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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久战 1，国民党的战略 首都南京失陷震惊了全国。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强调南京失陷并不意味着中国战败，因为中国的抗战是正义之战，只要坚定信念，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发表了演讲时指出，在抗战以来的5年间，中国军民几乎是在用血肉之躯来阻挡日军的飞机和坦克，只有依托有利地形来争取时间，再加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坚持抵抗日军，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根据地理及交通的条件，他把持久抗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广州沦陷到武汉撤离，战争将在交通便利的地带进行，有利于日军进攻；第二阶段将在地形复杂、交通和给养不便的区域作战，日军难以发挥其优势，但我方受武器、装备限制仍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坚战。因此，蒋介石不主张正规军队从正面迎敌，曾指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试图以游击战将日军拖入对峙阶段，进而战胜日军。 总参谋长何应钦也认为，八年抗战可分为日军进攻、对峙、中国军队进攻和胜利三个时期。 第一期，即守势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到武汉大会战结束。 为坚持持久抗战，国民政府转移至武汉。中国军队则以空间换时间，避免决战，确立了长期抗战的战略，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因此，中国军队一方面需设置多重防线，以消耗和疲惫敌人；另一方面，诱使日军进入江南的湖沼和山岳地带，使其不能发挥自身优势。 第二期，即“持久战”时期，或者“对峙”时期。 中期作战（武汉大会战）以后，日军因战场扩大而兵员不足，被迫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改“速战速决”为“以战养战“。而中国军队则积小胜为大胜，寻机进行攻击和反攻，以消耗日军，同时在日军后方广泛发动游击战，迫使日军固守“点和线”，使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在第二期，游击战重要性日益增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盟军开始联合作战，战略上由相持阶段转入攻势防御，在中国大陆各地不断地发起局部进攻。中国出兵缅甸，打通了中印公路，还争取来自美国等的外援，获得了大量新式装备，组建了新军，增强了战斗力量，为反攻做好了准备。 第三期，即反攻时期。 在后期作战中，决定全力配合盟军行动，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收复沦陷领土，以取得最终胜利。 这种划分，与毛泽东的持久战相似。由此可见，国共双方都曾设想坚持持久战、经过三个时期取得胜利。 2，共产党的战略 毛泽东在有名的《论持久战》中，强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把抗日战争大体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人战略进攻，我方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敌人保持战略优势，而我方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我方反攻、敌人退却。 在第一阶段，我方将在敌人后方空虚之处发展，并建立众多的根据地。第二阶段是战略对峙阶段，敌人将建立傀儡政权以确保被占领地区。日军虽强，但兵力不足，只能占领部分大城市、主要交通线以及若干平原地带。这样，敌人力所不及的地区为游击战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敌人将处在众多兵力的包围之中，被我方正规军的运动战消灭。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持久战，中国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游击战在各阶段都具有重要作用，运动战是游击战的延长和发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将游击队发展为正规军，应该是考虑到了将来需要一支正规部队来支撑革命政权。 二，游击战 1，国民党军 抗战初期，日军无疑占有压倒性优势，国民政府尽最大可能避免以正规战进行正面抵抗。各战区按蒋介石的指示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并指导民众在日军后方实施破坏。 蒋介石认为，正规军才可进行游击战，而把民众组织的抵抗力量定性为“别动队”。因此，他对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作战的“第五纵队”评价颇高。 早在南京失陷后，第三、第五战区就开始相互配合，游击日军后方，对其小股部队和交通线展开突然袭击，破坏其运输和补给。在之后的徐州、忻口、武汉、长沙、衡阳等保卫战中，国民党军均积极发动过大规模的游击战。台儿庄大捷就是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者相结合带来的胜利。 武汉大会战结束后，进入了全面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的作用更加重要。游击区从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战区，逐步扩大到了第四、第七等战区。各战区的游击战活跃，且不局限于常见的山区，也包括广州等大城市在内的日占区。连中国海军也通过布设水雷，打起了游击战，并取得了可观战果。 日军虽然占领了少数据点，但无力扩大和发展，并不断受到各地游击队的进攻和袭扰，难以对占领地区实行有效统治。铁路、公路不断被破坏，也使日军难以调动。铁轨和枕木被拆走，成为燃料或者制造武器的原料。修复铁路不仅困难重重，费用高昂，而且大量征发周围民众又必然激化了反抗情绪。所以，日军无法得到充分补给，兵力不足成为常态，常被国民政府军赶回原处。 2，中共军队 对于中共，游击战不仅是游击队的特点，作为正规军的八路军、新四军本身的常用战术。 毛泽东所说的正规战也并非阵地战或正面进攻战，而主要是指运动战，是游击战的发展，本质上仍属于游击战的范畴。 3，游击队 日占区的民众遭受日军蹂躏，不仅支援国共两军的作战，还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战斗。因此，除了正规军，包括义勇军在内的各种游击队也是游击战的重要参与者。 游击队的任务是牵制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具体行动包括袭扰敌人后方、破坏交通运输线、提供情报、动员和训练民众等。 许多游击队是在日军及其傀儡政权的统治尚不稳固时建立起来的，而且组成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类。 （1）中共和八路军直接组织； （2）由中共地方党员组织的农民救国会、自卫队等民众团体改组而成； （3）由民团、警察、保安队、秘密帮派等改造、改组成的游击队。 （4）由土匪、溃兵组成的抗日游击队； （5）“投降派、顽固派”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其中的一些游击队没有战斗力，甚至根本就是打着抗日的幌子，与八路军为敌，都需要分别予以改造或者消灭。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认为，游击队的缺点是兵力少，军费困难，优点是非常灵活，容易隐蔽，应将“游”与“击”相结合。因此，游击队常用的战术有麻雀战，地雷战等。 同时，发动游击区内民众配合作战，具体措施有： （1）不与敌人合作。 （2）破坏交通，包括大规模的地形改造，以便阻止日军机动行军或者发动对敌奇袭。 （3）锄奸运动。 （4）坚壁清野。 （5）征集军用物资和劳力。 （6）征兵。 为了应对日军的集中扫荡，八路军将正规军作为所有武装力量的核心，并进一步发展区小队、县大队等地方部队以及不脱产的民兵。在农村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大城市进行袭扰，向北平、天津等地派出了“城市游击三人团”。 3，游击战的特点及其威力 以下是对抗日游击战的总结。 （1）国共两党都选择持久战的抗日策略，整个中国实质上都以游击战抵抗日军。 在以落后武器抵抗强敌侵略时，游击战是利用本国地利、全民武装进行持久战的最恰当的战争方式。 （2）中共主张全面发动民众参与抗战，而国民党未能充分引导民众。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地方武装是一把双刃剑，唯恐对己不利。所以，国民党主要通过正规军实施游击战。 较之国民政府军，日军感到中共军队是更大的威胁。 （3）游击队的组成方式多样。 游击队的确吸纳了一些土匪、游勇等，需要进行改造。这也意味着抗日已成为各种力量的共识，中国抗日阵营的基础是十分广泛和稳固的。 （4）日军占领的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面积的空隙成为中国开展游击战的有利区域。 三，国共摩擦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矛盾浮出水面。国共两军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分别开始谋求扩大统治范围，争取和组织民众。在华中，由于存在国共两党的各种抗日部队，国共摩擦不可避。 1，忠义救国军与抗日义勇军 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被改编为新四军。为对日作战，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开赴江南，一面消灭了掠夺民众财物且勾结傀儡政权的游击队，一面在长江下游发展了20余万的抗日游击队，控制了除个别要塞以外的广大区域。 张鼎丞指出，新四军之所以能够掌握主动，其原因就在于广泛运用游击战。他还指出江南游击战有如下特点，即完全是进攻性的，不适于防御；必须夜间行动，不适于白天战斗；分散作战，积小胜为大胜；各部队来不及随时接受上级指示和友军配合，必须各自为战。 华中有国民政府军的两个大队和国民党系统的忠义救国军，中共军队则有新四军和江南抗日义勇军等部。 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敌后活跃，发展迅猛，并准备相机夺取城市。这些活动刺激了该地区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残部，导致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在忠义救国军的压迫下，抗日义勇军被迫前往苏北，加入了新四军。这个时期，国民政府重新开始反共，国共摩擦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2，皖南事变 此时，江苏的新四军和山东的八路军汇合的迹象日趋明显，中共势力将得到加强。另外，国民政府军第一游击支队（吕正操部）等受中共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站到了中共一边。这种种情形，必然导致国共对立，有时甚至引发国共两军之间的局部冲突。 较大的一次冲突是发生于苏北的黄桥事件。1940年10月，陈毅率新四军9个团袭击了黄桥的江苏保安部队，国民政府军第八十九军应战，激战5日，军长李守维战死，另有5000多人伤亡。国民党方面指责中共军队行动不守规定，不与日军作战反而袭击国民政府军。 国民政府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赴指定区域与日军作战。然而，1940年底，金坛、句容等地的新四军不仅不执行北上命令，更趁国民政府军第四十师向南行军之机，从三个方向包围、袭击该师。于是，顾祝同指挥国民政府军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省南部袭击了行军中的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取消新四军番号，并逮捕了军长叶挺。这就是所谓皖南事变，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因此达到顶峰。上述说法主张，由于中共采取行动扩大自己的力量，无视国民政府的命令，引起国民党焦虑，从而引发了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于苏北重建了新四军，并指责国民党的亲日派挑起了皖南事变。 蒋介石对事变的表态为，新四军事件纯粹在于整顿军纪，绝无政治性，绝非党派之争。蒋是在强调抗战必须在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并以“贯彻命令、执行军纪”为名推行国民党独裁下的中央集权。 有研究认为，皖南事变后，中共在苏北的势力更加强大，并时常与国民政府军发生小规模冲突。新四军尽管被取消了番号，陈毅以“新四军军长”的名义积极扩军，其兵力迅速增为7个师（每师两万多人），并向苏北和皖中移动。1941年3月，日军进攻兴化城，本欲寻歼“无影无踪之敌”中共军队，实际上却与国民政府军发生了战斗。国民政府军向淮东转移，遭到中共粟裕部袭击，被迫于3月下旬转移至阜阳。至此，苏北全部被中共控制。 国民党方面称，中共军队继续扩大武装，对于抗战，则一方面高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一方面公然声明原则上不接受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同时在各地成立非法政权和边区，造成了割据状态。 尽管如此，国共双方仍维持着合作抗战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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