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耿飚
1950年新年刚过，耿飚接到调令，要他到北京干外交工作。
尽管耿飚心头十分诧异，可作为一名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耿飚很清楚，可军人的职责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命令。
前往北京报到之前，耿飚向兵团请了个假。
倒也不是耿飚临事而惧，而是阔别故乡多年，耿飚想要回家乡看一看。
耿飚是湖南醴陵人，过去的革命战争中，醴陵也出了不少开国将军，如杨得志、宋时轮、晏福生，都是湖南醴陵籍。
杨得志和耿飚当时都是同属十九兵团，也被耿飚勾起了思乡之情：
“正好现在部队在休整，我和你一起回家乡探望。”
这时著名起义将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也正好请假回家，他是湖南宁乡人，路上还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结伴同行，也一次随着一起去了。
不过，令耿飚也没想到，刚回老家，迎面就撞上了老熟人。
这个老熟人就是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湖南军区副司令员、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
一生最难忘“宝山”
在《耿飚回忆录》第一章中，说的就是耿飚从家乡走出，迈入革命征途的经历。
那时的穷人日子苦，耿飚对这样的日子可以说是记忆深刻。
耿氏一族尽管在醴陵严家冲一带是个大户，可按照当地的习惯来看，却是外姓，尽管已经定居多年，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耿飚后来回忆父亲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
“父亲的一生，是艰辛劳苦的一生。”
图|毛主席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画作）
尽管一生艰辛操劳，但日子也难有温饱，耿飚的父亲一直到年过四旬才成婚，生下长子耿飚以及兄弟姐妹四个。因为实在难以养活，不得已将年龄最小的幼弟送人。
而作为长子的耿飚，则是最先分担了父亲身上的生活压力。
在耿飚的童年记忆里，对老家印象，除了秀美的分境外，就只有天灾人祸，饿殍遍野的景象。
当时严家冲老百姓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大多外逃。
1916年，为躲避天灾人祸，耿飚的父亲携全家搬到了常宁县水口山。
水口山，是耿飚一生难忘的“宝山”。
耿飚7岁时就在铅锌矿做工，受尽了资本家的盘剥，对于那段日子，耿飚在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话：
“各种反动派狼狈为奸，残酷地压榨矿工，掠夺矿山资源，使得水口山矿成为了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
尽管当时的工人们无数次地奋起反抗，却也难以争取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使得这座阴森的人间地狱，有了一抹亮色。
图|湖南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曾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的他曾多次深入一线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尤其是水口山一带的矿场。
耿飚年龄虽然不大，但对当时这一切记忆十分深刻。并且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
尽管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下，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
耿飚认识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蒋先云、毛泽覃。
而且也几乎就是在同一时期，在湖南醴陵还有许多像耿飚一样的人，他们也决心改变自己的 命运，
如蔡申熙、左权以及陈明仁等，他们投笔从戎，考入到了黄埔军校之中，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
图|左权
而更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乡朱克靖，已经被派往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而耿飚则是参加了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并在当地展开武装革命斗争。
1928年春，水口山工人赤卫队跟着毛主席一起上了井冈山，被编进了中央红军特务团，当时中央红军特务团，团长宋乔生是耿飚的舅舅，也是水口山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毛主席、朱老总曾高度评价水口山工人赤卫队。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
“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军骨干组成部分。”
朱老总也认为：
“在所有的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最先进的……”
不过在这里说一件有趣的事儿。
图|红军时期的耿飚
耿飚比杨得志入党时间还要早两个月，而且参加革命也要早。
杨得志是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并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的，并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更表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8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的。
两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的领导者，杨得志任司令员，耿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如果不是因为建国初期，耿飚被调去搞外交工作，1955年9月授衔时，耿飚至少应该和杨得志一样，被授予上将军衔。
尽管与军衔失之交臂，可在毛主席后来向周总理建议：
“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1950年10月1日，耿飚任驻瑞典大使期间，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宴请瑞典官员以及社会各界名流。
宴会期间，一名瑞典官员问：“听说阁下是位将军，不知道带过多少士兵呢？”
耿飚答：“大概十几万人吧。”
对面瑞典官员立即立正敬礼：“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国全部军队还要多！”
图|杨得志
有瑞典官员盛赞：“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而您是伟大的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耿飚见状微微一笑，谦逊地说：
“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来，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想成为一座连接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
与蔡文治的针锋相对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尽管当时国内人心思定，不愿意继续再战，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仍然阴谋发动内战来对付我党我军。
不过美国并不希望中国陷入战争，而是竭尽全力调处中国的内战问题。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派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并于次年一月上旬，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按照协议的规定，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
也几乎与此同时，耿飚也接到了调令，要他马上去北平，参加军调部我方代表的工作。
而当时的耿飚，早于1944年9月，耿飚就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去北平时耿飚还兼任着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
图|1944年耿飚与德穆克合影
为何要调耿飚到北平参加军调？仔细想来，或许和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调耿飚从事外交工作的理由一样。
耿飚在1944年9月曾参与护送过一支美军观察组前往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
尽管一开始相处得不是很融洽，但耿飚用自己的努力，成功博得了美军观察组的好感，临走时耿飚还和美军观察组德穆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时隔40年，德穆克再一次来到中国，第一个想找的就是耿飚。
对自己调赴北平，耿飚第一个反应就是“太匆忙了”。
之前绥远战役时，耿飚曾奉令到大同一带组织野战军司令部，到来年一月战事刚刚落下帷幕，耿飚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急匆匆交代了手上的工作，赶赴北平。
耿飚向秘书长李克农汇报后，李克农立即就给耿飚安排了任务：
“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三方参谋长会议。”
由于我方的参谋长尚未就任，因此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参加这次三方参谋长会议。
尽管时隔多年，耿飚依旧对这次会谈的场景记忆深刻。
“美国一方代表赫斯克表面上是居中调停，实际上是帮着国民党一方说话。”
图|1949年耿飚与妻子赵兰香在北平
国民党军一方代表蔡文治更是直接蔑称我方为“匪”，还反咬一口：“你们进攻国民党军队，破坏和平。”
耿飚对此互不相让，也称蔡文治为“蒋匪”：
“国民党不是真心诚意地来谈判和平，而是想从谈判桌上捞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会议开完后，耿飚与蔡文治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从会议室走出来。
事实上美方一手炮制所谓的三方参谋长会议，就是针对我方，好在耿飚不辱使命。
耿飚考虑到当时自己身份为副参谋长，而参加会议的美方与国民党方面都是参谋长，于是主动向上级建议，派正职参谋长过来，有利于和谈斗争。
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后，耿飚这才松了口气，全力应对交通工作问题的解决上。
有意思的是，尽管耿飚与蔡文治吵得面红脖子粗，却也加深了两人的交往。
图|耿飚
1980年6月，耿飚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
当时住在美国的蔡文治夫妇还邀请耿飚夫妇到家中做客，彼此谈起过去的经历，仿佛就在昨天，蔡文治后来几次回国，都曾到耿飚家中做客。
耿飚将军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无不感慨地说了一句：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决不能阻止炎黄子孙间的友好交往。”
在北平军调处的工作结束后，耿飚本以为自己能很快回到前线，但很快他就将换一个地方，再度与另外一位难缠的对手交锋。
四平之战起烟云
1946年上半年，蒋介石派遣精锐部队进入东北。
国民党军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装备上均占有优势，东北民主联军逐渐向北撤退。1946年4月，国民党军主力逼近四平。
一方面我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聚集四平，准备打一场防御战，为和平谈判增添筹码，而另外一方面为调处双方在东北的战争，军调部在东北派出了3个停战小组。
耿飚率领的第28小组被派往四平调处一触即发的战争，刚到沈阳便遭到刁难。
苏军撤离后，国民党军占据了沈阳，耿飚率人赶往沈阳后，被国民党军约束在一间小旅馆之中不让出门。
耿飚心里很清楚，国民党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军调小组去执行军事调停的任务。
经过交涉后，耿飚这才离开了沈阳，沿途由于火车停运，又辗转乘坐汽车前往铁岭。
图|陈明仁
当时铁岭是国民党军进军四平的前沿，国民党军71军就在此地驻扎，而71军军长就是陈明仁。
之前我们提到过，陈明仁不仅仅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耿飚湖南醴陵老乡，但他对耿飚这个老乡，却是一点也不客气。
一到铁岭，陈明仁就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扣住军调组，还严令军调组不许使用电台。
耿飚找到陈明仁责问：
“为什么不让我们和北平军调部通讯，阻碍停战小组去四平调停。”
陈明仁装出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
“唉，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
没办法，耿飚只好与陈明仁进行巧妙周旋，既然不许我们用电台，就用美国人的电台联络。
四平之战，我方苦守一个多月，伤亡达8000余人，尽管我们撤出了四平，但也为和谈争取了有力的时机，更为关键的是，四平之战后，海城驻守的国民党军184师在师长潘朔端带领下起义。
陈明仁虽然脸上无光，却也自感在前沿取得了优势。对耿飚一行人表现得十分客气。
当然陈明仁自称，这份客气是源于“同乡”的关系。
图|陈明仁与程潜合影
陈明仁率71军进驻四平后，还举办了一个欢迎晚宴，欢迎停战小组的到来，晚上还非要拉着耿飚一起睡在一张床上。
耿飚心里琢磨：“一起睡就一起睡，看你聊些什么。”
陈明仁晚上与耿飚一起，大谈在国民党军中生活又多么多么好：
“你看我们的生活又多好，吃的是洋面，穿的是美国卡其。”
耿飚反诘：
“你是不是觉得全用外国货光荣啊？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搞自己的，老爱吹国外的。”
一见吹嘘不管用，陈明仁口气一变，又开始吹嘘眼前的四平之战的“胜利”，吹嘘在国民党军之中的光明前程。
“两年以后，不到三年，我们一定会消灭共产党。”
耿飚冷笑着驳斥道：
“你们虽然背信弃义，向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但是到处碰得鼻青脸肿，就拿四平之战来说，我们以寡敌众的情势下，给予你们沉重的打击，然后主动撤离，这难道说是你们打胜了吗？至于说到内战的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三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图|1949年10月，陈明仁与朱老总等人合影（右二为陈明仁）
陈明仁目光炯炯地望着耿飚，说了一句：“你敢打赌吗？”
耿飚毫不相让，严肃认真地望着他。
“打。”
尽管两人是在彼此闲聊的过程中，订立了赌约，可事实上这个赌约不仅仅代表的是两人各自的理念不同，还代表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
蒋介石准备好后，逐渐显露出狰狞的獠牙
1946年7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大举向各个解放区进攻，不仅仅是在东北，到8月10日，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调处失败。
事实证明，美国的经验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既然蒋介石已经大打出手，那么停战小组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耿飚也于9月初回到了北平。
作为一员战将，耿飚自然是要回到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去。
图|晋察冀野战军主要领导者从左起潘自力、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从北平乘火车开往八达岭的途中，耿飚思绪也有些起伏。
“记得年初从张家口来北平时，在飞机上也是心潮起伏，当时虽然知道蒋介石在搞两首，总还对和平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个希望破灭了，尽管这是由蒋介石造成的，但我作为军调部的工作人员，总怀着几分遗憾……”
耿飚在思绪起伏间，又想起了在四平时，与陈明仁立下的小小赌约。尽管目前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可耿飚却坚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们。
“看，是我们的战士。”
一句话拉回了耿飚的思绪。
警卫员指着车站附近，距离国民党军哨兵不远的地方，我军的士兵正在严阵以待。
耿飚快步走了过去，两名战士向他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回到晋察冀军区后，耿飚无心休息，很快便又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历史也验证了耿飚的说法。
随着国民党军逐渐在战场上溃败，蒋介石也逐渐日暮穷途。
图|耿飚全家福
耿飚与陈明仁两人，最终殊途同归。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湖南长沙宣布起义。
1950年2月，耿飚回到家乡醴陵，听说陈明仁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于是亲自前往拜会，时隔三年两人再次坐在同一个酒桌上。
陈明仁拉着耿飚的手说：
“四平的打赌，你赢了，我输了。”
当时在场参加宴会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我军团以上的干部，陈明仁当众将多年前和耿飚打赌的这件事告诉大家。
两人一场小小的赌约，见证的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