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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到麦克·巴佐哈所著《没有不可能的任务：以色列特种部队致胜之道》。看了第一章，深深吸引，思绪联翩： 第一，关于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 第二，关于想象力，独辟蹊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第三，关于谋划与执行，把一个头脑中的主意变成可验收的成果，需要多方搜集信息，对方案反复论证，打磨、推敲；先胜而后求战，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始如处女，动如脱兔…… 借助网络，抄录于此。 恩德培，19761976年6月27日，雅典，一男一女两个德国人登上了一架法航飞机，二人不声不响地走到头等舱，把随身携带的几个笨重的手提包放在前方座椅下便坐了下来。男子体形削瘦，一头浓密的棕发，椭圆脸，络腮胡，略尖的下巴上有一缕小胡须，蓝色的眼睛里透露着一丝警觉。他看起来有点疲惫，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与他同行的女士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女，美中不足的是下巴有点向外突出。 这架航班号为F139的空客A300飞机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经停雅典。机上载有246名乘客，其中105名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另外还有12名机组成员。在雅典停留期间，又有一批乘客陆续登机，两名中东人长相、穿着深色西服的乘客也登上了这架飞机，美丽的空乘小姐微笑着把他们带入经济舱座位。机上的乘客们泰然自若地等待飞机起飞。 时针指向了12:35，也就是飞机从雅典起飞后15分钟，头等舱的那两名德国人打开了他们的手提袋，男人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超大号的彩色糖果盒，淡定地打开了盒盖；女人也从包里取出一瓶香槟酒，用手拧着瓶身。突然，男人从糖果盒中取出一把微型冲锋枪，快速跳了起来，几个箭步就冲进了飞机驾驶舱，枪口顶在了飞行员头上。与此同时，女人打开了香槟酒瓶，从里面取出了一把手枪以及两枚手榴弹。 “举起手来，”拿着武器的德国女人冲着头等舱的乘客大声喊道，“谁也不许动！” 此时，经济舱也传来了同样恐怖的叫喊声。那两个中东男人已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微型冲锋枪，轻易就控制住了经济舱的乘客。机舱广播中传来了一个德国男人愤怒的咆哮声，他用略带口音的英文向乘客宣布：他现在已是这架飞机的新机长，名叫巴西尔·库拜西（Basil Kubaissi），是“加沙地带切·格瓦拉突击队”的首领，该突击队隶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客舱里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惊叫声、愤怒声、哭泣声不绝于耳。惊恐的乘客们意识到自己已被劫持，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新机长”和他的“助手”们命令乘客把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物品都扔到机舱走道上，有一些人还扔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当所有乘客把物品上交后，劫机者还对男性乘客进行了彻底的搜身。这一切发生之时，飞机已在“新机长”的指挥下，掉转机头向南飞去。 劫机犯的最后通牒：不答应条件就处决所有人质耶路撒冷，内阁会议正在进行，有人悄悄给西蒙·佩雷斯递了张纸条。这位53岁的国防部长曾是戴维·本-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的得力助手。1956年佩雷斯成功建立了以法同盟，并因在以色列南部城镇迪莫纳 （Dimona）建造了一处秘密核反应堆而声名鹊起。他看了一眼纸上的内容，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把纸条递给了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理推了推眼镜认真读着字条上的内容。拉宾比佩雷斯年长一岁，有着一头灰棕色头发，皮肤微微泛红。独立战争期间，他曾是以色列帕尔马赫（“哈加纳”建立的第一支脱产接受军事训练的部队，也可以说是“哈加纳”的特种部队，主要使命是从事战术侦察、情报搜集以及营救人员等——译者注）突击队的一名勇士。在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之后，拉宾以工党领导人的身份与佩雷斯争夺以色列总理职位，在工党成员的鼎力支持下，他以几票的优势险胜，于197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就职后，由于曾经是竞争对手的这层微妙关系，二人难免有些隔阂，但迫于压力，拉宾不得不任命佩雷斯为以色列国防部长。 尽管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关系微妙，但遇到此类危急事件，两人还是要携手共同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并肩作战。拉宾和佩雷斯都十分了解这个叫“人民阵线”的恐怖组织，该组织头目名叫瓦迪·哈达德 （Wadie Haddad），曾是一名医生，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而投身到与犹太国家为敌的斗争中。他曾实施过几起血腥的绑架案，还勾结境外恐怖分子包括臭名昭著的卡洛斯（Carlos）来进行恐怖袭击。卡洛斯出生于委内瑞拉，他的履历劣迹斑斑，充斥着爆炸、绑架和谋杀行径，他也是欧洲的首要通缉犯。这个秃顶、满脸胡楂的哈达德，1968年成为第一个劫持以色列飞机的恐怖分子，他也是一个公认的狡猾且残暴的狂热信徒。 1967年的“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方面称“六月战争”，亦称“六·五战争”、“六天战争”——译者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与其敌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及其阿拉伯同盟国提出的消灭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发起了一场自卫战，粉碎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军队，并占领了包括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在内的大片土地。随着以色列的全面胜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部队节节溃败，替代这些部队对抗以色列的则是大批新生的恐怖组织，他们扬言要代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誓死为敌。这些恐怖组织把战争前线变成了绑架、爆炸和暗杀的阵地，且目标多为以色列平民。瓦迪·哈达德的“人民阵线”就是以色列需要对付的恐怖组织中最残暴的一支。 一得知劫持事件，拉宾和佩雷斯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召开部长和高级官员紧急会议。随着与会官员陆续到来，更多有关这次劫持的信息也随之而来。据调查，从雅典登机的56名乘客中，有4人是从新加坡航空一架由科威特开往希腊的飞机转来的转机乘客。他们4人被怀疑使用了假护照。以色列国家情报局摩萨德很快就查清了这几人的身份：韦弗瑞德·博泽（Wilfried B.se），是德国恐怖组织“革命细胞”的创建者之一，曾与卡洛斯有关联，现在与“人民阵线”有往来；与博泽同行的女人叫布里吉特·库尔曼 （Brigitte Kuhlmann），是“巴德尔-迈因霍夫”（Baader-Meinhoff） 恐怖团伙中的一员。另外两个人是巴勒斯坦籍，一个叫阿布·海勒得·艾·哈来利 （Abu Haled el Halaili），另一个叫阿里·艾·米亚利 （Ali el Miari）。 情报人员的报告指出，是雅典机场安全人员的渎职行为导致了这次事件，他们只粗略检查了一名乘客的行李，另外四支蝎子式微型冲锋枪和藏在糖果盒以及香槟瓶内的手雷都没有被查出。此外，劫持人质的嫌疑犯行李中还有一些爆炸物也同样被漏查了。 时间已到午夜时分，被劫持的飞机继续向中东方向飞行。佩雷斯紧急召见了耶库特 （又名库蒂）·亚当 （Yekutiel“Kuti” Adam）将军。这位年仅49岁的英勇善战的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总指挥官长了一脸浓密的胡须，丝毫看不出他是高加索人的后裔（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欧罗巴人种。其特征为肤色较浅，柔软波状的头发，眼窝较深，颧骨低，颚骨较平，鼻梁高挺，嘴唇较薄——译者注）。佩雷斯和库蒂立刻开始部署应对策略：一旦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始建于1936年，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东南15公里的卢德，是该国最大的机场——译者注），以色列国防军将第一时间包围飞机。他们调派了一辆军用吉普，前往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基地，此时该基地已经在演习被劫持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后的机上营救方案。 年仅30岁的约尼·内塔尼亚胡 （Yoni Netanyahu） 刚刚接受了“总参侦察营”指挥官的任命，他是内塔尼亚胡家族三兄弟之一。佩雷斯描述内氏三兄弟为“传奇人物，风云之子，战斗起来如狮如虎，所向披靡”。约纳坦是家中长子，人们昵称他为“约尼”，另外一个叫本雅明，昵称“比比”，还有一个弟弟叫伊多（Ido）。弟兄三个都是以色列著名学者本-锡安·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的儿子，三人都曾经或现在正供职于“总参侦察营”。约尼出生于美国，一头蓬松的头发遮不住那张英俊的面孔，除了军事能力非凡之外，他还热衷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六日战争”之后，约尼在哈佛大学和希伯来大学分别学习了一年和六个月，随后重返部队服役，因其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获得嘉奖。当晚，佩雷斯和亚当认为约尼是这次营救活动最适合的人选，希望能在总参侦察营基地找到他，但遗憾的是他正在西奈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因此营救人质的演习就先由他的副手，另一名总参侦察营的勇士穆基·贝泽尔 （Muki Betzer） 来指挥。 紧张的演习还在进行中，情报人员又给佩雷斯带来劫机事件的新消息：被劫持的飞机在利比亚首都班加西经停加油后，继续飞往计划的终点——非洲中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郊外的恩德培机场。而从恩德培传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 （Idi Amin）对劫机的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欢迎，且宣布他们为“尊贵的客人”。这样看来，劫持飞机并降落在恩德培是早就与阿明独裁政府串通好的。 阿明是一个非常残酷和可怕的铁腕独裁者。他的制服上别满了各类勋章，《时代》 杂志形容他为“非洲的野人”。他曾经是个身份极其卑微的小人物，善于隐忍的他在一步步爬到军队司令职位后，通过发动一场血腥的政变夺取了政权。在拥有了权力后，狂傲的他把自己称为“终身总统阁下，陆军总司令伊迪·阿明·达达博士，所有陆地动物、海洋鱼类的主人，全非洲大英帝国特别是乌干达的征服者”。而就在不久前，阿明还是以色列的同盟者。作为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客人，阿明刚刚完成以色列国防军伞兵学院的伞兵训练课程。佩雷斯也曾在达扬的家宴中见过阿明，印象中他是个很有个人魅力，但又隐约透露着一丝邪恶的人，“就像一片看不到边际的丛林，透露着无以言喻的神秘感”。 由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拒绝将“幽灵”战斗机卖给乌干达，阿明立即翻脸，不仅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还将乌干达境内的以色列人全部驱逐出境，甚至还与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们——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恐怖组织结为盟友。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他甚至宣布派一支乌干达军队来对抗以色列国防军。就是这样一个肆无忌惮、反复无常的暴君，在离以色列2500英里远的恩德培机场，掌控着250名人质的性命。 当劫机消息在以色列散布开来的时候，如同刮起了一场龙卷风，民众一片哗然，恐惧和无助的情绪弥漫在全国上下。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解救人质的激烈讨论。许多人质家属开始到政府门前游行施压，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解救我们的亲人。 接下来的几天，前方不断传来新的消息，这次劫机事件的状况越来越清晰。在恩德培，密布了大批等待接应被劫持飞机的恐怖分子。阿明甚至派遣他的私人飞机前往索马里迎接瓦迪·哈达德和他的几个心腹，足见其重视程度。两百多名人质都被关押在机场的旧航站楼内，由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日夜看守。恐怖分子将犹太人和其他乘客分隔开来，如同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时的隔离措施。其中一名德国恐怖分子布里吉特·库尔曼还特意模仿纳粹行径，用充满侮辱性的言语不停地攻击犹太人质。 恐怖分子瓦迪·哈达德到达恩德培后，交给阿明一份被关押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人犯清单，希望用这250名人质同以色列交换清单上的所有人犯，还附有一封最后通牒：如果在最后时限到达之前以色列不答应哈达德的条件，他们就将处决所有人质。伊迪·阿明随后便将这份名单转交给了以色列政府。 “幻想委员会”的疯狂军事解救方案事态严重升级，以色列总理拉宾不敢懈怠，立即组建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来处理此次危机。在6月29日的会议上，拉宾询问总参谋长莫迪凯（又名莫塔）·古尔 （Mordechai“Motta” Gur）将军，是否存在采取“军事解救”的可能。 46岁长相英俊且和蔼可亲的古尔将军可以称得上以色列的一个传奇人物。在独立战争之后，他加入了伞兵部队，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共同参加了多次战役。1955年他在一次打击埃及部队的战斗中严重受伤。1967年，他率领第55伞兵旅夺取了东耶路撒冷地区，成为第一个站上圣殿山上的以色列士兵。当他们的半履带装甲车突然出现在犹太人民最神圣的地方时，他在对讲机中大声宣布：“圣殿山现在是我们的啦！”“赎罪日战争”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军第十任总参谋长。拉宾尽管对古尔相当尊敬和信任，却认为他可能对恩培德事件束手无策，毕竟事件十分棘手。 “我们可以采取军事解救行动。”古尔肯定且坚毅的答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建议派一支国防军伞兵部队，降落在恩德培机场附近，比如说附近的维多利亚湖区。士兵们可以打击恐怖分子，保护人质，直到条件成熟时将人质接回。但是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计划。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伞兵部队即使能够成功降落，但机场遍布恐怖分子，这支部队怎样在敌人眼皮底下移动到机场？这显然困难重重；其次，这一计划并没有周密考虑如何妥善、安全地将人质接回以色列。拉宾对这一计划嗤之以鼻，后来曾私下称这一计划为“猪湾计划”——美国人1961年对古巴的一次失败入侵 （ 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1500多人组成的美国雇佣军突袭古巴，他们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直接掩护下在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斯省南部登陆，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并继续向北推进。古巴军队和民兵与入侵的美国雇佣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古巴军民经过72小时的战斗，全歼了被包围在吉隆滩的美国雇佣军，共有90名雇佣军被古巴军队击毙，其余1000余人被俘获。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吉隆滩之战，美国称之为猪湾事件——译者注）。 从营救方案讨论之初，拉宾和佩雷斯就存在严重分歧。拉宾认为这一次不得不与劫机犯谈判，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释放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来换取人质。而佩雷斯则认为不应该向恐怖分子屈服，谈判会给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未来反恐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两人原本就紧张的私人关系，使得这一意见分歧更为针锋相对，两个强权人物的不同政见使整个内阁会议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会议不欢而散，佩雷斯刚离开位于国防部大楼二楼的办公室，转身就从一个侧门进入大楼西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办公室，迅速召集总参谋长和部分将军商讨营救方案。 “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方案。”他神态凝重地对这些穿着夏季橄榄色制服的将军们说道。 “我们没有什么方案。”库蒂·亚当这样回答。 “那让我听听你们没有的是什么。”佩雷斯说。 经过一番七嘴八舌的议论之后，大家很快发现尽管没有人能拿出什么正式方案，有些人的主意还是很有建设性的。比如库蒂·亚当建议与法国军队采取联合行动，他的理由是：法航毕竟是法国的航空公司，法国政府有义务也必须参与人质营救。而48岁的空军指挥官贝尼·佩雷德（Benny Peled）则提出了一个疯狂但不失新颖的主意。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奠基人之一，这位身材魁梧、头脑冷静的战斗机飞行员总是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建议派遣特种部队直接飞抵乌干达，突击攻克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然后再负责把人质护送回以色列。另外，他还建议，若要完成此次任务，必须启用14架大力神 （“犀牛”） 战机组成的空军中队，理由是只有这种机型的战斗机能够完成从以色列到恩德培的往返飞行，其他机型的续航能力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 “犀牛”战机是佩雷斯几年前出访美国佐治亚州时购回的。在访问时，他向时任州长的吉米·卡特介绍他的书 《大卫投石器》时，卡特跟佩雷斯说：“以前大卫需要的只是一个投石器，如今的大卫需要的可不只是投石器，他需要的是大力神！”在卡特的极力推荐下，佩雷斯买下了几架在佐治亚州制造的“犀牛”战机。 在众多的建议中，佩雷斯唯独被佩雷德的疯狂计划深深吸引。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佩雷德的这个构想简直是疯了，但在比较其他方案之后，佩雷斯却认为这个计划还是“比较可行”的。然而佩雷德的同仁们并不赞同佩雷斯的意见，特别是莫迪凯·古尔，他坚决反对，认为这个计划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太冒险，太激进，注定要失败。 即使面对一片质疑与反对声音，佩雷斯也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服一小组高级军官对该计划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人包括总参谋长库蒂·亚当将军，贝尼·佩雷德和他的副手拉菲·哈尔列夫（Rafi Harlev），步兵和伞兵准将丹·夏隆（DanShomron)，军情局长什洛莫·加齐特（Shlomo Gazit），国防军行动处助理亚诺什·本格尔（Yanosh Ben-Gal）；此外还有一些陆军中校，包括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前总参侦察营营长 （未来的以色列总理）。这些讨论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就在讨论营救方案的第二天，佩雷斯收到了一份劫机者胁迫释放的人犯清单。情况看起来极为复杂和棘手。这份清单中的人犯有40名关押在以色列，其中包括声名狼藉的日籍恐怖分子冈本公三（Kozo Okamoto），他们的团伙于1972年5月在本-古里安机场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24人死亡，78人受伤；有6人被关押在肯尼亚，但肯尼亚政府始终否认收押着这批人；有5人关押在德国，其中包括残暴的迈霍夫团伙的主要头目；此外还有1人关押在法国，1人关押在瑞士。佩雷斯迅速扫过清单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交易。他怎么可能组织释放这些因为不同罪名而被关押在不同国家的囚犯？万一某些或所有国家都拒绝合作怎么办？ 而在另一边，拉宾仍然主张与劫机犯立刻开始谈判，否则最后通牒时限一到，无辜的人质将惨遭屠杀。而佩雷斯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相信以色列可以拖延到最后通牒的时间——7月1日星期四上午11点。与此同时，他同意与劫机犯展开谈判，但他强调，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而采取的“战术妥协”。 6月30日星期三，离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时限还有一天，佩雷斯决定从其他途径进行尝试。他召集来三名曾经在乌干达服役且与伊迪·阿明共事过的国防军上校，让他们分别描述阿明的性格、行为方式以及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几位上校一致认为阿明虽然很残暴，但也不敢屠杀人质，但他们也确信阿明不敢违抗恐怖分子的意志。佩雷斯让曾与阿明保持较好关系的上校博尔卡·巴列夫（“Borka” Bar-Lev）给这位乌干达统治者打电话，虽然尝试多次没有联络到，但巴列夫没有放弃，继续联络。 与此同时，佩雷斯再次召集高层会议讨论贝尼·佩雷德提出的疯狂解救方案，这一次讨论更有针对性。现在的行动目标不是攻占乌干达，而是取得恩德培机场的控制权，救出人质并护送他们回国。佩雷德又建议出动10架“犀牛”战机和1000名伞兵来完成这个营救行动，而夏隆和本格尔估算这一行动只需要200人和3架“犀牛”战机。 出身于基布兹 （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集体农庄——译者注）的夏隆是一名伞兵，也是“六日战争”的英雄之一。他极力反对派遣伞兵部队，认为目标太明显，容易被遍布机场的恐怖分子发现。他对佩雷德说：“你的第一个伞兵落地之时，怕是已经没有可救之人了。”语调虽然平和，观点却极其犀利。这个未来的总参谋长非常确信，一旦恐怖分子发现伞兵降落，他们就会屠杀人质。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协调人，夏隆决定着手制订一个将地面部队直接送到恩德培机场跑道的计划。库蒂·亚当则提议在行动前首先选定一个离乌干达最近的机场，作为紧急情况下飞机临时降落地点。大家一致选定了肯尼亚，理由是肯尼亚政府与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且不情愿与伊迪·阿明有瓜葛。佩雷斯让摩萨德局长伊扎克（又名哈卡）·霍菲（Yitzhak “Haka” Hofi）将军秘密联络肯尼亚政府，确认以军飞机可以在奈洛比机场临时降落。哈卡面露难色，佩雷斯也对这次尝试没有把握。 此外，这一方案还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障碍，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十分坚定地认为它不可能成功，他声称以色列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以方对恩德培的实际情况缺乏完整的情报信息。他把控制恩德培护送人质回航的计划称作“异想天开”，而那些和佩雷斯讨论这一方案的人则是“幻想委员会”。 不过，一个跟此方案并不大相关的努力却出现了突破——博尔卡·巴列夫终于和伊迪·阿明联络上了，然而通话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以方的请求，并且让巴列夫转告以色列，最好在截止时间之前答应劫机犯的要求，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答复正中拉宾下怀，他得到了内阁的支持，立即着手与劫机犯展开谈判。他告诉那些部长们，反对派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也支持谈判的决定。拉宾指责佩雷斯：“利用煽动性的情绪和蛊惑性的言语来挑起军事行动，简直荒谬至极！”事实上，从危机发生到现在，拉宾一直都把佩雷斯的意图看作蛊惑人心，他甚至怀疑佩雷斯脑筋是不是出问题了，否则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大多数部长也认为以色列无法采取军事解救措施。拉宾一直在焦急地向法国政府施压，希望对方立即承认以色列正在遭受恐怖威胁，以促使法国外交部立即与恩德培对话。 柳暗花明，总参谋长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在这一系列让人愤怒、绝望的政治活动中，还是陆续传来了一些好消息。7月1日，恐怖分子意外地主动将最后通牒时限延迟到了7月4日星期天。延迟的原因是阿明要离开乌干达去毛里求斯参加非盟大会，恐怖分子希望和以色列谈判期间阿明能够在场，因此将时间推迟了几天，等待阿明回国。这也无形中给了佩勒斯的“幻想委员会”一个意外的喘息和准备机会。 库蒂·亚当和丹·夏隆终于有机会向内阁说明他们的计划：本次救援行动将利用夜幕展开突袭，“犀牛”战机直接降落在恩德培，国防军夺取机场控制权，杀死恐怖分子，护送人质回国。 丹·夏隆强调，整个行动不会超过一小时，以达到快速和出其不意的效果。第一架“犀牛”战机会尾随一架预计在晚上11点降落的英航飞机，以得到掩护，避开监测雷达，并且无须通过塔台许可即可直接降落在恩德培机场。战斗机降落后放下两辆满载突击队员的装甲车向关押着人质的旧航站楼迅速移动；5到10分钟之后，另一架“犀牛”战机降落，再放下另外两辆装甲车，突击队迅速控制新航站楼、主跑道和燃料库；当这两组突击队员完成任务后，最后两架“犀牛”降落机场，带上人质返航。 佩雷斯听完后向摩萨德局长霍菲征求意见，但霍菲固执己见，一直在强调行动的危险性：如果乌干达士兵发射火箭弹或者用机枪击中“犀牛”的燃油箱造成爆炸怎么办？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得不丢弃一架或者几架飞机，那么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同样，人员方面也存在巨大风险。如果出现士兵或人质伤亡怎么办？如果恐怖分子直接引爆旧航站楼炸死所有关押在内的人质怎么办？霍菲的看法，至少可以说，并不乐观。 佩雷斯的智囊团接下来把所有的行动细节拆分开来，一点一点地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如果第一架飞机被袭击或损坏，其他飞机是否还能按原计划返航？如果恩德培机场有防空炮该怎么应对？如果乌干达正好有米格战斗机驻扎附近怎么办？“犀牛”战机是否有足够的燃油从恩德培返航？等等。 佩雷斯随后又询问了军队的意见。丹·夏隆说：“如果我们能在午夜抵达恩德培，那么就可以在凌晨1点返航。”夏隆认为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接近100%；佩雷德稍微悲观点，但也认为约有80%的成功率；而库蒂·亚当更为谨慎，他认为成功率在50%到80%之间。 尽管意见不一，佩雷斯最终还是批准了这一行动计划，并且把行动时间定在7月3日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恐怖分子设定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夜。以军将领们都表示同意，除了陆军总参谋长莫塔·古尔，他还是坚决反对。 “这样一个没有足够情报支撑的行动，”他说，“简直就是愚蠢！” “莫塔，”佩雷斯还在努力争取他的支持，“你能再考虑一下吗？” “现在没有任何情报信息，我是不会建议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的。我在这儿听到的某些讨论，根本不值得我这样一个陆军总参谋长发表意见。如果你想当'金手指’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你只是想做詹姆斯·邦德，那恕不奉陪！”古尔断然拒绝。 尽管佩雷斯与古尔进行了一整夜的深入探讨，古尔还是丝毫没有改变立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佩雷斯没有拿到这张通关牌，这让他有点沮丧。按照以色列的规定，如果没有陆军总参谋长的同意，佩雷斯就无法将他批准的方案递交内阁并获得行动许可。不过谈判最终也取得了一点进展，尽管古尔并未赞同整套行动方案，但他也同意组建特别行动队——总参侦察营、伞兵和其他小分队在训练基地，为突袭进行演习。这个训练基地是全封闭式的，为了保证不走漏风声，所有人在没有接到命令前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夏隆被任命为本次营救行动的总指挥官。一架空军波音飞机将作为前方指挥中心随同“犀牛”战机飞向乌干达，并在空中指挥和控制整个行动。训练基地设置了恩德培新旧航站楼模型，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演练着突袭和营救。 佩雷斯停止了一切试图与劫机犯达成共识的努力。此时，以色列前驻法大使亚瑟·本内坦（ArthurBen-Natan） 刚刚抵达巴黎，准备与法国商议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劫机犯。亚瑟与佩雷斯是多年好友，也曾担任过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佩雷斯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拿起电话打给他，用委婉含蓄的法式幽默调侃自己的老友，希望借此拖延他与法国政府的对话。佩雷斯在电话里这样说道：“如果你今晚要跟法国姑娘约会，那么最好不要太过激动。最多与她暧昧调情满足一下自己就好啦。作为朋友，或者不仅仅作为朋友，我友情提醒你：千万别脱衣服。”这话逗得本内坦哈哈大笑，作为多年的好友，两人之间的默契度让他清楚地理解了佩雷斯在玩笑背后想要传递给他的信息，那就是一定要严守机密，在与法国对话之时不能走漏任何风声。 次日，也就是7月2日早晨，传来了两则令人振奋的消息。第一则消息来自摩萨德，乌干达的邻国肯尼亚准许以色列飞机经停本国机场；第二则消息来自法国，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总参侦察营负责行动计划的阿米拉姆·列文 （Amiram Levin） 少校，被派到法国向那些已被释放的非以色列人质了解情况。由于大部分人质仍然处于恐惧、慌乱和迷茫中，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正当列文百般失望，茫然四顾时，突然，人质中一个年长的法国人向他走了过来，并自我介绍说他曾担任过法国陆军上校。“我是军人，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有价值的信息。”他说。他在列文身边坐下，用笔勾勒出一幅恩德培机场旧航站楼的草图，列文的眼睛顿时亮了，随后这名记忆力相当强的军人还把各个房间的布局、人质关押的地点和恐怖分子分布的位置都一一作了标注。 陆续从其他渠道汇总来的信息显示，此次劫机犯共有13人，包括两个德国人和一个南美人 （这个南美人是所有劫机犯的头目），其余都是巴勒斯坦人。13人中有4人参与了劫机，其余人都在恩德培等候接应。凶残的劫机犯与彪悍的乌干达人的关系非常亲近和融洽。看守人质的劫机犯都配有冲锋枪、左轮枪和手榴弹。人质全部被关押在旧航站楼大厅，而法航机组人员则被关在女厕所内。本来劫机犯已经宣布释放所有的法航机组人员，但这些法航空乘为表达他们对乘客的忠诚，毅然拒绝了被释放的机会。 此外，消息称看守人质的乌干达军队实际上仅有60人，而不是此前侦察的有一个营的规模。在恩德培旧航站楼内，恐怖分子用板条箱堆起了一堵墙，他们声称箱内装满了各种爆炸物。不过据情报人员分析，这些板条箱内的物体并没有任何连接外部的引线，看起来不像要彻底炸毁航站楼的样子。 为了让这次行动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如果内阁批准行动的话），摩萨德向恩德培派出了一架谎称出现机械故障的外国飞机。飞机围绕机场盘旋呼叫帮助，借机秘密拍摄了许多建筑物、跑道、设施的照片，甚至还包括机场附近的军事设施。飞机还发现有两架直升机和八架“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停在机场附近。 拿到这些最新消息后，佩雷斯急匆匆地走到莫塔·古尔的办公室，并把这些报告展示给他看。古尔看完后眼中闪过一道亮光，这位国防军总参谋长瞬间热情高涨，完全扭转了他此前的态度。消除了疑虑的古尔立刻变成了恩德培营救行动的坚定支持者。 在得到国防军总参谋长的首肯后，佩雷斯火速奔向总理办公室。拉宾的办公室位于一间别致的小屋内，与国防部仅几步之遥。这间堆满各种书籍看似并不起眼的屋子，曾是戴维·本-古里安策划独立战争重大战事之地。激动不已的佩雷斯立刻向拉宾汇报了行动方案，但总理显得很冷淡，他点起了一根雪茄，然后问道：“如果乌干达人发现飞机着陆，向飞机开火怎么办？” 佩雷斯告诉拉宾，以色列空军司令保证飞机着陆时不会引起地面任何怀疑。摩萨德局长霍菲当时也在场，他第一次对此行动表示出了谨慎支持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幻想委员会”会议上，一位官员建议动用伊迪·阿明的“替身”。因为当“犀牛”战机在恩德培降落之时，阿明应该还在参加非盟会议。如果能寻找到一辆类似阿明座驾的车——一辆黑色奔驰，给以军军车开道，车上坐一名脸上涂黑的以军士兵，应该能蒙混过关。在午夜时分，乌干达士兵不可能识别出“总统专车”内的假总统，他们肯定会给总统座驾开道以表示对总统的尊敬。这个建议听起来很不错，古尔立刻命人寻找一辆黑色奔驰待命。 古尔让参加行动的突击队员一刻不停地反复练习。行动指挥官们对照行动计划精细测量每一米距离，精确计算每一分钟时间，合理分配每个士兵的任务，认真规划每辆车的行进路线。整个行动最关键的节点就是第一架“犀牛”战机的着陆时间。古尔把每一步都制定成精确的时间表：“从飞机着陆打开照明灯到关闭照明灯用时2分钟；突击队员从机上移动到地面用时2分钟；从飞机着陆地移动到目标点用时5分钟；从目标点完成行动用时5分钟……” 佩雷斯、古尔和霍菲三人一起匆匆赶到拉宾办公室。古尔向拉宾详细说明了行动方案，尽管拉宾最后表示同意，但他仍有所保留。他要求星期六飞机起飞之前，行动必须通过内阁特别会议批准。经过商议，此次行动代号为“雷霆”。 谈话过程中，佩雷斯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塞进了拉宾手里。纸条上写道： 伊扎克，我们对行动计划做了最后优化：一辆插着乌干达国旗的黑色奔驰汽车会代替军用车，模拟伊迪·阿明的座驾，看起来像国家元首刚从毛里求斯回国。我不知道这是否行得通，但似乎很有意思—— 国防军没有找到和阿明座驾一模一样的黑色奔驰汽车，但他们在加沙找到了同款的白色奔驰车。这辆车被直接运到待飞区并被喷涂成了黑色。与此同时，阿明的替身也已经找到，总参侦察营正在给他化妆。 所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之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佩雷斯原计划要在家中宴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外国政要——波兰裔美国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教授，他也是未来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古尔也在被邀请的客人之列，但他岳父突然辞世，因此无法出席晚宴。 毫无疑问，布热津斯基受到了热情款待，佩雷斯夫人索尼娅还亲手为他烹饪了自己的拿手菜：蜜汁鸡排。席间，布热津斯基突然向佩雷斯问了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不直接派以色列国防军去恩德培营救人质？” 国防部长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问愣了。出于保密的考虑，他解释说这样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恩德培距离以色列路途遥远，以色列又缺乏必要的情报信息，乌干达有军队驻扎还有米格战机停在机场附近等等原因。 布热津斯基似乎并未被这些理由说服。 “幻想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信心满满，认为行动会取得成功。为稳妥起见，几个官员又追问了佩雷斯几个问题： “如果机场塔台询问飞机身份，我们是否需要应答？” 佩雷斯和古尔说无须应答。 “那法航空乘怎么办？如何安置他们？” “带他们一起回家。”佩雷斯说，“现在我们应该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对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临近内阁特别会议决定行动执行与否之时，佩雷斯问古尔：“飞机什么时间起飞？”总参谋长考虑了一下：“下午1点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到西奈沙姆沙伊赫机场；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沙姆沙伊赫机场起飞到恩德培。” 佩雷斯迟疑了一下，这意味着飞机必须在内阁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就起飞，彼时该行动还未获得批准，这不符合规定。犹豫片刻后，佩雷斯仍然下令飞机按时起飞并在空中待命，这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内阁反对，飞机仍可以放弃行动返航回国；如果内阁批准，飞机可不受延误按时执行计划。 神兵天降般的闪电行动星期六下午2:30，特别内阁会议召开。在安息日 （犹太历每周的第七日，即自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人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不许工作——译者注）召开会议是极罕见的，在犹太历史上也就发生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拉宾在会议上表达了他对该行动的全力支持态度。现在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总理、国防部长、陆军总参谋长站在了一条阵线上。经过短暂沟通后，内阁开始投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内阁成员一致同意执行“雷霆”计划。 下午3:30，内阁已经批准行动方案的消息传达到沙姆沙伊赫，14分钟后，四架“犀牛”战机起飞了，飞机搭载了几部重型武器和军用车辆，还有180名特种作战队员，当然不能少了那辆黑色的奔驰汽车。士兵们在宽阔的大力神机舱内分散开来，蜷缩在冰冷的金属地板上争取睡上一会儿。不一会儿，作为空中指挥中心的空军波音“大羚羊”飞机也起飞了。另一架搭载着医疗人员和医护设备的“大羚羊”则飞往内罗毕，随时准备接应救援。遥远的4000公里航程开始了。 晚上11点，恩德培机场跑道指示灯划破夜空，开始闪烁。为了躲避机场雷达监控，四架“犀牛”战机高高盘旋在机场上空。一分钟后，第一架“犀牛”紧紧尾随一架刚刚着陆的英航飞机成功躲过雷达监控，在灯火通明的跑道上顺利降落。“犀牛”缓缓地在停机坪上移动着，奇迹般的竟然未被控制塔台发现。 多隆（Doron）和塔利（Tali） 小分队从飞机上下来，沿跑道指示灯放置点亮的火把。作为安全防范措施，乌干达机场通常会在飞机降落几分钟之后关闭跑道指示灯，只有用点亮的火把才能为后续降落的参与救援的飞机指明降落位置。士兵们在“犀牛”战机前方不断移动，沿着540码的跑道间隔放置好了照明火把。飞机停稳后，黑色奔驰车和两辆路虎吉普分别开下来，朝旧航站楼驶去。黑色奔驰车内坐着满脸涂黑的假阿明，他旁边还挤着约尼·内塔尼亚胡、穆基·贝泽尔、乔拉·祖斯曼 （Giora Zussman）等人。 当他们开到离旧控制塔台大约100米处时，出现了两个乌干达士兵。其中一个士兵跑了，另一个士兵朝奔驰车举起枪，试图阻止他们前进。约尼和乔拉对准士兵举起了消音枪，穆基轻声说了一句“别开枪”，他感觉这个乌干达士兵不过是吓唬他们，并不敢真开枪。遗憾的是这名乌干达士兵并没有放下枪，于是举枪的约尼和乔拉先用手枪，然后用冲锋枪杀死了他。枪声划破夜空，其他以色列人都十分震惊。原计划汽车要开到旧航站楼大门，而现在不得不停在旧控制塔台50码开外的地方。突击队员们纷纷跳下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楼跑去，途中还杀死了另外一名企图阻止他们的乌干达人。 穆基和他的小分队从侧门攻入了旧航站楼。出发大厅内灯火通明，人质们躺在地上，大部分正在睡觉。穆基和他的队员们开始射杀守卫大厅四个角落的恐怖分子。只有一名恐怖分子开枪反击，其他人还没掏出武器就已毙命。以军突击队员拿出便携式扩音器，用希伯来语告诉人质待在原地。但还是有些人站了起来，不幸被武器击中。除了这令人遗憾的人员伤亡，行动的第一阶段还是相当成功的。从突击队射杀第一个乌干达士兵到攻占出发大厅仅用了15秒左右。行动第一阶段完成，看守人质的4名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 穆基在搜索出发大厅内人员时，他的对讲机中传来塔米尔·帕尔多（Tamir Pardo）上尉的紧急呼叫。30岁的塔米尔是总参侦察营的联络官（后来任摩萨德负责人），他告诉穆基，约尼在靠近出发大厅入口的地方被枪击中了。“穆基，你来当指挥官！”帕尔多急迫地说，说话间隙他刚刚将击中约尼的乌干达士兵杀死。后来有人说约尼是被旧控制塔台的乌干达士兵射杀的，也有人说他是被恐怖分子射杀的。 不一会儿，一名军医将约尼带回了“犀牛”战机。穆基拿上约尼的对讲机，宣布由他接替约尼指挥。其他突击队员也有序地将人质组织到出发大厅。出发大厅后面的“小厅”内没有发现任何人，但当乔拉搜索到VIP休息室时，遭到了两名乌干达士兵的抵抗，不过他们很快被乔拉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这时人质队伍前方出现了两名欧洲面孔的人，他们完全不理会以军让他们说明身份的要求。一开始突击队员以为他们是人质，但因为他们不作任何应答，突击队员马上意识到这两人是恐怖分子，果断向他们开枪，一名恐怖分子身上的手榴弹被引爆，另一名则被击毙。 在地毯式搜索VIP休息室、乘客休息室和二楼大厅过程中，更多的乌干达士兵被击毙。看守人质的60名乌干达士兵大部分逃跑了，最后共有12名乌干达士兵在各处交火中被击毙。 突然，机场照明被切断了，整个恩德培陷入一片黑暗当中。这时突击队员的照明火把发挥了作用。其他“犀牛”战机成功着陆，带来了更多的突击队员和装甲汽车。 此时在以色列，拉宾、佩雷斯、古尔都在焦急地等待恩德培现场通过无线电传来的汇报。晚上11:10，终于传来了丹·夏隆那略带嘶哑的声音：“一切顺利。我稍后再汇报。”8分钟后，夏隆再次从电台发来报告：“潮已落。”这是之前行动约定的暗号，表明所有飞机成功着陆。随后他又传来暗号“巴勒斯坦”，宣布攻占旧航站楼。此时的夏隆正亲自驾驶一辆军用吉普在大楼附近继续指挥战斗。 恩德培旧航站楼内外的交火还在继续进行，刚刚抵达机场的突击小分队也已经开始执行他们的任务。沙乌尔·穆法兹（Shaul Mofaz）少校驾驶半履带式装甲车用一个致命爆炸结束了旧控制塔台处的火力反击。穆法兹的伞兵小分队在另两处交火中又击毙了8名乌干达士兵。随后他们也一起加入旧航站楼人质搜索队伍当中。 马腾·维尔奈（Matan Vilnai）带领他的小分队向新航站楼移动。刚才还灯火通明的航站楼瞬间一片漆黑，马腾的小分队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根据行动计划，马腾的小分队不允许向乌干达士兵开火以便让他们逃跑，但有两处地点他们不得不抓住乌干达人并把他们关在航站楼办公室内。随后马腾听到航站楼北侧传来两声枪响，苏林·赫什科 （Surin Hershko） 中士受伤躺在楼梯上，可能是遭到了乌干达保安的袭击。赫什科很快被送出航站楼，他的战友们继续向前摸索，但因为没有任何光线，他们竟一时无法找到新控制塔台的入口。 尽管马腾的小分队还在艰难的摸索中，但整个行动已接近尾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占领了机场，突击队也找到了燃油库，但指挥官最终决定不给“犀牛”战机加油，如果那样，他们将在恩德培多耽误两小时。马腾和第一架“犀牛”战机机长沙尼（Shani）上校向夏隆提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应立即返航的建议，最终夏隆决定：飞机返航，抵达内罗毕后再加油。此时，由埃胡德·巴拉克率领的另一支国防军小分队，还有从以色列赶来的12名医生和两间手术室组成的空中战地医院已在内罗毕等待多时。 恩德培旧航站楼内，被解救的人质们还惊魂未定。以色列突击队员如同神兵天降般的闪电行动令他们瞠目结舌，一切好像梦境一般。当人们镇定下来后，他们围聚在突击队员身旁，兴奋地拥抱这些救了他们性命的英雄，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队员们迅速结束了这场庆祝活动，当下局势不容他们久留。在夜幕中，队员们清点好人数，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在提醒以色列人和法航空乘拿好个人物品后，开始有序地组织并护送他们离开了旧航站楼。 午夜11:32，以色列无线电台中传来暗号“杰佛逊”——突击队开始护送人质离开。1分钟后，电台中报告：“已全部转移到加里拉。”——这表示人质已全部登上“犀牛”战机。 突击队员们把受伤的人质和在交火中被射杀的人质遗体也抬到了飞机上，清查人数后发现少了一人，这是一位名叫朵拉·布洛克（Dora Bloch）的以色列老妇人，此前因为生病被送到坎布拉一所医院就医，所以她不在航站楼内。很不幸，在行动不久后她便被乌干达人杀害了。 除此之外，行动一切顺利。然而午夜11:50，位于特拉维夫国防部顶楼的强大卫星接收器收到一条令人担忧的消息。这条无线电通讯是约尼·内塔尼亚胡的特种小分队“杏树林”发送给恩德培军医的。他们用了简短的呼救暗号“两个叶卡捷琳娜”——意指两处伤口。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关于约尼受伤程度的描述。 装甲车和突击队也都顺利返回到“犀牛”战机机舱内。前陆军总参谋长的儿子，中尉奥姆·巴列夫（OmerBar-Lev）率领的小分队将停放在机场的8架“米格”战斗机全部炸毁，因为它们对于航速相对较慢的“犀牛”机群是个严重的威胁。 午夜11:51，电台里传来了特拉维夫人民都在祈祷的暗号“迦密山”，宣告撤离完成。战斗结束了，参与营救行动的飞机也已全部起飞返航。 “那一刻，我的心剧烈跳动着，兴奋不已。”佩雷斯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飞机从恩德培安全起飞后，佩雷斯让博尔卡·巴列夫从特拉维夫给他曾经的好友伊迪·阿明打电话。佩雷斯估摸着，此时这位乌干达独裁者已从毛里求斯回到国内。让博尔卡颇感意外的是，阿明竟亲自接了电话，他比原计划提前回到了乌干达首都坎布拉。 博尔卡用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跟阿明通话，希望营造一种此次营救行动早已与阿明秘密串通好的假象，这样便能挑起他和那些自己一心想讨好的恐怖分子之间的矛盾。国防军悄悄录下了整个对话内容。 “总统阁下，我给您打电话是要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好，”阿明说，“我建议你们最好接受我朋友们提出的要求。” 听到这句话，博尔卡大感意外。“感谢您为人质所做的一切努力。”他继续说着他的台词。 “好的，好的，”阿明回答道，“你们应该接受我的建议，去和我的朋友们谈判，以确保人质安全，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双方人质都能得到自由。” 对话持续了几分钟，博尔卡意识到，阿明根本不知道人质已经被全部解救了！ 完全被蒙在鼓里的阿明还在自己的行宫和手下们讨论最后通牒的时限和谈判的内容，他压根不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到过恩德培，成功解救了人质，并且已经顺利返航了。发生这么大的事，他的官员们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汇报：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离他行宫几英里远的机场，一场交战已经发生，恐怖分子被击毙，人质被成功救出，并且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谢谢总统阁下。”博尔卡草草地说了一句就匆忙挂断电话。 所有飞机都已在内罗毕安全着陆，在给“犀牛”战机补给燃料的同时，国防军医疗小分队抓紧时间对伤员进行救治。稍作停留后，飞机再次启程飞回以色列。 在返航的漫长旅途中，除了几个被解救的人质在睡觉以外，其他人都兴奋得难以入眠，大家还沉浸在这次不可思议的解救行动当中。当晚，国防军发言人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今晚在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了以色列人质和法航空乘人员。”消息一出，潮水般的热情欢呼顿时席卷了全国。 莫塔·古尔向国防军官员宣布行动胜利的时候，整个国防军大楼内的人们也欢呼雀跃。古尔对这次行动简单做了一个小结，最后他说道：“现在给整个行动进行总结还为时过早，即便这样，我也不得不提及整个行动的灵魂人物，正是他在各方之间的努力协调和大力推动，才促成了这次行动。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阁下。他值得拥有所有的荣誉。” 总理办公室内，拉宾、佩雷斯与国会议员贝京、埃利梅莱赫·雷玛尔特（Elimelech Rimalt）以及国防和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 也一起分享着这一喜讯。拉宾向总统和果尔达·梅厄做了汇报，兴奋的佩雷斯甚至等不及天亮，就迫不及待打电话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妻子索尼娅一起分享喜悦。这个不可思议的传奇新闻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各国各地纷纷对此行动表达了崇拜和尊敬之情。 然而凌晨时分，所有的欢乐都被一则痛苦的消息打断了。正当彻夜未眠的佩雷斯打算倚靠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时，古尔面色凝重地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 “西蒙，约尼死了，”古尔说，“他被一颗子弹击中后背。子弹从旧控制塔楼射出，射穿了他的心脏。” 佩雷斯听完悲痛欲绝，大声哭泣起来。 “约纳坦行动”，留下一道阴影的伟大胜利翌日，也就是19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200周年纪念日），解救人质的飞机降落在以色列领土上，人们摇旗呐喊、夹道欢迎。恩德培营救人质行动成为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一个传奇。文章、书籍、电视、电影纷纷以不同形式向以色列国防军的英勇行为欢呼致敬。外国政府也都把此次行动看作勇气、牺牲精神和强大军事实力的象征。 所有在恩德培参与绑架和关押人质活动的恐怖分子都被处死，仅有“人民阵线”头目瓦迪·哈达德逃脱了，因为他在国防军发起突袭前就已离开了恩德培。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哈达德便潜逃到巴格达寻求避难，以便躲避以色列的追杀。哈达德非常狡滑，摩萨德（摩萨德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从事秘密活动，打击以色列的敌人和居住在海外的纳粹战犯，其首脑直接向以色列总理报告——译者注）花费了将近三年时间才找到他的藏身之地。以色列特工发现了哈达德的一个弱点：他对口感细腻的比利时巧克力丝毫没有抵抗力。于是摩萨德特工精心准备了一盒让人垂涎欲滴的比利时歌蒂梵（Godivas）巧克力，里面早已涂上无色无味的毒药。他们找来哈达德的一个亲信，将这盒致命礼物送给他。不出所料，哈达德独自享用了整盒巧克力。几周后，身体每况愈下的他紧急飞往东德接受治疗，但已无力回天，最终于1978年3月在东德死去。 同年，伊迪·阿明政权发动了侵略邻国坦桑尼亚的战争，这场战争以阿明政权垮台告终。阿明先短暂逃亡到利比亚，之后又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后来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2003年去世。 以色列国防军在恩德培的行动是一场惊世骇俗的胜利。然而，约尼·内塔尼亚胡的牺牲给全民欢庆的场面留下了一道阴影。国防军把“雷霆行动”更名为“约纳坦行动”，以此纪念这位英雄。 佩雷斯在约尼的葬礼上这样称赞他：“我们无法再给约尼和他的同伴们更多的责任。这是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行动，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行动；这是离家最远但离敌人最近的行动。漫长的黑夜，孤独的勇士，一次又一次勇敢面对挑战，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如此。当国家的命运落在这样一小批志愿者肩上时……约纳坦便是这批勇士的灵魂。他用过人的勇气击败了敌人，他用智慧之心征服了友人。他不惧危险，胜利不会埋没他的英名。他的陨落让整个民族为他而骄傲。” 西蒙·佩雷斯引述了《圣经》经文中大卫王的一段话，以悼念他的朋友约纳坦：“我为你而悲伤，我的兄弟约纳坦；但我很高兴你已在我心中，你的爱对我来说如此美好！”（《撒母耳记》下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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