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前留下遗愿：一、火化，二、不搞大型葬礼，三、骨灰撒到秘密地点，四、不要对他搞膜拜。
不知是疏忽还是什么原因，爱因斯坦去世前，病床前竟然没有一个会德语的人，也没有安置任何录音设备，以至于他最后说了两句德语，美国小护士听不懂，一代科学巨匠的临终遗言自此成谜。
此后，遵照爱因斯坦的遗愿，人们开始安排他的身后事：火化，秘密举行告别仪式，骨灰被撒进德拉瓦河里。
两天后，一篇让时人震惊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上——《在爱因斯坦的大脑里寻找关键线索》。
文章称，将会用最新的方法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以寻找这位伟大的天才为何这样聪明。这颗大脑曾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死去后也可能带给我们全新的认知。
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博士说，目前爱因斯坦的大脑已经被留置待研究，大脑表面的覆盖物也被保存了下来。
文章作者就是这位托马斯·哈维博士。
文章碰巧被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看到，他暴怒，跳起来给普林斯顿医院打电话。
人们在看了报纸后也很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被火化了的爱因斯坦，大脑怎么还在呢？
留下大脑的当然不是别人，正是写了那篇文章的哈维博士。
作为普林斯顿医院首席病理学家，哈维被汉斯授权对爱因斯坦进行尸检。
4月18日凌晨，他检查了这位科学家的身体，发现他死于七年前就已查出的主动脉破裂。
做完检查，他将取出的内脏一一放入爱因斯坦的腹腔，不过，他只用棉花填充了颅腔，而将大脑悄悄留了下来。
普通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何病人死亡后还要进行尸检，但这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必经程序之一。有时医院会在做尸检时顺手留下某个器官作为教学或研究的样本，在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这次是爱因斯坦，而且哈维也没有得到汉斯的同意，因此哈维的行为基本上属于偷窃。
面对在电话里咆哮的汉斯，哈维努力地为自己的行为作着解释——
虽然爱因斯坦很低调，没有说要把自己的遗体留待研究，但哈维认为，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大脑太重要了，研究这颗大脑，或许能帮助人们解开天才之谜。
哈维对汉斯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以及如何科学地解剖他父亲的大脑，如何寻找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等等。
他还保证，一定认真仔细地保管大脑，不会滥用，不会制造一些引人注目的噱头。并且研究结果也只会出现在科学期刊上，而不是街头小报。
哈维做出的种种承诺和保证，都是在向汉斯表明他将是爱因斯坦大脑的忠实守护者。
汉斯不能再说什么，把大脑要回来？当然可以，可他又能做什么呢？倒不如放在哈维那里，或许真如他所说的那样，能研究出什么成果。
因此，汉斯勉强同意了哈维的说辞。
不过，事情并不乐观。
几天后，医院要求哈维交出大脑。
哈维只是医院的一名雇员，他个人的研究计划可以说服汉斯，却无法说服医院。医院认为哈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公众有多敬仰爱因斯坦，就有多憎恶这个“窃取”巨人大脑的小偷。
好在医院给哈维留了面子，只是让他交出大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至于大脑，则交给其他更适合的神经学者去研究。
哈维拒绝了。
于是哈维被开除了。
失业后，哈维来到费城，开始了自己预想的研究天才大脑的工作。
他先测量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拍了照，其后小心翼翼地切成240个小块，每一块都编了号，在上面注明它是大脑的哪一部分，之后再将切块用火棉胶包好，浸泡到福尔马林溶液中。
做完这些工作，哈维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消失了。
23年后的1978年，一名叫史蒂芬·列维的记者接到一个任务：找到爱因斯坦的大脑。
列维多方寻觅，终于在堪萨斯州找到了哈维。
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列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哈维从一堆胡乱堆放的旧报纸、泡沫箱底下搬出一个旧纸箱，又从纸箱里拿出两个玻璃罐。在浑浊的液体中，赫然泡着一些半透明的小块。哈维说，这是爱因斯坦的小脑。
列维看到，切块之间还有悬浮着的粉红色线，哈维说，那是脑部主动脉血管。
列维感觉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一代科学巨匠与眼着两只脏兮兮的玻璃罐联系起来。
多年来，哈维辗转各地，一直处于找工作-失业-找工作的循环中。因为他当初拒绝把大脑交给普林斯顿医院，医院辞退他时也拒绝为他写推荐信。没有推荐信，哈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后连妻子也威胁他，不处理掉大脑就和他离婚，于是哈维成了单身汉。
在堪萨斯州，哈维好不容易才又当上了医生。空闲时，他就自己研究大脑，发现研究不出什么结果，就给一些神经学家寄大脑切片，但那些人同样得不出什么结论。
不过，哈维并未放弃，他跟列维说，我觉得我一年内就会有结果了。
只是这样的话，从他拿到爱因斯坦的大脑时说过多少遍，跟多少人说过，他已经记不清了。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哈维是一名出色的病理学家，能看出一颗大脑是死于外伤还是疾病。但要研究爱因斯坦是如何成为爱因斯坦的，找出他与常人不同的地方，那确实不是他的专业，得找神经学家。
哈维展示爱因斯坦大脑
因此，当初普林斯顿医院的说法也没错，啥人干啥事，这是常理。
可时光不会倒流，哈维也并未后悔，他一直等待着某种契机的出现，换句话说，他现在需要有“贵人”相助。
列维回去后将采访的文章登了报，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读到了这篇报道。
玛丽安是加州大学克莱分校的教授，曾提出“神经可塑性”理论。她研究发现，后天环境能够影响和塑造大脑，生活越是丰富多彩，越刺激，大脑皮质就会越厚。玛丽安的这个说法对当时的神经科学产生很大影响。
上面这段话是要说明，玛丽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神经学家，想必哈维是知道她的。因此，当她希望能得到一些大脑切片时，哈维答应了。
列维和玛丽安让哈维的研究出现了转机，因此这二人大概算得上哈维的“贵人”吧。
哈维展示爱因斯坦大脑切片
1985年，玛丽安与哈维合作了一篇《一个科学家的大脑：艾伯特·爱因斯坦》的论文。
文章称，通过对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其他11个男性大脑的比较，发现爱因斯坦左脑第39区角回处，神经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比值非常高。也就是说，他比普通人要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而那里是与语言相关的韦尼克区的一部分。
文章认为，这似乎是在说明，爱因斯坦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从而会消耗掉更多氧气和营养。
从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到1985年研究其大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漫长的30年过去了，不管研究有没有意义和价值，会不会有研究结果，拖了这么长时间，哈维都难辞其咎。
好在研究终于开始了。
1996年，又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额叶皮质厚度和神经元密度改变》在《神经科学快报》上发表。
研究者称，爱因斯坦大脑右侧前额叶皮质比普通人的大脑更薄，神经元密度更大，这或许会让信息交换速度更快。
1999年，《柳叶刀》上又刊载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杰出大脑》，称在与35颗男性大脑进行比较之后，发现爱因斯坦的大脑在负责究竟推理和数学运算的顶叶部分，比其他人的要多出大约15%。
这几篇论文都是哈维写的。
论文相隔的时间很长，透过日期，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已87岁高龄的哈维的疲惫。
44年，3篇论文，哈维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怕是看不到这颗大脑的谜底了。
这一次，哈维妥协了，他想要放弃。
1997年，一名记者开车载着85岁的哈维来到加州，他们找到爱因斯坦的孙女艾弗琳·爱因斯坦，想把大脑物归原主。
爱因斯坦的孙女艾弗琳·爱因斯坦
出乎他们意料，这位并不专业的警察真正感兴趣的是爷爷爱因斯坦的遗产，而不是他的大脑。
几十年来，哈维第一次想交出大脑，却没送出去。
1998年，哈维来到让他爱恨交加的普林斯顿医院——现在叫普林斯顿医学中心，找到首席病理学家艾略特·克劳斯——这是当年哈维的职位，把爱因斯坦的大脑交给了他。
此时，大脑还剩下170块。
从哈维私自藏下大脑的那一夜，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43年，如果说这是一场没有发生的无形的诉讼，那普林斯顿胜利了。
好在普林斯顿终于原谅了哈维——他生命中最后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收到大脑的那一刻，克劳斯说，哈维自由了，我则被束缚住了。
确实如此。哈维卸下了43年的“保管”大脑的重担——
“到最后，你会因为你拥有它的巨大责任感而感到疲惫……我7年前开始行动了。”
哈维说，“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2007年4月5日，哈维在普林斯顿医学中心去世，终年95岁。
遵照哈维的遗嘱，2010年，哈维后人将哈维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所有资料都捐给了美国健康医药博物馆。
相比哈维，克劳斯显然更适合做大脑保管工作——其他研究者很难从他那时得到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除非有极好的研究理由和方案，否则只能拿以前公开的资料或哈维当年拍摄的照片进行研究。
普林斯顿医学中心
克劳斯说，没办法，人们都有猎奇心理，毕竟拥有一块爱因斯坦的大脑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而哈维自从“偷”走大脑以后，名声一直不太好。哈维当年的导师哈里·齐默曼教授甚至宣称他的这名学生“已经死了”。更多的人则将哈维当作道德败坏的窃贼，偷走了一颗高贵的大脑。
就连爱因斯坦的亲友都颇有微词。
他们虽然答应了哈维对大脑进行研究，但几十年来没有任何结果，大脑仿佛已成为哈维的私人财产。
而且作为大脑的保管者，哈维也有过极为不妥的举动。
1994年，BBC找哈维拍摄纪录片，观众在影片中发现，哈维在厨房里拿出玻璃罐，取出大脑，像切奶酪一样切下一小块，送给来访者杉本谦二“作为小小的纪念品”。
这个行为会收获多少骂声我们不知道，想来哈维也并不在乎，也许那时他对研究已经不抱希望了。
为了当初的执念，他失业，离婚，从1988年就再没参加过一次资格考试，失去了做医生的资格，后来只得去塑料工厂做流水线工人。
从首席病理学家到流水线工人，哈维的困窘可想而知。
不过，不管是出于独占的心理，还是为实现当初对汉斯的承诺，哈维一直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带在身边。无论有多需要钱，他都没有向那些出钱买大脑的人松过口，未曾出卖过一块。
只不过，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哈维穷其一生守护的大脑，以及他对爱因斯坦大脑所做的研究，有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人类指纹都各不相同，何况比指纹复杂得多的大脑？任何一颗大脑都与其他的不同，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些不同就是让人成为天才或蠢才的特质，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而且，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颗爱因斯坦的大脑毕竟太少，想要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必须有众多研究样本作为参照，显然这不可能——哪里去找那么多天才的大脑呢？
并且，爱因斯坦操德语与英语两种语言，是个不折不扣的双语者，他还能熟练地演奏小提琴；另外，据说他幼年阅读困难，7岁前一直沉默寡言，是个少语的人。这些特质都有可能让他的大脑与众不同。
显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说明，这些有异于常人的特点是爱因斯坦成为天才的必备特质，否则大家有样学样，都能成为爱因斯坦了。
虽然以上说法只是猜测，但对哈维来说，这未免残忍了些，他被这颗大脑束缚了大半辈子，如果知道自己可能做了几十年无意义的事，不知会作何感想？
不过让哈维欣慰的是，他帮爱因斯坦实现了一个愿望。
哈维回忆说，爱因斯坦曾在病床上告诉他，想进行一次横穿美国东西的旅行，现在病倒了，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哈维没有忘记爱因斯坦的这个愿望。
1997年，他驾着车，在青年作家帕特尼达的陪同下，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从新泽西州一直开到加利福尼亚州，完成了从东到西横穿美国的4000公里行程，实现了爱因斯坦的梦想。
有意思的是，这次横穿美国之旅惊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此之前，美国当局已意识到爱因斯坦大脑的价值，虽然没让他交出来，却一直暗中监视他。当哈维带着大脑准备横穿美国时，负责监视的特工大惊，跟着哈维驾车西行，跑了400公里。
只是不知道几千公里下来，看着离大洋西岸越来越近的哈维，特工们会不会担心他想把大脑送到中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