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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开 刚工作不久的某个秋天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打算去办点事。 走廊上光线昏暗，有个身材瘦削的中年男人走在我前面。他边往盥洗室里走，边提早开始预备动作。 我犹豫一下，正想着同时进去不妥。却不由自主地跟着进去，跟他并排站着了。 盥洗室里有一个老式铁艺格子窗朝东，窗外一半被爬山虎遮着，一半漏出很多光来。 忽听见一声悠然传来： “小廖，对哇。《收获》新来的，对哇？” 一惊，尚未来得及回复，声音从旁继续： “我是周介人。” 闻声又一惊。 什么？周介人？鲁迅？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周、周、……周那啥，鲁迅先生的名讳？竟然一时堵塞，想不起来了。 不对啊，鲁迅先生大名周树人。一怕周树人，二怕周作人。 传统姓氏习惯，“周……人”这个结构，应该是同辈排行，才对。因此，“周、介、人——”很显然……我把这三个字拆开，脑袋里飞速旋转着，组合着，筛选着，试图得出出什么有用信息。不会是鲁迅先生本人，也不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介人”这个名字，令我十分困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才好。 我刚到《收获》工作没两年，看谁都属于前辈的傻青年级。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正式打过交道，他怎么知道是我呢？ “我是隔壁《上海文学》的，欢迎来玩。” 正不知怎样妥帖地回答，大脑处于假死机状态，周介人同志——老师——已办完事了，正在收尾。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次去盥洗室，似乎就听见这句话悠悠地飘着。 但一直到周介人老师去世，我都没有去他们编辑部玩。 周介人老师那时任《上海文学》副主编。 从听见第一次打招呼到他去世，周介人老师都是副主编。之前主编是李子云老师，后来则一直空缺。 照我看，周介人老师那时早该当主编了。他一直不当主编，而是副主编，这让我大惑而不解。 后来听说，周介人老师这些年一直在申请入dang，可每次到了dang支部讨论时，dang员们就反对他，于是他总也入不了。 这里有一个“二十二条军规”：因为入不了dang，就当不了主编。 《上海文学》就在我们办公室隔壁，占据了三楼中间大厅，朝南两扇落地铁艺格子门通向大阳台。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作协内庭，极目则可远眺长乐路、淮海路上的花园酒店、锦江酒店。他们办公室里横七竖八摆了四五个办公桌，每个办公桌都被各种杂志、稿件包围。 但周介人老师不在大办公室里，他在走廊靠西尽头有个单独小房间。 有时看到他在半掩的门后，一抹斜阳进入房间，分割成明暗两部分。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浸在阴影里，似乎在沉思。 1997年夏天，我们两个杂志有个机会一起去贵州遵义玩。目的地之一是茅台酒厂，然后是遵义、黄果树瀑布等。 记得在黄果树瀑布时，周介人老师穿着一个塑料雨披，因为太瘦，雨披在他身上飘着，空空荡荡的。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瘦。不仅脸瘦，身体也真瘦。 在黄果树瀑布后的小径，他不小心一个脚滑，我在旁边正好搀扶了一下。 周介人老师看着瀑布飞流直下，声音震耳，兴致勃勃地说： “小廖，以后我们还一起玩。” “好啊。”我说。 回到上海后，周介人老师对我更热情了。经常在走廊上，他就声音很响跟我打招呼。 我看着周介人老师也感到很亲切，分外地感到老大哥在看着我般温暖。 那时周介人老师在文学界地位很高。他负责着一个重要杂志，又是编辑界、批评界的重量级人物，毕竟是文学界大佬级人物，很多文学界一流名家都对他恭敬有加。他对我一个年轻编辑如此热情，我感到受宠若惊。 有一天，我们杂志的执行副主编李小林老师来办公室，说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之后，顺便地对我说： “小廖，听说你跟周介人走得很近啊？” “哦，是的，”我说，“我们上次一起去贵州出差。” 李老师回去后，办公室异样地安静了。 编辑部小钟说：“小廖，你去把门关一下。” 停一下，她说，“有点穿堂风。” 我赶紧去关上门。 小钟看看紧闭的门，说：“你知道吗？文g时，周介人是小组长，批斗过巴老的……”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红孩儿念咒唤来的大山，一座一座地压在我这只孙猴子身上。 这个，原来，哎呀，我倒！完了！种种复杂情绪在我脑袋里一砍而过。 要不是我属于微胖界，这次基本就要被压扁了。 那个秋天的下午，天气分外沉重。法国梧桐树的叶子，如同炸弹一样在街道上砸下来。 我骑着自行车沿巨鹿路、华山路、愚园路，心事重重地向前，身边无数的汽车、助动车飞驰而过，我脑袋里也有各种声音在飞驰。 哎呀，这个事情太糟糕了，以至于我回到家时，根本不敢跟太太说。 真是没想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怎么办？”我脑袋里不禁想到俄罗斯文学般的问题。 自从小钟跟我透露这个莫大的秘密之后，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明天上班碰到周介人老师怎么办？热情点呢？还是冷漠点？ 如何处理这种微妙的情况？在我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感到如此棘手。 第二天上班，很幸运地没有碰上周介人老师。 中午吃饭时，小钟、小王和我在一张桌，坐下来之后，李国糅老师也加进来。 李国糅老师是巴老弟弟的女儿，性格直爽，声音响亮，后来一直在巴老身边照顾。 她看着我，也没说什么，但我觉得大有深意。 “小廖，听说你们去贵州了？”李国糅老师说。 这个，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李老师怎么没话找话？ 我赶紧点头。 这次贵州游发生了一次意外，《上海文学》一位老编辑厉老师，在遵义一个寺庙里跳过一个小水潭时扭了一下。本没什么事的，看着也好好的，到黄果树瀑布下游天星桥景区时，她突然崴了一下，就静止了。送到医院检查，是髋骨粉碎性骨折，不能搭乘飞机，只能乘火车卧铺回上海。他们杂志发行老刘、编辑潘向黎，还有我友情出勤，一起陪厉老师乘火车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先乘飞机返回的周老师特别对我表示了感谢。 然后，我们小桌就谈到了厉老师，才知道她也曾是厉害角色。 回到编辑部办公室，李国糅老师也跟着进来，又一个惊人消息从她嘴里飘出来： “……那时周介人可风光了，他是文g组长，乘上海牌轿车，人见人怕。” 哇，我和小王都惊叹。 不记得是李老师还是小钟加了一句：“……评论家以群，正在家里，忽然听到上海牌小轿车发动机的声音，在楼下轰响。过了好一会儿，发动机才熄火，门才打开。周介人才慢慢下来……他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声巨响，以群从二楼跳下来了……” 不记得是小钟还是李国糅老师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情景一直被我不断地想起。记忆的砂纸不断打磨，那辆上海牌小轿车的油漆被我打磨得锃亮，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一想起周介人老师，我脑子里就浮现他从上海牌小轿车里慢慢出来的情景。 我想象他身上穿中山装，中山装外套着呢大衣。可是，旧社会上海滩黑涩会大佬是唐装，随从全是黑色西装啊。中山装外面穿呢大衣，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形象，不是张春那个桥同志吗？作协文g小组长的周介人同志，一定是张春那个桥同志的直接手下了。越想越觉得恐怖。 作协本来看着普普通通的，这消息把它整个院子一下子撑大了。 李国糅老师起身回驾，我不知道怎么的内急如焚，不由自主地起身。不是跟着她去，只因男盥洗室在她们办公室那头。 301房间办公室门口是主楼梯三楼尽头，在盥洗室与主楼梯之间有一个四五平米的平台，堆放着淘汰的办公桌、一些退回的杂志等。 “小廖你知道吗？姚/文/元五十年代末在这里搭了一个床铺，就住下了。”李国糅老师指指那堆垃圾说，“那时他是《萌芽》的编辑……” 日日走过的地板，竟然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我完全被震惊了，一时半会儿消化不良。 从那之后，我看到周介人老师就感到不自然，不知道什么表情才好，怎样表达才是正确的。 巴老是曾经被他组织过批斗，作为女儿的李小林老师，能对他真正释怀吗？ 好在李小林老师大人有大量，即便未能释怀，也没有迁怒到我头上。 李老师虽然没迁怒，我已吓个半死了。 这才明白，周老师每年申请入dang，支部每年拒绝他一次，是这么回事。 又一年，周介人老师突然住院了，听说是尿毒症。 不记得是谁跟我说起的，可能是作协副主席赵长天老师去医院回来，在门口碰到。 “周老师气色不错，精神很好，很乐观。他还谈起了你们在贵州旅游，说出院后，还要一起去旅游旅游。” 没什么特别的背景铺垫，就是在门口楼梯处，说了一声。 有一天吃饭，碰到李小林老师，她问： “小廖，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周老师？”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 “应该去看看，你们不是一起去过贵州吗？”李小林老师说。 我尴尬地笑着，连说是的是的。 我却终于没有去医院里探望周老师。 半年后，周老师就去世了。 他的办公室空了好久，一直没有人搬进来。 2021年12月19日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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