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位最后几年的核心圈子（从左至右）：米高扬、赫鲁晓夫、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他们常在晚间聚饮，酒宴中颇有强制灌酒、互相打闹等场面，令人联想起彼得大帝的酒局。“不喝伏特加，你还是俄罗斯人吗？”在今天俄罗斯，这仍是一句流行的劝酒词。
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的俄罗斯人提起“俄罗斯”，首先会想起“伏特加”，其次才是“北极熊”“套娃”“三弦琴”之类。谈到未来最大挑战，仅10%的受访者提到“国家安全”“经济危机”“人权问题”，25%至30%的受访者提到“恐怖主义”“犯罪问题”，50%至60%的受访者认为是“酗酒和毒瘾”。
在俄罗斯，伏特加仍被称为“俄罗斯人的灵魂”“俄罗斯人的上帝”，其代价是：1994年，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仅57.55岁，与非洲的加纳不相上下。2019年，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67.5岁，却仍比女性少10岁（《伏特加政治》一书中记为12年，非最新统计）。
“俄罗斯人离不开伏特加。”前总统叶利钦曾这样说，其中暗藏着三大误会。
首先，俄罗斯人天生爱酗酒。其实，500年前，俄罗斯人只在宗教节日时饮酒，且无人彻夜痛饮。
其次，俄罗斯人喜欢烈酒。其实，古代俄罗斯人几乎不碰伏特加，穷人只喝格瓦斯，富人则喝蜂蜜酒、葡萄酒等，酒精度均不超15度，伏特加（一般是40度）可能是从波兰传入的。
其三，伏特加是美味。其实，伏特加没味道（今天酒厂会掺入各种香料，均非本味），饮用它和把它涂在皮肤上，感觉几乎一样——灼痛。用老炮们的说法是：锤子敲打胃部的冲击感。
1863年，圣彼得堡的德裔商人开办了Keller y Kº厂，专门生产伏特加，4年后，该厂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图为该厂女工们正在进行装箱作业。直到今天，伏特加仍占俄罗斯人酒类消费的70%。俄罗斯男人一年要喝180瓶伏特加，平均每两天喝一瓶。伏特加生产成本低，易混入毒素，让人癫狂、失明和死亡。为何却成了俄罗斯的“国酒”？难道俄罗斯人的身体中真有所谓的“伏特加基因”，不喝就难受？《伏特加政治》从政治人类学视角，揭出真相：伏特加是沙俄专制主义强加给人民的毒药，目的是榨取税收。
为让人民多喝伏特加，沙皇变身为俄国最大的酒馆老板——皇家特许上千家小酒馆深入社区，只卖垄断的“官酒”，连葡萄酒都不能卖。最多时，沙俄政府收入的1/3来自伏特加。
伏特加毒害了俄罗斯人的身体，也毒害了他们的心灵。到俄罗斯的外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里以劝人多喝酒、把人灌醉为荣？
随着酒后失态成了人人必有的经历，人们不再反思、批判酗酒文化。于是，新的“禁酒令”总是引起民众强烈反抗，从而为新一轮剥夺创造借口：看，俄罗斯人就这样，没有伏特加就活不了……在这一苦难循环中，真正屹立不摇的是伏特加政治——利用伏特加的麻醉作用，把人们变成行尸走肉，甘受折磨，他们反而成了最坚定地维护剥削的群体，以使其永远持续。
《伏特加政治》从生活“小事”入手，梳理出伪传统是如何制造与延续下来的，呈现出制度对个体“微殖民”的全过程，既惊心动魄，又平易近人。
马克·劳伦斯·希拉德，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就读于布林莫尔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大学，拥有博士学位。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兼职古董打字机修理工。▌伏特加实现了俄罗斯帝国的三种功能
为什么灌醉别人在这里会是一种荣耀和尊重的标志；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灌酒而醉倒在桌子底下，他会觉得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莫斯科公国的人确实很擅长鼓励和说服别人饮酒。如果其他说辞都行不通，就会有一个人站起来，提议大家为大公的健康举杯。16世纪初，哈布斯堡皇室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公国，其中成员赫伯斯坦留下如此记录。他发现，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地位不稳固，几大贵族正激烈地展开权力争夺。1533年，瓦西里三世去世，留下3岁的儿子伊凡。
伊凡从小便没有任何道德观念：他折磨小鸟，把小狗从皇宫的城墙推下，打猎时率手下突袭村庄，殴打农民，并强奸他们的女儿。
1547年，16岁的伊凡登基，他拒绝莫斯科大公的称号，改称自己是沙皇（他是史上第一个沙皇）。为迎娶小贵族之女安娜斯塔西娅，伊凡宣布戒酒。正当人们为伊凡的“成熟”感到兴奋时，安娜斯塔西娅离奇死去。
伊凡开始沉溺于酒精中，经常举办宫廷酒会，他用大号酒杯喝酒，装的都是烈酒，还逼大臣们也如此，谁不服从，就让人大声嘲笑：“看啊，这里有个人，这个人不想在您的宴会上跟大家一起享受欢乐，就好像他是在指责和嘲笑您跟我们都是酒鬼一样，虚伪地假装自己是正人君子！”
伊凡因残暴，被后人称为伊凡“雷”帝。他可能想不到，他的酗酒传统后来被发扬光大——彼得大帝也常酗酒，逼大臣们和他一起喝醉。400年后，绰号“钢铁人”的斯大林亦如此。“钢铁人”原本不太喝酒，晚年却沉浸于晚宴中。
贝利亚曾说：“我们必须喝醉，越快越好。我们越快喝醉，这个宴会就越快结束。”在宴会上，贝利亚会在赫鲁晓夫的大衣后背贴上Prick（笨蛋）字样，后者喝醉欲睡时，贝利亚会先在床上撒泡尿。赫鲁晓夫有时被“钢铁人”命令跳一种半下跪的民间舞，有时赫鲁晓夫也和其他常委联手，将喝醉的常委推进游泳池……
伊凡“雷”帝、彼得大帝、“钢铁人”都擅长用自以为幽默的方式劝酒，祝酒词中充满威胁的字眼。
如此恶习，为何能代代相传？在《伏特加政治》中，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国家机构最重要的三个功能是防范叛乱、保卫国家和开发社会资源。在俄罗斯，伏特加完美地实现了以上全部功能。
伊凡“雷”帝、彼得大帝、“钢铁人”发现，喝醉的人会说出真相，甚至他喝醉的方式，都能透露许多信息，经常灌醉手下是最方便的防范叛乱之道，这让聪明人只好装成傻呵呵、自带喜感的弄臣。
伊凡“雷”帝（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18日）又被称为恐怖的伊凡，他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建立沙皇专制政体。伊凡“雷”帝更大的“发明”，是建立了Kabak制度，皇家给小酒馆发特许状，垄断伏特加销售，每间酒馆每年上缴几千卢布，“构成帝国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开发社会资源的目的。巅峰时，伏特加垄断收入占国家收入的1/3，即使到20世纪末，苏联每年仍能从中得到1700亿卢布，占全部收入的1/4。
在前现代国家，酗酒是常见现象，美国当年也被称为“醉鬼国”，独立战争前，美国小酒馆是独立者们的大本营，酒精刺激起人们的反叛精神，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共商抗英大业。可俄罗斯小酒馆文化迥异，老板必须在宣誓效忠皇室、不卖假酒、鼓励顾客多喝伏特加之后，才能拿到特许经营权。他们异常冷漠，有时还主动充当沙皇的密探，顾客之间极少寒暄，只是默默喝酒、把自己灌醉，换来“我是自由的”的错觉。于是，俄国酒馆不仅不会刺激起人们的反抗精神，反而成了孱弱社会中，抚慰孤独的安慰剂，从而起到保卫国家的作用。
▌它不是文化，而是没文化
伏特加难入口，不利于推广，可伊凡“雷”帝把它改造成了统治工具。伊凡“雷”帝为什么看上伏特加？因为它有几大特点：
其一，伏特加是蒸馏酒，久存不坏，价格便宜。
其二，蒸馏中易生杂醇，混入酒中，会给饮者身体造成巨大伤害，有此威慑，消费者信“官酒”、畏“私酿”。
其三，易成瘾，成瘾后很难戒除。
其四，刺激性大，引起人们挑战心理。
据人类学调研结果，人们聚餐时常选更刺激的食物，以营造“共苦”的体验，“共苦”可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在人与人关系高度冷漠的沙俄时代，伏特加这种让人身体难受的烈酒，成了“够朋友”“够爽快”的证明，大受欢迎。
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特加是沙皇送给人民的毒品，它药劲儿强、利润大、隐蔽性强，因与沙俄时代的种种缺陷完美契合，得到沙皇青睐。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进行西化改革，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大国之一。俄罗斯人喝伏特加时要从喉咙里发“咕噜”声，相传是彼得大帝留下来的规矩。和伊凡“雷帝”一样，彼得大帝也迷恋宫廷酒宴。二人都有担惊受怕的童年，都靠侥幸登上皇位，都无法抚平内心的恐惧。彼得大帝酒量惊人，“早上要喝1品脱的雪莉酒和1瓶白兰地，然后喝下8瓶干白葡萄酒再去剧院”。在他举办的宫廷“疯玩疯饮疯笑集会”上，他设置了可怕的“雄鹰的惩罚”——当场喝下1.5升至2升伏特加酒，一般情况下，受罚者饮后立刻晕倒。
“雄鹰的惩罚”主要针对违反酒局规矩的人，定罪全凭彼得大帝一句话，相当随意，甚至喝酒前吃菜都可能被罚。彼得大帝借此夸张“男子气概”，把它作为俄罗斯告别过去、走向近代化的力量。
瑞典外交官斯特隆伯格说：“彼得大帝让莫斯科的居民处于同样的恐惧之下，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沙皇或其所爱之事的反对。”
彼得大帝似乎一直在努力融入欧洲文明，他以改革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可他的“文明举动”经常吓坏欧洲使节。据普鲁士大使普林茨回忆：一次晚宴，彼得大帝命令手下带上20名囚犯，他每喝一轮酒，就砍掉其中一人的脑袋，然后建议大使们跟上他喝酒的节奏。一位欧洲大使说，没必要在宴会上玩残忍，彼得大帝却回答说：没有什么比犯人的血更适合作为神的祭品了。
在现代转型阶段，各国都经历了“禁酒运动”，这是一个文明化过程。可让欧洲历史学家深感疑惑的是，彼得大帝处处学习西方，偏偏不学禁酒，反而沉溺在野蛮的酒局中。那么，他究竟是向往文明呢，还是向往野蛮？
事实上，彼得大帝根本不关注文野之争，他只关注利益最大化。
17世纪中叶，东正教宣布伏特加是魔鬼的发明，销毁了所有相关文件，导致今人无法知晓伏特加的早期历史。图为伏特加酒的蒸馏车间。在开疆拓土方面，彼得大帝的伏特加政治还真有效果。比如他把侄女许配给库尔兰（一个曾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附庸）公爵，婚礼上，库尔兰公爵不胜酒力，被彼得大帝灌死。第二天，彼得大帝便以继承人的身份，“合法”吞并了库尔兰。
这一招后来也被“钢铁人”发扬光大，不论是纳粹外交官里宾特洛甫，还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都曾饱受莫斯科酒局之苦。勃列日涅夫也曾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灌得“精疲力竭”，而尼克松总统“早已酩酊大醉”，然后他开始劝说二人在谈判中让步。
传统伏特加酒的蒸汽室，构造简单，但在蒸馏过程中易掺入杂醇。彼得大帝去世后不久，他外孙的未婚妻叶卡捷琳娜二世（即叶卡捷琳娜大帝，与彼得大帝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并非一人）发动政变，成为女沙皇。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复杂——准备足够多的伏特加酒，这使她能指挥超40名军官和1万名士兵。
政变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士兵们索要更多的钱，叶卡捷琳娜二世说，我已没钱了，一切只能等政变成功后。看在伏特加的面子上，士兵们相信了她。
俄国历史学家克罗契夫斯基说：“这场革命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们所知的革命中最轻松、最微妙的一场，革命中没有任何人流血，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革命’。”其实，政变真正的主角是伏特加，此后沙俄诸多宫廷阴谋中，伏特加均充当了重要角色。
虽然总有人称“伏特加文化”，但揆诸事实，伏特加政治绝非文化，而是赤裸裸的没文化，它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
▌最坏的现代遇上最坏的传统
伏特加政治最可怕之处在于，作为驭民工具，它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愚民。其中也包括神奇的“杰出历史学家”波赫列布金。
传说波兰共产党在1978年公开就“伏特加酒”一名的商业专用权将苏联告上法庭，宣称伏特加起源于波兰，而非俄罗斯。俄罗斯今后不可再用“伏特加酒”一名，否则要交巨额罚款。俄罗斯人大为光火，却找不到文献记录予以批驳。于是，“民科”波赫列布金拿出了自己的多年“研究成果”。1982年，他成功证明俄罗斯人比波兰人早几十年生产伏特加，从而赢得了判决。波赫列布金为此写出一本畅销书《伏特加酒的历史》，出版它的人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孙子。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45年3月10日-1894年11月1日）请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提高伏特加质量，从此伏特加的酒精含量固定在40%。2000年，波赫列布金在公寓中被人刺死，他一生低调，作为禁欲主义者，偶尔才会喝一点伏特加酒，他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大门上了无数把锁。杀手是如何入室的？为什么要杀他？该案至今未破。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伏特加酒的历史》所引材料大多查无出处，他还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他精算出俄罗斯人发明伏特加酒早“几十年”，却在书中不肯透露依据是什么。
在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波赫列布金是个被民族主义情绪蛊惑的骗子，而进一步研究更让人惊掉下巴：波兰人压根没就伏特加的原创权提起过诉讼。伏特加酒多达几百种，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工艺。根据《国际商标法》，“通用术语不受法律保护”，而伏特加是典型的通用术语。
许多波兰人不喝伏特加，也不关心它来自哪里，且波兰伏特加生产商与俄国同行关系密切，根本不可能去西方法庭上诉。显然，伏特加产地之争是一个根本讨论不清楚、也没必要讨论清楚的话题。可在俄罗斯，许多大型涉外商业单位都有《伏特加酒的历史》，售货员一遍遍对“外宾们”讲述着“俄罗斯普通人挫败波兰专家窃取文化”的神话，没人质疑此事真假，他们只想知道“伏特加是俄国的”，就足够了，可伏特加真能算是一笔文化财富吗？
不论第一杯伏特加酒产自哪里，直到16世纪，伏特加才在俄国民间流行。当时俄国发生了农业革命，三田制（又称三圃制）提高了谷物产量。谷物不易保存，匆忙上市，会导致价格下行，影响农民收益，于是，他们开始用谷物制作伏特加酒。
17世纪中叶，伏特加的消费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都欠小酒馆的债，许多农民喝醉了无法耕种土地。当时俄罗斯人日常不饮酒，宗教节日才是“豪饮期”，因间隔长，所以每到“豪饮期”必烂醉。沙皇的私人医生、英国人柯林斯在1671年记载说：“大斋节，俄国人民都沉迷于各种放荡行为和享受中，而到了节日的最后一周，他们喝起酒来的样子，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是在紧握最后喝酒的机会。”
传统俄罗斯社会等级森严，到处充满压抑，普通百姓只能用“豪饮期”释放情绪。早期俄罗斯人只喝低度酒，“豪饮期”对身体的伤害有限，随着伏特加酒的出现，“一下子就摧毁了各种社会禁忌、文化禁忌、道德禁忌和意识形态禁忌”。
当时乡村缺乏公共场所，沙皇特许的酒馆一开张，便成社交中心。1850年代，俄国旅行家普罗塔西耶夫对俄国农民疯狂饮酒的习俗感到震惊，他问一个酒鬼，为什么喝酒。那人回答说：“那里（指酒馆）的诱惑太大了，我自己不喜欢这样喝酒，但我又能怎样呢？……就好像它召唤着我，我就走进来了，而一旦我心情不好，也可以来这里。”
最糟糕的现代与最坏的传统有机结合。于是，个人主义被扭曲成自暴自弃，自由被误读为自私放任，休闲被低级趣味填满，共同堕落被解释成集体主义……“农民并不会发现伏特加酒正是他们所遭受奴役的根源，而是把它当做逃往自由的脱身之道”。
这一过程是沙皇刻意引导的结果，既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又能化解现代性对传统制度带来的冲击。
▌伏特加为何催生腐败
伏特加的泛滥植根在人性的幽暗上，它鼓励纵欲、良知泯灭、粗暴野蛮等，是一种腐败的力量。端起伏特加酒杯，人就不会再认真地与人性恶抗争，一旦成为习惯，难免外化为社会的普遍腐败。
1850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曾搞过一次调查，向45名地方高官发放问卷，问他们能否拒绝受贿，只有两人表示会拒绝。在《尼古拉一世传》中，作者写道：“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群体自觉行为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是非常可怕的，但想要消除这种环境的影响却是不可能的。大失所望的沙皇将使者报告扔进了火堆。”
俄罗斯人特意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友惠”，以代称贿赂。
早期腐败正发端于Kabak制度，小酒馆老板宣誓效忠沙皇，可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习惯了在伏特加中掺水，甚至自己偷偷酿“私酒”，40度的伏特加，经常被冲淡到27度。沙俄缺乏官僚机构，只好采取包税人制度——谁出钱多，谁就可以当沙皇酒馆的老板。该资格每四年审核一次，成为腐败者们的狂欢节。
包税人制度是中世纪一种低效率的制度，既伤害百姓利益，也伤害沙皇利益，可在官僚机构的集体蒙蔽下，沙皇被蒙在鼓里。1680年，盐和伏特加的包税占沙俄政府收入的53%，有的州2/3的收入来自伏特加包税，税务员每年可从包税员手中拿到2.4万卢布的贿赂，是他工资的3倍。
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想从包税制中分一杯羹。沙俄警察与税收关系甚远，所以想出来的办法最有“创造性”：将伏特加酒藏在燕麦袋中，放在马路中间，运燕麦的农民以为是前面马车掉下的，立刻捡起藏匿，可关卡的警察会及时发现他在“走私”伏特加，农民赔上全车燕麦的钱，仍无法脱身。
这个伎俩至今仍存，莫斯科一些禁止停车的道路中间常有一包看上去贵重的东西，哪个司机敢下车捡，俄罗斯警察会迅速出击，罚他个违章停车。
税务外包员掠夺民间，沙皇却允许他们佩剑，表示他们是皇帝的使者，“在伏特加酒税外包制度下，这个国家的人民被自己的国家洗劫和掠夺着，却没有任何权力或机会来控诉洗劫和掠夺他们的罪犯”。
伏特加、沙皇集权、腐败构成了一个稳定三角，前者出钱，中间出权，后者出人，相互支撑。
对于伏特加政治的奥秘，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都曾有所揭露，当时俄罗斯民众对此不满意，但在伏特加的腐蚀下，除了说些有趣的风凉话，很少抗争。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拉里说：“自伊凡雷帝时代起，历代沙皇均极其富有，而他们统治的国家却非常贫穷。”
▌难以根除的伏特加政治
在伏特加政治的稳定三角外，还有一极在支撑，即军队与伏特加的密切关联。从彼得大帝时代起，沙俄便采取划片征兵的方法，一个区必须征多少人当兵。
沙皇军队服役期长、装备差、生活艰苦，只能靠伏特加来强化管理——干得好，可以得到更多的伏特加，这是基层的主要激励手段。在沙俄时期，伏特加是战备物资，有专门的生产系统、运输系统。战争时，很难找到车皮运回伤兵，可伏特加酒总能及时运到前线。
士兵们喝醉了，就能忍受恶劣的环境。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进入沙俄军队后，学会了暴饮伏特加，回到地方，他们又成推广伏特加的主力。
在日俄战争中，俄军从沙皇，到总参谋部，到一线指挥官，再到普通士兵，经常喝得醉醺醺，导致大败。当时国外军事评论评论员指出：“一支军队最主要的敌人就是这个国家的道德病态，俄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有着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却无法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打败日本人，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是这个国家自身的问题。”
末代沙皇（前排居中）尼古拉二世（1868年5月18日—1918年7月17日）全家合影，他发布了“禁酒令”，因时机不对，带来灾难性后果，退位后，全家被杀。因日俄战争的惨败，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巨大的、要求改革的声音，末代沙皇意识到伏特加政治是造成俄罗斯困局的关键原因，推出了“禁酒令”，因此丧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政府收入。大臣们阿谀说，不喝酒，人民的劳动力会提升，能“很快”弥补税收损失。可结果是，俄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主动缩减财路的参战国，随着“一战”惨败，沙皇政权再也无法维持。
俄罗斯“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孟什维克短时期主持政局。孟什维克一度主持局面，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声炮响，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不过，“十月革命”有一些让人遗憾的细节：阿芙乐尔号只发了几枚空包弹，水兵们没参与进攻，只是占领了附近的两个小酒馆。攻占冬宫时，对方抵抗力度甚小，几乎没有伤亡，可一些起义者闯入沙皇的地下酒窖，许多人因醉死亡，还有一些人被冻死。
列宁坚决反对酗酒，他将伏特加政治视为俄罗斯苦难之源，因而延续了末代沙皇的“禁酒令”。上世纪20年代，斯大林决定取消“禁酒令”，因为建设现代化急需资金，恢复伏特加垄断，至少可以给政府带来12%左右的额外收入。斯大林的想法可能是，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后，再重拾“禁酒令”不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军初期遭遇重大损失，为挽回局面，只有诉求沙俄时期的爱国主义。列宁曾指出，如果复归沙俄时期的爱国主义，就意味着革命失败。可局势窘迫，斯大林只能铤而走险。在沙俄式爱国主义的鼓噪下，伏特加酒又重新被视为“俄罗斯人的灵魂”。“卫国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高层决策大多是在酒后做出的。
赫鲁晓夫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曾出台“限酒令”，二人后来的失败常被戏谑地解读成：谁也改变不了俄罗斯人对伏特加的热爱，谁挑战这一底线，谁就会下台。
在《伏特加政治》的作者看来，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两次“限酒令”都产生了积极后果，问题不出在限酒令上，而是国营垄断的供给渠道任意抬高价格，引发民众不满，误以为是在掠夺民间财富。而“限酒令”的失败，清晰表明了传统伏特加政治的可怕——它在不断自我复制，仍常游弋于理性约束之外。
▌历史沒完全翻过，它仍在沿续
刀子从来不会主动杀人，必须有人操纵它才行。坏事务必然要借治理的缺陷、人性的缺陷自我扩张。伏特加纵有千般害处，如果无人从中获利，没有板结的既得利益集团，它就不可能如此普及，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
从好的一面说，在普京期间，伏特加税收在政府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已至2%—4%左右，堪称无足轻重，这给政府主动清除伏特加政治提供了契机。从坏的一面说，腐败、堕落等因素依然较广泛存在，它们有动力让伏特加政治还魂。
在政治层面，伏特加政治似已不是主流，但它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能长期无法消除，包括生育率下降、涉酒家暴给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男性寿命短造成的家庭残缺、女性饮酒率迅速上升、伏特加巨大利润催生的地下黑市……在俄罗斯，80%的谋杀案与40%的自杀案与酗酒相关，而30%在孤儿院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会成为酗酒者。
伏特加政治还有一个重要副产品，民间的戏谑精神，当政府推出“反酗酒运动”，并以一只松鼠做形象代言时，市场上很快便出现了一个新的伏特加酒品牌——松鼠牌。
没有改变的意愿，就永远不会改变；不以落后文化为耻，它就将千载传承；不关注世界，只看自己，难免把脸上的污渍当成鲜花；不追求精神高度，沉迷于当下快乐，早晚会被大趋势所淘汰。
俄罗斯通史
闻一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版
“戒酒运动”是走向现代化中的重要环节，沙皇出于私利，人为打断了这一进程，如果把这误会成宝贵传统、民族骄傲，则伏特加政治就不可能被终结。不想走向现代化的人，必然被现代化所抛弃，俄罗斯用500年铺就了一段痛史，而何时能终结它，目前尚难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