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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热播的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天工开物》，因为宋应星的发型问题引发了一些网络争议。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该节目核心问题所在，不过也不妨从“辫子”说起。 很多人试图用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证明宋应星一定剃发了，但历史不是均质同一的理想模型，而是复杂多变的综合体。很多反例证明，即便是大清治下，心怀故国的遗民们也可以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逃避剃发。有人闭门不出，有人遁迹山林，有人终年带帽，有人剪了又留。 即便是迫不得已选择剃发，也不会是清宫剧标配的“阴阳头”，因为这种发型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而早期即便是满洲贵族，也尚未养成频繁刮剃，刻意保持头皮光秃的习惯，更不可能用后来的标准去要求被征服者。《侯岐曾日記》中对“剃发令”有这样的记载：“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那么对无力抗拒的汉人士大夫来说，短发加一根小辫是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合理的选择。实际上即便他们想剃“阴阳头”，也根本找不到熟练的剃头匠人，当时所谓的“剃发”从实际操作手段上来看也更应该称之为“剪发”，用的不是剃刀而是剪刀。 故宫博物院藏《王士禛放白鹇图卷》（局部） 宋应星毫无疑问有拒绝剃发的动机，如潘吉星所言，他“一直坚持鲜明的抗清立场”，那么他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呢？如果像节目安排的那样，都跟县官见面了，不剃发确实藏不住，问题是现存史料对宋应星晚年生活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连他的连卒年都无法确定。其族侄所写《长庚公传》对他入清之后的行迹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退居家食，抒生平学力，掞摛文藻。”则节目所安排的学堂教书、推广技术，都只是脑补而已。即便真的去教书，又怎么可能拿《天工开物》这种实用工具书去给一群该上蒙学的小孩子念呢？要知道序言的第二段开头就是“幸生圣明极盛之世”，这不比留发敏感吗？另外当时的地方官员和一般百姓，对《天工开物》所记载的技术显然也不会有多大的热情。 可见节目不合理的地方不只在于发型。比如与发型密切相关的服饰，清初对“易服”的管控显然比“剃发”要宽松很多，宋应星即便选择了剃发，也完全可以戴头巾，再不济也可以像节目中的龙套演员那样戴个帽子，而衣服即便不能再穿故明款式，作为士绅也不至于皱巴巴地跟老农似的，还穿成这样给学生上课？再比如年号，在怀念因家国破碎全家死难的“伯聚兄”和服毒殉节的长兄之时，竟然一口一个“顺治二年顺治三年”？要知道“明史案”是康熙二年才发生的，在此之前明遗民使用南明年号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谨慎一些的也还可以采用干支纪年，除非宋应星已经膺服新朝雅政，否则绝不可能如此表态。 有人就要说了，这是面向大众的科普节目，又不是历史论文，何苦对细节吹毛求疵呢？确实，我们不应该用学术标准去苛求电视节目的制作者，但是既然严谨性可以让位于实际需求，那为什么不干脆忘掉“宋应星晚年生活在清朝治下”这个“史实”，直接明代服饰从头用到尾？哪怕有明确史料记载宋应星晚年剃发了，也完全可以假装不知道。甚至可以干脆让所有的明遗民都保持留发形象，都是“节目需要”嘛——然而真要这么做了，那些现在的辩护者恐怕就又要掉转矛头了。 事实上，节目组和大多数观众并不愿意坦坦荡荡地承认节目并不追求严谨性，而是恰恰相反，最喜欢强调其权威性乃至专业性。把时间设定在康熙年间，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查过百度百科知道宋应星是跨朝代的人；同样是百度百科级别的此书简介，一定要请著名教授们来“领读”。而某些观众也极力要证明堂堂央视、俨俨教授，对历史细节的把握肯定比那些只知道“宋应星是明朝人”这个中学教科书级别常识的“喷子”“皇汉”强——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别人不去质疑它的严谨性，就说不过去了。 既然“清代男性都留阴阳辫子头”这种十分不严谨的刻板印象可以被当做某种共识去尊重，以至于宋应星就因为没有明文记载坚持留发，节目组就主动给他剃了发以迎合这种共识，那么“宋应星是明朝人”这种漏洞比它还要少的认知，为什么不能当做一个共识去尊重？照此设计节目，既不影响主旨，还可以避免争议，顺便节省道具化妆，更能兼顾主人公的感受，有利无弊，何乐不为？或者说，是做不到的“不能”，还是感觉没必要的“不为”？ 大概央视是不怕键盘侠喷的，节目组应该也不差服化道的几个钱，而这种选择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只把宋应星当做一个工具人，所以一到1644年，峨冠博带的明朝人宋应星就自动转变成留辫子的清朝人宋应星，前六十年和后二十年互不否定，这一刀切得真叫一个干净利落。 《天工开物》或许称得上是宋应星的半生心血，但是在节目里，宋应星和他的长兄宋应昇、挚友涂绍煃，都成了依附于它的工具人。当我看到已经剃发易服的宋应星和依然大明衣冠的长兄故友在阴阳暌违十余载之后梦魂相见的场景时，真是又尴尬又难过，可是剧中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难道是有玄幻小说的那种梦中形象随心而变的设定吗？那也不应该对国破家亡的经历不置一词，毫无生死相隔的伤感，两句话没说完就开始聊这部著作——就因为节目的主旨是大国重器，哦，不对，《天工开物》，所以他们三人的真实感受就一点都不需要顾及是吗？ 不光人是工具人，书也是工具书——不是用来查阅的那种工具书，是用来当绿叶、当背景板的工具书。撒贝宁面前的宋应星，和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没什么区别；让小孩子念“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还可以说是剧情衔接需要，而安排袁隆平说“我年轻时就读过”，这就纯属强行拔高的拉郎配了。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部著作在当时有多么难能可贵，但事实上它和今日中国的学术、技术发展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也很难想象袁隆平会受它的影响，甚至还去跟学生讲。用《工开万物》作者薛凤的话来说，“现代物理学和化学走的是和宋应星的理论框架相反的一条路”，事实上哪怕我们给每个现代术语名词都找到完美对应的明代官话词汇再讲给宋应星听，都未必能够让他听懂，因为现代科学所依据的范式并不是什么万流归宗的必然道路。拿现代科技的成果去夸奖、告慰宋应星，恐怕只能是适得其反。给他安上一顶“科学家”的帽子，也无益于理解他和他所处的时代。 节目名为《典籍里的中国》，忽略人的感受也许不得已时可以为之，但对于上述问题，其实只要把时间设定在崇祯年间就可以完美解决。而如果对书本身的内在价值也并不愿意深入理解，只用来当做书写当代史的陪衬，那就只能将它又一次让给西方学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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