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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社”与合作社

 我就住红桥 2021-12-17

 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过日子,吃饭是第一位的事情。

小时候没有超市,买菜去菜站,买粮食去粮店,买油盐酱醋就得去“和的社”,“和的社”就是副食店。

后来我才知道合作社念白了就叫“和的社”。看过文章说合作社和副食店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叫合作社是因为起先这些小店都是由私人入股合作经营,后来公私合营后统一改为国营副食店,但老街坊们还是习惯叫合作社。

在我家界壁儿就有一家合作社,位于法华寺街西头北侧,现红桥市场北门的斜对面,合作社的屋子已翻盖成二层小楼,现在是一家饭馆。

小时候觉得合作社就是天堂,里面酱油醋的混合气味很是诱人。合作社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后山墙下一溜货架,货架前面是柜台,柜台是木质的,用的年头多了,柜台的木框十分滑溜儿。最吸引我的还是货架上方的装饰画,画的是烟酒糖茶,调料点心,画面简洁明快,色彩鲜艳,看上去心里就美滋滋的。

整个合作社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卖调料和副食,另一部分卖烟酒糖果。这里有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还有两分钱一块的奶油糖。

小时候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也不是随便就能吃上。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到同事王姨家串门,我们一进家门王姨就出去了一趟,不一会王姨的街坊就拿着十块水果糖进来了,原来是王姨让她的街坊给我买糖去了。王姨把十块水果糖都塞进了我的手里,我立马儿觉得自己是红桥地区最幸福的人,那种感觉不亚于今天有人送你一部iphone X。

前几天看到三皮老师写的《打麻酱去》,给我带回了童年时代。小时候家里打麻酱这活儿根本就轮不上我,因为打麻酱得写本儿,这本儿就是居民副食本,本儿上按月按人口供应油、麻酱、鸡蛋、白糖、粉丝、火柴等。

副食本、粮本、户口本是家里最重要的东西,丢了可是天大的事儿。我干的最多的就是打酱油醋和黄酱,买东西如果有毛票儿和钢镚儿,家长会用毛票儿把钢镚儿紧紧地裹上,怕我弄丢了。那会儿买东西去的标准动作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瓶子或碗,一手紧紧地攥着钱,心里不停地默念着要买东西的种类和金额。

买麻酱回来在路上用舌头舔那简直是高大上的事儿,我几乎没有机会买麻酱,每次舔黄酱的机会也从不错过。有一回,买黄酱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舔着黄酱,一边在路边的半圆形水泥构件中跃来跃去。悲剧终于发生,因为眼睛盯着饭碗,导致一脚踏空,脑门儿正磕在水泥构件上,脑门儿磕流血了,黄酱也撒了一身,那狼狈相儿可想而知。

说起麻酱还有一个故事,是我的一位同事给我讲的。话说小时候她家重男轻女,有一天家长做了一道人间美食——馒头片上抹麻酱撒白糖,这美食弟弟独享没有姐姐的份儿,爸爸抱着弟弟,弟弟趴在爸爸的肩膀上还不时拿馒头片馋姐姐,姐姐一忍再忍,最后终于爆发,朝弟弟手里的馒头片就是一口,也许是心急气躁导致动作变形,姐姐连馒头片带弟弟的手指头一块咬了下去,弟弟疼得“嗷”的一声大哭,姐姐迎来的是一场“男女双打”。

小时候有几样东西就就没敞开儿吃过——麻酱、糖、五香花生米、香蕉。唯独跑肚拉稀时家长会给芝麻酱和红糖吃,这是偏方。

上合作社买东西会赶上“上板儿”的时候,所谓“上板儿”就是关门了。这一叫法的由来是因为合作社的玻璃窗外面在关门的时候要加一层木板儿,这木板儿是长条儿的,上面写着“右一、右二、右三……左一、左二、左三……”售货员会在关门的以后把木板儿固定于玻璃窗外边儿。

现在地下掉了一毛钱都懒得去捡,小时候一分钱就能派上用场。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合作社买东西,一位环卫工人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个超大的铝饭盒,饭盒满满的是炸酱面,环卫工人要售货员给他打一分钱的醋,售货员就用打醋的提漏儿把醋直接浇到他的饭盒里。

去合作社最爱看卖鸡蛋的,因为卖鸡蛋得用一件电器——灯箱。灯箱是一只大木箱,里边有大瓦数的灯泡,灯箱的面儿上有放鸡蛋的窝儿。售货员把鸡蛋放在灯箱上,然后开启电源,如果有坏鸡蛋就很容易被看出来。家里有时候也会有坏鸡蛋,我们叫它臭鸡子儿,那会儿可舍不得扔,也得把它炒了吃了,炒臭鸡子儿和吃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

鸡蛋在搬运中备不住有损坏,这种蛋壳稍有破损但还没流汤儿的叫搁窝儿鸡蛋,买这种鸡蛋不要本儿。

合作社里的售货员也就四五位,最熟悉的是一位中年男子,街坊们都叫他老班长。老班长个子不高,有一点儿驼背,皮肤很好,总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褂儿,脸上老带着笑容。老班长待人和气,和老的少的都有说有笑的,不像有的大人爱hen den 小孩。老班长好脾气,快“上板儿”时去买东西他也不烦。有一次我闹肚子急着上厕所,还是老班长给我的草纸。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小测验的成绩不好,老师让家长签字。放学的时候正走到合作社时又下起了雨,我就进屋避雨,那天正好老班长在班儿。我看着有求必应的老班长心生一计,上前求他帮我签个字,不用签家长的名字,只签个“家长阅”就行。老班长听后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事儿我不能干,你的家长我也认识,回头他们找上门来我没法儿交差。

合作社还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的邻居——大头。上初中时寒假里的一天我去合作社买东西,那天人多排大队,排着排着发现大头就在我前边,和我隔着两三个人。大头一边排队一边在看杂志挺入神儿,我顺口儿叫了他一声,谁知他回头过猛,门牙磕在来了后面大人拿着的玻璃瓶子上,说来也寸劲儿,一下子门牙磕掉了半个。没过几年大头家就搬到永外的楼房了,后来就没了联系。

就在前几年,我在西红门宜家偶遇了多年未见的大头,是他先认出我的,我俩山摇地动地聊了起来。看着大头的半个门牙,话题不禁又聊起了当年合作社的那场“事故”。

大头说他长大后恋爱很不顺利,交了好几个女朋友都是因为半个门牙跟他吹了,家长后来没辙了,在当时的郊区——十八里店给他找了一位农业户口的媳妇,再后来十八里店拆迁了,大头家分得楼房两套,现金数百万元,他妻子很贤惠,两口子四十多岁就给自己“退休”了,天天满世界玩去,每年出国旅行就得一两次。

大头说着说着激动了起来,说如果不是我当年在合作社叫他,他就不会磕掉门牙,不磕掉门牙就不会搞对象这么费劲,搞对象费劲才会找个十八里店的媳妇,媳妇家拆迁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大头执意要请我吃饭,说着就拉着我去那个天天有人排队,就跟吃饭不要钱似的外婆家。

和大头喝着酒聊着天,我有点儿恍惚了,隐约想起一个故事——如果当年潘金莲不开窗就不会认识西门庆,如果不认识西门庆武大就不会死,武大不死也不会有武松的逼上梁山……

文章里副食店的照片来自于长辛店的永来聚副食店,这些是2018年夏天拍的照片,感谢长辛店的何总和鹏鹏做向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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