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 | 印，不是给钱就刻

篆刻词句，大有学问，前贤造句各殊。吴昌硕重哲理，爱引子书句，如“能亦丑”、“钩有须”之类，而绝少引唐宋以降的句子，故而显得高古莫测，但也因此有迂腐气：赵之谦雅俗共赏，在书画上用了诸如“如梦方觉”、“人生到此”一类的词句章，确是雅趣盎然；齐白石的印语我最喜欢，有景有情，如“也曾卧看牛山”、“梦想芙蓉路八千”、“西山如笑笑我耶”等等。

然而曾有人讥之为“薛蟠体”。我认识一位旧文人，他就说“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不通！长沙只中国有，此首二字多余，“也”字为判断或肯定的语气，他颔首反问：“难道是'英国长沙湘潭狗也’不成？”但齐白石还是令我倾倒不置：曾经有位名菊影的女士欲与齐氏作妾，齐“刻一印印于笺上以慰之”，印文为“最怜君想入非非”，真是文采风流。

如今成就文人雅士的土壤似不太肥沃，所见印语或不通，或废话、或陈词滥调、或不知所云，能见到的好句实在不多。举例如下：

 “龙之传人”铺天盖地。龙固然有代表华夏民族古文化的意味，但它是历代封建帝王的象征，权势、自大、好斗是其属性。依我的拙见，“龙之传人”不过是封建余孽的雅号，不知曾几何时，全国青年印人几乎都刻有此印，揣在怀里以示身份，不是有点滑稽吗？

有一位美术院校的教师要我刻一方印，内容是鲁迅遗言中的一句话：“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刻上这整句话倒也可以明志，奈何他只要其中的“吃的是草”四个字，岂不成了笑语！还曾看到一张画着熊猫的画，压脚印为“国宝”二字，那么这印是指熊猫呢？还是指这张画？真叫人费猜疑。

西泠印社举办过一次征稿竞赛，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文采风流”。征稿启事中特别注明，凡入选得奖者有被推荐入社的机会。于是我这个射名逐利之徒见此肥饵高悬，即刻捉刀制印。印成之后却发：此印除了寄杭州外别无他用，苟以之歌颂当今文坛，似乎没有这种提法；如果钤于自己的书画之上，我还不至这么厚的脸皮，要是持以赠人，人家已够风流何须我多事鼓吹？另一个命题为“于今铁笔更宜坚”，我不知所云。

我有幸参加全国二届篆刻展的评选工作。当有一方“出门便有乐”的印章出现时，所有的评委都笑了。平心而论，此句造得挺顺口也无语病，只是不知说些什么。幸好我还善解人意，试作如斯解：作者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或是男儿，每当作者出门办公，便享受到小宝贝倚门喊“拜拜”的乐趣。确实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作者刻了一句“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下我可猜不出典故了，更不知出于哪家的逻辑。另一评委读后不尽然争辩，说那“天”字明明是个“而”字，我们一读，一起大笑。

说人容易评已难。戍辰那年元月初三,我母亲病逝，甚是悲痛，做“七”那天我记得了“戍辰有泪”四个字，不料那年夏天父亲也患病去世。现在想起来，这类文辞确确要慎用，前人谓之印是也。说到好句，当然也有。画家曾密用了“容我求索”的句子，不卑不亢，自然与常见的“上下求索”不可同日而语。此类例还有，不再多举。

我曾在《书法报》上写过一小文，说刻印择句自订有六不刻：

一：口号、警句、劝世语不刻，因为我不是贤者，自己做不到的没有权利教人；

二：俗句不刻，所谓俗句指类似相命签条上的文句，可当今的“书山有路学海无边”这样的句子连薛蟠都自叹不如；

三：流词不刻；

四：古典名句不刻，古典名句好是好，可惜老掉了牙；

五：尖酸学究句不刻，因为我学问不够，不能真懂好些词的含义；

六：华丽不着边际的词不刻，盖其不合敝人脾性也。我之所以如此挑挑捡捡，作茧自缚，是因为平日好挖苦人，怕也遭到相同的回报，故多加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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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印琐谈

石开

一九七一年，我学稼于顺昌吉舟村。农事之余，刻了百花印谱一册，其中有学各流派的，也有学秦汉古印的，当然还有学陈子奋先生的。装订成集后寄给郭沫若先生，十天之后，便收到了郭老的回信和他为印集题的签，信中有一句话使我很受启发，他说，“字的结构，在古玺中本是不太守规约的，可以创新。”同时还指出篆刻艺术的风格。我还将印集给周围的师友们看，他们几乎都说好，只有一人例外，那便是我的师兄林健，他真诚地说：“各家风格俱全，只是没有你自己的面目。”

我是个很好强的人，很早就产生这么个信念：我的艺术要使所有我心目中的强者为之折服，否则，又何必苦苦地从事艺术创作，做个可乐的鉴赏者好了。如今林健不折服，我感到沮丧。但面目终不是说变就变的，要有自家的面目，就得脱胎换骨，而这又何其难也！但我也并不就此气馁，只好在静默中思索着迎接创新的契机。

如此思索寻觅了将近五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这原始的幽灵马上揪住了我的心，我预感到日夜盼望的契机已经到来。正当我打算将这念头告诉子奋先生，以求帮助的时候，不幸先生谢世了！缰绳断了，马儿乱跑了，我在急于求成的心理驱使下，果然刻了一批脱胎换骨的“创新”之后。它们与时下所谓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一样，有个共同的特征：粗野、零乱、过份的变形和刀痕毕露。友侪读后说调子近李骆公，而李氏的艺术是一向被我视为俚俗的典型，我岂能与之同调！奈何大家都这么看，经过静心思量，我决定舍弃它，但舍弃并不意味着老路。

西方现代画家克利，以抽象绘画闻名于世。他经常以各种抽象的线条符号来组成画面，虽然看看去象花布一块，然而却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考，表现了热情与冷峻的结合；山口百惠的眼睛，明流纯真之下总带着一丝忧郁的寒光，所以她被人称作是冷艳的化身。这两人的艺术可以说与篆刻毫不相干，但对我来说，却有着另一层意义，它使我明白了艺术创新只从形式上追求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精神内涵方面开拓新审美境界。换句话说，只有在作品上建立起“灵魂”，形式才是有生命的。这时，我就像释氏在菩提树下醒来一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渐悟”过程。

此后又有五年，我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的“主旋律”，它不仅要具备审美的价值，最好还能诉说对人生的理解，正如有位中年篆刻家所说：“我每走一步都踏在先人的脚印上，好象一寸荒地也没有。”的确，意境上的创新不是唾手可得的，“雄浑”被吴昌硕占有了，“随和”为吴让之所垄断，“生辣”成了来楚生的专利。如果说我尚有幸，终于在“奇逸”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小位，但它若与雄浑相比，又显得何其苍白，这是敝人常引为自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