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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小王子”同学的采访当作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契机。 （前两篇见：《我是怎样开始做记者、写评论的》、《我是怎样由媒体转行当教师的》）子伊同学接着问： 1.教课这么多年，有没有几个让您印象深刻的学生？您与他们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能挑几个人，具体说说吗？ 回复： 我在评论课堂上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他们其实不只是在我的评论课上优秀，在其他的课程上同样优秀，甚至更出色。我举几位虽然没有走上评论写作的道路，但对我的评论教学有贡献的同学吧： 其中之一是2014年评论课上的王刚同学。 我过去在评论课“论证”一讲中，曾经使用过2010年北青报的一篇评论《赵作海能获得多少赔偿?》作为类比推理的案例。 作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卫生安全法》两个法律中看到了“惩罚性赔偿”这样一个成倍提高赔偿额的途径，他要论证的是，“惩罚性赔偿”也应当适用于国家赔偿。这个类比推理的论证力如何？同学们一直有不同的见解。总起来说，看重其间相同因素的同学认为其论证力强；而更为重视其间差异的同学，则认为它的论证力弱，甚至“类比不当”。其中比较重要的差异，就是《国家赔偿法》与另外两个法律的规范对象和赔偿主体（或者说钱的来源不同）的差异。 课后,对法学颇感兴趣的王刚同学，就针对这个案例写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课下思考《关于公权力机关是否适用惩罚性犯罪的思考》。其中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引喻设譬，对惩罚性赔偿的立法本意、它所适用的条件、所规制的对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结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诉诸惩罚性赔偿，其中很重要的考虑，是“避免民事主体（厂家）把一般性赔偿作为成本算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是以惩罚和遏制“用金钱购买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的权利”为目的的。 在这位同学这样一番深入研究之下，在我的心中就不觉间设定了“惩罚性赔偿”这个抽象的概念所适用的范围限度。用王刚同学文章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类比的）论证力也将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加深而减弱。” ——我特别欣赏他最后一句话，是因为感到，这一句话似乎可以用来概括所有类比推理论证力的规律：我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入，会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事物的具体规定性。而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则限制了其用来“类比”——扩展到其他事物的可能性。而这样一个过程，是动态的，是随着认识本身而产生的。 后来，《赵作海能获得多少赔偿?》这篇文章因为时间的原因退出了我的讲义案例。但王刚在自己的长篇分析中得出的判断——（类比的）“论证力也将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加深而减弱”，一直被我在讲到类比推理时引用。 （这位同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做过一段助理。后来在国内其他著名大学深造，读哲学。读书甚多。） 还有一位是李泓江，许多年前我评论课上的国防生，本科毕业服役之后，又回到学院读硕士、博士。我没想到这个当年一张娃娃脸，很可爱的小男孩，其实很适合学术。我在研究生的评论课上对新闻评论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时介绍了自己转折连词的观察和思考。李泓江在这门课的学期论文写的就是对评论中转折连词的研究。他首先阅读了大量语言学者对转折连词的研究文献，成熟地把握了转折连词的规律和丰富的案例，然后以《新京报》评论作为样本，不仅有说服力充分的统计数据图表，也能够引喻设譬，精彩地揭示了转折连词在表达观点的评论作品中的独特作用。 我读了这篇学期论文中，特别欣喜。这样的论文，就是在教学基础上的深入拓展，就是研究生课程期待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对我的教学方向是一种肯定。 李泓江后来在杨保军老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走了了新闻理论研究之路。但是他在新闻评论研究生课上的贡献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我觉得，新闻实务课程研究生教学的特点，就是老师调动学生的学术能力，引导他们对新闻评论实务中一些普遍性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还有一位是杨业欣。他是咱们学院多年前毕业的本科生，在校时并没有上过我的评论课（他是刘洪珍老师评论课上的学生）。实际上，他在校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见过一次面。但他在此后的多年里，与我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微信公号在论证与修辞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他往往在信中完整地论证自己与我不同的精彩见解，对我的认识有突出的影响。我曾经在多篇教学日志中单独介绍他的观点。他来北京出差，也曾来到我的课堂，并在课堂上发言表达不同的观点。 我不把他看作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小友，忘年交。 参见—— 2.同样的，有没有几个让您印象深刻的同事？您与他们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能挑两三件具体说说吗？ 回复： 前辈老师中，张征、涂光晋、陈力丹三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正是张征老师亲手把我“拉进”人大新闻学院，使我有幸成为一名教师。她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她也是我认识第一位人大新闻系（学院）的老师。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认识她了。 那时候我在《甘肃日报》当编辑；而她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风华正茂，热情洋溢，为写作毕业论文，沿着当年范长江走过的道路，来到西北采访（后来毕业论文作为一本书出版。），来回都在《甘肃日报》落脚。她比我大差不多十岁，她身上那种充沛的热情，她只身长途采访西北各地的“壮行”（当年此行还有一位男同学，二人并不完全同行），对于我特别具有职业的感染力。 虽然那个时候我已在地方媒体工作，她的身份暂时还是学生，但在我心目中，她就是高档次的新闻人。后来我考新闻学研究生，也得到过她的帮助。我后来在媒体的工作，她也一直关注。直到在一次邀请我作为业界答辩委员参加人大新闻系的硕士论文答辩之后，她打电话问我：“小马，你愿意来人大新闻系吗？” 其实，在人大新闻学院，只有张征叫我“小马”。虽然她后来也像涂老师那样叫我“少华”，但我还是觉得“小马”更亲切。因为那正是我年轻时她对我的称呼。 张征老师的讲课风采，是我在一次听她讲课时才领略到的。她讲新闻写作（“消息”）这门课完全不带讲义稿本，也没有PPT演示（我已经离不开它了），却能把经典案例和同学们的练习结合在一起，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妙趣横生，教室里不时被笑声充满，连讲过这个课的我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比如，她把导语比作“脑袋上顶花”——小姑娘爱美，把所有的花都顶在头上。小小的脑袋顶满了花，大人以为她是“花架子”。——她在同学们面前饶有兴味地比划着，让大家想象着眼前仿佛真地走过这么一个憨态可鞠的小姑娘。她说：“只要写导语，就要想，我的花在哪儿？” 她又以卖盒饭的（我们学校的教师、学生经常打电话订快餐盒饭）来比喻导语的原则，说她曾经观察过各种价格的盒饭，总是把最贵的东西放在最上头，比如20块钱的盒饭，放在最上面的很可能是鸡腿，10块钱的总把烧肉放在上面；几块钱的盒饭没有肉，也把豆腐放在最上头。“没有一个傻瓜放鸡腿埋在米饭底下——然后注明'内有鸡腿’！” 在讲到消息中的语言时，她特别谈到，应尽量不出现“因为”、“所以”——因为这已经不是在陈述，而是在发言了。她举了一个毕业生当新记者的例子：多年前某展览馆举办农业产品展览，展览馆工作人员向展出单位讨票（可以买到便宜产品）。展出单位拒绝后，就遇到了大夏天停水、停空调的境况。他们把这情况反映给我们一个毕业生，那位小姑娘写了篇内参，可以简化为： 因为——没给票 所以——不供水 结果，这篇总共三百多字的内参，却招来了三万字的告状信，最后硬逼着那小姑娘写了检讨。内参组长说：这个稿子我没注意，其实改一改就没事了。怎么改呢？张征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简化模式： 听说——没给票 发现——不供水 （根据我的博客文章《听张征老师讲导语》） 她的课堂就是这样生动。她的开朗性格、热情和对职业的热爱，特别适合当新闻实务教师。 前辈老师中，与我交流最多的其实是涂老师。她是我们评论课的学术带头人。她很尊重我们这些有着媒体实践经验的后辈，又能够非常厚道、委婉地为我提示教学的规律我和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我记得，我二十年前在人大新闻学院“试讲”，就是在她的课上的一段时间。她也是当堂对我“面试”的前辈老师之一，还是当时的副院长。我在讲到当年北平《世界日报》时，说到该报的主人是成仿吾，当时涂老师在下面小声说，他是人大校长。我当时没有在意——这其实她在委婉地提示我说错了人名。我后来才想到《世界日报》的主人不是（后来成了革命家，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而是（民间报人）成舍我。我第二天早上赶紧给涂老师打电话，要她下次课上帮我向同学们更正一下。她表扬我严谨。我问：我这次是不是就算过关了。她说是过关了。但那件事其实对我影响挺大的：它使我意识到教师所应有的严谨,因为老师在课堂上随时可能因准备不足或口误而误人子弟。 我走上评论教员这条道路得到涂老师的许多帮助。二十年教学生涯，她也是与我交流最多的同事。她对前辈的尊敬，对学生的热情，对教学的虔诚付出，直接为我树立了优秀教师的榜样。 她和张征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热情，也有着同样光明磊落的品格，同样的直言快语。她对于学院领导的见解有不同观点，从来都是毫无避闪地当面说出来。她也会为同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打抱不平。有一位年轻同事说，涂老师、张征老师代表着新闻学院的正气。 陈力丹老师是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著名学者。这方面的贡献我就不说了。与张征、涂老师相比，陈老师的性格似乎偏于内向，偏于严肃。可能大家都有这种印象，这似乎与他作为一个有着突出理论贡献的学者是相符的。但以我在接触中的观察，他是一个在心灵上很开阔的人，有着更为开阔的知识热情和人间关怀，也重视新闻实务。实际上，他就写过帮助报纸评论员提高写作能力的著作；也在自己的讲义中引用过我写的报纸评论作为“论证”方法的案例。他对于公共事物往往直率地表达自己深刻的见解，并不是一位只专注于学术的人。 我记得，2007年9月教师节临近，咱们新闻学院组织全体在职教师到郊外开会。大家三五成群漫步走向田间。我惊奇地发现研究新闻理论的学者陈力丹老师的另一面：他竟然像李时珍一样“识百草”，一路给大家指认着我们从未留意过，也不认识的草药：“这是益母草，那是蔓陀铃”——还有地黄、苍耳什么什么的。 陈老师在我印象里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人，书读得扎实。他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就是他在十年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做了1万条名目索引、3千张卡片而写成的。我疑惑他何以对草药了解这么深。他说：年轻时（我想大概是指wenge吧）没什么书可看，恰好有一本中草药书在手边，还有图，就拿着它“按图索骥”，在大自然间一一寻觅。这使我想到在知识贫乏年代里，人类的一颗单纯爱知识的心。这样一颗求知之心，在今天就可能是学富五车的硕儒。 陈老师还有令人称奇的。我走到前边，听他在后面跟别人说，过去他讲课之前，先在校园里拍几幅花草的图片。然后在教室里投影到屏幕上。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就是去找到图片中的花草。我疑惑这与他的新闻理论有什么关系，就回头来问。陈老师解释说：这是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有的意识与能力：留意别人没有留意的事物，并且在万千事物之中找到它们。 （根据我的博客文章《这是益母草，那是蔓陀铃》） 我的第一本评论教材，就是陈老师做序。他当时正在看郑保卫老师的一百万字书稿，因此，虽然没有拒绝我，但十多天过去，也没有为我写出来，因为出版流程较急，我心中暗自怪他不上心。然而，当我终于看到他写的序文时，却感动不已，因为我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书稿认真仔细的阅读，而且可以看出他长期以来对我的了解。这篇序文更体现出他作为一位视野开阔的新闻传播理论学者对于新闻评论作为实务写作的独特规律的深刻揭示。 他在序文之外，还对我提出了一个意见：我的书中多处随意地使用了“规律”这个词，建议我改换其他的概念。这个建议使我心中一紧，它提示我：在我的内心经验中那些看似有着重复性的事物特征，其实并不一定是规律，我也不能论证它们是规律。这里可见陈老师严谨、朴实的学术态度。它给我的影响就是：在此后的教学和写作中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大词”。 在年轻一辈的同事中，我特别尊敬的一位是新闻系的方洁老师。她在科研和教学任务都很重的教师岗位上，独立承担了新媒体“RUC新闻坊”的指导教师——这差不多是一个小型媒体总编辑的任务，6年间使其成为有业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校园新媒体。她担任工会主席，带领两届工会委员团队，表现了出难得的公共服务热情，得到了全体同事的由衷信任。她这种勇于任事的职业热情和奉献精神正是新闻实务教师传统的优秀品质。 她光明磊落，直言快语，是非对错都有纯洁、明确的原则。 她在校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担任她那个班的班主任。我当时对她接触不多，不太了解。我们成为同事以后，我才发现她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她虽然像待前辈老师那样尊重我，但若与我有不同的观点，仍然毫无委婉避让。 我指导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有一位同学在论文答辩中没有得到全票通过。当时方洁是这个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我听到宣读答辩决议时，内心十分郁闷：不仅是为那位同学抱屈，也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一个不完满的结果。我认为方洁应该能够考虑到我的这种内心期待。我没忍住，就在答辩仪式结束后当场向她表达了不满。她没有说什么请求我原谅的话，反而说我的反应偏离了她对我的好印象。气得我说：“这就是我。”因为我内心感到受到了“后辈”的“顶撞”。 因为这件事，我觉得我们之间良好的同事关系就算结束了。我虽然对此感到遗憾，但内心仍然负气。后来我们进行了一次坦率的微信长谈，她向我详细解释了她对那篇学位论文不足之处的看法，以及她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考虑，并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疑问，比较了与其他几位同学论文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她既保持了对我的尊敬，也没有为了保持尊重而扭曲她自己的观点。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郁结”就在这样一次坦率交流之后化解了。 我最后退休的时候，她还请我吃饭，并和她先生一起为我专门买了贴心的礼物——颈部按摩仪，上门来看望我。由此可见，对于她来说，关系是关系，原则是原则。她珍重人的关系，但不会为此放弃自己认定的原则。 3.教书20年，您觉得这份教师职业，给您带来哪些变化？又带来哪些收获？结束它的时候，您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 答复： 我是一个由新闻一线“半路出家”当教师的人。从教二十年，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由于学术领域的熏陶，我在表达上会比以前更为严谨。也往往能够以学术的视野或标准认识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个我不太了解的公共问题，我能够想到其背后有学术问题，即有在学术的层次上才能够深入探讨的问题。这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意识。 当然，教师岗位所要求的学术写作和在学术的层面上认识新闻写作，自觉地接触学术资源，也使我能够比以前在评论员和评论编辑岗位上更深入地认识新闻评论。比如，新闻评论中的论证、修辞及其说服、传播效果，以及新闻评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源流，国外评论的案例，都是在我在评论一线时所无暇顾及的。我在自己关于评论教学的文集的序言中有这样两段话：
另一个收获，就是我作为一名任课教师，比以前只是动笔的记者和评论员更能“说”了。这是课堂训练的结果。在口头表达的节奏中整理思路，即时交流，这与用笔是不一样的，需要特定的环境和交流关系来训练。同学需要这种训练，而老师首先就需要。因为这对老师来说是一种责任和基本能力。 我的少年时代正值文革期间，又没有什么“家学渊缘”。只是因为我妈是中学教员，培养了我一点读书的爱好。在结束教师生涯的时候，我觉得，我以根柢欠缺的中才之资，利用难得的机会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也得到了自己值得珍惜的评价。我愿意以十多年的教学日志作为我职业生涯的标志：我只是一名教师，并以此为荣。而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学者。 我一直认为，在新闻评论教学岗位上，我只是一个“过渡者”，有一线评论经验的优势，也有缺乏留学国外的开阔视野和先进的学术研究能力的缺陷。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给我任教二十年的机会，使我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也对于新闻评论教学和研究有所贡献（主要体现在：包括梁启超文体创新研究在内的中国近代评论发展线索梳理；中西言论版对比观察和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社论作品观察；以及从逻辑学、修辞学、语言学等不同层面对评论思维和表达基本特点的提炼与深化）。 这其实是水到渠成的。“水”，就是当代新闻评论本身的发展；也是我作为新闻评论教员在当代学术条件下所能够具备的学术视野。 但我作为个“过渡者”，已经“过去了”。从广义上说，以长周期的发展视角来看，我认为所有的人、所有的努力都是“过渡性”的，没有静止的事物。教学、新闻教学、评论教学也是这样。身处宏大的发展运动之中，每一个人只能以自己有限的条件做到自己能做的事。 4.我记得您曾经表达过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观念的不满。在我看来，这种修辞其实是对老师一种朴素的爱戴和尊敬。您如何理解“教师”这个职业/工作呢？退休，是否意味着同学和老师联系的中断？ 答复： 我作为一个认真使用文字的人——过去的评论员和后来的教师，其实一直不喜欢“过甚其辞”的话，即偏离于事实的话。这里说的事实，也包括真实的情感。此外，作为一个信奉现代职业理念和现代教育理念的人，我也对过去的词语中所包含的陈旧观念保持警惕。这种态度，当然不是不承认或不接受学生对老师朴素的爱戴和尊敬。 我觉得，人生有限，我们一生接触和认识的人也很有限，与其中优秀的人相识，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收获的珍宝。而我们一生中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工作之中，因此认识的人中也不免大多是在工作中认识的。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教师在自己的工作中认识的学生。但师生关系与其他关系相比确实有一点特殊性。 教师是一种重要的职业责任。其重要性在于对作为年轻人的学生在知识和观念上不可否认的影响。其职业性在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主要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的一种责任关系，而不是情感关系。人与人接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产生情感、信任。学生对好的教师产生朴素的爱戴和尊敬也是自然的。长期地保持这种爱戴和尊敬，作为平等的人之间的情感，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体制和年龄、经历（知识上未必）上强弱异势。这与社会其他关系中的人的关系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教师与学生都应该清楚。而正是这种差异，可能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会像一个人在学校之外的社会交往中的关系那样持久。 关键在于：教师是不动的，学生是动的，学生离开学校，离开教师之后，就投入更为开阔的社会和自己漫长的人生。我在校庆六十周年的时候对返回母校的新闻学院毕业生所做的主持发言中说：“你们是青春的河水淊淊而过，有着远大的前途。我们在河岸边逐渐变老，如此而已。”——就表达的是这种特殊的关系。 在毕业之后勉强维持师生关系，对于其中的一方可能是一种负累。尽管我和少数同学仍然保持着联系。但那应该是另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即知识见解方面的“忘年交”。我不愿意长久地保持师生关系。因为作为教师的我，已经不存在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认可并珍重平等的人之间真实的感情。但并不认可传统伦理约束之下的勉强维持的关系。所以我表达过期望与自己指导过的学生“相忘于江湖，各自做自由自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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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吕杨鹏 > 《20211213-2021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