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献吴王之兵法写于何时？

《姑苏晚报》2021年12月13日 B06版

　　吴波

　　《孙子兵法》，据现存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史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在此篇末尾又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越春秋》也有：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可见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吴王召见孙武时，孙武呈以兵法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对此还是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兵法是什么时候写就的？究竟是孙武在齐国写好后带来的，还是他来到吴地之后撰写的？甚至还有人提出《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武，而是孙膑或是司马穰苴。对于这些问题，应该作认真的考证与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

　　一

　　司马穰苴，即田穰苴，生卒年月不可考。据《史记·司马穰苴传》所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他与孙武一样，同属春秋时代田氏一族，不过他是庶出一支，一直保持着田姓。齐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30），晋国攻占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进犯齐国黄河以南被称为“河下”的地方。齐军发起抗击但频频失败，危难之际，相国晏婴向齐景公推荐穰苴，任之大司马（最高军事统帅），所以后来大家都以“司马穰苴”称之。司马穰苴上任后，斩贪赃枉法、延误军机的庄贾以立军威，并“悉取将军（庄贾）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对病弱者问疾给药，亲自嘘寒问暖。待发兵时，“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罢去。燕师闻之，渡水而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收复了失地，获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班师回朝时，齐景公不仅率诸大夫到郊外迎接，还摆酒为他们庆功，田氏由此在齐国越来越受到尊重。

　　从整个事件看，司马穰苴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富有领军作战的才能。在他要斩杀庄贾之前，齐景公也派使者去为庄贾说情，穰苴说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之类的话，毅然杀庄贾，整肃军纪。这是整个战役获得胜利的转折点，也是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能力的具体体现。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在战事平息后，被齐国大夫鲍氏之流进谗言于景公，穰苴由此被罢免，郁郁而不得善终，引发了田氏一族与鲍氏之流难以相容的矛盾。

　　从时间上看穰苴任大司马出战晋、燕时，孙武才出生不久（或刚满五岁），穰苴比孙武应该年长20岁左右。因为他们同出田氏一族，同为军事家，闻道虽有先后，业绩摆在那儿，穰苴的军旅生涯、军事理论，肯定后来对孙武产生过巨大影响，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孙武决定离开齐国而奔吴，也很大可能与穰苴被罢免、郁郁不得志有关。

　　司马穰苴有没有著过兵法？正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述的：“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意思是说，能领军打仗的，不一定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能写出兵法来；而能著兵法、讲起军事理论滔滔不绝的人，又未必能领兵打仗。穰苴能领兵打仗，但当时有没有著兵法，司马迁在《司马穰苴传》中早有评说：穰苴之后“田常杀（齐）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田）常曾孙（田）和，因自立，为齐威王……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还“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同上）”，可见现在存世的《司马兵法》是一百多年后，战国齐威王时代（公元前356-前320）“追论，而附穰苴于其中”的作品了。

　　查看《司马兵法》，共一卷五篇。篇目标题分别是《仁本第一》《天子之义第二》《定爵第三》《严位第四》和《用众第五》。其中后三篇较多体现了战国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两书相比较，《孙子兵法》更全面，更深刻，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说《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司马穰苴并无根据，也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再说孙膑，他是孙武的后代，是战国中期的一位军事家。他曾与庞涓同师“鬼谷子”，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来到齐国，齐威王任命其为军师，辅助齐国大将田忌两次打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孙膑确实著过兵法，被称为《孙膑兵法》。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不仅发现了《孙子兵法》，还发现了《孙膑兵法》。可见这是两部不同的兵法。由此，《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孙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

　　《孙子兵法》的作者既不是司马穰苴，也不是孙膑，那会不会是孙武在齐国已经写好，奔吴时带到吴国的呢？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兵家在诸子百家中，比儒家、道家、法家等确立的时间要晚。春秋早中期兵家尚无著书立说的风气。尽管齐国是姜尚（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大政治家管仲生活过的地方，但他们都没有留下系统的军事著作，姜太公的《六韬》和上节说到的《司马兵法》都是战国才形成的，奇迹不可能突然发生在一个刚有行为能力的青年身上。其次，虽然现有的《孙子兵法》十分精要，只有近六千字，但将其刻在竹简上，20字一片，串立成册，总长大约会有7.5米，体积约有2立方尺，重量近百斤。孙武奔吴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那么情势严峻，但这书简在他远涉千里来到吴国的途中，也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再者，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动机、有目的的，孙武在奔吴之前，似乎并没有理由迫使其独创先例地著写兵法。而只有当他到达吴地，结识伍子胥并要面见吴王时，著写兵法才真正有了需求和动机。

　　如果《孙子兵法》真是孙武在齐国时写就并带来吴国，那么比吴王早见到这部兵法的应该是伍子胥。伍子胥也不再需要“明知鉴辩”，更不需要向吴王七荐孙武，只要将《孙子兵法》送给吴王一看，阖闾就立刻可以知道孙武的军事才能了。吴王也不再需要“小试勒兵”，更不会因小试勒兵而痛失二妃了。

　　为了晋见吴王，孙武将平生的军事知识加以汇总，而写就《孙子兵法》的最初稿本，无疑这只是一篇讲述兵学的“急就章”。当时孙武还没有真正领过兵，打过仗，没有扎实的指挥军队、征战取胜的实践经验。因此所呈的兵法，只能是粗浅的。虽然他“每陈一篇”，吴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但其中多少带有位尊者对臣下的激勉和鼓励。吴王以前经历过许多场战争的洗礼、考验，拥有丰富的战场经验。在他读过孙子所呈兵法后，肯定会有许多想法和感受。否则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吴问》《见吴王》等佚文出现（详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所以读完所呈兵法后，吴王依然是心存疑虑的，这才会调派一批宫女，让孙武操演，来测试他的实际才能。由这些情况判断，孙武受阖闾召见时所呈献的兵法，也只能是《孙子兵法》的最初稿本。

　　三

　　孙武面见吴王，所献之兵法，与经魏武帝批注、现在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应当不是同一版本。

　　在撰写这篇文稿之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考古资料，看孙武的军事实践》的文章。用1973年到1988年我在吴地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期间，接触到的春秋时期的考古资料，来探讨孙武在吴地的军事实践。文章从苏州城西山上的“烽燧墩”的分布和作用，分析孙武的战略防御思想；从何山东周墓出土的楚器，看孙武指挥的吴楚战争；从严山玉器窖藏，看越国灭吴的战争，这些都是有实物可以加以印证的。但实际上孙武在吴地的军事实践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经他指挥的拔舒杀吴亡将公子盖余、烛庸的战争，阖闾五年（公元前510）吴伐越破檇李的战争，阖闾六年（前509）围楚囊瓦于豫章的战争等。吴国联合唐、蔡的政治军事外交。孙武平时的演阵操练，也应该是他军事实践的一部分。孙武最初晋见吴王时，有关兵法问题的切磋问答，对孙武也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种交流是切中战争实际的，问答间产生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吴王受到孙武的启发，孙武同样也受到吴王的影响。

　　正是由于孙武在吴国有了那么多的军事实践，经过那么多的军事胜负和国事盛衰，孙武的军事思想体系才能真正形成和完善。特别是他功成隐退之后，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去静观春秋争霸的时世，更客观地来分析战争的实质，深思和把握战争的客观规律，所以传世的《孙子兵法》才会那么全面与深刻。

　　另外，孙武自幼生活在齐国。齐国是个“崇武、重利、尚质”的国家，其崇武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先齐时期，孙子起名为“武”，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齐文化的伦理学说十分重视功利，管子《禁藏》中说“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代表了这种重利思想。齐文化尚质而拙于文的特点，也可以从齐文化的代表作《管子》中看出。而《孙子兵法》重智、尚文、求精、趋雅，正是吴文化的特点，整部著作朴素、凝重，以理性为灵魂。全篇虽然只有六千余字，但辞如玑珠，文采斐然，令古今中外读者赞不绝口。南宋人黄震曾评述：“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诸子自荀、杨外，其余浮辞横议莫与比。” 近人王昆绳也评道：“自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落落数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以兵法兼文章者惟《孙子》”（杨善群《孙子评传》）。《孙子兵法》的语言修辞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这正是由于孙武长期生活在吴地，深受精致优雅的吴文化的熏染和影响，将自己的文化完全融入吴文化的结果。正如徐同林先生评述的：“实为精致优雅的吴文化熏染所致” （《吴文化与<孙子兵法>散论》）。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篇兵法应该是孙武后期所作。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孙武才能写出魅力永存、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战争实践检验的兵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