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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这个改革的时代，每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在心里留下烙印。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市原有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家出台的生产型企业所得税二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确实吸引了很多外商蜂拥而入，良莠不齐，初期兴办的企业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为：原料加工型、劳动密集型、没有先进生产技术、多数不能按合同可行性报告实施、出资时间和比例达到要求少，有的外商以推销设备为目的。中方原材料能源供应、配套困难，合资后一厂两制后矛盾冲突、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中方干预过多。 而我们当时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部门也存在观念还没有转变，乱收费、乱检查现象普遍，企业负担重，各种矛盾重生，软环境亟待改善。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商投资企业批准的速度减缓，外商资金紧张，国际市场萎缩，两头在外的企业经营困难，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到2001年我离开外企处，巳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1480家，我们巳经撤销、清理了783家。 以改变我市餐饮业态，提升其水平、档次的外资酒店来看，从第一家宝岛大酒店开始，到金台北、香满楼、凯悦、太平洋、西楚、富利华、阳光、香港大酒店等二十多家企业已经因各种原因全部撤销和解散。 1997年我市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改制和破产，涉及很多巳创办外商投资企业的走向和出路，我们相继参与了徐州矿务局华美公司剥离、徐州灯泡厂凯城的收购、徐州针织总厂绒冠的分流、天宝集团、橡胶公司的重组、鹰球集团的清理和分流、拉姆齐摘红帽、飞虹集团的资产剥离、轻工公司几家清算等等。 这是一个讲政策、讲法律、讲情理，错综复杂的工作，通过努力，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轻装上阵，获得了重生，一部分企业随着改制破产灰飞烟灭。 从中，我们看到中方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某些人为了合资不顾中方利益，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某些中方思想保守，容不得外商参与经营和获得利益。我在协调会中曾听到一个大国企领导竟然说，来一个外商我们就将他玩倒一个，真是语出惊人，让人冷汗直冒！ 国家和地方看到了问题所在，重视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规范和管理力度，要求外经贸部门加强监督、协调、服务和管理的功能，並从各方面多管齐下，出台政策、法规，采取措施力争正本清源。 1994年国家外汇改革步子加快，资本项下外汇进入严格监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列入计划。 1995年外企实行新的换证，清理三无和资金不到位企业。 1996年对加工贸易实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税收进行监管。 1997年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七部门联合年检，改变多头管理，减轻企业负担。 1998年我市在我委成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市政府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联系会议制度；解决重点外企出口大户资金困难，成立外贸担保公司。 1999年我市清理乱收费，由十四个部门联合检查。检查出项目整理成册，公布于众。 2000年市委召开全市投资软环境大会。指定各部门责任负责人，定期汇报治理成果。 以上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基本上全是我委牵头，具体工作就由我们处操作、跟踪、监督、落实。 为了外商投资企业健康的发展，贯彻实施、落实检查、通报情况我们处整天忙于写报告，搞调研，走访企业，协调部门关系。每日电话多、调研多、会议多、汇报多、走访多，真可以说操心劳神，竭尽全力。 那些年外商投资是热点，市委办、人大财经委、政协财经委、政府办、外经处、信息处、发改委、经委、工商联、统战部、台办、侨办、外汇管理局、国税局、海关、检验检疫局等部门要材料、要情况，市新闻媒体要做节目、采访、报道全是要我们综合部门提供，天天忙得头晕脑涨。 1990年，我们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定期印发了《三资企业通讯》，及时通报政策信息、企业动态、存在问题，及时上报各有关领导，分发各有关部门和各已开业外商投资企业，真正为政府到企业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还与省内各市交流，我市《三资企业通讯》在全省是最好的之一，多次受到省厅表扬。 对外开放度是体现一个市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成果的主要指标，各级领导都非常关注。 特别是当市领导去省里开会要汇报外向型经济发展情况，以数字与其他市作比较，要求在苏北地区领先，还要追赶苏中地区，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外商投资各项经济指标占全市的比重，真实反映外向度的各项指标，存在问题及差距。 这需要掌握外商实际投资占全市国定资产比重，外企进出口占全市进出口总额、外企销售总额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外企税收占全市税收的比重等数据尤为重要。这全靠我们每个月的进出口报表、生产经营报表、每年度的企业财务审计报告汇总。几百家已开业企业的数据录入、整理和分析，工作量巨大，压力之大一般人很难承受。 为了当好领导参谋，做好数据分析，我们每年都要与统计局联合开办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工作培训，年终报表总结和表彰大会，以保证全市外企经营状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为了应对市里分管领导经常直接电话询问某一企业情况，所以一千多家企业基本情况要随时了解掌握在心，这该是费多少心血和气力才能做到。 到1998年，我们李处长调到投诉中心工作了，我感到担子更重了，压力更大了。 在这个处工作十一年多，我感觉自己得了强迫症，心中装事太多，一切追求完美，不求上级表扬，但求不出差错。 我经常会在下班后，还在写材料或帮年轻的同志录报表。有时被委里其他同志看见了，会说：“楼处你还亲自录报表？”我无言以答。因为一是要保证数字及时性和完整性，这才能实时体现我市对外开放的真实情况。领导一再说：“外资处是引进来，外企处是出成果。”这个成果从哪里来，就是要数字说话。我们要保证数字的权威性，分析的可靠性，这是我们的职责。二是我也体谅年轻人的耐力和承受力，责任感不是靠说教，而是前人的引领和带动。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争取，我市外商投资终于迈入稳定增长阶段。随着大环境的改善，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国外跨国公司企业陆续投资徐州，美国卡特彼勒、伟世通、阿文美驰及德国蒂森克虏伯、利勃海尔、澳大利亚布兰肯、日本新日铁等陆续投资徐州，使我们今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了。 虽然我们处工作量大，人员变动快，但一直是一个快乐、高效、团结的集体。处里除了李处长，就我年龄最大，同事们都互相尊重，也特别关照体恤我。 有一次，大家以想吃我烧的菜为由，全处到我家吃饭，说我烧的菜好吃，吵闹着把我炒的糖醋藕最后只剩下的姜片都抢光，好一派和谐热闹的场面。 还有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全处都去云龙湖游泳，我儿子也去了，叶江宁和王中两个小伙，呵护着刘明明、我和儿子，在湖中实实的泡了两个多小时，使我鼻子中间留了个晒瘢至今。 工作的繁重也带来更多的反思，我对家庭和孩子考虑得少愈加了，而且脾气性格愈发急躁起来。 记得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次家长会，老师给我说了儿子学习成绩原来前十来名，现落后到二十多名，我听后十分着急。回家后就一直数落孩子，当到晚上儿子洗脚的时候，我越说越气，不由得拿起手上的毛巾抽打儿子的头，谁知一向温顺的儿子一下从脚盆里跳出来向我冲来，一边推搡我，一边大喊：“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顿时间让我发怵，是我太神经质了，我把对自己的要求也加在孩子的身上，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 现在想来，我那时一点不懂子女教育，历来对孩子的鼓励太少，批评过多，要求过高。如果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一定好好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这件事让我至今愧疚不已。 林对我的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一边搞他的创作，一边照顾我们的小家庭。 有一天，我和委里人事处长贾临晓一起下班回家，贾处长是个上海人，也是老邻居，平时见到我都十分亲切。 到了解放路我家小区门口，看见林一手提着个蛋糕，一手提着菜迎面走来。 贾处长问林：“干什么呢，还买蛋糕？” 林说：“今天小楼过生日。” 贾处长说：“啊！还那么浪漫啊！我今天也到你家吃饭。” 说罢，我们一同到了我家。我们吃完饭，我送她出去，她说：“小林对你多好呀！” 我听了心里甜蜜蜜地，忍不住给她讲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有一天早上，我去上班，刚出家门口，一脚踩在窨井盖上，结果窨井盖是虚的，盖子翻过来砸到我的一条腿的面骨上，瞬间我的这条腿掉了下去，另一条腿在上面，整个人象劈了个大叉，根本无法动弹。好在一会儿有邻居过来看见了才把我拖了上来。我上来坐在地上好久才缓过来，看见裤子被砸破了，上面还有干了的粪便，腿上血肉模糊。 我回了家，说：“小林，我一出门掉到粪坑里了，腿都破了。”谁知林说：“一大早不吉利，掉粪坑里还说......！”他不仅不帮我处理伤，也不给我找裤子换。我只好一个人擦好药，换上干净的衣服，一瘸一拐地上班去了。 贾处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山东男人都这样吧！” 接着，她也给我分享了下她的趣事。她的老公也是山东人。 有一天，他们夫妻俩各自骑着自行车出去。她老公在前，她在后，谁知贾处长一不小心骑到西瓜皮上，人整个重重地摔了下来。她老公看她怎么没跟上，回头一看她摔在地上爬不起来。就过来问怎么回事，知道来由后，就气势汹汹地说：“怎么不摔死你的！”我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贾处长最后说：“要是我们上海男人一定不会这样的，他会讲：侬哪侬啦，嗄勿小心煞！”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可能对男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所误解，一方面来源于男女思维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女性独有的敏感吧。繁忙的工作和如烟往事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此情可待成追忆”，过去发生的一切今天看来依然那么值得品味和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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