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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一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在午休读报时，突然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目光。 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则消息：小叶丹尚有后人在世，在凉山读高中，但家庭情况困难。 看完这篇文章后，李铁映当即下令让相关部门验证该事件的真实性。当确认无误后，他立即作出批示：将小叶丹后人中适龄的孩子都接到北京来上学。 此事过后，偶然间李铁映又得知了一个情况：刘伯承元帅的后人，一直在打听小叶丹后人的下落，只是一直没有打听到。 于是，在1995年的一天，在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李铁映下令：在人民大会堂摆三桌酒，安排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和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见面。 那么小叶丹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在看到他后人的消息后，中央委员会亲自下令接到北京读书？刘伯承元帅的后人为什么一直在打听他后人的下落？ 本期，秀说就带大家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其中既有一诺千金的兄弟情谊，也有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的不改初心。 一：长征途中，红军陷入艰难局面1935年5月，正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渡过了金沙江，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然而，恨不能将我军消灭在萌芽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没有放弃的打算，仍然在后面紧追不舍。甚至在5月中旬，蒋介石亲自飞抵昆明督战，誓要将我中央红军一举消灭。 国民党反动派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接下来应该是继续北上，越过天险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如果真让中央红军做到了，那么再想消灭红军就会难上加难。 于是，蒋介石专门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调集十几万军队，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在大渡河以南。 为了瓦解我红军军心，国民党反动派甚至派出大量飞机向地面撒宣传单，宣称：“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率领的队伍，就是因为大渡河拦在前方难以渡河，最终才被清军困死在大渡河畔。难道我军真要步石达开的后尘？ 国民党反动派撒下的这些宣传单，虽然低估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士气，但确实也道出了红军面临的艰难局面。 为了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特别军事会议，经讨论研究，大家决定继续北上，和红四方面会合。为此，党中央决定派出了一支先遣队先行开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将军带领。 之所以派出这两位将军，是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都比较熟悉。 不久之后，刘伯承和聂荣臻带领着先遣队抵达了泸沽一带。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东路，由西昌到雅安的大路；另一条是西路，经冕宁大桥通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崎岖山路。 这两条路各有利弊：通往雅安的东路虽然更为便利，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安排了主要兵力防守，我军想要过去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正面作战；通往安顺场渡口的西路虽然没有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层层哨卡，也更利于隐蔽，但这条路却必须通过彝族聚居区，然而彝族向来和汉人关系不佳，很有可能发生冲突。 面对这两个艰难的选项，刘伯承和聂荣臻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决定还是选择西路。毕竟，比起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敌对，彝族人民反倒有可能成为红军的朋友。 对此，刘伯承和聂荣臻也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党中央商议后，也认可了他们的选择。同时，毛主席对于这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也作出了批示：
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和刘伯承的想法可谓是不谋而合。在临出发前的动员大会上，刘伯承专门提醒了手下的战士几条注意事项： 一、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疑忌，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 二、虽然彝族人民敌视汉人，而且族人几乎个个都会打枪射箭，但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同，也绝不会听命蒋介石； 三、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能开枪。 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和刘伯承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和决策，是多么的高明。 二：彝海结盟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着先遣队到达彝区后，起初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 当先遣队刚到一处名叫喇嘛房的地方时，就被当地的彝民堵住了去路，要“买路钱”。为了团结彝族人民，虽然当时我军本身处境就很艰难，但依旧将彝民要求的“买路钱”如数奉上。 然而即便如此，路上依旧麻烦不断，因为当地彝民有很多部族，即便给了其中一些“买路钱”，其他的部族也是不认可的。 所以在接下来继续前行探查的路途中，不时就有从森林里射出的冷枪冷箭，让我军战士负伤。甚至还有一些战士被彝族武装抢劫，不仅渡河器材被一抢而空，就是衣服都被抢走了，只能赤身退回驻地。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战士依旧牢记毛主席和刘伯承的指示，严守纪律，没有开一枪还击。 正当我军前进之路陷入僵局之际，有一个彝族部落的首领也得到了红军就在附近的消息。 这个彝族部落就是彝族黑彝果基家支，这位首领正是小叶丹。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小叶丹对于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当他听到有一支汉人军队在自己部落不远的地方时，就开始琢磨：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居然敢来彝区撒野？ 于是，小叶丹当即派人去打听情况。 很快，探子就回来汇报情况。只是探子汇报的情况，让小叶丹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是打还是不打。因为据探子回报： 虽然这支队伍来了以后，沿路的老百姓都被吓得躲进了山里。但这支队伍本身却很简朴，尤其和国民党军队相比，纪律很严明，完全没有骚扰当地百姓。即便很多百姓都躲进山里家里没人，这支队伍想借米、借水的时候，还是会留下钱在百姓家门口。 不仅如此，面对当地一些彝族部落的袭击，这支部队硬是没开一枪。 这些情况，让小叶丹不由得对这支突如其来的部队产生了好奇。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支部队的目的，他又派出了管家沙玛尔格去打听情况。 沙玛尔格精通汉语，和汉人经常打交道，对汉人没什么偏见。 和我军将士见面以后，沙玛尔格也知道了红军是一支为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而这次红军来到彝区的目的也只是借道北上而已，并不想和当地的彝族人民起冲突。 从我军此前的作风上看，沙玛尔格也认可了我军。于是，为了帮我军顺利北上通过彝区，沙玛尔格给我军提了个诚恳的建议：贵军若是真的想要安全通过彝族聚居区，就必须赢得我们彝族百姓的信任，要赢得我们的信任，最好的办法就是与我们的统领结拜为兄弟。 彝族人民素来重情重义，结拜以后就是他们的自己人，他们会无条件支持。 刘伯承从此前打听的情况中，对小叶丹也早有耳闻，知道他做事公道、讲信用、识大义，在当地很有威望。所以面对沙玛尔格的建议，他欣然答应。 返回部落以后，沙玛尔格将自己在红军队伍的所见所闻，都向小叶丹作了汇报，同时也提到了结拜的事情。 不过对于结拜这件事，小叶丹也有自己的顾虑。一方面他自小就经常听部落里的老人说“汉人是靠不住的”；另一方面，他也要为自己领导的部落百姓负责。 这个时候，又是沙玛尔格站了出来，他果断地说道：“我以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有问题或者对我彝族百姓有丝毫不利，我愿以命谢罪。” 小叶丹和沙玛尔格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见沙玛尔格都这么说了，小叶丹也松了口，答应先和刘伯承见一面再说。 初见刘伯承的时候，小叶丹还以为刘伯承就和过去的汉人大官一样，就要行磕头大礼。但还没等小叶丹跪下去，刘伯承就赶忙扶起了他，并微笑着说：“我们是兄弟，大家是平等的，不兴这套。” 这番话，让小叶丹对红军这支队伍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在接下里的交谈中，从刘伯承的口中，小叶丹也对我党我军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最终，小叶丹决定在彝海边上，和刘伯承结拜，和我军结盟。 1935年5月22日，歃血盟誓仪式在彝海边举行。按照彝族的习惯，杀鸡取血是最高的结盟规格。 当时大家都没有带酒和酒杯，刘伯承见状，就从身边的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搪瓷缸，从彝海中舀了两杯水，以水代酒。小叶丹则派手下将鸡血分别滴入两个搪瓷缸。 两人各自端了一个搪瓷缸，面朝彝海并肩跪下。因为刘伯承年龄稍长一些，小叶丹就让他先喝，紧接着自己也一饮而尽。 就这样，彝海结盟顺利达成。为了表达诚意，刘伯承将随身佩戴多年的手枪亲手送给了小叶丹，而小叶丹也投桃报李，将自己心爱的坐骑大骡子回赠给了刘伯承。 当晚，刘伯承特意设宴招待了小叶丹及其族人。席间，刘伯承代表红军，将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小叶丹，并任命他为支队长。 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还会再打回来，彝族以后要自己管理自己，不再受其他人的欺压。” 刘伯承的这番话，就是我党我军的承诺。而事实证明，我党一诺千金，如今的凉山，早已建立起彝族自治区，我党兑现了彝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诺言。 次日一早，在小叶丹的护送下，刘伯承率领着先遣军继续北上。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顺利通过了彝族聚居区。 分别之际，刘伯承一再感谢小叶丹，并说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后面，拜托兄弟一定把他们顺利送出彝族聚居区。我们走后，红军的旗帜需要你们继续扛下去，日后形势稳定了，我刘伯承再回来和你一起喝酒。” 而小叶丹也没有辜负刘伯承的嘱托，在红军主力到达彝族聚居区后，他全力组织自己的部落和附近部落，将红军主力全部安全送了出去。 而这，也让我红军主力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应过来之前，抵达了安顺场渡口，最终顺利强渡大渡河。 后来，回忆彝海结盟的时候，刘伯承曾直言：“假如当时与小叶丹的结盟延迟三天，或者结盟失败，国民党调往大渡河的重兵就会部署到位，石达开的覆辙我们会重蹈。” 三：小叶丹用生命践行承诺护送红军主力顺利离开后，小叶丹算是完成了刘伯承的第一项嘱托。而他，也没有忘记刘伯承的第二项嘱托：扛起红军革命大旗。 此后，小叶丹联合多个彝族部落，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直持续了数年。 直到1941年，由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小叶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严令小叶丹交出“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 如果交出去，小叶丹或许就能活。但面对这样的抉择，小叶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拒绝。 被捕前，小叶丹将珍藏的队旗交给了妻子保管，并嘱咐她：“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有信有义的大人物是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遇害身亡，年仅49岁。 四：刘伯承苦寻小叶丹后人1950年春天，梁文英奉命带领部队解放西昌。时任司令员的刘伯承得知此消息后，专门嘱咐梁文英，到了西昌后第一任务就是找到小叶丹。 此时的刘伯承和我党都还不知道小叶丹已经牺牲，还为他准备好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岗位，就等找到他后就任。 然而，让刘伯承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没有等来和好兄弟小叶丹的团聚时刻，却等来了小叶丹已经牺牲的消息，甚至他还被告知小叶丹的后人也已经去世。 刘伯承乍听到这一消息，悲伤万分，但他始终不愿相信小叶丹的后人也离世了。于是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一直在寻找小叶丹的后人，哪怕是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他也多次派自己的儿子前往凉山寻找小叶丹的后人。 遗憾的是，直到刘伯承元帅去世，他都没有打探到小叶丹后人的下落。 好在1993年李铁映委员无意间看到了小叶丹后人的报道，这也就有了本文开头刘伯承元帅后人刘太行和小叶丹后人沈建国的见面。 相信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看到小叶丹后人的消息后，李铁映委员会亲自下令接到北京读书。为什么刘伯承元帅的后人一直在打听小叶丹后人的下落。 1995年的见面之后，刘伯承元帅和小叶丹的友谊，在后人之间得以延续，基本上每年他们都会见面，刘太行也经常去凉山看望沈建国。相信刘帅和小叶丹在天之灵得知此事，也当感欣慰。 谨以此文，纪念刘伯承元帅和小叶丹，虽萍水相逢却情义非凡的兄弟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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