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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1-054 总第685期 编发：元辰 我的父母和弟弟、三个妹妹，为给我寄到部队照的。大妹高中住读不在家。现在小妹也54了。 百年人物记 文/元辰 昨夜又回到儿时或成年后的故园。父亲依然光着臂膀，在道场上挥连枷打场，汗如雨注。母亲提“一匹罐”大茶壶，汩汩将水倒进碗里，仰头喝下一碗，然后端一碗递给父亲。父亲拄着连枷喝下去，母亲问：“还要不？”父亲说：“再来碗。”母亲提壶再倒一碗，父亲又汩汩喝下。母亲提壶端碗进堂屋，放下，拿扬叉把打过的麦草翻一遍。包产到户了，自己种自己吃，打四遍，才能收拾干净。 麦场灰大，这四个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祖母，自己搬把小板凳，出了后门，在屋旁皂角树下花白的荫凉处坐下。身上穿着大襟右衽细蓝布汗褂，黑布裤子，尖尖布鞋。头上包着白棉布服子，两只角很展很展。手上拿着芭蕉扇，轻轻慢摇。她已80而后，眼光有些浑浊，但还有神。嘴里哼着不知什么调调，没有人同她说话。 我知道是在梦里，时空不固定，场景多变换，想说话，张不开嘴。 其实我很少做梦。多年以来，退休老头一个，依旧忙得无法做梦。要把该干、能干的事情干好又保持健康，“饿即食、渴即饮、睏即眠”，经常和老伴说着话睡着了。上床即入睡，从不择床，醒来天光。中途不醒，不起夜。自是一年四季“吃得睡得累得”的七十三岁不倒郎。可每隔几个月，依然会梦回故园，做白日梦与父母亲人在一起。 一个人的精神脐带无法剪断，最初的来处总比后来的住处更加安魂。 张建全说“想见村里每个人”，我也是。得停下手头其他事，写《百年故园》，先来篇故园人物记。 我的故园，大，指整个桃子园，包括上桃子园（原一二三组），中桃子园（原四五六组），下桃子园（原七八九十组）；中，指下（小）桃子园；小，仅指原七八两组。记忆有限啊，只叙述自己知道的，无法村史般地叙述整个桃子园百年人物。 没有袁永辉照片，找个网图代替 长寿五老 桃子园七沟八梁九面坡，一个大队十个组，后改为行政村，新世纪之后合并到棠垭村。七八两组占两沟三梁三面坡，最旺时30来户人家，近二百号人，百年来寿命九十以上老人五个，新社会活了几十年；八十以上的老人，粗算一下二十多个。在贫瘠的石灰岩地区，这是一个奇迹。解放初去世的人大多五六十岁，平均寿命的延长让人吃惊。 第一个活到百岁的是袁永辉老太爷。七组转包上袁宗君的爷爷。他儿子袁世海，年龄和我父亲相仿，说话轻言细语一脸笑。孙子袁宗君和我相仿，稍小。我管袁宗君叫爷爷，管他父亲袁世海叫太太，管袁永辉叫老太太。 我记事时，袁永辉已白须白发。父辈说，袁永辉老头操过打的，这方只有他是从过师的了。练身的石锁就摆在道场上，我们上学从道场经过，亲眼见过。他光膀子干活，古铜色的背膀，一疙瘩一疙瘩的肌肉，着实叫人羡慕。七十多岁仍能单手举起百余斤的石锁。操过打的人舞龙舞狮都是舞绣球的，领舞者，又叫“打回子”，大概是来回腾挪的意思。我没见过老太“打回子”，只见过袁世海50年代舞过龙灯。世海太太并不“操打”。就如我老太太袁永明、太太袁世泰“操打”，爷爷、父亲却一点不会。“操打”的人生活古板，除了农活和“操打”，没有别的爱好，既不打猎也不打渔，到老与后人分家单过。老伴走，自己老得实在照顾不好自己，才和儿子孙子到一口锅里吃饭。他如何练功不得而知。只听与他同组的曹汝斌说，50年代他学“打回子”，拜请老头指点，获益匪浅。那时我八九岁，不知道受益匪浅究竟受了什么益，至今也没破开，老头儿神秘的印象一直留在心间。 新社会老人自劳自食几十年，很少生病生灾，八九十高龄以后还为集体放牛割草，为自家砍柴背柴，好像在八十年代去世，享年百岁。 第二个活过九十的是朱家婆婆。八组杨树湾袁宗喜爷爷的老伴，原大队长、党支部书记袁先烈的母亲。母亲跟我说，1947年分家，分到父母名下的一间半石屋别人租住着，合同没到期，找到袁宗喜租住他的猪栏屋，我1948年出生前夕才搬。母亲怀头胎我姐及我姐早夭后，朱家婆婆住得近，大事小事多有照顾。 我记事时，宗喜爷爷杀猪，每到冬季，穿着油脂很厚的麂皮围腰，挺杖撅着油乎乎的腰子篾篮，里面装着点刀、砍刀、尖刀、链钩、刨子、烙铁等屠宰工具，在山路上来来去去。朱家婆婆一双小脚，个子不高，跟许多老年妇女一样，很长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平时不是在山上砍柴、挖麦冬，就是在园子里翻地种菜，停不住。儿子袁先烈翻娃娃滩，家大口阔；另一个儿子袁先槐土改分屋，住在同组鸡公尖，1956年因病去世，遗孀带三个孩子，非常贫困。二老单过，勤扒苦挣仅能养活自己，谈不上富裕。后来宗喜去世，朱家婆婆一人过，日子更加艰难。和儿子袁先烈一起开过火，穷家小户困难多，老人不适应，要单过。八九十岁后，还自己捡柴、种园子、洗衣、做饭。儿孙只能管她口粮。 我回家从她门前过，总见她在忙碌。多少年后回乡，问“朱家婆婆呢？”弟弟说“走了。”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心里暗然，可怜她没有赶上温饱后的好时光。 第三个活到百岁关口的是我祖母李邦英，1997年去世99周岁。她比袁永辉小十来岁，在新社会多活十来年。解放初她五十多岁，是家里主要劳动力，砍楂子、烧火粪、薅草、收割、打场，我都亲眼见过。 她和小叔住在条石砌墙的天井老屋，我50年代上没少在这老屋里吃饭、睡觉。六十年代上初高中，回家时从门前过，得先看她才回家。她能当家作主，总是留我吃饭。我有时吃，有时不吃。70岁以前，几乎一直跟着小叔生活，做家务看孩子，生病了，不舒服了，才被父母接过来，在我们家呆几天，又急着要回去。母亲心里就不乐意，这儿不需要您照看这照看那就不是您家吗？儿孙不一样是您的？祖母也许不理解“饿老人”的心理现象，我知道母亲的父母走得早，十三岁到袁家当童养媳，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分家，什么都靠自己，想个老人看看门、哄哄孩子，没有。祖母住不上三天要走，她稀慌得很。后来母亲到妹妹家总是轮流着过，不论事多事少、有吃无吃，住到孩子们乐意了才走。 祖母80而后，在父亲、四叔、小叔三家推磨供养。她年岁已高，最多帮忙赶赶鸡子、摘摘菜，没什么事她做。包产到户以后，生活越来越好，供她吃穿没问题。经济上虽仍不宽余，但她很少生病，也不用什么钱。和几家关系处理得很好，不像许多别家老人常哭哭啼啼要找领导调解。 第四个第五个寿命超过90的人，是我四叔、四神。两人和母亲同年，丙寅属虎，生于1926年。而我母亲逝于2009年秋，父亲生于1921年底，逝于2004年夏，都80而后离世，也算高寿。四叔逝于2018年冬，享年92；四婶逝于2020年夏，享年94。 我祖母走时，父亲75，四叔71，和小叔一起在灵前下跪，颤颤巍巍。那一代人在旧社会吃的苦，即便给我讲过多少次，我也无法完全体会。我父亲1937年16岁，大伯、祖父那年去世之后，他是家中唯一半成年男丁，与祖母一起担起一家十来口的重担。他的任务是十来亩田的耕种、除草、收割等负重活路。而他自小肚脐封闭不全，常流黄水，还有腹沟疝，80才上县人民医院做手术。他说，那时望着一坡田耕不完薅不完，人已累瘫，常常坐在田头抱头哭，哭完还得接着干。辛劳一辈子，去世那年还种着三亩开荒地。70岁时我带他检查身体，医生说，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治不好，养几年吧。都认为他活不过75，他一直劳动，却活到82岁半。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生劳动肌腱发达，分田到户后有大碗肉吃，且心态平和。 四叔五叔未成年时，虽然不能负重，也必须下田干活，冲碓推磨。母亲讲，他和五叔合推手拐磨时，因使力不匀发生争执，开骂，打嘴，童养媳们也劝不好，祖母从田里回来，让所有人跪在天井屋里反省，一气躺了三天。接近成年，就要当兵。三抽一，五抽二。大伯当兵得病早逝，大婶改嫁，三叔四叔没法逃，祖母只得卖山卖田筹款送礼，托人将三叔四叔送国军部队给长官当勤务兵，怕他们上战场死了。四叔当兵时宜昌尚未沦陷，干了三四年，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打响，从宜昌抽调部队增援，团长看他才十六七岁，让他回家成婚孝母，没有去长沙。这是他九十而后亲口告诉我的。回来后与四婶倒插门成婚，解放后归宗，一辈子没离开过农田。直到60年代才结束借屋住的日子，做了自己的石屋。90而后仍然自种园地。 他去世，我奔丧，棠垭村安排堂兄袁国本在宜昌市宣传部组织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移风易俗摄制组陪同下，来主持追悼会。堂兄邀一起主持，他说我两弟兄主持四叔追悼会，宣传部摄制组全程拍摄，是对四叔最好的吊唁。我看了他起草的仪程和追悼词，建议增加四叔曾入伍抗战的文字，然后他叫我念什么就念什么。我想这样隆重的仪式，是对四叔一生正值为人、辛勤劳动、遵纪守法的最大肯定。四婶去世，正值抗击新冠病毒肺炎，形势尚未好转，不能聚集人群。四叔两个儿子办好下葬之后，才电话告诉。四叔满五七和第一个清明节，今年四婶第一个清明节，我和弟妹六人都回故园拜祭了。 人伦孝道，天命皈依，是社会清明的重要标志。这些老人，解放前的几十年，由贫困到赤贫，吃尽天下苦；解放后逐步由赤贫到自足、由自足到衣食无忧。虽然没有赶上21世纪的小康生活，但与早逝者相比，万般幸福了。尤其是袁永辉、我祖母、四叔四婶，在故园德高望重、人缘极好，归山之时，远近亲朋以及后辈子孙的同事亲友都来悼念。若没有走向翻身解放，没有社会生活的不断好转和后辈儿孙的成长、有为，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怎能活得久、走得有尊严呢。 1958年北航研究成功我国首架无人机，徐学贤为指挥部党支部书记 上一代文化人 故园上一代，多无文化，因穷。我祖父母目不识丁，祖辈未出过文化人。父亲、三叔、四叔只读过几个月私塾，认字非常有限。五叔初小，小叔高小。婶娘间唯四婶上过几个月私塾，其余解放后参加扫盲学习，过关后又还给老师了，到老只认得自己的姓名和钱上的阿拉伯字。故园人穷而少文，对文化却超常向往，对文化人也格外尊重。察其言，乡言无不盛赞邻村南垭万家河放牛娃全敬村之少年苦读以及本村九组徐学贤之家贫好学，用以引领故园子弟人生向往；核之行，则桃子园1955年初办小学与我同为第一届二十来个学生中，历经艰难困苦供养了四个高中生和十来个初中生。 南垭全敬存，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加入同盟会，走上“辛亥革命”舞台，成为远近学子的上上代榜样。抗战期间郁郁不得用，闲居乡里，还筹资兴办南垭小学，创作了校歌。上一代人中，不少出自其门下。比如原四组的湖北省“薅草锣鼓”非遗项目传人袁国本、原张家场公社党委宣传部长刘良、当过大队会计的五叔，都是抗战中期南垭小学的学生。本人高小五年级也在南垭小学读的，不过已到1959——1960年，全敬存作古，只能通过大人们的回忆传讲来膜拜。 三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徐学贤，继全敬存之后成为远近崇拜的第二代榜样。他出生在桃子园原九组纸家湾，农民子弟，是我母亲本家弟弟，与外祖父家相隔不到一里，后来才迁往南垭村南垭小学所在的杨家院子。 舅舅徐学贤少年适值抗战，国计本艰，加之幼年丧父，家家（方言外祖母）一人带学圣、学贤两兄弟，贫困不堪。但二人聪颖好学，吃不饱穿不暖亦不失求学之志，学业称冠当时学子。解放后，建设急需人才，大舅选择参加工作，供养小舅，使其得以继续就读航空系。1952年清华、厦门、北洋（天津）、四川、云南大学和华北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北航，小舅乘船路过宜昌，大舅还赶往码头送生活费。 徐学贤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科研组日常负责人、学生处长、研究生院院长。1957年夏，他刚和舅妈结婚，回乡访亲，在我家的道场边为我拍下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1959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无人驾驶飞机》，生动记录了1959年2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的诞生过程。“北京五号”指挥部由游击队政委出身的飞机设备系系主任文传源任指挥兼总设计师，徐学贤为支部书记，面对“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艰难情形，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论证无人驾驶飞行系统技术方案，带领师生近300人，大干百余天，终于出色完成任务。 1973 年 的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教务组科研组，组长张锡纯身体不佳，有时不能上班，日常工作经常由徐学贤代理。徐主要负责科研管理。此间和科研组一起，解决了歼六发动机“涡喷六涡轮轴”断轴事故这样复杂的应力分布计算问题，这项科研成果1978 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国家奖励。 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培德也曾师从徐学贤：“我和北航的缘分要从1960年说起，那时北航和北大合作承担国家某工程项目惯性导航系统论证工作，北大两个老师带着我们6个学生（理学院毛剑琴教授也在其中）介入该项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林士谔教授，还有徐学贤和徐鹤年等老师。” 1985年，他负责招生，三次找宜昌县高中考了578分的高材生张扬军，向他介绍北航的教学、科研等各方面情况，告诉他，发动机是一切航天器的动力，发动机专业最好，使他下决心填报了北航发动机系。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车船动力流体专家;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某技术专业组专家、国家安全重大基础项目课题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徐学贤的悉心引导，就没有宜昌的这位科研后来人。 故园另一文化前辈，是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公立教师邹治策。原九组邹家塝人，其长女邹国翠与我同年，并是小学同班、初中同届。邹老解放前是否教书，不得而知。我记事便知道他一直从事教育，在许多学校当过科任老师和总务主任。 父亲没文化，当农村干部多少年参加学习，到老勉强能读报读书、简单记账，但却有不少教师朋友。邹老是，原南垭小学校长、后分乡公社文教组组长黄祖元也是。邹老回乡探亲或者父亲外出开会，二人总要见面，交谈许久。父亲没少在他学校吃饭，他在我们家吃饭却很少。两人谈什么，我不知道，大概也是两个相互看中的人之间互相拉家常吧。我也不知道在人情来往方面，父亲怎样和他拉平。 邹前辈的干练、儒雅和谦和我是印象深刻的。他见我这个晚辈，也是一脸笑，轻言细语称“国新”（我学名）。八十年代中期退休以后，归乡养老。他长子邹国玉在原大队部山岭上做房子开小卖部，我回家没少坐一坐，有时也在店子里买东西。归于农村，家务事多，虽有退休金，改变不了山区农村“油盐酱醋茶”的供给环境，下田要占泥，出门要步行，居家没有自来水，干净、整洁、儒雅的习惯就打折扣。新世纪初，我再见他，也敞着外套、胡子拉碴了。他还一如既往问我父亲还好不。父亲2004年走后，我回乡插清，他又说，这么好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也是没办法啊。再后来未见他，一问，他也走了，未到90岁。 如今健在的文化人，应数本组同一条冲的堂兄袁国荣了。他生于20年代末，比我父母稍小，已过90了。他家与我家坎上坎下，相距三四百米。他夫人徐桂英是我母亲的叔伯妹妹，因而按“乱亲不乱族”的规矩，我叫他哥，叫他夫人幺幺（小姨）；他叫我父母仍是二爹二妈（我父亲排行老二）；他夫人叫我父亲二爹，叫我母亲姐。两家来往一直密切。他大女儿袁俊玲比我大一岁，是我小学的同班，叔侄关系很好。他儿子袁正群小我两岁，我俩高初中毕业回乡劳动绑在一起，受他父亲影响，脑瓜特聪明。我1969年初当兵，他1970年初当兵。 国荣哥50年代在宜昌县人委财税科当会计，是那时本组唯一国家工作人员。1957年错划右派，但未开除公职，具体原因我不清楚。60年代中期他下放在雾渡河财税所工作，农忙季节要返乡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去当地要有表现证明，时常由我代写，父亲再盖上私章和公章。文革后期，调到鄢家河财税所。80年代落实政策，在原已摘帽基础上彻底平反。财税分设时调回县财政局，任总会计师，可见他业务水平出类拔萃。因而，复原回乡的儿子袁正群得以落实中高级职称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招收至鄢家河税务所工作，小姨的户口也转了出来。时我已转业回县，1986年后在县委政研室工作时，多和国荣哥在相关会议上碰头。 我高中期间对哲学很感兴趣，读《矛盾论》《实践论》学艾思奇《唯物辩证法》。寒假与国荣哥同道从南垭到棠垭，说起学哲学，他滔滔不绝，一听知道他学得认真学得深，不是只懂会计业务，心里更加佩服。80年代末他退休，和小姨安度晚年。90年代，常常来往。 不幸的是，近十来年，他夫人、媳妇、儿子相继去世，孙女袁宏涛要上班，请了一个保姆照顾起居。虽同在小溪塔，碰面机会也很少，加之害怕触动彼此的伤心事，也没专程看他，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消息。我二妹有时间碰到，说他更瘦了，保健品吃得很多，精神不错，我也稍安心了，愿长命百岁。 操鼓者为湖北省“薅草锣鼓”非遗项目传承人 鼓歌传人 桃子园的七沟八梁九面坡都置于贯穿大江南北的宜昌县中部石灰岩地段，别的什么都缺，唯独满山石灰石和满地走的鼓歌传人不缺。80年代初宜昌县搞“三民”集成（民歌、民乐、民舞)调查，收录桃子园传唱的民歌，就有袁国本、袁国家、任祖英、邹国龙、邹国凤、邹国林、陈友英、徐成德等十多人在列。没有收录的鼓歌传人更多，初算一下，我知道七八两组三十来户人家一百多人中，打蒿草锣鼓的就有李远清李万金李万银父子、袁先烈袁先踝兄弟、袁世久、袁世家、柳良明（入赘前叫袁宗明）等十多人。九组有徐宗盼、徐学龙父子，徐学成、徐成德父子，邹国龙、邹国凤、邹国林兄弟。如果加上打镓铘的（鼓者），喊“高声子”（唱山歌）、哼小曲的，那真是“鼓歌满山吼，能者多如狗。” 我曾在《耳边的歌师》中写到：锣鼓一响，歌师上场。惊天动地的哀婉，惊天动地的悲怆，惊天动地的呼喊，惊天动地的雄强。歌师是有故事的人，又装一肚子三皇五帝至今的故事。感悟故事里的人生，咀嚼人生里的故事，镕为一炉。歌师鼓歌，教化、抚慰众生的悲苦。没有歌师，烟囱就不冒烟了。没有歌师，姑娘就不出嫁了。没有歌师，公鸡就不打鸣了。没有歌师，磨碾就不飞转了。歌师和父母一起将我喂养，歌声和包谷饭将身心催胀。 我外祖父徐宗耀，家在后来的九组，也是歌师、武师。一生悲苦，耕作之余，赶老牛，贩线听，为人婚丧嫁娶鼓歌，穷得叮当响。1939年母亲13岁，他去世了，享年70。我没看到他鼓歌。母亲讲过，在分乡至荷花道上，外祖父是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拖一条参加分乡场赶场（如北方赶集），从上场打过下场，没有武师拦得住他；又说他赶老牛下宜昌，在苟家垭腰中，被抢贩赶走了牛，同伴着急，他说“没事，吃了饭追赶来得及”，赶到黄花，用一双防止饭菜下毒的银筷，挑起抢贩的鼻孔，抢贩不得不乖乖交还牛，还帮他赶到宜昌。 活在新社会离我家最近的鼓歌传人属李远清父子。他住在我家对面山后的杨树湾，不到一里。不仅是鼓歌之家、渔人之家、还是猎户之家。 他小儿子李万银是我名符其实的发小，同年，同班，玩伴。我下河弄鱼（摸鱼、砸鱼、撒网打鱼、围垱闹鱼）游泳，都跟他学的。解放初，李万银尚小，提着锣鼓上场的是李远清和大儿子李万金。父子戴草帽，穿短衫，往田头一站，阳光从侧面斜照过来，把两条身影拉长，人们便平心静气，随着鼓点和歌唱劳作。60年代李万银十四五岁，需要补缺的时候，他就上场。小小的个子，黑黑的皮肤，外带草帽，扯开嗓子喊歌的时候，脖子老粗，青筋凸起，我记得一清二楚。 我还记得1957年秋，高级合作社本组的人在我家传达学习反右运动的精神，父亲是社长、党支部书记，主持会议。李远清在会上发言，哼哼吐吐地说：“有些事不合理，不能说，火烧乌龟肚里疼。”因他成分是富裕中农，大家要他说清那些事不合理使你你火烧乌龟肚里疼。他不敢说或者说不出来，一连帮助了几个夜晚。不够后来也没把他怎么样。我那时才读二年级，不懂大人的事，只在傍边听。 80年代初，还没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县委书记胡开梓带人到贫困乡村调查，为农村改革做准备，来到李远清家里。这时李远清夫妇七十多，子女都已成家，二老单过，李远清病在床上，小脚老太颤巍巍请领导同志坐。胡开梓揭开土灶上的黑锅，煮着黑漆漆的野菜，眼泪止不住流出，当即掏出五十元钱和五十斤粮票塞到老太太手里，推辞半天，老太太才收下。包产到户后没几年，二老便病逝了。 李远清的大女儿李万秀1959年嫁给我小叔，小女儿李万珍嫁给我族弟袁国文，血脉渊源和几十年的交往，和我本人与家庭的关系纠葛很紧。我回想劳动期间，和袁国文、袁国文亲哥袁国锦、袁正群几叔侄绑在一起，打牌、劳动、修棠垭水渠，形影不离。袁国文从广播局提前病退，回老家生活，借我和妻子到家做客。可惜，李万珍长期一人在农村，集体、家庭干活都像“拼命三郎”，支气管哮喘转肺心病，五年前较早过世。 改革开放后，李万金、李万银两家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衣食无忧，儿孙满堂。日子甜着呢，可也羅病撒手人寰。一个刚进80，一个不满70。只有小婶健在，今年77，享受着国家低保照顾。曾经称著一世的鼓歌之家、渔人之家、猎户之家消散于历史的无形。 故园鼓歌传人活到国家授予称号、享受国家补贴的只有袁国本一个。他是我本家哥哥，我小学老师。原四组人，生于1932年，今年进90。我小学时是个调皮王，杨玲芝老师拿不下，换了袁国本老师，把我收服了。他并不打我，也不推搡，一是吓，让我到办公室等待，放学后带我见父母，父母舍得下手打，我怕；二是哄，表现稍好就表扬、鼓励，“戴高帽子”（夸奖）。两手一用，我服，学的认真，成绩一直好。 他解放前读过高小，是当时故园的文化人之一。下学回乡劳动，痴恋薅草锣鼓，遍访名家，拜过九个师傅，学得上脑入心。讲故事，唱民歌，打丧鼓，做祭文，打镓铘，提皮影，扎龙灯采莲船，写新闻、演文明剧、编歌舞、做篾货，耕田耙地，无所不能。是全县优秀报道员，全县文艺汇演奖得主，宜昌地区命名的民间文艺家，湖北省“蒿草锣鼓”非遗项目传承人。 1956—1957年任桃子园民办小学教师时，组织学生表演采莲船到大小桃子园各家各户演出，从正月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船是他扎的，词是他编的，道具是他做的，人是他教的，妆是他划的，还亲自当艄公。我还被安排和袁玉梅、袁俊玲、任祖英轮流当船娘。 1958年他调到分乡公社机关食堂当司务长，后来到县三中当采买，1960年精简下放又回到桃子园小学当民办老师。前后几十年，一会儿当老师当校长，一会当农民，上上下下，有生病的原因，也有家庭困难的原因。80年代民转公，他年龄已大，始终没有解决。困顿之中也没有放弃鼓歌，只要形式容许，依然打镓铘，打锣鼓，打丧鼓，做祭文，写新闻报道，编演出节目，凡有汇演，几乎未曾掉号。 文革中组织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团长、编剧、导演，每个生产队派人参加，我和小学一帮同学混于其间，对口词，三句半，歌舞表演唱、渔鼓、相声、快板书都在期间。有时也安排我创作节目，写了些什么，全然不记得，只记得有袁玉梅，袁俊玲，柳良芬，袁正群，时家秀，时家翠，任祖英，左万锡，邹传银，王叔香，曹汝梅等人。 80年代后期，他曾到小溪塔做一段时间零工。那时保安一业尚未兴起，单位请零工负责打扫卫生，看管拖粪来掏公厕。他告诉我，因为得过严重胃病，看见脏乎乎的屎尿就反胃。实在干不了，又回乡下。劳作的同时，送葬打镓铘，坐堂打丧鼓，扎清明吊儿，想方设法赚点零用钱。 90年代以后的见面，基本都在送丧的场合。听着他操鼓歌唱，仿佛回到童年，画面一幅幅在眼前流过。只是他的声更郁郁苍茫，仿佛穿透今生来世。为我祖母操鼓，为我父亲操鼓，为我四叔做祭文，为我族叔袁先聪操鼓，除了“诗云子曰”、“亡人生平”、“孝子报恩”等规定内容外，还贯以自编的时政宣传唱词。每年一度的薅草锣鼓传承讲习表演，由当地政府文化部门举办，我并没有参加过。不过，宜昌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三集薅草锣鼓专题片，我一字不拉看三遍。他的演唱，我不仅感动，引起很多回忆，还产生很多联想，比如办薅草锣鼓表演的“祈福山庄”——“吃（故园口音念qi)者有福，名山有庄”。还觉得非常必要把他曲折的人生经历用讲述方式记载下来，整理成一本情节生动的口述实录散文。但我个人因为家庭情况特殊而无力陪伴采访，只能等待有心人出山。 我熟悉的另一个鼓歌传人是义姐夫邹国龙。姐姐袁国英自小拜记父母膝下，到老行走亲密。姐夫曾任桃子园小学民办教师，和袁国本老师一起教过我。小时候没少在他们家玩。我调皮，他却很少训我，只是开导我，教我很多明辨是非的事例。 他是故园人中最爱学习钻研的一个。解放前家境不错，只读过四年私塾，珠算，记账，中医儿科，古歌，打猎，都靠自学。80年代中后期易学复兴，他已50多，还让我找一本《易经》给他学。这种学而不倦的精神使我感触尤深，影响颇大。他善唱山歌，是入了全县“三民”集成的。打镓铘，打薅草锣鼓，坐堂打丧鼓，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姐姐心烦时埋怨他不务正业，其实他家耕田耙种、起房子、做篾货，都是他亲历亲为。不仅如此，我父母老年之后，哪怕他也60开外，抢种抢收，放下自己的活也要来帮忙。他，袁正山，袁正安是帮我父母最多的人。 他只让我办过一件事，为他上门大女婿刘永培找份工打。我介绍到高仁华的矿业公司，参加码头装卸。收入有保障，可是刘永培身体多病，干不了，半个多月就回去了。那时许多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工作很难找，而刘没有技术专长，身体又不好，实在办不了。这件事一直成为我的隐痛。 我在职期间，回家总是来去匆匆，退休后才有机会回家陪父母两三天，确实没到他们家去过。直到父母都走了，2011年侄女叶思德请我帮他参谋该不该投资农家乐，抽时间去看一回。那时他77岁，患肝癌晚期住院刚回来，我带了小盒茶叶和200元钱，他生死不要钱，只要茶叶。好说歹说他才收下。刚进80那年，我接到电话，他驾鹤西归了。我赶紧联系弟妹五个，找车连夜奔丧，安慰姐姐。五七本来也去的，临时告知找好的车去不了，没去成。 此后母亲生日回乡烧纸，碰到姐姐，她脚歪了，一走一拐，去找医生，我给二百元，她也推了半天才收下。又过几年回乡，才知道姐姐也走了，因为没记住我电话，又担心我年岁不小，没有通知我。哎，身不由己的时候太多，没送最后一程，于我总是遗憾。只是国龙哥教学改作业、打丧鼓薅草锣鼓的样子依然在眼前浮现。 没有提到转业军人照片，网图代替 转业军人 石墙屋，木棂窗，十来张高低不一的二屉桌三屉桌后，坐着二十个衣衫不整的学生，木架黑板上写着“听荣誉军人讲抗美援朝故事”，老师在门口等候。 这是1958年秋，我在桃子园小学读四上的情景。 一会儿，拐杖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一声两声，越来越近，他来了，个头不高，显得壮实，穿着志愿军的灰色制服，走路一腿高一腿低，一拐一拐。掌声过后，请到前面坐下，拐杖靠在身边，抑扬顿挫的声音响起来。 听他讲述，才知道他是五组叶家湾人，名叫叶思盛。解放前被抓兵到国民党军队，后来参加解放军，入朝作战。在极度严寒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退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的进攻，冻坏脚，切去脚掌，成了荣誉军人，1956年转业回乡，享受荣誉军人补贴。从他口中，我们才知道了黄继光、邱少云和那些最可爱的人的故事。 一个受伤致残、行走都很困难的人在农村撑起一个家，要多艰难有多艰难。那时农村普遍困难，生活状况很差，也不时兴安装假肢。他干什么都得拄拐棍，唯有耕田把手扶在犁上，一腿长一腿短被牛拖着走。挑水端柴自然也很吃力。虽然有国家补贴，依然在贫困线挣扎。他一直很顽强很乐观，从不向国家伸手，远近对他的为人都很敬佩，60年代还当过桃子园大队的支部委员。我父亲也是大队干部，他们经常一起开会，我找父亲时经常见到他。 新世纪以后，农村生活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桃子园仍于相对贫困的村，也衣食无忧，然而他年事已高，溘然去世，没有等到这一天。 桃子园转业回乡的军人很多，老一代人有我三叔，1952年副连长转业；袁宗聪，1956年海军轮机兵上士转业；单永年，1959年连长转业；袁国家的哥哥，60年代正团转业在黑龙江农垦部门；我们这一代人，袁宗和、袁正荣、我、袁宗汉、袁正群、邹传斌都是转业军人，其中邹传斌干到副团，转业在甘肃电力；下一代我知道的有袁国本、袁正安的儿子。 袁宗聪的家在七组，与我家一道岭，不到一里路，上学的路必经他家对门。他弟弟袁宗和与我小学同班，听说他哥转业，放学时就到他家去看。那时他20来岁，正当华年，海军衫穿在身上格外英俊。然后被接到学校，给我们讲革命传统故事。给他戴上红领巾，成为校外辅导员。我父亲当小桃子园大队、石板店子大队书记时，他当民兵连长、治保主任，1961年石板店子大队与桃子园大队合并为桃子园大队，父亲和他都是支委。他和袁先廷后来都当过大队长、副书记。分分合合，上上下下，几十年都一直是大队干部。他为人谦和，人缘较好。但也保持军人本色，原则问题不让步。据我所知，他在许多问题上不肯和稀泥，与一些支部成员有矛盾，就上家里当面交换意见，从不在公开场合表露。 80年代末他和我父亲一样成了普通农民党员，自耕自食。那时，农村干部推出领导岗位，没有养老金，也没任何补助，分乡镇规定七十以前还必须出统调工、义务工。因而，也和我父亲一样，怀老病之身，到老林坡参加冬桃基地建设、维修大队水库、修村级公路。相对于老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农村人老的时候，待遇好多了。养老金、医保、村组干部养老补贴都有了，农业税、义务工、统调工取消，真是“天差地别”。 90年代初的一个春节，我坐县委政研室司机肖斌开的北京213吉普回家，返回时化雪烂泥，车辆陷住，怎么也爬不出来。正着急，袁宗聪来了，一看是我，马上喊邻居，从自己家里拿锹，脱了棉衣铲泥，垫草垫木柴，把车推了出来，我装烟他也不抽，只能说声谢谢。望着他花白的头发和单薄的老年之躯，我满眼泪花。军人老去，本色犹存啊，值得我好好牢记。然而进入新世纪，继我父亲之后也走了，然英荣笑貌还在我眼前。 单永年，单家庙子人，属桃子园二组。家贫，幼年吃尽千般苦。有弟单永喜，被抽丁从军，后加入解放军，1959年连长转业。1961年石板店子大队与桃子园大队合并，上级确定单永年担任党支部书记，袁石板店子大队袁先烈改任大队长。父亲1960年与原大队长袁先烈对调担任大队长，合并后改任支委、民兵连长，其后几十年，时而任组织委员兼治保主任、时而任宣传委员兼生产队长，时而因病什么也不任，普通党员一个。1978年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父亲57岁再度受命担任生产队长时，单永年因年事已高且多病离职，袁先烈接任书记。 父亲与单永年共事期间，单永年对我们家多有照顾。一是我1969年初入伍后，家里三间偏水房棂烂塌，不修整一家人没地方住。但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正严重，“先治坡后治窝”要求很紧，木材砍伐指标根本批不下来，一般不敢在申请上签字。父亲找到单书记，阐述理由，单书记沉思很久，才写下：“经支部研究，为照顾现役军人家庭特殊情况，特例同意申请换棂砍伐指标，防止房屋倒塌伤人。”砍伐指标批下来，这个意见起了很大作用，防止“现役军人家庭”“房屋倒塌伤人”啊，上级也不敢马虎。 二是1974年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怀疑父亲当队长的八队瞒产私分，并举报父亲从黄柏河捞涨水打来的木材做家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父亲被请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制教育审查，往往动武），母亲找到单书记和工作组，要求实事求是，不能屈打成招，我知道后也从部队写信恳请工作组和单书记主持正义，确保按政策规定办事。单书记与工作组做了大量调查，证明“瞒产私分”子虚乌有，只没受了捡木材做的家具，没给处分，也没动粗。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取消了1974年对父亲捡木料做家具的批评，没收的家具还了回来。 三是我弟弟上县文卫局举办的一年制赤脚医生培训班、当赤脚医生，大妹1975年高中毕业后推荐为桃子园小学民办教师，有人提意见“为什么好事都是他家的？”单书记说：“群众乐意推荐，他家又是军属，我们不批，要跟群众和政策唱反调吗？”一句话顶得死死的。这样一个正直无私的军人，由于所处的年代艰难困苦，积劳成疾，晚年多病，没赶上九十年代以后的好时光就走了，想来暗然神伤。 我们这一代的转业军人，不论在农村在城镇，待遇比上一代好多了，完全印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 七组袁宗聪的弟弟袁宗和，1965年入伍，1969年转业，在农村没待多久，就招工进“宜钢”。后“宜钢”下马，分到“宜昌县纺织厂”（后改“昌威”有限责任公司）供销科，老婆孩子转非，80年代就在小溪塔起了私房。我在政研室工作时，织布厂是县委书记拿在手上的企业，也是最早推行销售人员“五费合一”的企业，他也属最早受益的那一批。书记每年要去好多次，有时开会就有他参加，汇报采购销售情况和一线人员建议。90年代末我在劳动局工作，他和夫人刘长庙找到我，询问病退政策。我说，县里管鉴定和申报，市里管审批，只要鉴定通过，一般没问题。鉴定等级有国标，是公开的，体检达到标准，专家们就会通过，哪怕我是鉴定委员会主任，也不能作假、做不了假。第一年没有达到标准，不能通过。第二年符合标准，通过了鉴定和病退审批。当时拿的社保退休金不多，现在经过15次连涨，应每月三四千了。 他退休后在七里岗临街私房开小卖部，与夫人刘长庙轮流值守，老街区生意不错，早属富足之家了。身体也保养得好，除了肺心病气喘严重，其余还算可以。子女也过得安稳，我只知道他儿子九十年代末就花200多万在东湖路公安局宿舍楼下开过一间茶舍，我约谈合作在那里喝过茶。 类似图片。时家榨坊的木榨要高，长撞杆后面的手柄要细，两助手在前后握的是横推杆，一根粗绳吊通过撞杆铁环吊在横梁上，打榨的舞蹈性很强。 能人异士 说起故园能人异士，首先想到的是众口铄金的刘定庵。故园的老辈子都讲那是一个医道通神的能人，起死回生无数。他死后，当地人在石板店子垭口专修一间石墙瓦屋庙祭祀他。解放后那间庙还好好的，后来破除迷信，无人修缮，垮了。大概七十年代末，仍有不少久病而无钱医治的人偷偷摸摸买了香纸夜半来祭奠求医，可见生前影响之大，愚民迷信之深。结果发生火灾，把垭口来往人等遮荫歇凉的冬青古树烧枯了。远远望去，十分惨然。据父母叔婶讲，刘定庵是对河人，南岔湾还是紫草河的，记不清。他能把鸡头砍断，然后接上，鸡活得好好的，没有一丝伤痕。我存疑是不是魔术，施了障眼法。这是题外话。夸能人则近妖，是农村习惯。 可以证实的能人，就是我太祖袁永明、曾祖袁世泰父子，靠武术走一方，交朋结友，买田卖地，起桃子园唯一的石条扣墙天井瓦屋。到底武术多厉害，只听人讲，能一拳把罗碗粗的花栎树老皮成块打下，阳物硬起来可吊五十斤一桶水。二老同时去世，祖父为他们做七七四十九天连齋，远近亲朋和过路君子人等，都可以上堂祭拜，流水席不断。花光所有积蓄，还欠一屁股债。到我爷爷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分家时，只剩下房屋田地。1937年我大伯和祖父又相继去世，办过丧事，便只剩祖母带半成人父亲、未成年儿女、童养媳十来口人和一半的老屋一半的山田了。所以虽然有田有屋，土改时也划为贫农。 另一个可以能人证实的能人，是我外祖父徐宗耀。鼓歌传人、武术能人，20年代分乡赶场能拖一条鸭嘴板凳打过通场。赶老牛贩线听一双银筷不离身，遇到抢贩便用银筷插鼻孔举到空中。穷得叮当响，却有一身本事，或虽一身本事却逃不脱穷得叮当响的命。1939年刚满70便去世了。 我见过的能人，要数徐宗盼了。外祖父的弟弟，母亲的小叔，但走得跟亲外祖父一样。他和儿子徐学龙都会打猎、弄鱼，打薅草锣鼓、打镓铘，种田也能干。家里也是穷得响叮当，只五六十年代中期断续过过几年殷实的日子。困难时期，文革时期，我们家但凡改善生活，哪怕只是捡一升黄豆脚子打豆腐，母亲必带信请宗盼家公来吃，然后给家家端一碗回去。两家相距不到三里地，下河打渔常从门前过，但家家小脚，行走多有方便。后来家家走了，母亲更惦记，叫得更勤。 起先，我不认为这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是什么能人。十八九岁回乡生产，有一次讲起黄柏河渔人们的水性，颇有煮酒论英雄的味道，他才说那些人他看不上。他青年时一个迷头一条滩，笆篓不满不换气，谁做得到？他逮鱼，几乎没有逃脱的。唯一一次失手，是赶一条几十斤重的岩鳊（与长江胡子鲢差不多），钻进水下两丈多深的一个岩洞。洞口很小，扁身才能进去。里面空间很窄，按住鱼转不过身来，带着鱼出不了洞。追它已经憋很长时间的气，再不出去就危险了。想把鱼搞昏拖出去，但鱼太大，空间太小，使不上劲，搞不昏。只好放了鱼。出来时因无法调整身体角度，被卡住，最后使出锁骨法才逃脱。听得我心惊肉跳，亏得他是学过锁骨法的武功高手，要是一般人就报销了。他虽然多能，但时运不如，几乎贫困了一辈子，1967年便离世了，没有赶上现在的好时光。 时仕洋是个木匠，小学同班时家秀发爹，同龄同乡袁宗汉的岳父。只两个女儿，大女儿留家，招婿在十堰工作，后早亡。二女儿时家翠后改名时秀英嫁转业军人袁宗汉，夫妇都在四零三厂工作。我们家的木活都是仕洋大爹做。他年龄比我父亲大，我父母都叫他仕洋哥。家住石板店子，在时家榨坊对面山坡上。因为我三叔就住时家榨坊，又因为时家秀和我一样是读高中文革回乡的同学，对仕洋大爹也熟悉，没少去他家玩。大妈是个小脚老太，常年一人在家，即参加集体生产，又负责家里柴米油盐。能干而稳沉，和善而好客。仕洋大爹从小学艺，解放前出道揽活，无论单干还是集体生产，都以木匠为业，只是集体经营时代要把钱交生产队，折算工分参与分红。 他活好，斧凿利索，做事认真，不欺穷，收费合理，还赊账，远近都有好名声。一年四季鹅，都被背着木匠工具，从这家到那家，挥斧不停。他个子高高大大，干起活来犹如舞蹈。挥斧子，使刨子，下钻花，木块飞起来，刨花卷出来，青烟冒出来，逗得童年的我们远远地望著目不转睛。特别是解木板，和请来的帮手对锯，你一锯拉过去，我一锯拉过来，架势拉得很快，口里哼着调调，那个音乐性舞蹈性绝对是工业化生产线没有的。当然，人很累。 农村请艺人，家里生活要尽量搞好，倾其所有，待为上宾。如果吝啬，舍不得，工匠往往会使“法”。听讲，起房时在梁下放一块木片，住进去闭上眼睛就会闹鬼；打床时床头板下垫一块木片，睡上去会被推起来；打石碑打石磨时做了手脚，就是抬不到要去的地方去。这都得再备茶礼，上门道歉，请师傅原谅、破解。仕洋大爹无论在贫家富家遇到大方或是吝啬的，从不干这类报复性的事，大不了下次不再接活，何须以恶对恶。 而且他行走江湖时间长，人间万事看得多想得透，入家知家运，干活知凶吉，但他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从不多言，顺其自然，避免沾染更多因果。 现在他早已作古，农村木匠这个职业也随着机制家具的普及而消失。而他秉承的为人为善、顺其自然的观念，应当还有启示意义。 时家梓是时家榨坊的掌作师傅和主人。解放前继承父业，解放后划为地主。我见到时正值壮年，比我父亲年长。很高很魁武，古铜色的肩臂，与麻在面前的麂皮围腰一起油光闪闪，见人一脸笑，不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那么阴险狡诈。 他是掌作师傅，当然要劳动，不只炒菜子、木子、桐子等各种油料，赶碾、踩饼、打榨、称料称油都亲历亲为。榨坊一个人开不起来，得有帮手，榨坊是他家的，必须开工钱，而不是换工，这就是顾长工；他打榨，常年有活，自己的田租给人种，收租，这属于放科田；而他又早过十八岁，干了一二十年；凭哪一条都该划地主，没有一点问题。只是他这个地主比较和市场经济接轨，必须讲究价格公道，远近的人才到他这里加工；而要帮手稳定又必须开足工钱，如撂挑子，活赶不出来，远近的人也会把料背到别处。不管他是否仁慈，市场管着他，他不能像周扒皮那样任性。 解放后，他的榨坊一直开着，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都是社员。初级社、高级社，榨坊还是他的，但要向社里交钱，参加分红。人民公社之后，榨坊是集体的，收入过生产队，他管榨坊记工分，待遇比做农活的特等动力高一点，但不如算他搞副业交钱折工分合算。他是地主，没有选择权，听从安排，接受改造。但在榨坊，比普通农家更接近食物，哪怕一直闻菜籽香闻油烟也会闻个半饱，食物困难对他来说不存在，实在饿极，枯饼一样养人，比吃野菜营养得多。而且这个榨坊一直使十队的分值高举全大队榜首，别的生产队分值最低时八九分钱，好的时候两三毛钱，他们一直在五毛左右，最高时接近一元，这个差距多大。老百姓对这个地主恨不起来。文革斗地主那么凶，他也只是弯弯腰，做做检讨，领导没把他当重点，群众没为难他。 他干活的舞蹈性，比木匠时仕洋更胜一筹。打榨，本来是舞蹈性最强的活路，或者说是男人力和美的展示。 挽起个袖子—— 嗨呵！ 抱起个竿哪—— 嗨呵！ 一锤一锤嘛—— 嗨嘬！ 使劲干哪—— 嗨嘬！ 你看那个—— 嗨呵！ 油在哗哗流—— 嗨呵！ 香气那个喷喷—— 嗨嘬！ 飘满屋啊—— 嗨嘬！ …… 随着歌声，掌主干的时家梓大步后退的同时，两手一举，挽住把竿，在大步向前，轰地一声，撞头砸在挤压菜饼的撞竿上，扯吊杆的绳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油哗哗从菜饼溢出来。一左一右两人，随着时家梓的节奏大步后退大步前进着。三个男人同作协调，完美一致，在古老、昏暗、油腻腻的榨坊里，展开一幅力与美的人体画。 能人地主，很长时间给故园带来收益，让人回忆念想。摘帽以后，不久作古，没看到他“成败皆因榨坊”的榨坊，现已完全被榨油机取代。 2005年摄于老家，蕻屋是父母分家出来时的，堂屋是60年代买过来的。 还有中医世家、兽医世家、密学能人、还有诙谐乐观之人，等等。篇幅有限，打住。故园百年，有印象的人物太多，无法一一提及。那个小社会，同整个社会一样走过百年，虽然没有出现土地革命和红军长征时期的人物，但从抗战之初到如今，也80多年，我父亲那一代起就有一群“一生跟党走”的人。我这个百年第三代，在党也52年了。百年人物，百年变迁，个人见证历史，小社会见证大社会，堪可回忆，堪可记取。 （2021年4月30日星期五完稿）
从老家东望大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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