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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国伟 秦始皇被冤排儒两千年的史证 秦始皇被冤排儒两千年的史证 （秦始皇被冠崇法排儒冤屈的几个问题） 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后，雒、南洛改雒，雒治邑从始于汉推至秦，今又通过对司马迁史记中所使用的雒、洛载录进行统计对比，此雒作为秦替代周的标志，以秦国下的郡县雒阳，取代周都天子洛邑之洛，使雒作为特殊的治邑字号，从秦又向前推至战国。雒、洛的变化已超越了《魏略》汉魏“五行”下“南雒北洛”的含义。 通过史记使用“雒”“雒邑”、“雒阳”与“洛”“洛邑”“洛阳”“河雒”、“河洛”等的统计对比（附表），司马迁雒与洛的使用，仍体现了“疑则传疑”的载录特点，即在不确定是秦、或周洛或雒的情况下，刻意保存了不同史料来源的“原汁原味”，将矛盾之处予以留存，与司马迁所撰写史记其他存疑事件史料载录的原则相同。 史记载录的过程，是以“秦记”为主、其它为辅的载录方法，才使大部分记载雒与洛的史料得以保存。 雒，作为秦前仆后继推行统一最终建立帝国的标志；洛，作为周天下中心，“河图洛书”对应天宫天道的符号，秦以雒替洛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而所留下的史料记载，不仅见证了周朝历经八百年的结束，也正好成为今鉴别秦前周洛、秦南雒北雒为代表的史料，及真伪秦史料、文物的一个快捷标记。对过往秦史料、秦文物中发现有雒字的存在即判断为汉（雒亭、上雒丞印最初的争论）、包括过去对史记等记载有“雒”的汉前作品，都认为作者是汉人所为的误解得到纠正。 对于学界关于司马迁史记所用“秦记”史料的争论，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的总称又新增一划分标准和多一旁证。 更有“诚惶诚恐”生怕自不量力的感觉。因为自从汉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千多年，除过文物以外，人们总是通过《史记》来对秦始皇建立帝国进行了解，秦不容儒学、秦焚烧四书五经、秦坑杀儒生的观点是肯定的。包括大家郭沫若曾写的“十批判书”，毛泽东主席有名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对此持不同见解。而今研究史记“秦记”之“雒”却发现，秦法家标签下的史料出现了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禹贡》篇，而并非秦与儒家水火不容。被号称治国大法的尚书《洪范》，仍是《“雒”书》的内容（汉书《汉书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说明秦制有借鉴，《春秋左传》中将洛改雒非汉代好事者所为，是被司马迁引原史资料载录（是广义秦记史料，而非狭义秦记史料），今被证明是秦修正过所留的春秋史料。其内容多载道、德，孔儒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处处引用“诗曰”及“书”，说明秦始皇建立帝国，并非排斥儒学、排斥尚书，非要儒法对立，对理解“焚书坑儒”是否有“过秦”因素，对秦始皇被冠于“暴君”的冤名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依据。 一、夏本纪中尚书禹贡章节内容属秦记 1、《禹贡》属于《尚书》中的一篇 马士远（司马迁《尚书》学研究》）对《史记》采摘《尚书》内容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司马迁在虞、夏、商三代纪事中。如《五帝本纪赞》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所撰写的《五帝本纪》，主要根据《尧典》如下多篇《尚书》文： “《伯夷列传》载：'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皆是虞、夏之文。《夏本纪赞》说：'太史公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大宛列传》又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贡赋、九州山川，皆出自《禹贡》篇。” 虽后世对禹贡其作者的说法不一，以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此禹贡是出自周初人之手，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时代》）认为作者是战国的魏人；或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以及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认为禹贡的作者是在战国末至汉初所作。而在今知晓是秦有意雒洛之改的情况下（司马迁未知），重新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录的《尚书》《禹贡》的尚书史料来源考究，不仅仅是《禹贡》的作者不可能在汉代，更惊恐的发现，此《禹贡》有秦史官、“修正”的痕迹，即在统一时进行了雒洛之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过往对秦始皇崇法家排除儒家，将儒法对立的评价观念。 2、司马迁《夏本纪》所载尚书《禹贡》 史记夏本纪体现的《禹贡》洛为雒的内容： “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涧既入于河......贡漆、丝、絺、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於雒，达於河。...... 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 《史记夏本纪》中的禹贡之“雒”，为何不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的汉之改，而是秦之改？且不谈秦为改朝换代，仍参用《洪范》帝王为中心及五行思想，达到取缔洛邑都城、取代周王、天子地位影响的政治目的，仅从过往的秦洛文物和今秦朝上雒县治的发现及之后的秦雒文物，与司马迁《秦本纪》仅有的几次雒洛载录吻合。即：《岳麓书院秦简（肆）》中的“上雒”关、秦陶器铭文中的“雒亭”、秦封泥“上雒丞印”、里耶秦简中的“雒阳”陆续面世；先秦“西周器虢季子白盘”、“敔簋”、“景之定鬲”等铭文所记载的南北仍为洛水之洛（前文有载例证），与司马迁所撰写的《秦本纪》的南雒北洛的一致。 史记尚书《禹贡》之洛改雒所取的史料来源，与《史记秦本纪》洛改雒所取的史料源相同，共同为秦“雒”下的史料源，是被秦所组织、同时对所需天下史料统一修正、供秦从内史到郡县可阅读、普及的秦版新帝国国家历史史料。因此，此史记所载的尚书《禹贡》之雒是秦之改无疑。 秦不仅对当朝的南洛为雒（国伟按：应不包括上雒治邑、即原《山海经.中山经》“洛间”雒、洛二水固有之“雒”），又将过去周史、或更前，凡记载描写河洛之洛也均改雒。不排除尚书禹贡外其他儒家经典版本史料经过秦的修正后留存。（包括留存后被项羽烧掉） 《史记秦本纪》仅有南雒的两处载录： “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彊，北兵至雒，问周鼎。”； 《史记秦本纪》仅有北洛的三处记载：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巉洛。城重泉。【正义】：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也。’” “孝公元年，......。楚、魏与秦接界。【正义】：楚北及魏西与秦相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洛即漆沮水也。（国伟按：楚、魏与秦接界处是《汉书.地理志》秦岭山与《水经注》楚山两山相隔，'楚水注之’的魏上洛，秦、楚、魏三家分界之处，秦即秦岭、楚即楚山、魏即今商洛市商州杨斜南城子、北城子的三家连接交界之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正义】：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聚犹村落之类也。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索隐】：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集解】：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略】 此两雒三洛准确的代表了秦的南雒北洛划分。 司马迁史记中多次提及“诗”“书”中，尚书《禹贡》似乎被后人理解为属于秦必焚、非秦所留“秦记”的史料范围，是秦始皇灭儒毁灭尚书的罪证之一，当然，除非司马迁不认为此《禹贡》是属于尚“书”的范畴，但与司马迁史记所流露的崇儒、尊崇尚书的思想不符。 班固与司马迁相同，在秦雒治邑、文物未面世的情况下，虽未能确认此雒、洛之改是秦还是秦前所为，所撰《汉书地理志》中也认为史记版本的《禹贡》之“雒”应为其他秦前史料版本的“洛”，并做了修正。但其同篇的西汉地理志中南雒仍为雒，有雒阳、上雒（固有）、雒水（秦置）。 《水经注》、《水经注疏》、《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也是在秦雒治邑、秦雒文物未面世的情况下，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结合《魏略》的“汉雒魏洛”五行说，认为“雒”被用于治邑名始于汉。 尚书禹贡，作为秦治国的纲领之一，充分体现了秦制体系对尚书所载录认识天下观点的认可，使地理资料文献得以保留与应用。 （未完待续） 编辑：校队：王 羿 摘自毛泽东主席诗 摘自毛泽东主席诗 敦煌博物馆王国伟爨书展品（武关道发现记局部） 更正：前《武关》文中有“地湾秦简”应为“地湾汉简”，打印误字，特表歉意。（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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