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榴堂
杨绛先生的无奈
近日翻出《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打发闲暇时间。这套书并非书法集，而是具有极高文史研究价值的书信原件影印集。1911年，钱基博先生受邀为袁昶夫人六十岁生日写了一篇寿序。袁昶是同光体诗人代表人物之一，被慈禧枉杀的“庚子五大臣”之首，钱先生慕其才学与忠耿，故未接受润笔。
托钱先生写寿序的是其好友徐彦宽（薇生），而徐又是受其姐夫谭瑜（紫镏）之托，谭瑜的父亲谭献与袁昶是君子之交、关系密切，极有可能谭瑜又是受袁昶子弟所托，这个关系网很有点意思。事后，谭瑜感到过意不去，就拿出“一巨束”其父谭献留下的手札作为为谢礼。今天看起来，谭瑜的豪爽令人咋舌，有点败家的味道。不过，当时一篇寿序的润格在五十至一百两银子之间，谭瑜这样做也合乎情理。这批手札交给钱先生，真是万幸，不然可能早就灰飞烟灭，或散落于商家手里。这批手札一直搁在钱家，直到二十年后的1933年，钱基博先生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这900多页的手札“以人为汇”进行整理，亲自裱贴成八本册子，且为部分作者写了小传附在手札前面。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合影及杨绛先生彩照
钱基博先生后来把这套册子传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曾一度出借与人，在辗转借出过程中，部分手札被人盗取。杨绛先生在出版前发现了问题，气愤之下，在书前写了一篇《手札若干纸失窃启事》，摘录如下：
“这八册手稿由钱钟书收藏。第五册曾有人借阅并转借他人，最近我因这部手稿将捐赠，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发现第五册有好多空白面，上面贴的手札已剥掉，……共缺失二十六面左右。钱钟书没有检点，所以没有察觉。……钱钟书和借阅者皆已去世，事隔二三十年，已无从查究。缺失的手札如有人觅得交我，当有酬谢；一旦如在市场出现，那就是赃物出手了！请大家注意。”
杨绛先生手写《手札若干纸失窃启事》
由于钱基博先生当年编订手札时未编目录，故被盗的手札是何人所写，也不得而知。无法确定具体赃物为何，杨先生的《启事》也只能是敲山震虎。这件事，真是文坛的耻辱，有的文化人居然手脚不净，偷到钱钟书头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先生在《不够知己的纪念》一文中，介绍了这套书的出版缘由及杨绛先生发现手札被窃的始末，文中还提到“她不要求我们付任何报酬，只希望将来出版时，书的定价不要太高，好让更多的人购买使用。”这套书出版后一年，杨绛先生就仙逝了。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书，是钱氏两代三人文化坚守的结果。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谭复堂的身后寂寞
复堂师友手札原主人谭献，原名廷献，字涤生，后改字仲修，号复堂，杭州人，清末词学大师。著有《复堂类集》、《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词集《复堂词》等。现在市面上的《复堂词录》、《清词一千首：箧中词》就是他编纂的词选本。谭献选词较之朱彝尊、张惠言要公允，选本不持门户之见，能兼容词学史上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
《清代学者像传》中谭献肖像画
谭献未能进士及第，以举人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诸县。虽是基层小官，但其学问、诗词声名在外，故交游甚广。钱基博先生将谭献所藏手札的作者分为名臣、循吏、儒林、经生、才士文人、校雠目录、乡先辈七类。这里面有不少著名人物，如杨昌濬、袁昶、薛福成、梁鼎芬、樊增祥、杨岘、戴望、李慈铭、孙怡让、庄棫、陈三立、章炳麟、俞樾、徐珂、陆心源、杨守敬、赵之谦、陶濬宣、萧穆、秦缃业、邓濂等。由此可见谭献在当时非寂寂无名之辈，其社会交往层次不低、是相当活跃的一位文士名流。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赵之谦手札之一
关于清词，叶恭绰曾说：“我看清代文学多不能超越前代的。如曲不及明，更不及元；又诗也不及明朝，独词较好。可知清人对于词的研究深切了。由此看来，清词立在重要的地位，定无可疑的。”然而，对于清词的历史地位，“五四”之后受到崇洋分子胡适“无知无畏”的贬斥：“三百年的清词，终逃不出模仿宋词的境地，所以这个时代可说是词的鬼影的时代。”受此流毒影响，清词研究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参见张宏生先生《清词探微》）。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谭献等清末词人受到学界漠视，长期无人提及。罗仲鼎先生在《复堂词录》的《前言》里，提到了此书原稿散落北京、杭州两地。经过罗先生的再三努力，才在浙江省图书馆库房中东一旮旯、西一角落里陆续清理出尘封已久的稿本，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合成一套。其中过程“颇费周折，一言难尽”。谭献著作生前刊印者也只有“十之一二”。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杨守敬手札之一
钱基博先生也曾受过胡适谬论的蒙蔽，对谭献的词学成就产生过误判。但作为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和全盘西化的国文大家，钱基博先生以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对谭献师友手札加以整理、保护，并郑重其事地传之于后人，为谭献研究保存了相对完整的一套原始资料。
文人手札之美
尽管《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的作者们，除了杨守敬、赵之谦、陶濬宣、梁鼎芬、樊增祥外，都不以书法名世，但这批手札比较集中体现了清末江浙文士的书风。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陶浚宣手札之一
尺牍、手札、手卷、册页、稿本类“桌面书法”，书写者大多意不在书，随性所致，神态自若；没有太多刻意的表现。反观碑志或“墙面书法”，往往感觉是书家粉墨登场，虽不无精彩之处，但总觉有“舞台”之气。
尺牍与手札，略有差别而实为书信一类。纸张普及之前，古人以竹木为书写载体，取材不易且幅面有限，故文辞简短。像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的长信，若书于简牍，恐怕要有好几斤重。魏晋时代，纸张幅面广不盈尺，尺牍内容也就三言两语，我们从二王法帖中可以窥知这一点。这种囿于材料幅面的“书信体”，后来演变成相对独立的文体和书法形式。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王尚辰尺牍之一
历代文人对于书信内容、形式是极为重视的。南朝颜之推在《家训》中虽告诫子弟不要太注重书法，以免被书名所掩，变成受人驱使的匠人。但同时引用当时江南谚语：“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来说明书写的重要性。我国是礼仪之邦，书信与谈吐一样，是交流途径，这里面就涉及“礼”的要求和人文伦理规范。南朝庾元威在《论书》中说：“勿欺数行尺牍，即表三种人身”，即学书得法，作字得体，轻重得宜。魏晋南北朝时代，书信写法已经发展成较为完善的“书仪”，是不能随意造次的。
魏晋时代尺牍文体有一套较为独特的表述方式。故今人读二王尺牍往往难解其意，这里虽有残篇脱字接摹的错乱存在，但当时文人间的书信用语，就如现在圈子里的网络用语一般，局外人难以理解。尺牍文体的体例后来发展得无比繁缛：不同身份不同的称谓，各种事体各用其典，等等，等等。为了让普通人写信也能有文气、合规矩，民国时期出版有《文言尺牍入门》、《尺牍辞典》等工具书，分门别类，方便人们就着格式模写。《小仓山房尺牍》、《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等文人书信集也一版再版，经久不衰，广受欢迎。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许增手札之一
尺牍书法没有文体那么讲究，但也有别于一般文体的书写，有相对独立的格式。比如结尾的“顿首”二字的写法与位置，称呼对方或师长时须另起一行等。在用纸方面，清代和民国文人基本上都用特制信笺纸。但文人们书写时不会规规矩矩写在“乌丝阑”里，而是龙腾虎跃，满纸驰骋，显示出热情洋溢、意气风发的亲近感。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抛开其文史、文物价值及可读性，就书法欣赏来说，也是部难得的好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书法面目众多，看起来不会有厌倦感。浏览过程中会不时看到一些书法很好的手札，可谓“惊喜”不断。这比看一些书法家的个人手札集，趣味性更强。
二是书中彩印的这些手札大部分都是书写在水印信笺纸上的，或雅、或俗、或精、或糙，各色各样的笺纸琳琅满目，极具观赏性。从中可以想见当时文人对书信用纸的讲究和信笺纸行业的发达。
三是面对这么集中的毛笔书写信件，可以让我们感受何为传统文化、何为书法的“源头活水”。
《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李世守手札之一
结语
几年前，CCTV书画频道组织书法家搞了一次“致王羲之的一封信”的书法创作活动。书法家们或长或短、半文半白地给王羲之写了不少“手札”。遗憾的是，这只算得上是尺牍类书法的演示和表演。真正的尺牍，是要送达或寄到收信人手里，才能成立，否则只能称之为手稿。若要使节目中的书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尺牍，尚缺少一个环节：在王羲之墓前的焚化。
（文中图片部分源自网络，部分来自《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如有侵权，告知必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