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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紫微o太微o天市 2021-12-21

来源:文汇报2021-12-21 09:41

  余中先

  观点提要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

  世人都知道,先有塞纳河畔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后有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而于我,却是先读的雨果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后在巴黎的塞纳河畔看到了巍峨壮丽的圣母院。

  第一次去看巴黎圣母院是1988年,还没亲眼看到巴黎圣母院时,是雨果的小说让我对这座大教堂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脑海中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挥之不去: “建筑艺术的奇观” “巨大的石头的交响乐” “用千万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劳动者的幻想”。到了实地一看,那巴黎圣母院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美丽、更气派、更雄伟、更壮观,实在令我惊愕万分。

  从四面看去,它令我有各各不同的感觉,正面看威严如金刚,后面看神奇如天使,从两侧来看,则是无比细巧,无比繁杂,说是巧夺天工也毫不为过……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好在现今照片、明信片、电视片、互联网不乏它那切实的身影,可免我在此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巴黎圣母院是所谓“野蛮”的哥特式建筑,建于中世纪,其风格已从早先的罗马式圆形教堂变成向高处发展,正面进去一般有三道门,中间那道直接进入大殿,是做弥撒的地方,有回廊、中殿、小教堂、耳堂……里头有很多艺术作品,如玫瑰花窗、圣徒雕像、圣经故事绘画……后来几次参观,看得比较细,还专门付费参观上层的游廊和钟楼,以及地下的珍品陈列馆。

  我当时在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做博士论文,以法国诗人克洛岱尔为研究对象。克洛岱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诗人,曾在中国当过十几年外交官。1886年圣诞之夜,这位年轻的诗人进入巴黎圣母院望大弥撒,就站在大厅右侧第二根十字柱旁,激动万分地聆听庞大的管风琴奏响的雄浑悲壮的圣歌,顿感一种灵魂的升华……

  还是回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上来。

  雨果29岁那年写成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一部名著,仅四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就能让它名垂千古:青春美丽、活泼热情、天真率直的吉普赛少女爱丝美拉达,丑陋凶狠、善良孤僻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虚伪狡猾、道貌岸然、聪明博学、心灵扭曲的副主教克洛德,还有英俊潇洒、风流成性、轻薄卑鄙的卫队长弗比斯……故事中体现出雨果独创的“对照美学”原则,足以使其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

  我年轻时读书只求快,恨不得三四天把厚厚的一部书读完,听人说《巴黎圣母院》的第三、第五卷可不读,因为跟情节没什么关系。我也就这样做了。后来,等多年后再来读《巴黎圣母院》时,才发现当初的我错过了书中一个重要部分。

  那几章确实是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但作者在其中谈到了他对法国文化、对巴黎圣母院、对建筑艺术、对巴黎社会、对整个巴黎城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小说家写作时会把故事情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英雄业绩写得惊心动魄,然后突然会笔锋一转,整整一大章跳出情节之外去发表议论,雨果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们读《悲惨世界》时会发现,他在故事之外谈到了拿破仑、古希腊社会,可能是离题八万 里。但,这些章节如果跳过的话,对我们理解作品是会有损害的,也就是说,我们或将不能完全理解或读明白雨果的思想。

  大概也正因如此,雨果把小说命名为《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别的,例如“钟楼怪人”或别的什么。在我看来,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或推而广之,那个时代中人的命运,是与巴黎以及圣母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教堂其实也是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呢。卡西莫多把吉普赛少女救起,隐藏在圣母院中,凭借着“圣地”的严格规约,不让人把她抢走;在圣母院遭遇围困时,卡西莫多让熔化了的铅液从圣母院顶楼上倾泻而下,阻止了民众的攻打;最终,卡西莫多识破了副主教伪善的面目,把他高高举起,从圣母院的高处狠狠摔下……

  雨果曾说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宏伟的石头交响乐,是人类和一个民族的辉煌杰作”“每一块石头都充分展现了工匠的奇想同艺术家的天才的完美结合”“这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像神的创造那样威力无穷,丰富多彩,仿佛是从神的创造中窃取了多变与神圣这两重特征”。

  除在作品中细细描写了圣母院的建筑本身,雨果还对圣母院建筑的某些装饰风格提出了批评,并且指出圣母院遭受种种破坏有几个因素。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的1831年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次年,他就写了篇题为《向破坏古迹的人宣战》的文章。谁是破坏古迹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彼时的巴黎当局。彼时的巴黎当局要谋划城市的发展,嫌弃原来老旧的巴黎不好看,要建设一个新巴黎。为实现这个目的,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提出了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整体规划:拆除一些建筑。雨果的看法跟当时的长官意志有冲突,他觉得古迹应该保留下来,而不是拆掉。于是,一个作家,就把认真保护圣母院之类的问题特别认真地提了出来。

  现在看来,当年的雨果是相当明智的。他提出: “从中世纪艺术遗迹上,可以分辨出三类不同深度的创伤。”第一种,时间,这个好理解,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让建筑留下伤害,表面会裂纹满目、锈迹斑斑。第二种是政治革命或宗教的革新,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也曾相当厉害,而巴黎公社期间则有好多寺院被烧毁。这些盲目而狂暴的破坏,汹汹而来,撕碎了古建筑的华丽外表:拆毁圆花窗,砸烂小雕像……第三就是时尚。雨果认为:时尚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可笑,从文艺复兴时代种种杂乱无章、一味追求华丽的风尚开始,建筑必然走向衰落。雨果甚至尖锐地指出: “时尚的破坏是深层的,它能攻击艺术的骨架,伤其筋骨,对建筑物进行裁割、切削、肢解和杀戮。新的时尚问世,会对建筑物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间和革命却没有这种奢望。”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这个杀死那个”是历代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最早,大概就是石头的教堂,随后是书本,后来是报纸、杂志,再后来是电影电视,现在当然是手机、互联网等,一个会不会杀死另一个?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

  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往往会联想雨果的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过,看巴黎圣母院之前或之后,可能会做功课去读一下,也就是说,著名的文学作品也会促进我们作为旅游者对古迹的参观和联想。

  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有了这一警钟的长鸣,人们恐怕会做得更明智,会让这个养育另一个,这个促进另一个,这个激励另一个,这个繁荣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是应该留下来的,而且,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建筑上的代表作,它们存续下来,会让后代意识到历史的脉搏就跳动在那些石头、木头、钢铁、玻璃的建筑中。《巴黎圣母院》就总结了巴黎的历史建筑: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时代有杜伊勒里宫(后来烧了);亨利二世时代有市政厅(曾被烧毁,重建后依然还在);亨利四世时代留下了王宫广场;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现为陆军总医院);路易十四时期有残废军人院(现是军事博物馆);路易十五时代有圣絮尔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时代留下了先贤祠(为共和国伟人设立的公墓,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都埋在里头);拿破仑时期有旺多姆广场。

  以上是雨果总结的,在他以后,我们不妨替他总结一下。七月王朝开始建造了凯旋门;第二帝国时建有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有了埃菲尔铁塔,铁的塔,象征一个钢铁时代;进入20世纪,有大王宫、小王宫;戴高乐时代,中央菜市场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场的热闹景象,只能在左拉的作品中重温了;蓬皮杜时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厂),是现代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克时代应该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它延长了从小凯旋门到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密特朗时代是“四本书”造型的国家新图书馆……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把雨果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奈瓦尔的一首诗《巴黎圣母院》翻译成了汉语。

  译文如下:

  “圣母院够古老的了,或许人们将看到它

  有一天埋葬当年它曾看着诞生的巴黎;

  但在千年之后,时间将让那笨重的骨架

  犯下过失,就像一条狼让一头牛顿失前蹄,

  扭曲它钢铁的神经,以一副聩昏的利牙,

  忧愁地啃噬着它岩石构成的古老骨脊!

  来自大地上所有国家的众多人们

  将前来此地把这威严的墟景瞻仰,

  并且想入非非的重读维克多的书;

  会以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

  就这样又长又方,雄伟壮丽,巍峨精神,

  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个死人的影障!”

  我是1990年代译的这诗。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有人又找出了这篇译文发在网上,并告诉我说,余老师,你多年前译的东西还挺好的。我想,确实很好,它很应时地回答了“这一个杀死那一个”的问题。

  我总在傻想,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看不到巴黎圣母院原来的样子,有些部分会倒塌,有些部分会面目全非。但我们站在它面前时始终会想到,有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还在,它的魂还在,这就挺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法语文学翻译家)

  相关链接

  1903年,鲁迅第一次把雨果小说带入中国

  即使一生没去过巴黎的人,也会从书中知晓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这座塞纳河畔辉煌雄伟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完工,距今约800余年的历史。圣母院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也成为感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群演绎了一幕幕美好的历史过往和传奇故事,也见证了近代史中不少重大的节点,甚至见证了贝多芬与拿破仑的反目;与此同时,在雨果那段回肠荡气的文字记载之外,“纸上的巴黎圣母院”也与不少中外文化名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勾连,甚至和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作者、与鲁迅先生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23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的启蒙精神浸润,法国人民心中燃起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然而自由与平等很快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的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很快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但是,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恰恰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则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曾朴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把作者雨果译作“嚣俄”。这个译名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而是来自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他将作者署名译为“嚣俄”。要知道《哀尘》是雨果的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

[ 责编:张晓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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