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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章║《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编后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传统故事多模态国际传播研讨会”上的发言

 稷下问学 2021-12-20
       感谢会议给我一个机会谈谈《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的编撰。我为《关系史》写了“总序”(代),并没有写“编后记”,这是一个弥补的机会。但是,我并不是要介绍什么经验,而是交流体会。因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故事”,所谓“传统故事”都可视为“文学故事”,中国的“文学”也一直有“大文学”含义;所以,选择这个场合谈谈《关系史》的编后感应该是合适的。
  
    多卷本《关系史》的编撰体会主要有三:
    一、任何研究,特别是新论域,事先应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关系史》被学校立项是偶然的,但是又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明确将“文学遭遇图像时代”做为研究背景,以此为背景梳理中国文学与其图像的关系史,从而为正在兴起的整个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提供参照。
       王国维曾经感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今天看来,也应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研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古代“诗画关系”就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今天同样需要论及诗画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讨论诗画关系与古人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文学遭遇图像时代”这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决定了我们今天不能再像古人那样仅仅将诗画关系作为文人雅趣,而是要通过“文学图像关系”探究“语言与图像”“语象与图像”的关系。
       语言与图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种表意符号。这两种符号在历史上一直是唱和关系、和谐关系,“图像时代”的到来使这一关系发生了裂变,变为强势的图像符号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僭越、替代本属于语言的领地。例如《红楼梦》,影视改编之后,就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原作的阅读,没读过原作也可以对《红楼梦》说三道四;至于《红楼梦》进入数字时代,各种网游、戏仿、超文本大量出现,原作更是被远远地冷落在了一边。
       问题还在于,图像对语言(文学)的这种僭越和替代刚刚开始,因为图像的表意功能是由技术的支持决定的,从手绘到机绘、再到数绘,图像的表意能力越来越强大,图像的功能似乎法力无边;而传统的手绘图像,不可能对语言表意造成威胁。而语言呢?语言的表意能力与功能几乎与技术无关,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前所未有!人文学术应该对此做出回应:长此以往,人类的语言、思维、文化将会怎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立场去观察“图像时代”,必须秉承这样一个胸襟从事“文学与图像”研究。只有这样,“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才有可能。
       毫无疑问,明确这一点对于《关系史》的编撰至关重要——远大目标有了,也就有了指导思想,整个编撰工作就有灵魂了,创新的动力和灵气也被激活了。例如,我们所明确的“比较符号学方法”,将语图比较、语象和图像的比较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由上述“大目标”必然延申出来的。研究方法的明确,对于全书风格的统一,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二、任何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不可能在开始前就有十分周全的考量,所谓“目标”只是一个“大方向”;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不可避免
    《关系史》编撰历经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经历了曲折过程。例如,开始考虑编“通史”,从古至今,包括台港澳。但是,项目启动后逐步发现或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便将晚清卷、民国卷、共和国卷、台港澳卷暂时搁置,后来又暂停了文学书法卷。之所以搁置或暂停这些卷次,原因当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关系史》的编撰应当有时限,不能无限期延长。目前出版的是810册,作者近80人;而原计划是1316册,参与者达140人左右。在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因规划调整而没能将自己的成果面世的作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最初的编撰规划还有一项没实现,那就是《关系史》的产业开发。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没实现当然留下了遗憾。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都是一些书生,并不熟悉“产业开发”这个领域。好在我们另外上马了一个项目,即在现有《关系史》的基础上浓缩一本《中国文学图像简史》,25万字左右,面向大学选修课、素质教育、海外汉学、一般文艺爱好者等。该书将以大学教材的要求编撰,争取明年出版。
       总之,多卷本《关系史》的编撰,是一个不断修正自己、不断修正初衷、“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可谓“草鞋无样,越变越像”。由此回想起自己早年的一些论文,动笔前就已经有了结论,论文写作不过是找材料论证而已;但就这一点而言,就不可能有什么创新,更谈不上学术原创了。任何学术创新、原创,都是一个类似披荆斩棘的路程——远看有方向,近看并无路;跬步朝前走,三步一回头

     三、任何学术研究,就其内部而言,都有自己的价值分层,“摆事实”和“讲道理”(“史”和“论”)是学术价值分层的两大板块
    任何学术研究都存在“史”“论”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关系史》编撰十分重要。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单就这个书名而言,就包含了史论结合问题——中国的“文学与图像”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问题,需要理论阐发,尽管它是以“史”为主线的。何况,这个“史”是“关系史”,“关系史”就是“问题史”。换言之,历史研究如果没有理论而一味“摆事实”,那就成了“掉书袋”“拉洋片”,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可以将“历史”与“理论”分别研究,或有所侧重。“文学图像”,即与文学相关的图像,以往忽略了,或不够重视,我们现在将其系统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价值。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图像资料的呈现,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阐释。阐释什么呢?如前所述:通过“文图关系”发现“语图关系”。这就上升到了理论层面。这两个层面就是“史”和“论”的层面。能否由“史”到“论”,其学术价值是不同的。
    另外,就“分别研究”而言,也存在以哪一方面为主的问题,纯粹的“摆事实”或纯粹的“讲道理”不仅单调,而且无趣、无味,除非能够做到“意在言外”或深入浅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史论关系,我们的《关系史》一直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关系史》在这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表现为重“史”轻“论”,存在“史”“论”两张皮现象,二者的有效衔接不够到位。
    总之,史论分述是可以的,但是,将二者恰当的、有效的结合起来更理想;另一方面,“论”难于“史”,“以史明论”或“论从史出”也是学术的理想境界。当然,达到这样的境界更难,当然也更有价值。
    ——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学术研究中的“史”“论”衔接。无论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无论隶属于哪一学科,这种统一和衔接都至关重要的。
20211218

· 人文学术之中外镜鉴 · 

· 文艺理论之铄古成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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