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国家重磅文件的潜台词是什么？

这几天，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文件主要说明了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制定住房支持政策，以及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等意见。

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对家庭、社会都带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政策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调整，也是有必要的。不过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这条信息，还是引爆了社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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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

2021年5月11日，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我国总人口数量为14亿1178万人，增长率为5.38%。受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影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十三五”期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新生儿数量小幅回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与2010年相比，2020年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没有解决我国的人口解决问题，老龄化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的占比进一步提高。

第七次人口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0%，两者比重较2010年分别上升5.44和4.63个百分点。

这表明，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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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龄化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呈现加速态势。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0%，我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自此以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仅用了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8.7%和13.5%，与2000年相比几乎翻倍增长。

这种快速老龄化的趋势还在加重，人口老龄化加速增长已经是非常鲜明的特征之一。

老龄化地区差异性明显。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人口差异也很明显。其中东北地区因为工业化较早，经济发展起步早等因素，目前看来也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达24.00%和16.21%，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呈现出相近的老龄化水平，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9.50%左右和14.00%左右；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为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区域，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4.60%和10.40%左右；而西南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居中，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分别为16.48%和12.40%,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此可知，我国的老龄化的地区差异明显，影响因素不仅仅是环境、经济、医疗、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无法用数据或者模型来解释或预测这一现象。

因此对于老龄化政策，需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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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我国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以来，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日韩等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还有一定的空间，而这也带来了一些机遇与挑战。

一是催生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又称老年产业或老龄产业，指的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而产生的专门为老年人消费服务的产业，包括老龄储蓄业、老龄服务业、老龄用品业和老龄房地产业等。

二是利用银发劳力。老年人口并非绝对的消费性人口，也具有生产性特征，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他们身体状况较好，且大多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优势，可以继续为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三是促进银发新生态。中国的老龄群体不可一概而论，随着时代的进展，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已经无法充分阐释现代老年人的内涵，“老”需要重新定义，中年和老年的边界逐渐模糊，中年的限期不断延长，感知到变老不断延后。

除了老龄化社会下的新机遇，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严峻的挑战。

微观层面，主要是从个体和家庭的角度来看。目前老年人的养老还是主要依托家庭代际支持，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展和以往过低生育水平的遗留效应，未来家庭的养老负担逐渐加重，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养老和照料工作，导致年轻人不堪重负。

中观层面，主要是从社区、机构等角度来看。家庭结构改变，户均人口规模锐减，且无子女家庭比重上升，对居家社区为主的社会化养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和质量尚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

宏观层面，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方面主要包括超前规划顶层制度设计、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和解决区域老龄化差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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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老龄化的策略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老龄化应对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结构低龄化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坚决保障各年龄阶段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和生活质量。

理念适老化。理念适老化主要针对不同层级而言，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应将老龄化视为常态，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融入老龄化理念。

政策一体化。老龄公共政策要保证有效性，需要做到两个一体化，即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是指老龄公共政策应不仅包括老年人有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系列政策，还需要将视角横向扩展到全方位、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政策的纵向一体化则是指老龄公共政策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的多层级细化政策，既需要国家级老龄化战略的提纲挈领，也需要细化到各地的因地制宜。

区域平衡化。我国面临着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问题，包括省际差异和城乡差异。

治理多元化。人口老龄化引起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和福利供给等多方面的变化，如何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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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和查找大量的资料，越来越发现人口问题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现在的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是以前生育政策问题的顺延，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医疗、教育等问题由隐形到显性问题的一次体现。

同时，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以前的少子化，“只生一个好”，到现在的全面放开二孩三孩，计划生育政策松动，延长退休年龄等一系列操作，都是在为了应对老龄化做准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的一些意见的表明，人们以前看到的“政府来养老”，“政府帮养老”，到“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政策的转变，我们也能感受到政府在老龄化社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后子女养老预计将会逐步恢复正轨，这也是希望年轻人多子化的一个实验性开端。

80后90后这一批人，在政策的调整下，也无疑会成为我国历史上压力最大、责任最重的一批人。这批人中独生子女数量最多，将来会面临至少4个老人和2个孩子甚至更多的孩子的压力，以目前的经济水平来看，或许很多时候都难以平衡。

未富先老，未富已老，也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老人，在没有社保的情况下，一旦年龄偏大无法自主劳动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仅仅依靠国家发放的养老金生活，根本无法支撑起现代生活的基本生活水平，因老返贫的情况极易发生。

政策性人口政策的红利期已过，阵痛期马上到来，不仅仅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要为这一问题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