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茉莉花的兴衰
茉莉原产印度、伊朗等地，古名抹厉、没利、抹丽，均为梵语的音译，晋时称柰，佛书称鬘华。我国华南地区在汉代已引进栽培，多用作簪花。西汉陆贾（前240-前170）在《南越行纪》中谓：“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惟茉莉、悉茗二花特芳香梵文名字分类解释翻译名义集初秋闲记园池草木腥水留灌茉莉霜后纪园中草木十二绝遮藏茉莉槛，缠裹芭蕉身。我亦入室处，忍寒待阳春。1490-1540）的《吴风录》谓：“朱勔子孙居虎丘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为花园子。其贫者，岁时担花鬻于吴城。”乾隆《元和县志》（1740）记述，谓：“虎丘人善以盘松、古梅，时嘉卉植之磁盆，为几案之玩，一花一木皆有可观。人家苑囿中，有欲栽培花果，编葺竹屏草篱者，非其人不为工。相传宋朱勔以花石纲误国，子孙屏拆，不与四民之列（古代对平民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称为“四民”），因业种花，今其遗风也。”虎丘的花圃大多位于山塘桐桥以西，至虎丘山东麓，清初已生产“唐花”，即冬季利用加温设施，促使牡丹、玉兰、桃李等花木在过年时开花，这为大量生产茉莉等南方花卉提点供了技术基础。
我国在宋代已有通过用窨（薰）茶方法，制成具有香味的花茶。而最早详细敍述有关窨制花茶的方法，则见于明代常熟人钱椿年《茶谱》（1530），与长洲（苏州）顾元庆的《茶谱》（1541）。清雍正年间（1723-1735），苏州花茶已销往东北。辽宁锦州的天后宫，有一块雍正五年（1727）重建的碑记，碑文中就有苏州关东庄茶行出资赞助的记载。关东庄是以经营花茶为主的茶行，他们在苏州窨制花茶后，由海上运往东北销售，俗称‘飘关东’，锦州是花茶在东北最大集散地。清嘉庆十四年（1809），虎丘西山桥的花神庙重修时，在其所立碑刻中，捐款者除花圃、花商外，还记录有关东庄等茶行、口庄、茶客等与茶叶相关的商号40户。这里所称之茶行，是指既是自己窨制花茶，又代客加工窨花制茶的工场；茶客是指贩卖毛茶的行商；口庄是指经营出口生意的茶商。从这一碑刻记录可以看到：一、苏州在19世纪初，花茶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二、茶商经营花茶，要依赖茶花的丰收，因而茶商与花农都要敬祀花神。这也说明苏州茶花的栽培与花茶的营销息息相关。
清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1830）、《桐桥倚棹录》（1842）与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1849）都详述了当时苏州虎丘珠兰、茉莉花市的盛况，但当时茉莉主要是用于盆栽赏花与作为簪花、佩花、花篮之用。
此后虎丘的花木栽培，根据经济利益，逐渐偏重于茶花生产。据《苏州郊区志》、《虎丘镇志》等有关资料统计，光绪十六年（1890）虎丘花农有140-150户，年产珠兰花茶5000担左右。宣统元年（1909）虎丘、长青一带种植茶花的花农已增至645户，成为全国花茶生产中心。1908年沪宁铁路正式通车。据苏州茶厂《苏州花茶》的资料，“1917-1919年，由苏州经上海运往东北的花茶，每年平均达8266担（每担100斤），加上铁路运往其他地区的花茶，每年总销售量在15000担左右”。按照茉莉花茶制作方法，茶叶与花的配比为：窨制六级花茶，100斤茶叶需鲜花25斤，窨制一级花茶需用茶花进行一次提花，三次窨花，用花量达95斤。可以想象到当时苏州的茶花生产，随花茶销量增加，而其发展速度与栽培面积扩大，已具相当大的规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的花茶市场被日商垄断。在余下的华北茶市中，华北地区习惯饮用茉莉花茶，而当时苏州仍以珠兰花茶为主，苏州茶商大量向福建转移。1936年苏州花茶产量仅为5470担，花树亦大量缩减。“七七事变”（1937）后，抗战期间，因受交通影响，皖浙地区毛茶难以运往福建，迁往福州的茶庄又纷纷返回苏州，20世纪30年代，苏州又从广东大量引进茉莉花新品种苗，花茶的年产量上升到45000担，茶花生产又以恢复。
苏州解放后据《苏州郊区志》统计资料，1950年苏州花农2135户，种植茉莉、白兰、玳玳等茶花96万余株，生产鲜花50万公斤。由于花茶市场的需求，其中茉莉花的比重大幅提升，当时苏州农校张宇和的《苏州薰茶用香花栽培事业调查初步报告》（1950）表明，1937年苏州茶花生产中茉莉种植的株数占比29.8%，而1950年已达81.7%。
20世纪80年代，苏州虎丘、长青两个乡从事茶花生产的农户，1984年达5100户，13500余人，种花用地达3413亩，花树315.23万盆。1952年苏州茶厂成立，苏州茉莉花茶曾一度远销香港、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生产的茉莉花茶“苏萌毫”，在1982年荣获国家优质食品银质奖，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名茶，最多一年窨制茉莉花茶10万担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动迁的土地越来越多茶厂改制，停止了茉莉花茶的加工建设占地7亩的三花培育基地，种植茉莉花、玳玳花、白兰1000多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蔡曾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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