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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探讨政治参与对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略低于城市居民，但其政府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都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综合而言，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2)政治参与对城乡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中参与过选举投票的居民，其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均要高于没有参与过选举投票的居民。(3)政治参与对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但其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居民中要相对更大。因此，在选举投票率远低于农村居民的背景下，提高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进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差距更具现实意义。 ★ 关键词 ★ 政治参与；政治绩效评价；城乡差异 在现代政治文化语境中，政治参与通常被视为民主有效运行的指标，因而向来备受学界的关注。正如阿尔蒙德曾经指出：“在朝向技术和组织合理化的运动呈现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一致性的时候，政治变革的方向却远不明朗。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政治文化有一个方面是清晰可见的，即这种新的世界政治文化将是一种参与型的文化。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 当前，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制约民主政治之代表性的人口特征、社会资本或其他公民文化要素等影响因素的分析。令人诧异的是，硬币的另一面——对政治参与之影响的探讨——却进展甚微。换言之，将政治参与作为自变量的研究甚为少见。然而，现实生活中大概没有人会简单地认为政治参与本身即构成了民主有效运行的充分条件。尚需追问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参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不同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参与程度可能会对公民的政治态度施加不同的影响。例如，洛瑞·韦伯关于政治宽容的研究发现，社会性政治参与行为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宽容，个体性政治参与行为则不具备此种功能。芬克尔关于美国的实证研究指出，投票参与乃是社会成员形成对政治系统的支持的方式之一。因为，这种参与行为能使个人获得一种“自己对政府机构及其所承载的规范和价值观拥有更为积极的影响”之感觉。在对德国的研究中，芬克尔再次获得了相似的结果，这表明“投票参与对政治支持的此种影响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过程”。竞选活动则与社会成员的政治效能感正相关。相对于投票行为而言，竞选不仅对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认知性要求，而且使其直接接触到相互冲突的政治理念和目标。那些为某特定候选人的竞选工作甘愿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的参与者，除了从其所支持的候选人的输赢中获得工具性的收益(或损失)之外，还会“越来越熟悉政治系统并建立和发展政治联系，从而对其自身能够实现某种政治结果的能力变得更加自信” 投票和竞选等常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个体层面的影响，明显有利于现有政权的稳定。因为，无论是投票参与所引发的政治支持，还是竞选参与所酝酿的政治效能感，均对公民挑战体制的暴力参与行为施加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常规政治参与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对工具性收益和个体心理发展的考量，其作为现存体制反对暴力挑战之缓冲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参与对于政治系统的此种影响，在鲍威尔关于投票率与国家政治暴力事件之关系的宏观研究中，也得到了检验。 上述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的影响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的视角来予以考察。其中，宏观视角关注政治参与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现有研究指出，政治参与过度或不足都可能会削弱民主的质量。过度的参与热情会导致民主的不稳定和难以管控。例如，某些国家不同党派之间过多的竞争性和对立性参与可能引发难以调和的破坏性冲突。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问题则正好相反——参与的不足可能导致民主合法性的缺失。微观视角则关注政治参与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影响。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们侧重探讨政治参与与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任、政治满意度和政治认知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政治参与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上，现有研究的主要理论进路是将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将政治信任作为自变量，侧重考察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纽顿关于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指出，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诺里斯对美国的研究则表明，政治信任与是否参与投票选举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但是，对政治机构的信任与是否参与政治抗议负相关。帕克和谢恩对韩国的研究发现，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此外，亦有少数学者致力于探讨二者之间不同的因果路径。例如，沙阿的研究发现，政治参与有助于提升人际信任，且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要大于其他相关变量。詹宁斯和斯托克的研究则试图揭示信任和参与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虽然从作用的强度来看，从信任到参与这一关系路径要相对更强，然而，从参与到信任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果路径之一。 在政治参与与政治满意度的关系上，较经典的当属英格尔哈特关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系列研究。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强调的“自我实现”乃是经由对政府的决策拥有发言权、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等诸多形式的社会或政治参与而获得的，正是此种“自我实现”引发了社会成员的政治满意度。斯格尔泽曼的研究也指出，社会与政治参与能够滋生社会成员的社区满意度，并引发其对政府政策拥有影响的满意感。 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认知的关系上，现有研究发现，政治参与能够丰富参与者的民主政治知识，有助于参与者识别民主政治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增进参与者对其参与行为之意义的理解。政治参与对政治认知的影响，主要经由政治讨论这一作用机制而实现。首先，政治讨论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形塑着公民的政治知识。本内特等对美国和英国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控制了媒体曝光、政治利益和教育水平等变量之后，政治参与依然能够增加公民在公共事务方面的知识。德利加芬尼和克特的研究发现，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和政治知识密切相关。政治讨论对于人们获取政治知识具有显著的影响，反过来，政治知识的增加也会促进政治参与和一致性意见的达成。其次，寻求与那些具有较高水平政治知识的对象展开政治讨论乃是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哈克菲尔德特等关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发现，人们在政治讨论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普遍倾向于选择更有知识的讨论者，即便是在亲密的社会关系中亦不例外。最后，政治讨论强化了个体的“参数曲目”机制，亦即坎贝尔意义上的个体对某些特定社会问题的独特意见或不同政见者之看法的形成原因。通过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被分派到60个网上讨论组的研究对象长达一年的面板调查，坎贝尔等发现，参与小组讨论的频率能够较准确地预测个体的“参数曲目”。显然，参与政治讨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表达他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在国内，政治参与与政治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刚刚起步，且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参与对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例如，根据谢治菊的研究，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基层政治信任具有积极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胡荣的研究发现，上访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显著的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的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彭国胜对云南和贵州两省农村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冲突应对方式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施加着显著的影响。徐小满对14个国家的多层次分析结果则从宏观层面证明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有助于促进政治信任。 在经典理论模型的预设中，选举权能够激励以连任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注重引导社会产品的分配向收入中位数的选民靠拢，从而使社会更趋向平等，此即著名的所谓“中间选民定律”。选民通过政治参与提供投票激励，既能缓解选举官员决策权下放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也能增加选出称职决策者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提升政治绩效满意度。国内虽然已有部分学者探讨了政治绩效评估中的公共参与及其与政治绩效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但仅有个别学者关注到了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服务评价的积极影响。 基于国内相关的研究尚甚少探讨政治参与与政治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且缺乏城乡居民之间的比较分析，因此，运用规范的实证研究范式，探讨政治参与对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影响，尚是一个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将政治参与作为独立的自变量，试图通过分析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政治参与差异，从而对这一问题予以初步的阐释。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化资料来自中国学术调查数据资料库所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的调查数据1。该项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抽样范围涵盖全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该年度原始数据的有效样本规模为10968个。 为了保证统计结果真实有效，本研究只选择在政治参与这一测量条目上予以有效应答的个案进行分析，经过筛选，最终获得了10426个有效成年居民样本。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测量 1.因变量：政治绩效评价 作为各种政策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绩效，政治绩效须通过政治输出系统才能得以实现。按照邓肯的看法，所谓政治绩效评价，是指“使用某种价值观念来分析政策运行结果”，“更为确切地讲，评价提供政策运行结果所带来的价值方面的信息。某些政策确实有价值，是因为它对既定目标或目的的实现起了作用。”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政治绩效评价所遵循的主要标准包括“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等方面。 本研究从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服务满意度三个方面来测量城乡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 (1)政府工作满意度。 以CGSS2015问卷中所设计的“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这一量表来衡量，该量表具体包括“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捍卫国家安全、打击犯罪、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环境保护、帮助穷人”等9项测量指标。答案包括“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分，分数越高，表明调查对象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越高。 表1报告了所有调查对象在政府工作满意度上的描述统计与因子分析结果。从表1可见， 9项测量指标的得分都超过了中分点(3.0)，表明居民对政府工作存在较高的满意度。其中，居民满意度得分最高的分别是国家安全(3.840)、打击犯罪(3.610)和基础教育(3.547)，得分最低的则分别是秉公办事(3.222)、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3.283)和环境保护(3.309)。 上述9项政府工作满意度指标的Cronbach系数为0.897，KMO检验值为0.927，表示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考察的这些指标可被概括为一个公因子，可以称其为“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其特征值为4.944，其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为54.929%。 (2)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 以CGSS2015问卷中的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效果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表完全满意，您分别给打多少分?”来进行测量，具体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社会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低保，灾害、流浪乞讨、残疾、孤儿救助，基本养老，婚姻登记、殡葬等)、公共文化与体育、城乡基础设施”等9项指标。分数越高，代表调查对象对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社会基础服务的绩效评价越高，其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政府工作满意度描述统计与因子分析  表2 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描述统计  根据表2可知，调查对象在各项测量指标上的得分都超过了中分点(50.0)，表明居民对社会基础服务体现出了较高程度的认同。居民评分最高的项目分别是公共教育(73.242)和城乡基础设施(70.191)，评分最低的则是劳动就业(66.479)和住房保障(66.807)。 (3)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 以CGSS2015问卷中的问题“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在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来予以反映。具体包括“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等4项指标。答案包括“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满意不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分。 表3报告的是所有调查对象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描述统计与因子分析结果。根据表3可见，在4项测量指标中，居民满意度最低的是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2.972)，低于中分点(3.0)。其他三项指标都只是略微高于中分点，表明居民的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述4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指标的Cronbach系数为0.890，KMO检验值为0.833，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所考察的这些指标可被概括为一个公因子，可以称其为“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其特征值为3.009，其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为75.229%。 表3 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描述统计与因子分析  2.自变量：政治参与 不同的学者对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的界定，且体现出“合法-非法”的二分研究传统。根据诺曼·H.尼与西德尼·伏巴的经典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行动”。而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参与“包括合法地或非法地、使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成功或不成功地影响政府决策的一切努力”。国内学者方江山试图通过“非制度政治参与”这一新的概念框架，突破传统的“合法-非法”二元论，强调“政治参与是一种政府-公民互为控制的政治行为的实质”。胡荣则按照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和主动性程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选举参与、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三类。 本研究仅考察城乡居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具体通过CGSS2015问卷中的“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这一问题来测量，答案包括“是、否”，分别赋值1和0。 从表4的交互分类表可见，参与上次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城市居民，其比例(40.3%)要比参与上次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农村居民(55%)低14.7个百分点。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在政治参与上的此种差异表现出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χ2=224.033，Sig=0.000)。 表4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交互分类表  3.控制变量 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可能受到一系列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国外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阶段的社会成员，其对公共服务会体现出不同的期望，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绩效评价。公共服务评价也会受到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因为不同教育程度的社会成员会表现出认知水平的差异。此外，收入水平也可能影响民众的政治绩效评价，根据国内学者郑方辉和王绯对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的研究，政府绩效满意度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的雏形。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其中，性别赋值为：男=1，女=0；教育程度赋值为：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4=大专，5=本科及以上；政治面貌赋值为：1=党员，0=非党员；婚姻状况赋值为：1=未婚，0=已婚。年龄为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实际生理年龄，经济收入通过对2014年家庭收入取自然对数后获得。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5所示。 表5 控制变量描述统计  (三)研究策略及工具 首先，通过单因素ANOVA检验进行均值比较，揭示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差异；其次，建立多元线性分层回归分析模型，探讨政治参与对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影响；最后，建立调节模型，进一步考察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调节效应。其中，均值比较和多元线性回归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6.0，调节效应分析借助海耶斯开发的SPSS插件Process3.4来完成。 三、研究结果 (一)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差异 考虑到在衡量政治绩效评价的三个变量中，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的取值为0-100之间的分数，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现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基本状况及差异，本研究将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的初始因子值利用公式加以转换，使其取值均转换为1～100之间的指数2，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比较  从表6可见，城乡居民在政治绩效评价上的得分排序依次为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69.383)、政府工作满意度(61.598)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52.857)。这一结果表明，城乡居民一方面对当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社会基础8服务和工作体现出了较高程度的满意度和认同；另一方面，其对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程度、普惠性程度、充足程度和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还存在较为迫切的期待，这无疑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该优先回应的现实关切。 表6中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比城市居民分别要高出3.443分和1.423分，在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则要比城市居民低1.337分，且此种差异均呈现出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农村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基础服务评价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这一研究结果与现有的研究是相符的。根据刘浩和马琳对山东省济南市的调查，农村户籍居民的基础服务满意度要显著高于城市户籍居民。周绍杰等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相较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础服务的整体满意度要明显更高。而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则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性、普惠性、充足性和便利性的急迫性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政治参与对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影响 表7报告了以政治绩效评价为因变量、以政治参与为自变量、以社会人口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进行分层回归所获得的统计结果。根据表7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发现。 1.政治参与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在抑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从模型1可见，参与了上一次居委会选举投票的城市居民，其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得分比没有参与者平均要高2.798分；参与了上一次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农村居民，其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得分比没有参与者平均要高1.974分。从模型2可知，参与了选举投票的城市居民的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平均评分比没有参与者要高出2.449分；参与了选举投票的农村居民的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平均评分则比没有参与者要高出2.116分。从模型3可知，参与了选举投票的城市居民，其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比没有参与者平均要高3.898分；参与了选举投票的农村居民，其在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上的得分则要比没有参与者平均高2.002分。 2.年龄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均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年龄每增长1岁，城市居民在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评分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0.072、0.064和0.108分；农村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评分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将分别提高0.103、0.126和0.127分。 3.性别对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具有显著的影响——与农村女性居民相比，农村男性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要明显更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村男性居民在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评分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上的得分比农村女性居民平均要低1.022、1.598和1.297分。与农村居民不同，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4.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呈显著的负相关。当抑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城市居民的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等级，其在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评分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降低1.525、0.516和0.659分。与城市居民不同，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仅与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呈负相关。 5.政治面貌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均具有显著的影响。除了城市居民的政治面貌与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没有统计意义之外，与其他政治绩效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具体而言，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与非党员相比，党员的政治绩效评价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相对更高。 此外，从表7还可以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都呈显著的负相关，但其对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均没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以及农村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也具有明显的影响——与已婚居民相比，未婚居民在这几个方面的评价要相对更高。 表7 以政治绩效评价为因变量的分层回归分析模型  (三)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差异 为了进一步检验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差异，以政治绩效评价为因变量、以政治参与为自变量、以户口类型为调节变量、以社会人口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绩效评价的城乡差异检验  从表8的统计结果可见，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依然与表7保持一致，只是具体系数和显著性有所变化。此外，我们还可以进而获得如下发现。 1.政治参与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从模型4可见，选举参与与居民户口类型的交互项，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因子没有显著的影响。 2.政治参与对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 根据模型5可知，选举参与与居民户口类型的交互项，对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3.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从模型6可以发现，选举参与与居民户口类型的交互项，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因子的影响系数为-1.778，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图1形象地呈现了政治参与影响我国居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城乡差异。根据图1可以发现，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居民中要相对更大。由此可见，虽然农村居民在最重要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选举投票上比城市居民有着更高程度的参与，但政治参与对其政治绩效评价的正向影响，却要相对弱于城市居民。  图1 政治参与影响我国居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城乡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探讨了政治参与对我国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虽然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略低于城市居民，但在政府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上，农村居民的平均得分都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综合而言，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要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完全消除的现实背景下，政治绩效评价的此种城乡差异，一方面，与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农村切实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全面改善了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的民生水平是密不可分的，有力地彰显了我国农村民生服务的持续大幅改善对广大农村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凸显了城乡居民在政治绩效期待水平上存在差异。虽然当前城市居民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中间阶层规模等方面均远远超过农村居民，且享受着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伴生的更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但因其政治绩效期待水平也水涨船高，导致政治绩效评价反而低于农村居民。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抑制了所列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政治参与对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中参与过选举投票的居民，其在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参与过选举投票的居民。这一结果表明，作为现代社会公民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常规互动形式之一，政治参与构成了联结公民与政府的桥梁与中介，公民通过政治参与所形成的接触政府的经历和体验，会对其政治绩效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发现支持了现有的理论研究结论。根据国外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公众对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会受到其与政府实际接触经历的显著影响，因为正是此种实际接触形塑了公众最直接的主观感知。国内个别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已发现，政治参与对公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政治参与对我国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但其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却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居民中相对更大。这一结果表明，虽然农村居民在最重要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选举投票上比城市居民有着更高程度的参与，但政治参与对其政治绩效评价的正向影响，却要相对弱于城市居民。由此可见，在选举投票率远低于农村居民的背景下，提高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提高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缩小城乡居民政治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更具现实意义。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在所考察的控制变量中，性别与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显著相关——农村男性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要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居民，但其对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则没有明显影响；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基础服务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但其仅与农村居民的政府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性别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重要的传统社会机制，而教育的普及则往往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步和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更加明显地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绩效评价则体现出更为鲜明的现代特征。 ★ 文章来源 ★ 原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4期，第38-49页 作者简介：范知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邵阳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法律社会学 本期编辑：许家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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