三姐》《醒狮》《原风》，舞蹈作品《移山》《唐印》《蜜》《青稞》等在语言创新、形象创造上都有不少值得探讨、借鉴的地方。语言问题，是每一届赛事都提及到的舞蹈创作的“根”问题、“第一性”问题，本届展演也不例外，触碰到语言创新的原则、目标、方法等多个维度上的话题。吴晓邦先生曾经提及“形象思维”与“形式思维”两个概念。形式思维的作用是保有语言的审美属性，形象思维的作用是保有语言的功能属性，在进入创作时，两种思维是浑然一体的，这恰恰是舞蹈语言创新的原则更是难点，尤其中国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两个民族舞蹈样式。“传统舞蹈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不仅是关涉到创作、教学的实践问题，更是重大理论问题。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依据传统舞蹈文化资源（包括资料物态或活态）将某类舞蹈形态、动律经由典型化，形成审美范式，经过理论的提炼与归纳，抽象化为审美法则、舞蹈律动法则，法则确立了某一舞蹈种类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这种方法越来越多地用于舞蹈语言的创造中。本届展演就有不少编导，因为擅于创造既有“高度形式自律”又不乏“有意味的形式”的双料语言，让作品脱颖而出。例如舞蹈《移山》。这类创作的特点就是追求形象的高度“复合性”，既有人的形象又有精神形象，语言上形成了两种表达机制，具象的象形和抽象的示意。《移山》的基本动作是在传统鼓子秧歌劈鼓子的动作基础上进行了有限的形变，例如做了双手互握的动作限制，和下劈的动作，这个动作因吻合人物形象的典型动机特点，从“形态”上直接关联到“愚公”，一个动作即完成了形似。作品通过结构与调度的复杂变化，呈现出“时间上”愚公的叠化、“空间上”愚公的群像、愚公的子子孙孙、山峦的形象等等，变化的过程完成叙述，完成多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此外，鼓子秧歌“抻”“韧”“沉”“稳”等律动的特质，通过时空的积累形成的动势，最终使观众产生不畏艰险、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愚公移山”精神意象。舞蹈需要从单一形态完成动势创造，动势不仅可以产生形象，更会关联到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象，这是舞蹈语言的重要创造方法之一。《小溪·江河·大海》《奔腾》等其他作品也采用了这样的创作法，通过“形象 形式”思维，靠编导的想象力、直觉力与感悟力，获得了从动作到动势从而产生艺术形象的“密电码”。 本届展演带来了各种思想的汇聚。以创作为支点辐射到舞蹈艺术教育、表演、理论研究的不同领域，涉及到事件、现象、思潮等不同维度。对作品作出判断的依据无外乎思想精深、艺术精湛、技艺精良三个范畴，即价值标尺、艺术标尺和技术标尺。一届又一届的赛事、展演不断证明，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的审美范式和价值取向，与时代同频共振，不断自我调适、丰富完善。但其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轴即是以弘扬主旋律，弘扬民族精神、中国精神、时代精神为己任。2021年，站在“两个一百年”重大历史交汇点上，鉴往知来，砺行致远。在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秉持一种整体性思维与大历史观，躬身自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针对具体现象、具体事物、具体问题进行观察、做出判断、思后谋动，是理应持有的学术自觉与追求，更是续写梦想与荣光、向着新征程再出发迈出的第一步。 正能量、权威性、兴趣点、新语言 欢 迎 关 注  微信号：CAH-2017 网友信箱：cah2017@126.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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