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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庆祝建党百年变迁专题:元辰《百年物件记(上)》

 元辰1948 2021-12-14

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1-074 总第705  编发:元辰

元辰:本名袁国新,19489月生,宜昌夷陵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悠游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雪宴》《麦青麦黄》等。

百年物件记

文/元辰 

在农村生活过的,到老之后,闭上眼睛,时常有老些物件在头脑里闪光。每个物件,带着主人的生活印记,承载一段生活命运,也承载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驻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1 烟具打火具

抽烟的人离不开火。

父亲是抽烟的。

他很穷,抽的是老土烟,不如行家们拾掇得好,抽烟的工具也不如一般人精良,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个菜鸟,小桃子园最初级的烟民。

砍楂子的山与鸡公尖杨先万的山界连界,他就住在我家的背后,是一位比父亲大的老烟民。父亲说:“先万哥歇下吧,你一上午砍七八个了吧?”

杨先万抬起头来,戴着破草帽,胡子拉茬,说:“八个,是该歇下了,抽袋烟。干不赢你们年轻人了。”

两人凑一块,各找块石头坐下。父亲拿出铁皮头小旱烟袋,从布口袋里抓一撮“剁剁烟”(用刀剁碎的旱烟末)按入铁皮烟锅,然后边掏火炼子、打火石和纸(在火种和被燃物之间充当媒介),边说:“您才四十多,正当年呢。”接着一手捏着打火石和纸媒,一手用火炼子(不大的钢片)打火,连打几下没出火星。我跟在山上玩,看着着急。

杨先万已打好火,吧嗒上了。他递过纸媒,说:“点了吧。你这火炼子钢不足,又薄又轻,打火石也不行,不容易打出火来,急人。我帮你找打火石,你找个铁匠打一块好火炼子,几角钱。”

父亲说:“捡别人的,我也知道不好用,可没卖炭,几毛钱也没有。只有等买炭了。打火石我真不识货,请哥帮忙了。外面都用洋火了,两分钱一盒,用不了半月,我们用不起。”

杨先万说:“听说过,那玩意怕水,揣在身上,流汗打湿,就打不着了。”

父亲说:“是的,磷皮子怕水。不过,放灶上点火,没窝好火,不需要男人打纸媒。”

七十年代以前,桃子园人家里都不断火。白天晚上,灶膛或是火垅都窝着柴头,做饭烧水,扒开,放上引火柴,吹火石(燃透的柴炭),就燃了。如果没窝好火,得用火炼子打火了。点燃纸媒,吹出火苗,引燃油亮子,加干叶干草,再加细柴、粗柴,非常麻烦。还常常弄得人灰头土脑,像“麻猫子”(指豹子、老虎)。

五十年代,火柴在农村未普及,大多靠火炼子取火。六十年代火柴在农村普及起来,用火炼子的人少了。但是很多家庭没钱,尽管火柴多少都只两分钱一盒,也只能一包一包地买,不能一封一封地买。往往断火,得到隔壁左右去借火种。

80年代以前城里有金属打火机买,但农村很少人用得起。塑料打火机兴起,价格陡降,才在农村流行起来。

抽烟的人不只对烟叶讲究、对烟袋讲究,对火炼子、打火石、纸媒也很讲究。热衷此道德人,火炼子要请铁匠用最好出火的钢打,打火石要在方圆几十里的山上精挑细选,做煤子的纸要细肯着火、一吹就燃、不吹经燃,还要价格便宜。三样东西用讲究的布袋或者皮袋装着。闲着无事的时候,有的人还会拿出半指长、两指宽的圆角方形火炼子,在指头上转来倒去,悠闲满足,自得其乐。很少人像我父亲,捡别人不要了的火炼子和劣等的打火石、纸媒子。

烟民对烟叶的讲究,从谋种、下苗、移栽、施肥、捉虫、抹芽、打颠开始,到收割、晾晒、储藏、加工、装入烟锅点火结束。每一细节都有很多经验,足够写一本《旱烟种植加工学》,我虽然听讲过要选什么种、载什么田、施什么肥、防什么虫,什么时候收割、怎样晾晒储藏、怎样加工,也偶尔帮父亲管理过,到现在忘光了,真不懂,不班门弄斧了。

烟民对烟具讲究之甚,听老人讲要数抽鸦片的大户了。不过桃子园穷,我没见过抽鸦片的,也许邻村有。不然老人们怎么知道?但抽旱烟的对烟具的讲究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真实不虚。桃子园周围旱烟具主要三种:短烟袋、长烟袋、水盒子烟袋。讲究的短烟袋、长烟袋至少都是铜烟锅铜烟嘴配麂皮口袋,烟嘴也有玉石的或高级兽角的,但未见过象牙的,也许是桃子园太穷,讲究的人家也买不起。烟杆是紫竹或极好的山竹的。麂皮荷包肖得又薄又光,捏在手里软软的。

水盒子烟袋是女人抽丝烟用,烟锅、吸烟管、水盒子都是铜做的。旱烟刨成烟丝,也装在铜烟盒里。抽的时候,打开铜盒,左手持烟袋,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撮烟捻丝团,按入烟锅,拿起左手夹的纸媒,吹燃点着烟,口里深吸,唤起,烟气从口里鼻子里冒出。再吸,最多两口,丝团燃尽,一口气吹出,烟灰跳出很远。动作十分优雅,看得我冒傻气。我舅妈,尖山的全妈,水木溪看小儿科的刘家姑婆婆,都是抽水盒子烟袋的,所以我见过。

我见过抽长、短烟袋讲究的,有上了年纪的游医王学福,木匠时仕洋,大姨爹宋世汉,都是干活的普通男人。还有榨匠时家梓,虽是地主,但我见他抽烟也是五十年代,而且他一直在榨坊领头干活,劳动着,不算什么高贵人物。他们抽烟,不仅是解馋,更多是休息、享受。慢慢地装烟、点火、吧嗒,抚摸烟具,吸好了,起身找个地方把烟袋竖好挂好,再去干活。那陶醉的样子,仿佛时间也已停止。

与他们比,父亲抽烟只是一个菜鸟,铁皮短烟袋、铜头短烟袋都是别人不用了送他的。当了基层干部以后,也抽卷烟,最便宜的白皮无字经济烟,九分一包,最好的是一毛多一包的大公鸡和圆球,没钱的时候,抽叶子烟,卷“喇叭筒”。晚年才用上麂皮荷包的铜头长烟袋,还是是大姨父宋世汉得了肺气肿不能抽烟了送给他的。

90年代以前我很少抽烟,回家探亲、逢年过节,少不了是要给父亲买烟的。相对于当时农村的消费水平,我买的云烟、玉溪、阿诗玛、红梅、春城、上海,肯定属于中上水平。转业后本县三峡烟厂的协力、小溪塔也买过,尤其小溪塔,是要厂长批条子才能买到的。买回的一两条烟,除了给父亲一两包,母亲甕在苞谷或稻谷里,家里请人做事或是来了客,才翻出来。70年代中后期部队驻湖南隆回,那里有卷烟纸、加工好的烟丝卖,老百姓会做卷烟机,部队也学会了。我虽然不抽烟,可想到父亲抽烟,也做了一台卷烟机,买了两斤烟丝和足量的卷烟纸带回家,父亲学会自己卷烟。70而后,母亲偶尔也抽烟,我回家,一家人晚上坐在火垅边,母亲翻出烟,点着一支慢慢吸着。父亲则抱着长烟袋,伸铜锅到火上点燃,吧嗒吧嗒。弟弟也围拢来,有时候四叔、幺叔也来,一起说着话,那情景到现在记得。

90年以后,农村除了极少老人,基本没有抽旱烟的了,都改为抽卷烟。就普通人而言,现在农村青年与城镇青年抽烟消费水平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还有用打火石和火炼子的吗,没有了,至少桃子园没有了;还有抽自种土烟的吗,极少较少了,回乡基本没看到;短烟袋、长烟袋、水盒子烟袋等烟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讲究烟具的越来越少;没退的只有火柴和塑料打火机,仍在平民生活圈里砥柱中流。退出生活舞台的那些物件也很少进陈列馆,乡愁浓郁的那个夜晚在我头脑里闪光。

2 照明具

桃子园曾经有很多松树,现在成材的不多,是因为过度砍伐。我四五岁时提着小篾篓,跟母亲和五婶一起上山扒松香,现在这活没人干。那时母亲近30,五婶20多,两家处隔壁,打山货多在一起。一个背着弟弟袁国均,一个背着妹妹袁玉玲,两人都是1953年下半年的,相差不到一个月。我们有时到对门山上沿山梁两边搜扒,有时到屋后沿山梁两边寻找,有时沿屋旁山坡一直向下搜寻到乌稍尾。总之是哪里有松树那里就有我们。五婶说,鼻子放灵,眼睛放尖,注意脚下,不要滑倒,不要踩到蜈蚣和蛇,看到松香,要扒干净,把树叶、草渣摘出来,干干净净地只要松香。我便照她的话去做,很快小篾篓就盛一半了。跟我差不多大的玩伴李万银、袁俊玲、袁玉梅等,都扒过松香。香气云绕的童年,苦涩中弥漫着诗意。

松香由松树溢出的油脂干凅而成。出油脂的树很多,比如桃树、杏树、李树,却只见过松树能干凅成乳白色、淡黄色的固体颗粒,别的树凝固后如胶,软软的并不成为硬颗粒。而且松香香味浓郁,清奇高远。扒过松香的手,哪怕经水洗过,也不会消失,闻一闻神清气爽。扒松香的女孩子特别让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想入非非。

李万银是个逗女孩子喜欢的松香男孩。他拉二胡,离不开松香。自己把松香,加热熬成结晶体。学校演出的时候,他拿出方方的松香往弓弦上一抹,弦上沾满白色粉末,一手送弓,一手按弦,脑袋轻轻摇晃,二胡的声音紧致明亮,引来一阵阵掌声。

我们扒松香不是为了拉二胡,不是卖供销社,是浇烛照明。那时农村照明,无非灯盏、松亮子和松油烛三种,能点木油烛和煤油灯的,很少很少。

陶灯盏,铜灯盏,铁灯盏,带站架、不带站架的,流传几千年,从出土文物照片经常可以看到。五十年代以前,农村家家户户有,很普遍。没有铜的,也有铁的。

灯盏烧的灯油,主要是桐油、木油。也有烧菜油和动物油的,但不普遍。

那时,桐子、木子是桃子园两大木本油料作物,最多的户一年收的桐子仁几百斤、蜕壳木子上千斤。春来桐花开,秋霜木叶红,是桃子园春秋两季突出的景色,打桐子、柯木子是秋季的重要农活。正头主将桐子木子收割之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就会提篮子上山捡桐子、捡木子,没有人会说这是我家的不准捡。入社了,集体组织学生捡木子交集体,记工分,但也禁不住社员不公开地捡。穷家小户的女子出嫁,嫁妆往往靠从小检桐子捡木子打山货积攒起来的,强行禁止谁受得了。

桐油、木油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可以卖到一毛钱一斤,一般家庭舍不得拿来榨油点灯,照明就靠松亮子和松油烛。

松亮子是将砍过的或枯死不能做木材的树兜挖出与松节劈开晒干而成,点燃放灯盏、铁勺、瓦片上都可,不断添加延时,烧得黑烟滚滚。桃子园的石墙老屋都被熏得黑黑的。

松香用铁锅加热化开浇烛,先要取篾签或蜡筋条子等植物细竿,缠上薄薄一层棉花,再把签子伸锅里,用铁勺舀松油边浇边转,浇匀提起,让多余松油流锅里,然后倒靠在长板凳反过来四条腿绑的绳子上等待彻底风干。木油浇烛,操作方法一样,只是烛芯不同,多用毛蜡烛芯,一种水草的茎杆带花柱,不需缠绵花。木油烛短而粗,要多浇几遍;松油长而细,最多浇两遍。

松亮子和松香不可多得。砍多少树,有多少枯死不能做木材的树,决定了获得松亮子的数量。松香一年只能扒一两回,产量有限,不能满足照明需要。又回到灯盏,心疼肚疼加点不好食用的动物油如山羊油、豹子油、猪獾狗獾油,各类食用植物油、特意留下的桐油、木油。

灯盏的灯芯最好是灯草芯——一种专门的水草植物,芯用来点灯,茎皮用来打灯草席。桃子园不产灯草,得买。买不到则剪一节芝麻绳(供销社卖的一种棉线织品)放上。布片搓绳放上也可以,但费油,点不起,于是放麻索作灯芯,但很容易熄灭。

五十年代初乡村有煤油灯,不过事路不会点。旧中国不产煤油,从光绪23年(公元1896)开始进口,到1957年12月新中国在玉门建立第一个油田,一直靠进口,煤油价格贵,十几斤大米一斤油,怎么点得起。上世纪60年代煤油灯才开始在农村普及。八九十年代上山区开始用电灯,煤油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煤油灯时代,乡村过事、开会、演戏,点“满堂红”和“煤气灯”。“满堂红”用铁皮焊成、三根灯芯,高处挂一盏两盏,满堂生辉,故取名“满堂红”,意味着喜庆。“满堂红”和铁皮单芯油灯,灯盏时代之后就有了,比随煤油进入中国的马灯、罩子灯早很多,以前点的是植物油,有了煤油才改用煤油。煤气灯也是随着煤油进口传入中国。这种灯,打气加压使煤油喷成雾状,在石棉丝织的灯泡上燃烧,发出较强的白光,结构比较复杂,灯泡容易坏,气压调不好往往也会乌烟暴暴,私户人家用不起。50年代随父母到南垭看文明乡戏,由南垭供销社美女姐姐们主演,点的就是煤气灯。看起来好亮好亮,我所未见过的亮,惊得我大部分时间看灯,不是看戏。如今只记得有个节目叫“整懒婆”,后来与南垭食品所刘主任结婚的蔡小英演得惟妙惟肖。其中有两句台词是:“你说我好吃,头发掉到嘴里都没吃啊”“你说我很懒,我半夜还爬起来热碗油盐饭吃了的啊”,然后被骗到磨架下顶磨盘,不承认改掉好吃懒做的毛病不帮她放下,很搞笑。

五十年代中期桃子园小学组织学生玩采莲船,六十年代初生产大队组织玩狮子龙灯,牌灯、引灯、船灯点的是木油烛。学校组织的开始由学生从家里带,玩起来以后有各家各户捐。大队组织的由大队组织人工浇烛,玩起来也接受农户的捐送。玩灯玩灯,玩灯是灯火通明形同白昼,没有大量烛火供应和鞭炮、镓铘是不行的。

六十年代用玻璃罩子灯,我们家弟妹五个,又未成人,动不动将玻璃罩子打破,没那多钱买,基本上都用墨水瓶自制简易灯。瓶盖上钻个窟眼,插入铁皮卷芯,穿截芝麻带就成了。且墨水瓶玻璃厚掉在泥土摔不碎。只是烟大,不够光亮。

计划供应时代,不分人口多少每家一月一斤煤油票,根本不够用,而且当月不打回就过期,父母常常为没有钱和没有票发愁。八十年初家里还有学生要做作业,不能摸,就得想办法凑钱、想办法串换别人家要过期的票。当然还有布票、肥皂票、酒票,差一样不都行。有了票愁钱,攒够钱愁票,日子要一天天搬着指头过。

五十年代以前,农村走夜路靠火稿照明。为什么叫“火稿”而不是火把,我不知道,反正都这么叫。五十年代后期父亲从县城开会回来买了一只电筒,明镜晃亮叫人爱不释手,偷偷找出来玩。下电池下灯泡,拨弄开关,没整坏也把电整完。开会还是得打火稿。做火稿的材料主要三种,一是篾篁,二是泡过的葵花杆,三是用秃的竹扫把。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一大堆,以备家人生病连夜找医生、老了人连夜赶情帮忙、生产队晚上开会用。一把火稿走一两里路,路程稍远就得带两三把,不然就要摸夜。我回乡劳动的两年间,常在外调查、开会,家里没那多火稿,我也懒得带,也买不起手电筒,基本靠抹黑。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迈步,还要边走边喊,防止突然和野兽迎面撞上。很多人打火稿走路还撞上豹子、老虎。不过手里有火把,动物不敢不过来。要是黑暗中撞上,会不会扑上来就难说了。边走边喊,是预先警告,动物知道,一般会避开。

七十年代中期家乡修了西北口水电站,几经争取,七十年代后期桃子园架起单根铁丝的220伏输电线,家家户户点上点灯。因为线损太大,电压电量衰减,白炽灯泡总是红腥腥的似燃似息,家里还是常备煤油灯。

八十年代以后,集资更换双股铝线,电压就稳定多了。我记得1990年底为父亲七十岁做寿,出六十元请人放一夜的故事片录像,也没有断电。

九十年代农村实行“线路整改、城乡同价”以后,农村供电才真正稳定可靠。

二十一世纪新农建村步伐加快,农户用钨丝白炽灯的也少了,开始使用冷光灯和EDERLED灯。家乡的村组公路还安装太阳能照明灯,松明子及各种油灯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唱“煤油灯、亮堂堂,大姑娘灯下做文章”的情景,只有梦里才有了。

 

3 锅具

我父母分家的时候,得到是一只耳锅,没有三脚铁架,用三块石头顶在火垅里,烧水做饭都是它,没有吊锅,没有炊壶,更没有大锅。捉了小猪儿,煮猪食也是它。一共分得三升小麦,吃不了几天,一锅野菜加一瓢面,和猪食差不多,防止搞错,猪食煮好就得倒进木桶里。人没吃完的则放在锅里,干完活饿极了先吃一碗,然后生火再做。

农家小户再穷,也得有吊锅、耳锅、大锅才像户人家。条件好一点的,还得有大吊锅、小吊锅、砂锅、炖钵、炖钵炉子,大锅两口双灶,一口做饭炒菜,一口煮猪食。治家,先得从置锅做起。

大办食堂之前,父母短短几年,也曾置齐了各种锅具,大锅、耳锅、二号子锅、大鼎锅、小鼎锅、砂锅、炖钵炉子都有。还置了铜鼎锅、铜炊壶、铜炖钵、铜脸盆、铜茶壶。不过,那年一切铜器上缴供销社,国家收购造子弹,而后吃大食堂,直到文革前才又左谋右谋攒够铜,请人打了一把铜炊壶,钱没少花,样式和质量却比从前那把差多了,父母和我都高兴不起来。

吊锅,也叫鼎锅。真正的鼎锅应当有足,农村用的鼎锅却没有足。尖底,有盖,有铁系,也叫吊锅。可以挂在吊火钩子上,也可顿在火边。生铁翻砂铸成,新买回会有沙眼,须得煮米煨锅,用米汤堵住细砂眼。如果砂眼大,没发现,就废了。解放前,锅多是从走乡串户挑锅担子上卖的,隔好长时间也未必再来,自己没挑好,要换货,很难。耳锅,大锅,也多是生铁翻砂的,挑锅一定要仔细。炖钵和炖钵炉子,也多半是生铁翻砂,器件小,砂眼不会太大。炖钵炉子盛火加热,有砂眼无所谓。炖钵就是小耳锅,砂眼大,漏水,就麻烦。

大锅是家中最重要的锅具之一,尤其熬糖、打豆腐、炒过年泡子,不比平时来个客人炒瓜子花生可用耳锅凑合,离开大锅灶不行的。我家的灶一会儿打在后屋偏水一会儿打在蕻屋偏水,都是石块垒、麦糠和泥糊的单灶,开始烟囱都没有,后来才有火砖砌烟囱。母亲打豆腐、熬糖、炒泡子,我多半打下手,抱柴,着火,找家业,牵口袋。打着豆腐熬着糖。锅损了,往灶里漏水,可锅里还没好呢,不能浪费啊。于是用火钳往锅底上糊灶灰、糊泥巴,凑凑合合把活干完。那时心境真是急得没办法。

铁锅不经烧,怕搭。时间久了或失手搭到地上,裂缝漏水,无法再用,母亲就急得搓手跺脚:“这怎么办,这怎办?”只有再买,或者等补锅上门。一个补丁几分钱,很难请到补锅匠专门上门,除非是太熟的人,一般都等补锅匠自己转过来。听说周围来了补锅匠,得赶紧过去送信,说自己家里有锅补,请师傅过来。

师傅来了,赶紧装烟筛茶,吃饭的时候还要供饭、上酒。九佬十八匠,行行离不得,丝毫不敢大意。补锅的活不会太多,师傅也不赶急,一混口食,二混积蓄,抽了烟,喝了茶,让东家取出锅来,对着亮仔细看,计算下几钻,用几锤。

人家的活自然没说,有下生钻的,有下热钻的。下生钻就是直接钻眼,下抓钉或者帮铁皮,铆上。下热钻得生热把锅烧红再下钻。

钻花很精致,细皮筋,铜钻杆,铜横档,经常使用,摸得明净放亮。关键是钻头坚硬锋利,两腿夹着锅,双手压钻花,不显得吃劲。实际是人家手上有功夫,力气大,掌握得好。一般人做不了。下抓钉、帮铁片,都得锤铆。那是个非常精巧的技术活,小铁锤在人家手上翻飞,力道格外准确,捶下去不会再添损印。

每当家里有艺人师傅干活,我就会一声不吭地在傍边看师傅干活,惊奇他们的手艺为什么都那么好。但不敢开口说话,大人说小孩子心智不全,乱说话往往会犯忌讳,给家里带来不吉利。可看不可说,说了挨拐包。

补锅匠多半也是铜匠。除了金银匠,铜匠就是最精细的手艺人了。但金银匠城里才有,偏僻的农村不会有。只有铜匠才干得了补锅这种细活,铁匠一般是不会学补锅的。

七十年代谈了恋爱,知道岳父七八岁就跟自己父亲学补锅,没出师就解放了,先读高小,再当民兵队长、贫协主席,后来入党,成为国家干部,再没挑过补锅单子。不过到八九年代,家里的锅破了,他还找出补锅担子自己补。说明手艺还是学得不错的。

砂锅,也是农村必备的炊具。煨饭煲汤少不了它。有罐形,也有缽形,粗砂陶具,比铁锅铁钵要轻,缽形的也可用作炖钵。家里有老人、病人,来了稀客,少不了要烧锅煲汤煨饭。

挑砂锅、背砂锅,在供销社没有一统天下的时候,是穷苦人的一种职业。背井离乡,购砂锅饭砂锅,一年四季,轮回奔走,再远的山道,只要有人家,就有他们的身影。那时我还小,不懂世事艰难,看到挑砂锅、被砂锅的,唯一感觉是背的挑的囊行(Hang)大得令人吃惊。绳子穿来穿去就把大大小小式样不同的砂锅绑在一起了,并且几乎是你指哪个就能轻易拿来那个,绝不会散架。

挑砂锅被砂锅的常年走四方吃四方住四方,私生活想象空间很大,乡民们编出很多段子,拿他们取乐。有偷看女主人洗澡的,有送钗簪头油忽悠女东家上床的,也有男人贪色被女人骗了钱财和女人贪财被男人骗了身子而一无所得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段子,也是时代的一种印记。

砂锅稀饭度命是我记得清楚的。1959年底插旗三姨父余光良得了可怕的皮肤病带状疱疹,命悬一线。虽然有医生弄药,但家无颗粒,如何度命?1958年办大食堂时,母亲在交粮食时,私藏了一瓦坛粟米在楼上挑檐的石墙上,于是和父亲商量,接来我家,每餐抓一把用砂锅煨一碗粟米稀饭,让姨妈喂姨父。其他人包括我和弟弟妹妹都吃野菜。大约十来斤粟米吃得差不多时,姨父的病基本好了,母亲才说:“姐夫的病也差不多了,还有一碗米你们也带着回去吧。”姨妈说:“好,砂锅粟米稀饭救了他的命,却把你们拖苦了。”

更不会忘记,父母多年用砂锅煨饭照护我这位游子。从1973年底第一次探家到1982年底转业的9年,整个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粮食很紧张。每年探家和因公就便回家,母亲总是用砂锅给我和爱人孩子煨大米饭,怕我们吃不好。而他们吃的是掺了很多菜的苞谷面饭、苞谷糊饾、红苕。想起来,温暖而又心痛。

八十年代以前,县城居民做饭的主要方式是煤炉子、柴火灶上,架铁锅、铝合金锅、陶瓦罐蒸煮煨烤。八十年代末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开始走入家庭。八十年代初,县物资局引进罐装煤气,计划分配给县城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购买使用。九十年代大部分人用上灌装煤气,新世纪以后开始用管道天然气。锅具跟着汽、电量大家庭能源走向系列化,各种高压锅、不粘锅、煲汤锅、蒸煮锅花样翻新,层出不穷。20世纪之后,老伴几乎成了锅灶贩子,不停地从市场或电视购物上买,不好用就退回去,用一段时间觉得不好就送人。她送出的锅、灶进两位数了。想吃一顿柴火吊锅饭,还是找农家乐餐馆。邀几个朋友,在小溪塔周围找一家餐馆,吃柴火吊锅饭,咪点小酒,来几圈麻将,轻轻松松一天,倒也是寻常百姓家的神仙日子。不过,想要见到精致的铜锅铜壶,很难很难了。豪华酒店的银餐具也不是农村银碗银筷那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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