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夷陵评论||庆祝建党百年变迁专题：元辰《百年出行记》

元辰1948 2021-12-14

展开全文

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2021-046 总第677期 编发：元辰

元辰：本名袁国新，1948年9月生，宜昌夷陵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悠游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雪宴》等。

百年出行记

元辰

父亲出生于辛酉（1921）年底，逝于甲申（2004）年中，享年82岁半。庚子（2020）年末是他百岁寿诞，约了弟弟和四个妹妹，在生日那天回老家祭奠。兄妹六家，只大妹住在离老家不远的南垭村十字沟，其余都在小溪塔。从小溪塔回桃子园老家，一百来里，坐公汽不能直达，当天来回有困难。现在各家有车，但侄甥有的在外、有的本地上班，不能都去，小妹夫开车先接我，再接住鄢家河的弟弟和弟媳，只三台车到南垭与大妹回合，再奔桃子园。

一路风驰电掣，所历无不是我曾经双足丈量之处。回想父母在世承欢膝下的诸多细节，包括季节的颜色、草木的气味、石坎走动的声响、亮瓦透进的光线、父母细微的表情；包括饥饿的涌动、赤脚的刺痛、毛笔脱颖的晦气、上学差钱的焦急；包括探亲归来的夜话、父子母子同行的欢欣、为父母祝寿的激动、送父母归山的悲怆；包括少年出山的壮志、闲时凝望大王岩希望有道桥直通古路垭的痴想、石屋里睡不着的长夜，都涌到眼前而又瞬间乌有。人生短暂，百年一瞬，悲从中来。父母归山，故乡不再，我也到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的第一道卡口，童年记忆难免活跃，梦里都和父母在一起，常常为赶不上班车回部队或单位而愁醒。

桃子园在分乡北部黄柏河东岸的群山之中，东对大王岩。袁家一脉，自江西移民而来，一直在此居住。解放前是分乡区插旗乡的一个保，后来是分乡人民公社、分乡区、分乡镇的一个大队或村，现属著名垭丝三大产地之一的棠垭村。地质特性为横贯长江西陵峡两岸的夷陵中部石灰岩地带。南起点军三百峰，北至樟村坪三堡垭，喀斯特地貌，漏水干旱，出行极为不便。

桃子园分大、小桃子园，我家在小桃子园最南端的沁水窝。站在老家右手的乌稍尾岭上，望得见全敬存的老家万家河，相距二三里，小时候去那里看过余光耀的皮影戏。通往外部的路有三条。一条先向北后向西，从梯子口下三泉经西北口对岸通往雾渡河，是雾渡河人东出的大路之一，本地人走得少；一条向北，经老林坡上棠垭去苟家垭，上初小、到棠垭管理区办事、去插旗走亲戚、参加苟家垭物质交流会、捉笼猪（小猪儿）都走这条路；走得最多的一条是出门向东，翻山而下，经箩筐岩上古路垭到南垭，下分乡、赶宜昌，都走这条路。

20世纪90年代以前，南垭曾是这一带的商贸中心。粮管所、食品所、邮政所、卫生所、供销社的百货生资饭店旅社一应齐全。小桃子园人赶场、交猪、交粮，很长时间是到南垭而不是棠垭。

从从老家步行到南垭至小溪塔87里，到宜昌106里，走公路经棠垭要多20来里。打记事起，一直在这条路上奔波。现在每年也往返于小溪塔和桃子园之间好几个来回。过南垭向西，回家的路仿佛从天而垂的云梯，陡下陡上五六里，过了这山有那山，家在云端更深处。百年来，祖父母、父母、我和子侄，四代人出行，变化翻天覆地。回顾百年变迁，于我是一次记忆的矫正，也是告慰先人最好的一种方式。

回家的最后一旦段

父亲没有告诉我，祖父1937年去世前是否挑着担子赶宜昌。母亲告诉过我，1939年去世享年70的外祖父常年与人合作，从苟家垭贩牛到宜昌、再从宜昌贩针线麻头到乡下，还曾遇到抢犯，当然，挥舞鸭嘴板凳打过分乡场通街的外祖父，凭一双银筷插入抢犯头的鼻孔，便轻松将牛多了回来。父亲十五六岁就挑炭下宜昌，一路嗨呵嗨呵，一趟回转两天，是亲口告诉了我的；50年代修荆江分洪、到县城开会、60年代修巴峪坪水库、送我到镇境山上学、到学校送生活费，更是我记得的。

60年代后期，我回乡劳动生产两年。父亲是大队支部委员兼生产队长。本组同年的小学同学袁玉梅初中毕业死了母亲，刚与表兄成亲，父亲突患急性黄疸型肝炎，被乡医误诊为感冒，病危倒床。她表兄在外当公办老师，她手足无措，只有找我父亲。

父亲立马喊了生产队的两个壮汉，下大河边她家，用兜杆抬病人，连夜从南垭赶往宜昌东山医院。一百多里马不停蹄，天亮时到达，医生说没救了，传染病，赶紧抬回。他们不敢停留，立即返程，换班将遗体抬回她家。父亲接着组织人手、借钱借粮帮助安葬。办完丧事，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人已累瘫，万幸的是没染上传染病。他说，这比十六七岁挑白炭到宜昌去卖难受多了。

90年代以前车辆很少，路况也不好，有车多是拉矿的。托人找便车，买票挤长途汽车、单位派车，都很难，常常等大半天没影儿。回家总是磕磕绊绊，而且到了南垭，就得步行。妻儿，跟着来玩的亲朋或邻家孩子，都只能一步步向上爬。带的东西多了，家里不接不送，没办法回家，也没办法离开。偏偏那时节农村穷，不尽量多带东西，回去没吃的喝的用的。车难找，票难买，路难行。出行记忆犹如魔魇根植于心中，经年挥之不去。

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回乡不便的恐惧才逐步减轻。1987年，宜昌县委提出村村通公路，桃子园修通进村的路在90年代，由于是简易土路，一场雨便冲得七零八落，时通时不通。世纪之初水泥路通到村委会，就便的拖拉机、摩托车少，仍有好几里要背东西步行。2015年以后水泥路延伸到各组和居民点，除了没有交通切换灯，护栏、垃圾箱、提醒牌、白线、反光线、太阳能路灯一样不少，农村人也开始买轿车了，再不济也可搭乘熟人的摩托车出行，没人再步行从南垭出行了。

小时候迷于桃梨之美味和四季花开之美色，只知吃、玩，感触不到生计艰难、出行困难。五岁多拎只油壶，独自去南垭打油，一路蹦蹦跳跳，也没觉得五六里山路有多难。及至上学之后尤其是文革时回乡参加生产，背栏粪到生产队在南垭的水田，挑稻谷回来，到南垭交公粮，背梨子到供销社卖，休息日带弟弟妹妹背柴卖，一百多斤压到肩上，才感到“行路难”，民谚说“下山跺屁股、上山碰脑壳”，“上坡腿打颤，下坡腿子酸，一步一身汗，三步就气喘。”一点也不假。

来回路上，总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十来岁的孩子，背一大捆枝子柴，被两边的树枝绊得蹔来倒去，拄拐棍还止不住浪，大冬天也全身湿透。空手行走，露水雨水也往往打湿全身。山路陡窄，迎面来个人，必须侧身才能通过。枝叶茂盛时，往往被无声无息从对面钻出的人吓一跳。秋季，秃枝刷脸，草籽粘身。下雪上凌，不拄拐棍不敢迈步，跌下山岩必定粉身碎骨。

也有壮汉用兜杆抬几百斤大猪到食品所交任务，一路哎嚯哎呵；抬着病人赶医院的，脚步飞快，竹竿忽闪；还有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送公粮、背桃子梨子木子卖供销社，一路说笑不停。

在老家后侧东望大王岩

山陡路窄容不了轿子这种奢侈品，想坐只有兜杆。幺姑接上了年岁的祖母去玩，就请人用兜杆抬来抬去。抬猪用的是棕绳网或者木板，抬人用的是竹躺椅。横档上肩，忽闪忽闪，坐的人却很难受。若抬病人，则要铺盖被子。

来去过一道河。当地人称小河，实际是水木溪。从青峰山而来，经乌稍尾注入黄柏河，插旗村地界上曾建一道木制盖瓦的廊桥。全敬存老家万家河三面临河，水木溪（小河）在其上，牌斗河在之下。放牛娃全敬存从这里走上现代史舞台，成为宜昌辛亥革命著名的四老人和全国抗战诗最多的诗人。

但凡下雨，小河水涨，水流湍激，浊浪滔滔，河宽达四五十米。山上的人多不会水，水深达磕膝以上，就得远道过河，来回多好几里。如水深没顶，则被隔河。天一下雨，家有学生在南垭小学读书的，便要放下农活，到河边来接。我五年级周末回家正遇涨水，刚学会“狗刨”，不知厉害，估计一下可能被冲出的距离，斗胆下水，游向对岸，结果多冲了十几米，差一点上不了岸。起岸惊魂未定，再不敢冒险。

1958年我第一次离家远行，堂哥袁国本由民办教师调任分乡人民公社机关事务长，带我去公社玩。我们下乌稍尾，经万家河出牌斗河到堂上、乌龟石、大松树一路步行到分乡，越走沿路电线柱越多。全公社九个管理区，一个管理区七八上十个大队，每个大队一对电话线，沿路不断增加，到老场头的公社所在地，从不同方向汇集了近百对电话线，感到从未见到过的震撼（随着光纤和移动通讯的普及这种景象再也见不到了）。在分乡公社机关的一个星期，10岁的山里孩子不敢满场跑，除了在食堂吃饭，大部分时间看书做作业。而后国本哥带我步行回家。

1959年我11岁，在南垭小学读五年级，有一帮同学每个星期天为供销社从十字沟挑篾到分乡，约好挑19斤辣椒跟他们一起到分乡。星期六放学回家摘自家园地的辣椒，星期天起大早床，母亲送我到堂上天还未亮，等我与同学会合才回去。从南垭到分乡40里，19斤辣椒不重，快到普溪时，第一次看见从大石沟煤矿拉煤的汽车呼啸而过，惊得目瞪口呆。在普溪把辣椒卖了一块一毛钱，跟着挑篾队伍第二次进分乡，坐在木桥上等同学把篾交给桥头供销社，想象母亲说外祖父挥舞鸭嘴板凳打通场的情景。同学们结账出来，说一百斤篾工钱一块，最多的挑七十斤，一般的挑五十斤，赚五到七毛钱，他们都很满足。

1960年我在分乡读初中一年级，学校放寒假，父亲让四爹和小爹带我到宜昌卖了辣椒面再回家。中午从分乡出发，步行四十里，到小溪塔天黑，住供销社板壁屋旅社，喝红高粱糊糊。第二天从板栗树湾进沙沙河，有人要辣椒面，谈好价格就卖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辣椒面卖到九毛一斤。每人十多斤辣椒面，一人卖了十来元，也算一笔不小收入。然后从石板铺到解放路，出东门，转一圈，将晚步行20里回小溪塔。依旧住板壁屋旅社，喝红高粱糊糊。第三天步行86里回家。

1963年我从宜昌县一中考进宜昌二中，在镇境山读书的三年，同在分乡读初中一样，每月请四天假回家拿生活费。1964年宜保公路修通，开往远安的长途汽车经过南垭。但是我很少坐车，一百多里全程步行。背着衣物和瓶瓶罐罐，天亮在镇境山下小餐馆买两个馒头出发，日落时分到家。中午在黄花吃三分钱的米饭两分钱的白菜，走到金竹又饿得慌，离家还有20多里，有钱可以再吃三分钱的米饭两分钱的白菜。没钱只能干挺。有一次走到南垭背后的古路垭，饿得没法动步。只好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躺下。迷迷糊糊睡了个把小时，眼看太阳落山，再不走，就要摸黑。只有拖着罐铅一样的腿，继续出发。

石板路高高低低，斗折蛇行，坡降六十度，一步踏虚就会头破血流。行到半山，朦胧中一团黑影挡在路中，心中一颤，大吼一声：“嗨！”黑影长长哼一声，才知道是个人背着东西吃力地爬行，走近看，是白发苍苍的刘家婆婆，捡柴回家。头发搭在脸上，满面汗流，衣衫湿透，柱着拐杖，迈动两只小脚和麻杆一样的腿，吭哧吭哧向上爬。

她找个地方，把背夹歇到石坎上，捋捋脸上的湿发，说：“是国新啊，你在宜昌读书回来了？”

我说：“是，回家拿生活费。”

她拿出个比鸡蛋大一点的烧红薯:“你饿吧，吃了爬坡。”

我虽然很饿，眼睛放光，口水直汩，但怎能吃八十老人的备餐呢？她还有好几里上坡。我说：“不饿。您吃了，早些回家。”

婆婆蠕动没牙的嘴，说：“那我吃了。老没用了，捡这点柴，天黑没到家。”

我不知怎么安慰。我也还有三四里呢，要摸黑。

迟疑一会儿，说：“婆婆，我走了。您慢点，别摔跤。”

下坡，过干凅的小河。上坡的时候，浑身冒虚汗，两腿酸软爬不动，一步一喘。平常十来分钟的路，用了一个小时，才望见自家灯火，喊一声“二妈”，泪珠滚滚落。父亲把我接回家，喝了一碗煮红薯，才缓过劲来。

1967年7月18、19日全市保守派围困“二高百师团”，历时两昼夜将困守于教学楼二楼的造反派拿下，不少顽抗者被打。我和同班的易行运、杨进声等逍遥派蜷伏宿舍，不敢出门。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围攻人员尚未撤离，广播里播出了武汉发生“720”反革命事件的消息，全市造反派携劲风从各地反扑而来。大家一听，顿时傻眼。造反派一家独大，必须立即逃亡。离校近的同学回家了，我们三个离家远，裹挟在逃亡队伍中，进入宜昌市保守派最大的据点二马路天主教堂。吃的喝的全靠市民自发捐助，睡觉人靠人合衣而眠，并不时传来造反派要进攻的消息。提心吊胆过了三天，我们合计走为上。第四天我们溜出云集路，经中山公园，沿小路到石板溪，再到茶庵子农中探听黄花一带有无造反派拦截。我叔伯姑父王宏才在学校教书，正好我父亲听说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后，步行来宜昌找我，学校、市内没找到，也到茶庵子中学来找姑父打听消息。和父亲会合后，便与易行运、杨进声等分别，跟父亲步行回家。

1967年秋，父亲担心我被造反派捉去，央求生产队副业组刘永天、李万金、徐崇山三个排工带我到沮水放排。农历八月背着行李从棠垭入远安经保康，步行两天，来到南漳峡口镇，住进木材站。然后来回300多里到保康马良坪去挑铁丝，中间来回100多里到远安洋坪挑100斤米20斤猪油。负重方知路难行，那个累比泡在水里扎排难受多了。尤其是挑米油，早上是晴天，回程天下雨，路陡峭，树枝挂，肩打泡，脚打滑，鞋破了，一边是沮水悬崖，一边是深深的沟渠，天黑了，偏偏油坛磨破口袋，必须用手抓着，一步靠一步向前攒，欲哭无泪。扎好排下水两天，父亲接到学校复课闹革命通知，步行135里沿河来找我。一看通知，是支左军宣队发的，不回去学籍就没了。第二天一早随父亲步行135里回家。宜保公路已通，偶尔有货车通过，不认识不可能带你，只能两脚不停地走，晚上九点到家，收拾东西，睡一觉又出发，再步行一百多里，晚上九点到校。被子放在老师那里来不及拿，钻进贾代静同学的被窝睡下，一群造反派强行带我到教室，劈头盖脸一顿毒打。风高月黑夜，凶残打人时，害得我抱伤一个多月，放假才步行回家，喝了半年疗伤药酒。

夷陵居民小组入户道路

文革前，经过南垭的宜保公路已经修通，客货车都有，但普通人如非经济宽裕或者有熟人开车，依然很难坐车出行。我买票坐过从宜昌客运站开往远安的客车，七八毛钱的车票不贵，但早上七点的车，得提前到中山路住一夜，不可能每学期放假，都去麻烦同学刘一届的父亲。1967年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全县召开党员培训大会贯彻中央精神，大队党支部指定我为宣讲员参加培训，自带被褥、口粮，各大队到棠垭管理区集中，分乡区组织一台货车沿路接人，拉进宜昌城内。父亲、五婶和插旗大队姨妈是党员，一起参加培训。1969年春节后参军入伍，和送行人一起到棠垭管理区，上货车到分乡，再由两台货车送进杨岔路兵站。表妹带我弟弟袁国均、堂妹袁玉玲一起送到宜昌，出钱安排他们住旅社、坐班车返回。

当兵14年，跑遍大半个中国。坐军车军列，速度不如高速公路和飞机、高铁，但集体行动，并无不便。个人出差、探亲，时时得自己出面，没有集体出行方便。我到河南出差，租自行车下乡，寻找落实政策对象，送达部队甄别、平反决定，只有原住址，无法通讯联系，找一个人往往要找好多地方，眼看天色已晚，人没找到，饭没吃，只能给钱给粮票求人做一顿面条，吃了再找。事情办妥，摸黑骑车回县城旅馆，已是深夜。援老筑路5年，三次探亲，带着八九十斤东西，从境外坐一星期长途汽车到昆明转火车，要等两三天才能买到票，在武汉或岳阳转轮船也要等，到宜昌转汽车到南垭，又用八天。弟弟和父亲来接，背着东西步行回家。1979年以后到了北京，四次探家，打电话给妻子约好接站时间，在宜昌火车站下车深夜十一点，没车，只能步行回家。现在24小时一招手，的士就停了，来去比自己开车还方便。

七十年代末带妻儿回老家，都是路过客车，很难买到票，多半托人找关系等便车。有时等了半天，车来人已坐满，还得跑上跑下想办法求人重找车。冬天下雪站在敞篷车上全身冻木，风像刀子吹得小孩哇哇叫。到了南垭还得步行五六里，又背东西又牵娃，难啊。有年夏天，妻子要上班，我带两岁多儿子坐县运输公司班车回家，到了南垭，我背东西，儿子得自己走。下古路垭，上箩筐岩，一直走了五里，还有一两里上坡路，儿子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叫他喊小爷爷的女儿、七八岁的小敏幺姑来接。大孩子背小孩子送到家，水没喝一口转身就回去了。

南垭是个过路站，出行的人多，坐车更难。早上八九点钟就等着，常常到下午也坐不上车。更不用说带的东西稍多，司机一脚油门溜了，找谁告状也没用。很多人都找供销社熟人或南垭做生意的人拦矿车。二十年间，我和妻子回小溪塔，除了预先联系地区矿运七队李来喜等熟人的车外，便是托供销社、南垭熟人拦矿车，欠情不说，受白眼也无数。社会没充分发展，尊严当不得饭吃。有年春节妻子在百货公司上班，我和十岁儿子提前回老家陪父母过年，约好年三十回黄金卡岳父家团年。三十早上吃了早饭，九点前就到南垭等着。货车没有，只有县汽运公司一班车，本该十一二点钟返程，结果等到四点多才姗姗来迟。人倒不多，司机说，到凉水井家里团年，吃过饭才能去小溪塔，你们愿等就上。到凉水等他吃过饭，他宣布不去了，退钱自己想办法。只到分乡一带的几个乘客，一听无望，结完钱步行了。

那时既没手机，单位摇把座机也因放假而锁在屋里，且也没熟悉的司机可以联系。妈妈的叫天天不应啊！我听说此人曾在县政协当过小车司机，便使出江湖手段，嬉皮笑脸说，师傅是大慈大悲的人，还在政协工作过，麻烦你把我们父子送一下吧。我这个县委政研室副主任记住你这份情。他说，不行我喝酒了，不想出车。显然是个幌子，我说，看样子你没喝多少，你看我们父子还是早上七点吃了早饭的，到小溪塔还有七八十里，饿到现在，哪能走这远的路啊？你不忍心我们饿昏在路边吧。

他又说，车况不太好，没把握。显然还是托词。我说，开上，能走多远是多远，说不定一直开到小溪塔无事。有事也不怪你，我自己承担，可以吗？

我不停地装烟，他走哪儿我跟那儿，像块橡皮糖甩不开。他想了一会儿，说，那好吧，我能开到哪里是那里。我说行。其实一直开到小溪塔也没问题。回到岳父家，天已昏黑。岳父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我们中午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哭丧着脸说，实在搭不到车啊。此后，都提前回家，二十八九返回，再没陪父母过一个年三十。

夷陵区统筹道路交通规划建设

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南垭不算边缘山区，交通还算不错。许多边缘山区，比南垭还差很多，步行的路程更长。那时坐公汽去樟村坪、下堡坪，都要一天，中途还要在上洋、雾渡河吃中饭；单位开车去也要四五个小时。整个社会欠发展，宜昌的交通也远不如现在。80年代中期我读华师两年，回趟家，坐火车要从襄樊转，11个小时；坐长途汽车，要两个月工资，一整天时间。90年代末开车走宜黄高速去武汉开会办事，时间缩到三个多小时。2017年应邀参加省作协研讨会，坐高铁来回230元，跟八十年长途汽车票价一样，但时间只要两个来小时。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部队地方，因公出差，非正团级坐飞机、软卧不能报销，我也没坐过飞机、软卧。世纪之初取消这项规定，我随市黄克局长到金华、独自到新疆参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业务工作会，坐了软卧和飞机。退休后2005年初独自坐飞机到深圳陪儿子过年，机票价便宜得只有260元。多次坐宜昌直达广州的直快出入，虽然不如现在高铁舒适迅捷，但也比90年代坐汽车跑三天要舒服得多。

发展才有质量、幸福和尊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2018年，夷陵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4474公里，等级公路达到3936公里。全区行政村通公路比重100%，行政村客运班车开通率100%。机动车辆翻了几倍，城乡私家购车的越来越多，有的一家几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一本有温度的出行变迁史，印证自己的幸福感受。尤其是买了车带着全家周游全国的驴友，感触会更为深刻。我不得不叹息，自己还是出生早了一些，不能拉着父母出游了，没能让他们赶上现在的好时光。

（2021年3月1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