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书斋名曰“推十”,四川双流人。自幼承家学陶冶,从父、兄授读,1916年学成,尤擅史学,教于尚友书塾。历任成都敬业学院、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系主任或教授。善学善教,著述近一千万字,总名《推十书》。 《中书》目录 认经论 引 日日与诸生言校雠之要,而诸生有志研究者少。此 亦无怪其然。吾撰《浅书》十数篇,曾无一篇论及校 雠。《纲要》《博约》《浅譬》《翻书》《浅引》中虽 曾论及,而止说翻书之利,诸生或将误会,谓校雠门类 不过如食单馔谱,倘我属餍而已,不贪多味,则无用此谱单,此则误矣。无论治何书,必先知校雠法,不独为翻书也。校雠者,乃一学法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表读书辨体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之学亦从校雠出。章先生云,为学莫大乎知类。明言其本,故其书首即论六艺。吾之知言论世,皆从认识六经本体推出,今试浅言之。 《汉书·艺文志》不过一《七略》之简明目录耳,章先生独在此枯燥物中得六艺统群书之义。分出六艺与诸子,即分出史与子,官与私,实事与虚理,合一与分 散。因此论学便分博约,论道便分自然与见。又因分清六艺,便分出文与质,圆与方。合此种种,成章先生之识。我之所明,虽多出乎章先生之外,实仍守此,不过于六艺之分,别加详明耳。最精者为论教法,即《一事 论》中之图。乃至论女学,亦以四法配四学。纯以六艺精神分,则有《经教篇》;纯以六艺形体分,则有《言学篇》。因而论文学,则以《诗》《礼》分文质。论子之宗旨,似无关六艺,而仍从六艺分出微显,以官学之合衡私说之分。论史之观风气,似无关六艺,而仍从疏通知远出。横而取中之观念,固从校雠出,即纵而观变之观念,亦不过改横为纵而已。吾常言吾学乃儒家兼道家。儒家是横中,合两为一;道家是纵观其两,知两乃能合一。道家之学,不过为儒家之方法。观两之理,虽非六艺所全该,要从分清六艺而入。故学纲之图,以校雠为基本。若其分散之效,更显而易见。论史法即用 疏通知远四字,论诗即用温柔敦厚四字,论曲即用广博易良四字。广至学问之全体,天人知行;狭至一小说、 一诗、一书画之体。纵则历代风气之变迁,横则百家百 科之宗法,无一不由认清六艺本体而达于得两。若于此不明,徒知吾零星说数。今日说黄老刑名,明日说礼别 乐和;今日说文质彬彬,明日说刚柔相济;今日说南风北风,明日说东方西方;今日说社会个人,明日说进化 退化;今日说知与情,明日说天与人。皆所谓散钱耳。以上近日讲语,即学纲之意,不过特提认经之要耳。继 思吾论六经体用之文,散见诸篇,恐学者骤不能得其条理,因取而重编,别加贯串,分上、中、下三篇,即为吾学之门径,于学者甚便。 书籍虽多,不外子、史两种。集乃子、史之流,不能并立;经乃子、史之源,而今文家认为子,古文家认为史,所以纷争。章先生开宗明义,言六经皆史,即是 认定本体,其说与今古文两家皆不同,已详辨于《文史 通义·识语》中。 上篇论体 一、六经之起源 文字本以代语言而补其不及。语言之所不及者有二:横之为地之相去,此地与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为书信与办事规则;纵之为时之相去,前人与后人,口 耳不及,代之者为账簿记事册。此即六经所由起。旧作《言学篇》曰,文辞何起乎?结绳而治,足以记事而已。圣人既出,合诸侯而一治,告语所不及,乃假文字以达之,于是有条教号令。事多而分职不易记,人多而率行不易一,于是乃为法式之书,官礼所由起也。既行 之于一时,而又虑后世久而忘之,或不能变通,必记已过之事以告来者,使有所据以损益焉,所谓藏往知来也,于是为记事之书,《尚书》《春秋》所由起也。人事尽矣,而不可恃也,必本于天殽以降命。且人事之变,非已行者所能尽,必有虚拟之象以该其理,于是为卜筮之书,《易》是也。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有书,又皆有所用之,非凭心而立说,亦初无须凭心而立说。然而人不能无情志,情志不能不发而为言,则谓之诗。诗字从言从之。志之所之,皆谓之诗,非专指四五七言有律者也。圣人虑其言之过于礼义也,采而定之,范于中正和平,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以法式。事实虽有记载,恐于民情有所未惬,采诗以观风俗,乃可以万变之民情,斟酌一定之法式,盖其定诗亦有所用而然也。 二、六经之本体 章先生论六经本体,有《易教》《诗教》《书教》三篇。无《礼教》《乐教》者,其源流易明也;无《春秋》者,统于《书教》也。 六经皆史,官守典章,章先生详之矣。《文中子》曰:“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 同出于史而不可杂,此章说之滥觞也。《诗》《书》《春秋》之为史皆易知,而《书》体为后世记言之说所 晦,章氏始明之。朱子跋《通鉴纪事本末》曰,《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 又采合而别记之。此说简明,盖章氏之先觉也。至于《易》之为史,则较难明。章氏徒以治历授时为说,举义太狭,不与《易》称。夫《易》彰往而察来,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史之大义也。太史迁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二书并称,盖《书》《春秋》主于藏往,而实以训后。太史迁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也。《易》主于知来,故朱子曰,《易》是预先说下未曾有底事,然中亦借往事以为说,如箕子、文王之类是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六爻相杂,惟其时物,其初 难知,其上易知,此与编年史同意,时即史之原理也。永终知敝,盖有年所不及编者矣。 礼者 , 秩序之义,典章制度之通名,故儒者称《周官》曰《周礼》。曩世儒者说史不及礼,遂使《四库》史部但承《春秋》之流 , 章先生已明辨之矣。今人有驳章氏六经皆史之说者,谓史乃官名非书名,当云六经皆礼。夫章氏所谓史者,乃指典守之官与后世之史部言,示学者以书本记事,古今同体耳。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与下流部目言,则谓之史;以其为秩序言,则谓之礼;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则谓之经。三名一实,而义不相该。以此讥章,则所谓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矣。 《乐经》记乐之声律节奏,与礼为同体。后人有谓乐无经者,非也。章先生《丙辰札记》曰,顾景星赤方氏著《乐论》,谓古无乐经,经解起于后世。孔子但有《易》《书》《诗》《礼》《春秋》,不称经,亦无六 经。六经、六纬之言,汉人所立。古人所谓乐者,十五《国风》、二《雅》、三《颂》是也。是《诗》《乐》 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请观周乐,太史为之 歌《诗》。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 得其所。孔子正《诗》,即是正乐,不得曰《诗》外又 有乐也。又曰,器数视史之事,不可为经。又经缺《笙 诗》,以其有图无文,如《礼》之鲁鼓、薛鼓,不可称 经。其 说 非也。六经 见于《庄》《荀》,不过 孔氏再 传,非汉人所立也。《诗》《乐》相通,犹《春秋》用《周礼》也。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谓周 礼在鲁,不得谓《易象》《春秋》之外,别无《周礼》 之经也。礼之节文,乐之音奏,著于竹帛,有名数而无 文辞。文辞易于诵习,故后世犹有传授,名数难于诵习,故久远而失传。故礼家但知章句,而徐氏为容。乐家但知传记,而制氏能识铿锵。徐氏、制氏虽不能通经 义,而犹为礼乐家所不废,以其皆足以发明礼乐故也。器数不可为经,则《仪礼》之威仪亦不可为经矣。有图 无文不可称经,则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系辞》,岂不 历代相传授乎?鲁鼓、薛鼓不可为经,则今《投壶》之 篇未尝非经师相与传授者也。孔子无制作经典之事。述 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 非如后世著述必欲以文辞传也。且如《孙子兵法》,《汉志》八十余篇,且有图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 诵,而其余失传,必名数图画之难以诵忆者耳。术数诸 书,十不传一,亦以多名数而少文辞尔,岂可曰古并无 其书欤?无经即亦无其记矣。古之乐记诸家,具列艺 文之目,何可诬也。吾昔论古经,辨之尤详。其文曰, 六艺于今独缺《乐》,应劭、沈约谓《乐经》亡于秦。是也。近世诸儒多谓乐本无经,非也。若乐本无经,则《庄子·天下篇》《戴记·经解篇》皆举六经,何不止举五乎?今详驳诸说,而本有经可以证明矣。朱彝尊 曰:“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国子乐德、乐语、乐舞三 者而已。乐德则《舜典》命夔教胄子数言已括其要,乐 语则《三百篇》可被弦歌者是,乐舞则铿锵鼓舞之节, 不可为经。乐之有经,大约存其纲领,然则《大司乐》 一章即《乐经》可知矣。《乐记》从而畅言之,无异《冠礼》之有义,《丧服》之有传,即谓《乐经》于今 具存可也。”驳之曰,《舜典》可括乐德之要,便可无 乐德之书邪?若然,则《论语》言孝已括要,可无《孝 经》矣。《乐语》即《三百篇》,则《三百篇》具存, 可歌否邪?可谓乐存否邪?《七略·诗赋》载《周谣歌 诗》七十五篇,又载《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 曲折者,盖即合乐之声谱。一但载其词,一兼载其声, 此即诗乐之分也。宋人之词,今不可歌。而姜夔之词, 末附工尺,仅可考见焉,安得谓宋词存宋乐亦存邪。乐之铿锵鼓舞,犹礼之升降周旋。若不可为经,则《礼》十七篇亦不可为经矣。《礼经》非但存纲领,何以断《乐经》但存纲领?若《大司乐》一章即《乐经》,则 《大宗伯》一章即《礼经》矣。《冠礼》有《冠义》, 乐有《乐记》,正是一例。今乐仅存《记》,则经亡明 矣。《四库提要》曰:“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 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 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总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传在伶官。汉 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驳 之曰,《礼记》《书·大传》明白可据,是有经矣,何必 他书。若谓周秦古书皆不言《乐经》,则古书又何尝言《礼经》。言礼即指《礼经》,言乐即指《乐经》耳, 此何难喻哉。乐之纲目具于礼,此语殊囫囵。若谓其 节,则节虽具,自当别有专书射之。总目亦具于礼,不 当别有射法邪?徐生《礼容》,即古《礼经》之遗。制氏所记,即古《乐经》之遗也,特不全耳。经者典章,制礼作乐,何为非圣人手定?升降周旋,亦非圣人手定 邪?俞樾曰,乐实无经。《乐记》之文,即载《礼记》 之中。大司乐之职,即为宗伯礼官之属。乐章即在《诗 三百篇》内,然则乐何经哉?至于凫氏为钟, 人为皋 陶,磬氏为磬,其制略见《考工记》,特工师之事耳。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班固言汉兴制氏以雅乐声 律,世其乐官,颇能记其铿锵鼓舞。譬之以礼,所谓笾 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孔子正乐,不外于《雅》《颂》 之得所,初未尝别为一书。故曰乐无经。驳之曰,谓《乐记》即载《礼记》中,证乐无经,则冠、昏、丧、 祭诸义皆在《记》中,礼亦当无经矣。以大司乐即宗伯 之属证无经,则大司成亦宗伯之属,当无学礼矣。乐章 在《诗三百篇》中,乐制不在《诗三百篇》中也,焉得 谓有何经。以凫氏、 人证乐无经,则典瑞之玉制亦见《周官》,特守藏之事耳。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可无经矣。笾豆之事,得谓非《礼经》邪?孔子固不别为《乐书》,又何尝言别无《乐书》。俞氏之言,弥 为可笑也。 三、六经之分类 上条所说是就体分,就其内容与用分,则说在“中 篇”。辨明此体,则能辨后来一切书籍。班氏名志曰艺 文,以六艺统文也。章先生名其书曰文史,以史为文之 正也。说在“下篇”。 观上说可知六经当分四类,《易》为一类,《诗》 为一类,《礼》《乐》为一类,《尚书》《春秋》为一 类。此四类,又可用各种标准作四种分类。《言学附 记》曰,凡文不外事、理、情三字。《礼》记现在事,《书》《春秋》说已往事,《易》说未来事。古文不外 事而言理,理即在事中。《诗》则情也,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谓诗合为事而作也。凡文皆当为事而作,故曰六经皆史。 又曰,《诗》《礼》是横宇;《书》《春秋》往,《易》来,是纵宙。 又曰,《礼》《书》《春秋》是实行,所谓足踏实地,《易》《诗》是空想。《西游记》譬心为孙悟空, 无所不到。实踏有限,空想无穷。实踏故质,空想故 华。质者方以智,华者圆而神。方极于《礼》,圆极于《易》,《诗》圆而《书》《春秋》方亦兼圆。章氏《易教》《诗教》篇要义,不过于此。章氏答客问曰:“《易》曰'不可为典要’,而《书》则偏言'辞尚体 要’焉。读《诗》不以辞害志,而《春秋》则正以一言 定是非焉。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而征粤若稽古之文,托 熊蛇鱼旐之梦以纪春王正月之令,则圣人之业荒而治经 之旨悖矣。”此语最明,微显文质之殊,了然易见,故 曰为学莫大乎知类。 中篇论教 古之设教,惟以六艺。 六艺虽皆为教而不皆为教科。大学则乐正四术,春 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女子则九嫔妇学 之法,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与四术相当。大学以 下则《诗》《礼》二学而《乐》在其中。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言学》曰,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删定六 艺以授其徒,未尝别为一书。六艺之书,皆有官守。《易》掌于太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决疑之用, 齐民不得传习。《春秋》为列国之史,学者亦无取遍 观,此犹今之读书,不习卜筮,不览邸报也。故韩宣 子聘鲁,乃得见《易象》与《鲁春秋》,盖得观于官 府,其先未能见也。其余四者则以教学士。《记》曰, 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此大学之法也。春诵, 诵《诗》也。古者惟《诗》乃言诵,盖曼声咏之。合乐 曰歌,徒咏则曰诵。《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不 合乐也。故《春秋》称《诗》达情曰赋。夏弦则乐也。不明言诵《诗》学《乐》而但言弦诵者,《诗》《乐》 相连,诵则无乐弦,固有《诗》也。礼则曰学,执典章而赞其仪。礼与乐乃音声仪度之事,皆非鼓箧而申占毕者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礼》 言执,明乎非占毕也。占毕者,惟《诗》与《书》。故《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而《书》又惟 大学有之,掌于太史,故倚相能读坟典丘索,则矜异 之。而孔子求帝魁以来之书,必适周受业于守藏史。观 春秋士大夫引《诗》者多而引《书》者少,可知当时所 习。《孟子》书多引《诗》《书》,少引《易》。赵岐 遂谓孟子专长《诗》《书》。由不知此故也。孔子受业 老聃,故能尽睹六艺。二圣授受,存先王之道于不坠, 乃特有用意,非当时常例。故孔子之教伯鱼,犹不言《易》《春秋》,而但言《诗》《礼》,义本然也。 《书塾教程说》曰,六艺并存,而独取《诗》 《礼》,非吾一人之创论也。今录先正之言以相印证。 文中子《中说》曰:“门人有问姚义:孔庭之法, 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 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 养蒙之具耶。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 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 其行,辨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不 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 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 《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 轻义。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 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身,然后备诸物;先济乎 近,然后行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 子得之矣。”《朱子语类》曰:“孔子晚而好《易》,可见这书卒未可理会。如《春秋》《易》都是极难看底文字,圣人教人自《诗》《礼》起。如鲤趋过庭,曰, 学《诗》乎?学《礼》乎?《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 之善心。《礼》是权使知得个定分。这都是切身功夫。如《书》亦易看,大纲亦似《诗》。”张香涛《 轩 语》曰:“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功夫, 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 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 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且皆郑君元注。《毛 传》粹然为西汉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 兹。《诗》《礼》兼明,他经方可着手。《书》道政 事,《春秋》道名分,典礼既行,然后政事名分可得而 言也。《尚书》辞义既古,而汉代今古文两家之经传一 时俱绝,故尤难通。《春秋》乃圣人治事大权,微文隐 义,本非同家人言语。三传并立,旨趣各异。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至于《周易》,统贯天人,成于四圣,理须后圣方能洞晓。总之,《诗》《礼》可解,《尚书》之文、《春秋》之义不能尽解。《周易》则通儒毕生探索,终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经次第,自近及远,出显通微,如此为便,较有实获。尹吉甫之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古训,《诗》学也。威仪,《礼》学也。此古人为学之方也。自注云,试考春秋时,几无人不诵《诗》习《礼》,称道《尚书》者已较少。至于《周易》,除卜 筮外,谈者无多意,亦可知三代时《易》不以教学童, 惟太史掌之。今赖有《系传》,或可窥见一斑云。朱蓉 生《无邪堂答问》曰,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辈出,而 教士之制无闻。然其时人心虽日趋功利,而流风善政, 犹有存者,贤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观内外《传》所 载,言《礼》意者最多。公卿享赋《诗》言志, 《诗》与《乐》相表里也。六艺未经孔子删定,《易》 但为卜筮之书,《春秋》《尚书》皆史官掌之。故左史倚相能读典坟丘索,以博雅名。子产辨黄熊台骀,亦称博物。凡此皆征史之事,非好学者不能见。若《礼》《乐》,童而习之,野人女子能通大义。其精者则探制 作之原,穷性道之实,士大夫学术,莫不以是为归。至 战国时仅逾百年,而先王遗法扫地尽矣。按隋王、宋朱 皆大儒也,香涛崇汉学,蓉生崇宋学,而其言皆同如 此。今更由二者之用详推之,《诗》言《礼》行,固为大纲。然《诗》亦关行 ,《礼》亦关言 。以行论,《礼》主外制,《诗》主内发,所谓主减主盈,一敬一 和,无狂狷一偏之弊。此义圣贤论之详矣。以文词之形体论,《礼》质《诗》文,诸子词赋所由分。吾于《言 学词派图》论之详矣。以文词之肌肉论,引《诗》为 文,吾已撰《言学三举》。引《礼》为质,文理密察之 途也。以群书体系论,《诗》该一切微言,《礼》该一切显言。《诗》可通《易》,《礼》可通《书》《春 秋》。以为学之法论,《诗》为微求之法,领会其虚;《礼》为显求之法,整齐其实。四术二学,据上图观之,尤明诗、礼、乐三项皆修 己之事。己之事无过心念言行。发于情而见于言,兴《诗》也。致于行事,立礼也。内德纯全,则成乐也。心 念不可见,见于言行。乐亦不独立,其节联于礼,而其 词在于《诗》。故言《诗》《礼》而《乐》在其中矣。 何故四术乃有书而二学无有也?以上图观之,属于 知者,《易》《春秋》外惟《书》。古之学者欲知宇宙 之事理,惟求之书。天时、地理,理财、行政,凡吾所 谓史学,西人所谓社会科学者,皆在《书》中。虽曰不 备,固惟此矣。若六典之总,三百六十官之目,乃当官 之事,专门之业也。是故《书》也者,究世务之书也。《大学》之学,兼在亲民,故加书焉。二学只修己,故无书也。 妇学四法,何故与四术相当也?妇德即内德,当四 术之乐。妇言即《诗》,妇容即《礼》。古之言教惟《诗》,容即徐生善为容之容。章先生《妇学篇》已详。钱竹汀亦言容即礼容。功则职业也。男子之业在于 应外,其大曰治平,凡社会之事,皆宜知之,故读书以 辅其入官。妇人无外事,故以家事为功也。 三代而后,六艺、四术之教虽亡,而设教之原理自 在。存养其心,省察其行,是即礼乐也。明理则史学, 是即《书》《春秋》《易》也。工文则《诗》教也。工文之说在《下篇》。 下篇论文 一、凡文皆本六经 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艺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 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 凡文字之所载,不外事、理、情三者。记事之文谓 之史,说理之文谓之子,言情之文谓之诗。 记事之文若史,若传记,是《书》《春秋》之流也。若制度,即政书。若谱录,若地理书,是《礼》之流也。言情之文若诗,若词,若曲,广而为赋、颂、赞,变而为 设词、连珠,是《诗》之流也。独说理之文,则六艺无 之。盖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易传》《戴记》之解经,《论语》之记言,皆传也,而非经也。说理之文,盖源于《易》与《礼》,以虚理为体,由《易》而衍也。变官 守之行事,为私家之空言,则自《礼》而散也。《易》微《礼》显,各走一端。天人既裂,而诸子由是纷纷矣。故刘氏《七略》分为六艺、诸子、诗赋三类。诗赋以六 经之一席而蔚为大国,诸子则后六艺而兴,即专以文 言,一文一质,承《诗》与《礼》,亦六化为二也。 又有一不在六艺者焉,则告语之文也。告语之文兼 事理与情。记事则史也,说理则子也,道情则《诗》 也,虽别为一体,实分属三种也。祝、祭、哀、诔,显 出于《诗》,碑、铭记事,兼史与《诗》,箴、诫言 理,兼子与《诗》。 二、学文独宗《诗》教 《言学》曰,三代大学小学之法,散著经记六艺外,不闻有他书,岂古之教无文辞乎?《传》曰:“言以达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诗》,言辞之 辑矣,辞之协矣。孔子言辞达,曾子言辞远鄙倍,古之 学必有文辞决矣。然则学文辞何道?曰,学《诗》。 又曰,文字之用,《礼》《书》《春秋》皆依实 事,惟《诗》乃为出心达情之具。夫出心达情,亦何必 于文字,日用伦常之需言者,出于口而足,其不可言 者,不言可也。然而不能禁其无言,故有《诗》,而隐 不能言者亦毕达焉。《诗》教温柔,主文职是故也。道一风同,民安其业;道在躬行,事有官守。学者学此而 已,无取任心立说,故当时之无文辞,乃无所用其文辞 也。然又有不得不用文辞者,则告语之事也。告鬼神则 祝、祭,告生人则号令、书简。号令在官,无庸预学。春秋士大夫酬答,皆以言词,罕用书牍,惟朝聘之事, 不得面见,必需言辞,然亦以人代言,非专以文代言。古之所谓言,如是而已。而其言皆本于《诗》。《诗》 为行人所守,诵《诗》为专对之用,《诗》之文非酬答,取其辞之温柔敦厚,以为言之准则耳。夫古之言惟《诗》,而惟行人学之,非小《诗》也。言之用惟行为 急,其他皆不重言,古者重行然也。四言以蔽之曰,古无专文辞之书,古教不专文辞,古言范围于《诗》,古 之诗非今之文辞。然则《诗》为言学,非今道欤?曰 不然。今世学者,不得不学文辞,而文辞亦莫不本于《诗》。初与《易》《书》《礼》《春秋》不相混。古 言少,惟学《诗》,今言多,亦皆出于《诗》。孔子教 伯鱼法,可教万世也。 上言史、子、《诗》为三纲,又言六艺文质化六为 二,何故独宗《诗》教也?曰,《诗》亡然后《春秋》 作。史之抑扬,本于《诗》也。用名法之质,兼纵横之 文,以虚饰实,是诸子之专长。名法本于《礼》,而纵 横则行人之流,而辞赋之源也。此义章先生《诗教篇》 已详。文之所以为文者,具艺术之工,情感之力也,此《诗》之所独具,而《易》《书》《春秋》《礼》之所无也。故凡文之质皆本于《易》《书》《春秋》《礼》,而其文皆本于《诗》。 三、六经可该学术之流变 旧作《经教篇》曰:“《记·经解篇》孔子曰:'入 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 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 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 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 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 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淮南鸿烈·泰族训》曰:'六艺异科而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 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 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靡即摩,亦化意。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 之失拘,《礼》之失歧,《春秋》之失訾。’《诠言训》 曰:'《诗》之失僻,《乐》之失刺,乖也。《礼》之失 责。’二书皆言人之习情,非论文学。然所谓教者,即 可论文之本体。所谓失者,即可论学之流变。盖立体之 所以设教,学变生于习失也。”今参综而论之。 《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主文而谲谏,发乎 情,止乎礼义。”郑氏《笺》曰,谓譬喻不斥言,不直 谏,不斥不直,即温柔敦厚。温柔故戒刚直,敦厚故戒 浅薄。主文者与他经之主质殊也。惠,爱也,情之厚也。良,善也,情之正也,所以异于谿刻儇薄也。潘德舆论诗举《大雅》曰,柔惠且直。直即良也。后世诗 词,应事摹物,大半无志。其有志者,又不修节,粗厉 以为古,直廉而不婉,是不温柔也。瘠率以为真,枯放 而无风,是不敦厚也。无情不得为诗,而情之真笃则类 于愚。故郑氏《注》曰,敦厚近愚。忧有狐之无裳,乐 苌楚之无知,徘徊于《远游》,愤懑于《天问》,下至 后之诗人,恨花怜草,问月劝风,皆所谓愚也。而云失 愚者,直情径行,哀而伤,怨而怒,发而不止也。愚即 释氏所谓痴,不痴非情之至,而过痴则非情之正也,故 曰僻。文人愤慨于穷通,荡士流连于声色,苟以异为 高,往而不反,皆所谓僻也。 疏通者,孔氏《疏》曰,书举大纲,事非繁密。章 学诚所谓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也。子夏称《书》昭昭若 日月之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疏通之效也。淳庞敦 厚者,扬雄所谓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今人章炳麟所谓美言总摄,与汉世碑、颂相近者也。知远者,太史迁所谓述往事,思来 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章学诚以《易传》说史 法,方以智,圆而神,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亦即疏通 之义也。郑《注》谓知远近诬,盖好任己意,以今推 古,乖事实而误褒贬也。拘者泥古而不达时变,固执一 解而不能通观,此皆后世史家之通弊也。 广博者,孔《疏》云,无所不用。盖八音并奏,肖 人之殊情,《记》所谓合同而化,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 理,皆形见也。易良者,孔《疏》云,使人从化。盖《记》所谓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宽裕即广博,巽而易 入也。简易即易良,《记》所谓大乐必易也。奢淫者,《记》所谓乐胜则流盈而不反,则放流湎以忘本,感条 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者也。刺者乖于平和也。今之曲 剧,即古之乐。其辞雅俗兼陈,众流毕肖,所谓广博 也;缠绵丁宁,童媪皆解,所谓易良也;而摹写太过,诲淫诲盗,则所谓淫刺也。 《易》体简而严,故曰洁静清明。若其精微,则《大传》言之详矣。条达者,《大传》所谓触类而长之 也。贼,害也,后之《易》家术数之流,多为律例,穿 凿小苛,欲条达而不通,欲洁静而滋烦者,贼也。好推 术数而不切人事,外若精微内实隐怪,则所谓鬼也。 《书》曰:“礼烦则乱。”《语》曰,文胜则史。皆 如鲁昭,乃启原坏忮责者。烦文相稽,责善则离。太史 迁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昔称议礼之家为 聚讼,道家诋儒者为司空城旦书,皆忮责之故也。《左 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董仲舒曰,《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其所 以然之故,有常有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后之 说《春秋》作史者,过求其所以然,有贬而无褒,刺讥 而不婉晦,诬罔而苛刻,故曰失訾。不明常变与义,则议多而益谬。强为属比连贯,则例多而愈棼,故曰失乱。 凡诸失者,有所由出,而不专在所出。愚僻不独《诗》家,奢淫不独《乐》家。为《春秋》者亦有诬, 为《易》者亦有烦。凡穿凿皆贼乱也,凡苛刻皆责訾 也。教固相备,其失亦相连也。 刘献廷曰,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 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 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鬼神 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由是以言诸失,固 不独在文,又不独在六艺之教矣。上之为诸子,下之为 群民,皆有此情,皆有此失。是以圣人立六经以教之。而今儒之淫僻者,谓六籍记事不为化人。古文家。其贼 乱者,则谓六经皆立微言,非各为显用。今文家。左右 佩剑,其可不折诸? 此篇推论学术,不独论文,然实仅指文字之学,故以终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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