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0-087 总第 564期 编发：元辰 1978-2020年崛起中的夷陵文学之路概述 衡量一个较小地域文学在较大地域文学中的大致地位，较为简单的方法是：看创作队伍的数量、质量、结构、状态，看作品的数量、质量、影响，看门类分布的合理性及各门类代表性人物的影响。 从这几个方面看，已如前述，夷陵有200多人的作家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呈30年代至90年代出生，国家、省、市、区四级会员分布，常年有100多人公开发表和出版作品，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评论、舞台影视文学门类齐全，并有在全市、全省和全国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秦廷申小说《“苕”队长纪事》载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是宜昌市小说上《人民文学》的首个作家；猫腻网络小说《将夜》《择天记》《大道朝天》，张炜炜网络小说与剧作，饮誉全国；朱忠运、童江南、杜鸿、周士华小说饮誉湖北；易晓燕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仙子与灵娃》《武矣定传奇》、朱春银长篇童话小说《火鸟羽戈》均为宜昌市屈原文学奖或宜昌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朱白丹三部长篇文化散文《沧桑百湖》《走遍湖北》《走遍宜昌》，林文楷长篇地域风情散文《滔滔峡江又一年》和单篇散文《渔坊》《为老朋友干杯》，黄荣久散文集《这条河流》及《三游洞》《欧阳修》等单篇作品，奠定他们在湖北散文中的地位；王万明两部叙事长诗《单恋的风》《美在人间》创下湖北乃至中国当代叙事长诗之最；杨眉名列60年代和80年代新边塞诗人代表性人物；程世农、王延志现代诗走出湖北，出现在华人文学圈；姜祚正趣诗奇联尤其是厕所诗联配以指书，靓丽了全国十多省市的景点和公厕；李绪萱艺术评论饮誉华人圈，元辰感悟式现场文学评论被誉为三峡地区学院派以外最重要的评论家（李鲁平），引起中国文艺评论中心的关注与推荐；童江南、杜鸿剧作上中央电视台和全国院线，并获国际奖励；丁敏舞台剧作继罗家伦、傅高文之后更上一层楼，参加国家公演并获奖，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专访。这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既是当代夷陵文学的标高，也是夷陵文学处于崛起之中的标志。 42年来，夷陵当代文学从无到有，发育成长，相对于夷陵古代（先秦—1840）、近代（1840-1919）、现代（1919-1949）文学，已处于崛起之中；相对于当代宜昌文学，也处于崛起状态，在县区文学版图中获得较多话语权；相对于当代湖北文学和中国文学，或许称不上崛起，却有了一定的影响，在全国崭露头角，这对夷陵文学自身来，可以看作崛起的态势。 本文姑且把崛起作为夷陵文学的一个目标、一种状态和一种可能，来探寻和描述，找到某些可能性。 地缘论：血脉觉醒与追求的自觉 一个地方的文学、一个作家群体的形成、发育和崛起，总是离不开该地历史文化与地理生态的影响。一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川地理的不同给予作家心理的影响不同，北方大漠与烟雨江南的审美积淀必然不同；另一方面，山川地理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的汇聚与积存的不同，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终归造成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气象区别。同时，无论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地域分布来看，总是可以找到地域文学或地域作家群体崛起的地缘因素，并且这种影响无法抹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缘因素与整体文学进步的海洋文化趋势形成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关系，从地缘论出发探寻作家群体崛起之路，必须兼顾与海洋文化对撞与融合的关系。 夷陵地处长江中游起点的西陵峡两岸，虎牙、南津、石牌三关“上收蜀道三千之雄,下锁荆襄一方之局”、“扼巴蜀咽喉,为荆楚门户”，风景雄奇壮美，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以来经历战争无数，仅记载明确、影响全局的大战就有九次之多。地质学上的“金钉子”夷陵有两颗，九亿年前的古海经过印支、燕山、喜马拉雅三次造山运动，又经历若干小一些的地质运动以及暴雨洪水的冲刷，终至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大峡谷和夷陵西高东低的地势。夷陵是长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与黄河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摇篮。考古发现，早在1000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中堡岛一带出土4万余件文物，自新时器时代中后期（属大溪文化层）至明清，均有丰富的文化层，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地下通史”。自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夷陵一直是长江上中游的经济、文化和军事重镇。战争以及人口流动，决定文化的交融汇合。夷陵先民为僰人、巴人和楚人。夷陵早期文化受僰人文化、三峡巫文化、巴文化、楚文化的影响，呈现多元汇合的趋势。秦灭楚、巴后巴楚文化与秦岭文化融合。长江水道对文化传播巨大影响，本地的屈原文化与历代朝庭委任本地或途经本地赴任的官员、历代众多游历三峡(如郭璞、袁崧、李白、杜甫、元禛、白居易，欧阳修，三苏)文人的综合作用，使历代京都主流文化成为夷陵地方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到民众心理、社会风俗和文化娱乐，从而形成夷陵文化博古通今、开放包容的显著特点。 夷陵风云际会，人口、经济、文化、习俗交融，积淀从上古神话、夏商周以来历代官方文化与本地民间文化、到五四以后的西洋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诗经、鬼谷子、屈原离我们不远，秦汉魏晋离我们不远，唐宋明清离我们不远，县令欧阳修、诗词文赋三游洞、黄金诗词西陵峡就在身边，上古神话、黑暗传、盘古传、地母传、长江号子、薅草锣鼓等民间遗存就在身边，峡江河谷与鄂西山地、江汉平原无比丰富的民俗风情就在身边，时代风气也因水陆交通而聚汇于此。守着这样的地缘文学宝库，夷陵作家不崛起那才是愧对先人。 然而夷陵作家无论成绩大小均属业余写作，42年没有一人是专业作家。业余写作，皆从作文开始，文学路上的艰辛不难想见。这时地缘文化的影响是潜在的，不自觉的。须待作家检验积累和创作意识提高，血脉因子的觉醒，才能真正步入创作之路。 率先觉醒的是秦廷申、童江南、朱钟韵三位小说家。他们不仅一下子发觉了本土题材的珍贵性，而且一开始就摆脱了拘泥于本土题材的自然主义写作，把本土题材与时代变迁、人文向往、环保意识相结合，从三峡出发而至于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的高度。他们代表作品是：秦廷申《“苕队长”纪实》，童江南《夕照美人沱》《摩托公主》，朱忠运《黑梁山》《惨烈的生命圈》系列中篇。 第二拨小说家杜鸿、程世农、元辰，第三拨小说家林文楷、周士华，第四拨小说家彭晓琴，老作家杨眉新著《云顶西塞》，与第一拨作家一样，取材峡江故事，从夷陵人物命运出发，力图抵达历史和人心的深处，而不止步于乡土或民俗。代表作品是：杜鸿长篇《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石牌保卫战》《琵琶弦上说》《大城小树》、中篇《尔雅书院》《请你入画》《一枪两弹》；程世农中篇小说《幻想中的树》《三个白力森》、短篇小说《盘龙河上的纤夫》；元辰中篇《元氏三雄》《猫٠虎٠人》、短篇《1946年的柳石镇》《松香》；林文楷长篇《龙脉》《湮沉》、中篇《拉魂腔》；周士华长篇《碧血黄花》、中篇《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三条腿的板凳》；彭小琴长篇《雀尕飞》，老作家杨眉新著长篇《云顶西塞》。 散文则以杜鸿《怀想三峡》开始，到林文楷《滔滔峡江又一年》出版，加之黄荣久《这条河流》，颜长江四部以三峡为题材的散文集《最后的三峡》《三峡日志》《我就是为它而来》《江流有声》，元辰《家在三峡》《七秩烟云》、宋桂年、谭宏清、彭定新、秦莉萍、吕孝春、周功绪、刘艳等人诸多散文集出版或单篇发表，形成向地域风情及文人历史、人物命运深度进军的态势。真正的散文从来不是文史资料的堆积、自然与社会知识的展示，而是审美意识的发现与表达，到达历史、人心的深处，才有自觉的散文意识可言。许多作者多年写着资料性文章，止步于眼前所见、大众已知已感，自然难以抵达散文之林的深处。并且散文题材的系列化与长篇化已成为散文创作的大趋势，如果依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或者慵懒地自然描摹可贵的生活资源，如非天才，必然浪费写作精力与资源。总体上说，夷陵散文深度进军意识不如小说，甚至不如诗歌，自觉者还是少数，一些人还处于懵懂之中。 诗歌地缘意识的觉醒与追求以王万明和程世农为代表。 王万明的两部叙事长诗，不仅从夷陵文化积存和人物命运出发，保留了大量的人文风情和本土语文资源，而且以世界经典诗歌为老师，边读边写，退休20余年专注于此，目光所及，不仅是历史的苦难，还有人间大美与人性温暖，从而使地缘题材的诗歌超脱民间叙事的束缚，而到达当下长篇叙事诗歌的前沿，从地缘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的角度看，都是不可遗漏的重要作品。 程世农写作并发表了大量夷陵本土题材的现代诗。就我所知，没有一个诗人像他那样深度关注与研究夷陵许多小地方的人文积存，夷陵每个乡镇和许多人们根本没注意的小地方，他都写到了。他听说一个地方不错，一定找机会前往体验。为下大中坝落日坪已毁弃的湖北总庙，他化一天时间，独自去来，在落日坪徜徉徘徊，酝酿再三，回来动笔写作，然后发给我看。 黄荣久2018年出版的诗集《与月亮有关》也是一部从夷陵出发而抵达当代现代诗前沿的优秀作品。所谓从夷陵出发，即充分利用夷陵文化积存，但不止于过去的时代高度，而和当下的时代特征与人生感悟密切结合，带着夷陵故事走向现代诗坛，发出夷陵诗人的感慨。 元辰2020年出版中的现代诗集《雪宴》，同样是一本夷陵故事和当代意识都很鲜明的诗歌集，出发与抵达的目标性都很强烈。诗人与诗评家楚飞云说：“《雪宴》收录了作者十多二十年来的近三百首诗歌作品，创作选材基本涵盖了作为个体生命的元辰契入到具体历史时代的生命足迹。诗集《雪宴》诗学意象开阔，艺术表现手法纷繁浩荡，文本所突显出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伦理斑澜而丰盈。无论纵观，而或细览，《雪宴》都会带给人不一般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体悟。”“《雪宴》本身便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精神狂欢，它就发生在眼前飘浮的城市中某个我们熟知的街巷转角处。我们如路灯下的影子被剥去阴郁的面具，我们像葫芦娃一样举起手中的高脚杯。寂寞是带着情感和欲望的色彩，而孤独是带着精神和灵魂的铬印。”， 丁敏根据本地原型创作乡村歌剧《梅香》，从夷陵人物命运出发，深挖人性中蕴藏的慈母大爱，超越血缘，放弃作为母亲婚后生育的权利，去为失去亲生母亲的幼儿当继母，受尽世俗观点的凌辱，在丈夫因公去世后，拒绝再嫁，历尽艰辛独自把继子养育成人。超越世俗好人，站到人性大爱的高度，诠释了生而为人，不仅应珍视血脉相连的亲情之爱，更应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弱小生命抱有视同血亲的无私大爱，实现了地缘素材与文学本真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几点：一，不要轻视地缘文化积存对地域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那是我们的题材库、始发站、最近的血脉因子，属于发掘利用，大可事半功倍；二，不要停留于地缘素材的表面，才下水便沾沾自喜，不思闯深海入密林，止步于资料性知识新自然性写作，浪费资源本身具有的文学价值；三，地缘文化寄存的发觉利用要与当代文学意识紧密结合，一条路是深挖地缘资料本身具足的文学含量，抵达地缘文学的高处与深处，而不要像某大师写白帝城和敦煌一样，玩弄才华，浮光掠影，形似实非；另一条路是将地缘资料置于国别文学、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以更高更新的审美视角和艺术手法，抵达当代文学的前沿或高峰，使地缘题材产生大师级经典作品，那么就与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合流，不存在地域文学与海洋文学之分了。这是42年夷陵文学的经验和教训所在。崛起之路绕不开。能否觉醒，是否自觉追求，关系重大。 二 本源论：现代性人民性立场与终极价值观 地缘题材创作的文学性深度抵达与将包括地缘题材的个人创作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下，两条路都很难走。因为本源性文学认知，深藏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中，属于人类公共艺术经验，只有转化为个体经验，创作中才能把握和应用。 那么，如何将公共文学艺术经验转化为个体认知？最重要的两点是：站到现代性人民性文学立场和文学创作的终极价值观关照。 前者是创作的出发点，强调的是时代性特征和艺术性特征，我们必须从时代特征和艺术特征出发，从最广大人民需求出发；后者是创作的目的地，强调的是正确的终极价值观，直抵文学关照人心善恶、人性美丑、灵魂升降、精神强弱、道义存毁以及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磨合、适应、一致的本源。两者统一在“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之下，以文学的方式、时代性特征、至高至善的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回应时代，关注和融入当下的民族的家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大限度地体现正能量、主旋律，给力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社会进步、民主自由。文学的批判精神、担当精神、激发引导精神、赞美精神，都是为了正确回应时代，为了信心增长、正义永存、精神强大，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了人类与宇宙在和谐与适应中生生不息，而不是将信心、正义、良知、和谐摧毁，中断人类与宇宙和谐、适应的进程。 对于文学的本源性认知，夷陵作家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自觉和认真的表现。 在理论探索上，夷陵文学努力与时代同步。1986年胡世全执编区文化馆刊物《晓溪》，约请元辰连续撰写《追寻当代审美意识的主潮》《文学批评断想》《性与爱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回应改革开放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1992年宜昌市委宣传部举办“纪念《延座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元辰提交论文《沿着“延座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创建有特色的三峡文学》并获三等奖；2002年《三峡文学》第一期发表《站在文学性的立场——元辰杜鸿创作对话》，表达了夷陵作家“站在文学性的立场上”、“保持新汉语的灵魂姿态”、“探触民族脊梁的精神内核”以及“N+1后卫技术、三份文面七份文里”等共同的文学态度。其后的《网络文学十年谈》《亲历湖北网络文学20年》《小说创作与批评感言》《说散文》，《新散文或散文的后现代书写》《再说新散文》《深度反思是亲历者和后来者的共同责任》《你在用颤抖的手触摸城市之心吗》《当代乡土小说的扎实书写》《重大历史变迁中人性的当代书写》《革命与乡土题材的后现代书写》等评论，都体现出回应时代的自觉与担当，并逐步成为大多夷陵作家的共识。 在实践上，夷陵作家的表现可以画出如下代表性轨迹： 1、文化关注：朱白丹三卷长篇文化风情散文《沧桑百湖》《走遍湖北》《走遍宜昌》，杨眉抒情长诗《放歌三峡》与长篇地域风情小说《云顶西塞》，林文楷长篇地域风情散文《滔滔峡江又一年》，黄荣久散文集《这条河流》，皆以文化关注回应当下时代，深入风景之下、民俗之下的厚重历史，梳理和探寻历史与人生的变迁轨迹，展示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赋山川地形以厚重的文化精神，再现山川壮美与历史灿烂。 2、日常关注：以程世农为代表，从日常生活美学出发，关注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心里变形与命运变迁，入木三分地揭示他们的生存境遇与复杂的内心世界，短篇小说《盘龙河上的纤夫》通过纤夫铁风对寡妇坎子高丽由爱生恨的变化，完成对世俗人心中势利与虚荣的现代性关照。周士华小说集《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和周远新小说集《虚构的阳光》送上的也属于日常生活关照。他们都善于从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取人物和故事，伴随日常生活，给以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关注。周士华《瓷器》和周远新《虚构的阳光》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商业环境下的人性坚守。稍一失足，便如瓷器当啷一声，再难复原。周士华《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应对的是城市化过程中文艺打工者的理想被击碎以后，如何在城市屋檐下重建家园。 3、成长关注：杜鸿长篇历史小说《石牌保卫战》，周士华长篇历史小说《碧血黄花》，朱春银长篇童话小说《火鸟羽戈》，易晓燕三卷本长篇童话小说《仙子与灵娃》与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金玉长篇小说《三峡情歌》、彭小琴长篇小说《雀尕飞》都以人物成长为主线，从现代成才意识的角度对成长中的童话人物、历史人物、现实人物予以关照和回顾，阐释人生成长与立德立功立言的关系，传达出“少年强中国强”的强烈责任感。 4、危机关注：朱忠运小说《黑梁山系列》《惨烈的生命圈系列》及中篇《三春小阳秋》《生吞》等虽以峡江乡土生活为题材，却以海洋文学的视野关注当下的生存危机，揭示人性中的意识危机、环境危机、精神危机，为时代献上救治良方，体现作家对人类进程中根本性危机的担忧和寻求抚平的爱心。 5、困境关注：元辰《元辰三雄》《酒鬼九的第九个晚上》《猫٠虎∙人》《奶子包的女人》《迎风一刀》等系列中篇及《1946年的柳石镇》《松香》《绝地》《下午》《想象杀人》《绝地》《坠入云门》《灰色冬季里的蒙二》等若干短篇，关注的都是限陷于困境的特殊人群。他们怎样陷落、怎样不甘坠落地挣扎、怎样寻求解脱之道，或许没有答案，但终极价值关照之心、人性守望之意、绝地立起之念，已表达得十分清晰。 6、救赎关注：杜鸿小说，更多关注的是人性救赎。如鲁迅塑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孔乙己一样，他创造了许多既可恨又可怜的人物，如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中的白痴、中篇小说《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中的李梦醒、《《谁杀了潘巾莲》中的潘巾莲、《一枪二弹》中的死囚犯，对各色人等的灵魂及生存状态予以人性救赎的关注，并代表正义宣判执行，一弹惩戒犯罪的躯体，一弹救赎堕落的灵魂。 7、诗意承载：夷陵区的诗歌创作以王万民为代表，他的长诗《单恋的风》《美在人间》，不仅承载了过往时代的艰辛与苦难，承载了峡江地域丰厚的风土人情和优美风景，同样承载了雨过天晴的欣喜与美在人间、爱在人间的不老信心。欧阳运森、万燕妮、徐春芳、覃毓华、刘子俊、王延志、黄荣久、元辰、林文楷、程世农、何力、赵玉祥、黄祖明、刘云安、李万鹏、郑新红等人诗歌，也不仅承载了峡江地域壮美山川风情、生活图景、人文哲思、时代变迁、历史回想，而且承载了前进的勇气与足音、奋斗的身影与历程、心中的孤寂与向往、洋溢着滚滚向前的风骚意气。 夷陵文学站在现代性人民性文学立场上，不断贴近文学本源，爱人民为人民、高质量发挥正能量的努力，轨迹清晰可寻。 三 主体论：思维转变与发掘潜能 夷陵作家群总体上是一只底子薄却很努力的队伍，虽然也有猫腻、张炜炜、李绪萱等科班出身的天才式人物，他们属夷陵籍，却在外地工作，对本地队伍的带动与示范作用有限。本地队伍的成长，关键在自己的努力。 人们常说：“思想有多高，行程有多远。”同样可以说：文学见识有多高，文学创作走多远。合格的创作主体才能写出合格的作品，优秀的主体才能创作优秀的作品。作品比拼的背后，是创作主体学养、见识、天赋、投入、机遇乃至人脉关系的比拼。总体上资质投入与社会效应成正比，但也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诚如南野所说“文学投资是风险最大的投资，爱好者要想清楚再做。” 多年坚持下来的夷陵作家，文学心态都是想清楚了的。当社会进入多元并存的时代以后，文学阅读不再是唯一的精神生活方式。影视、网络交游、嗨歌厅与广场舞占据更多生活空间，加之人人写作，文学退位到静然无声、默默在少数爱好者圈子里流传，成为必然。但同时因为网络的普及，阅读的时空距离缩小，文学阅读的绝对基数增加，也是不容质疑的。面对变化，文学需要不动声色地继续努力。 业余作者的学习和提高，是非常个人的事，政府与文学艺术管理机构，只能创造条件，引导支持，而无法统一促成提高。群体交流，也只是在愿听能听和愿讲能讲契合的情况下，起到一定的作用。归根到底，作家养成靠的是作家自己。作家是自己写出来的，不是包装和培养出来的。包装和培养提供机遇，还要打铁人本事硬才起到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前进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有的起步很早，多少年还在原地；有的多年矢志不渝，突破一个个关口和台阶，回望同行，不觉已超越了很多人；有的起步较晚，但天资聪慧，学而有成，出手不凡，迅速成长……总的是人上一百，种种色色。 不过，分析个人和群体的成功与不成功，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比如，转变日常思维，适应文学思维，是每个作者必然经历的过程。教师和学生一起从作文阶段的作文经验出发进入文学写作，谁率先领悟创作与作文的相同与不同，谁就能超水平发挥，这也为夷陵众多作者的经历所证明。 比如，公文、新闻、论文文体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创作文体的相同与不同，是必须分清的。许多人把公文、新闻、论文、资料性散文、说明性应用文的行文习惯带到文学创作中来，不知改正，很难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 比如，进入到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的某个创作领域之后，必须了解本领域的历史经典和当前标高在哪里，在继承的基础上站位于出发阵地，而不总是重复前人或自己已经有过的作品，求新求变，更高，更新，更强，经过一系列蝉变与突破，无限接近经典，贡献新的文学内涵与艺术范式。任何一次前进和突破，都是长期积累和思考领悟的结果。只有泛舟于汪洋无际的文学艺术之海和人类认识之海，以一桶水的储藏凝出一滴水的光辉，多半人生扎根在艺术和人生之海中付出文字的冰山一角，才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夷陵作家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思维转变与学习积累过程，才一路走来。除秦廷申、杨眉、李绪萱、姜祚正等老一代作家外，朱忠运、杜鸿、元辰、黄荣久、林文楷、周士华等中老年作家，以至陈晓莺、王延志、易晓燕、刘艳、彭小琴、彭定新、吕孝春等后起之秀，都有清晰的变化足迹可寻。比如朱忠运《三春小阳秋》标志他成功登上中篇小说的个人和夷陵标高，杜鸿散文《中堡岛重游》、中篇小说《困兽》标志他的散文与小说进入创作时代，长篇小说《琵琶弦上说》的完成标志他长篇小说艺术的全面成熟；元辰散文《玉米金黄》《黄柏河渔人》标志他倡导的诗意生活大散文书写的开始，中篇《猫٠虎∙人》与短篇《松香》标志他中短篇小说技巧的成熟；黄荣久散文集《这条河流》诗歌集《与月亮有关》标志他散文、现代诗歌创作的成熟；林文楷长篇小说《龙脉》和长篇地域风情散文《滔滔峡江又一年》标志他个人和夷陵小说、散文曾经达到的标高；周士华中篇《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和《碧血黄花》标志他小说创作登上的高度。而王万明退休之后才开始诗歌创作，并且是一边学习世界经典诗歌一边创作，第一个十年年届七十出版长诗《单恋的风》。第二个十年出版长诗《美在人间》，更是说明了思维转变与发掘潜能是夷陵作家通过不断提升自己而不断冲击标高的重要法宝。 而从另一些作家的创作之路来看，许多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写出了像模像样的作品，但到了21世纪20年代末，其作品依然没有像样的进步和突破，凭一张上世纪尚未登上巅峰状态的旧船票登新世纪文学之舟，难免连三等舱也坐不上。究其原因，一是过于自信，我语言通畅，我积累丰富，我感情真挚，我不一样写熟悉的故土、身边的亲人、童年的趣事、天下的风景吗？不也在各自媒体甚至文学刊物发表吗？为什么你们看得上别人，看不上我的呢？二是总不自信，觉得自己不是干文学的料却又一直写着，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小心谨慎重复日常话语，没有想我也有不同我也有金刚钻我也能揽瓷器活。这两种状态必须破除，才可能发生实质性转变。 克服庸常思维习惯，树立个性的艺术思维方式，养成独特的审美视角和表达角度，一直是创作的必须。试想，看到“五月的星空”或“秋夜”这样的题目，你没有勾起个性化的审美想象和回忆，而企图从常见的角度去定义、罗列和平铺，既不对契入点做选择，也不对题材和素材做精心分割和安排，更不对现场细节精心绘制，怎能写出有新意的作品。我的确看到不少作者已经把宝贵的峡江资源慵懒地处理掉了，确实叫人心痛。而成功的作者，总是珍惜和善待每一素材的应用，抓住题材的某一特征，深挖可能蕴藏和包涵的人文底蕴，设计真实可信的生动情节，丰满场景、人物、故事和命运，传达出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和精神底蕴。习惯性永远是创作的敌人，战胜这个敌人的潜力永远在自己。主体只有永远不断地依靠学养与格局提高来破除与生俱来的习惯性，活到老学到老，思悟实践到老，才能真正步入文学殿堂，增强和延长艺术生命力。42年夷陵作家的创作经历证明，主体进步与强大，是潜能发挥的必由之路。 四 环境论：进入隧道与互相激发 杜鸿有一个想象的比喻，文学蝉变必须进入文学的时空隧道。当作家进入文学时空隧道之后，关闭的是日常习惯的知觉，打开的是文学的全方位感知，依靠文学的感知寻求方向，同类比评，互激共进，才能实现从“灰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 而这个文学隧道的提供者和维护者，正是当地的文学环境。 我理解文学环境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创作以外的社会学环境，一部分是创作以内的群体心理学环境。两大部分综合作用，成为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学环境。 从文学创作的社会学环境资源和环境状态看，夷陵文学崛起的关键因素有： 1、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整体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质量都发生聊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夷陵环绕东方水电之都宜昌市，处于中部崛起的战略腹地，是湖北副省域发展中心最大的县级体制区，90年代以来处于全省十强县市区前列，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发展为文学艺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文学需求与创作冲动，提供了人才资源，而且推动了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保护、利用与传承，将本土文学资源与资料更直接地呈现在传作者面前，朱钟韵、黄世堂、欧阳运森、彭明吉、元辰、杨建章、杜鸿、黄荣久、林文楷、周士华、吕孝春、陈斌等几乎都是在地方文化资料的搜集、学习、研究、整理中走上创作道路或提高、升华了创作意识。 3、党和各级政府关于繁荣文化艺术、弘扬主旋律、重视基层和民间文化建设、扶持精品力作等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为文学艺术发展与繁荣注入活力，夷陵区高度重视文化名县建设，文化兴区成为历届区委、区政府不变的战略方针，为夷陵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服务、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保障。 4、历届区文联作为文学创作的管理和服务部门，不遗余力贯彻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文艺方针，正确引导，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实现了队伍的团结与统一、思想的坚定与信心的提高，热情的释放与坚持。 5、王先沛、张映泉、谢克强、高晓晖、董宏猷、周百义、钱鹏喜、李鲁平、李建华、蔡家园、李修文、晓苏、刘不朽、符号、李华章、胡世全、吕志青、张永久、南野、甘茂华、温新阶、韩永强、毛子、冯汉斌、吴卫华、刘月新、桑大鹏等省市文学名家与夷陵作家的密切交往和关注、指点，为夷陵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 从作家群体内部环境看，夷陵文学崛起的关键因素是： 1、夷陵作家队伍始终保持了“尊贤重道、平等相处、团结向上”的优良传统和“达者为上，能者为先，彼此尊重，互帮互学，携手共进”的良好氛围。坚持和维护这一传统的过去是作家协会，现在是作协、评协、诗词学会。三会各自独立，思想、行动高度一致。主要不是靠组织手段，而是靠作家对文学的虔诚热爱和彼此间的信任、友谊。 2、“作家是写出来的”，夷陵作协、评协、诗词学会坚持以创作为中心，在文联领导和支持下搭建了各种创作、沟通、交流平台，除文联刊物《新三峡》外，协会还组织有笔会、诗会、作品推介会等品牌活动与基于网络的网站、论坛、Q群微群、《夷陵作家》《夷陵评论》微刊以及会员联系、组稿的外部网站、论坛、微刊，会员平等、自愿参加，互相服务，从而形成多头并进、立体化发布交流的创作场面。 3、以“出精品、出人才”为目标，在尊重个人原创精神和创作努力的基础上，帮助完善和实施创作计划，梳理推介、交流、扶持渠道，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源，扶上马，送一程。元辰《悠游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杜鸿《怀想三峡》、林文楷《龙脉》、周士华《碧血黄花》、黄荣久《这条河流》、易晓燕《武矣定传奇》、彭小琴《雀尕飞》、朱春银《火鸟羽戈》、杨眉《放歌三峡》《云顶西塞》等作品，或获得市屈原文学创作奖、三峡文艺明星奖、精品文艺项目扶持，或获得区财政、区企业出版赞助。获得夷陵区欧阳修文艺奖的作家作品更多。 可以说，夷陵文学能有今天的成绩，是与良好的社会环境、内部环境、个人努力三方面的因素分不开的，并且任何一方面的因素都不可缺少。 （2020年7月3日完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