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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一辆苏州牌照轿车悄悄驶进小区，司机从后备厢拎出两箱东山枇杷，四处张望，忽然身后一个胖子猛地一拍肩膀：“阿哥，这么晚了，侬太客气了！”司机笑着把枇杷递给胖子，转身上车关门，又似乎不放心，摇下车窗：“放两天再吃更加甜，不过尽快吃脱（方言：吃掉）哦。”车子徐徐发动，胖子目送他驶出小区，方才一手一个纸箱，轻快地上楼。
这是初夏江南地区城市的小区里常有的情景，枇杷上市的季节，来自太湖边的亲戚朋友们陆续驾着车，带上早上才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枇杷，驾车一两个小时，亲手把这时鲜货送到上海等地的亲戚朋友家里，又马不停蹄风尘仆仆驱车回去。下一次见面，短则一周，长则数周，可能是杨梅成熟的时候。
上溯三代，上海人家大部分来自苏浙地区，而太湖边的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和嘉兴都是的上海移民发源地，放到现在，朋友圈拐几个弯，哪家没有几个来自环太湖地区热情好客的朋友呢？
以苏锡常湖嘉五个城市为主构成的环太湖地区，虽然自古以来一直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但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一直被归属为同一地区，这个地区就是狭义上的江南——历史上人们常说的“鱼米之乡”。
上海开埠以来，环太湖地区的年轻人就一茬一茬如追光般逐梦而来，听说这里遍地黄金，有的是发迹机会，就看你有没有勇气来闯一闯。
上世纪30年代初，湖州人小王从太湖边出发，辗转杭州到上海做生意。湖商天下闻名，到那时却已式微，日本机器造蚕丝的现代化工业兴起，价廉物美的人造丝的引进，使一度垄断市场的湖州丝厂大面积关张，本乡本土的生意人大多打道回府。在太湖边享受安逸日子，比在外商海沉浮，可不快活得多？剩下为数不多的湖州老乡，也都心神不安，惦记着太湖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回去，还是留下来？小王思来想去，却始终不甘心。他做起了家具生意，刚开始杭州、上海两地跑，眼看着上海发展势头越来越好，成了东亚第一大城市，全国各地的人争先恐后上岸淘金。小王打定主意，把家里人打点好，杭州那边渐渐去得少了，在上海济南路辟了一个门面，以此为据点，开了家具行，就此在上海定居下来，时间久了，人称王老板。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霞飞路上住着17岁来自吴江的年轻评弹学员庞学卿，他拜名家薛筱卿为师学艺，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去电台与先生一起录开篇，当时正当评弹兴盛时期，电台里的弹词像现在流行歌曲般地循环播放。下午他要与先生搭档赶4家书场演出《珍珠塔》，往往这边下书台，坐上三轮车就赶往下一个书场，一直忙到晚上10点，回住处练习琵琶到深夜，常常困极，直接坐在藤椅上手抱琵琶就睡着了。辛苦学艺的日子过了两年，正式出师，渐渐地也闯出了些名堂，在上海滩闯荡十多年后，带着先生的教诲和大城市书码头的历练，他选择回到了苏州，不久应组织的安排，到常州组建常州评弹团，他的舞台始终没有离开过环太湖地区。
也有人留在了上海，上世纪30年代末，历经6次入沪均告失败，已经30岁的无锡人张鉴庭第7次进上海，终于在上海书码头立下了脚头，凭着日臻精湛的书艺名声大振，后加入了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成为首批入团的18位演员之一。
做生意也好，学艺也罢，从环太湖地区走出来的年轻人不约而同来十里洋场寻找机会，各自怀揣着要在上海出人头地的梦想，这情景，倒有些像今日参加选秀的孩子。他们有的学有所成回到鱼米之乡，把艺术深深扎进最初孕育的水土。有的小富即安，把个人生计与大上海的繁荣紧密相连。无论怎样的选择，只需太湖边的一句吴侬软语、一口鱼鲜米香，便能召唤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上世纪60年代，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根据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司令薛永辉被困太湖冲山20天的史实，创作了中篇弹词《冲山之围》（后改名为《芦苇青青》），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合力抗敌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上海连演三月客满，其中著名的选曲《冒死等亲人》《钟老太骂敌》《望芦苇》，由当时已是名角的张鉴庭用自己开创的“张调”铿锵唱来，慷慨激昂，脍炙人口，成为其经典代表作，传唱一时。这批年轻人，苦心钻研书艺，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成名成家，但唱起太湖的事、说起太湖的人，却格外深情。
近一个世纪后，湖商王老板的后人和评弹艺人庞学卿的后人——我先生和我，组成了上海最普通的人家，我们没有经商，也没有继承书艺，湖商和说书先生的标签通通不存在了，我们不再需要每天考虑如何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无比坚实，我们头上的天地已经足够宽广。但梦想还是有的，上海这个地方，永远像块磁石，在不同的时代，都闪耀着光。
有一件事不会变，王老板的曾孙，也就是我的儿子，所有的信息表籍贯栏仍然是“湖州”，这个生在上海养在上海的小囡，从没去过湖州，身上却永远带着太湖移民的“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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