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宝玉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他说“男和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大概算是千古新奇之论了，广大女同胞一方面可能会引宝玉为知己，另一方面又恐怕又会嫌他的标准未免太高。如果说上面所论还属于“审美观”范畴，则他对于“生与死”的讨论，则也许可算“人生观”的体现了。 对于“生”，就是如何活着的问题，宝玉已经在表达对女孩儿的态度里表明：要活得像水那样纯净，像宝珠那样无瑕。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做到“活出自我”，尽量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与女孩儿们混在一起玩，乐意为她们做小伏低；吟诗作赋读西厢，撇开高头讲章；追求与黛玉的自由爱情，拒绝外力干预……当然，他其实并未真正活出自我。我们曾经说过，他的人生整体上是被动的，尊贵如他，也至少有三个“缺乏”：人生道路选择权缺乏，爱情自主权缺乏，用人决定权缺乏。他追求的自由，不管是道路，还是爱情，还是他身边的人，都是被外力调整、改变甚至剥夺的。他不可避免地还是要参加科考，不可避免地还是要与薛宝钗结婚，不可避免地失去那些他满心疼爱的女孩儿……也许有些出现在续书里的内容并非曹雪芹的本意，比如宝玉中举，但是宝玉的人生陷于被动则是一贯的：无论是中举还是出家，都是宝玉作为一个追求人生自由的人不得自由的体现。但是我们必须说，宝玉为此努力过，尽管他的努力可能脆弱得可笑。就像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把大石头推到山顶后，它还是会滚落下来，但我们还得说，他毕竟为此努力过。 对于“死”，宝玉的理解是“人谁不死，只要死得好”，不用避讳，就是说只要“死得其所”就行。那么怎样是“死得好”呢？下面展开讨论一下：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 同样是死，司马迁曾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据后人的理解，恐怕宝玉所说的“文死谏，武死战”是属于“重于泰山”之死的，该千古流芳才是，但宝玉却认为这样的死不是“正死”，简直不如不死。为什么死谏？为什么死战？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节，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皇室）的利益？这好像很难区分啊！按宝玉的说法，就是看这些文官武将死谏和死战是在什么时候。他说，那些文官一定要到出现昏君（国家出现危局）了，才出来拼死一谏，来个意图“挽狂澜于既倒”，换得一个忠臣的名声；而那些武将，要到发生战争了，才出来拼死一战，来个“醉卧沙场君莫笑”，换得一个为保国立下汗马功劳之勋赏。 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当权者昏庸而谏之，发生刀兵而战之，不是文官武将的使命吗？这没错。但是宝玉要强调的是“谏”和“战”应该在太平盛世就好好做。说到这里，我们穿插个关于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的小故事。有一次魏文王向扁鹊求教：“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因为事实上扁鹊江湖声誉最高，所以魏王有点不理解，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的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这个小故事不知真假，但其理值得思考：扁鹊家三兄弟，名声最大的就是他，最没名声的是老大，但他家里的医术排名，却推老大第一，因为他能“治未病”。 这是成本最小、损伤最小、效果最好的，但却又是最不能“显名”的，因为治了却看不出治了什么，等于没治嘛！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但事实上这种认识太有市场了：没有治“病”，怎么算医生？没有名声，怎么可能是好医生？我是真的听说过，有病人去看医生，医生看了说，既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多喝水多休息就行了，然后病人吵着要退挂号费。因为他觉得医生没给看。皇帝圣明、海晏河清之际，怎么显得出文官的忠直、武将的威风？可不得等皇帝犯错、干戈将起的时候才能大显身手，才能名声大振？但这仍是错误的。作为大臣，就该在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之时，发现稳定局面之下存在的隐患，及早弥补、修整，确保这种局面延续甚至改善；发现和平形势之下涌动的暗流，及早采取措施，维护局势平衡。只不过，要在太平时期发现并解决问题，更需要敏锐的意识和判断的能力，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也就意味着，当问题解决后，大家很可能还是不知道。 等到大家都知道了，就往往是大家都骂皇帝“昏庸”，担心身被刀兵的时候了，这时其实一切问题都摆在面上，不用多敏锐的意识和多强大的能力，就能充分展现自己是如何“忠君爱国”。这只是对“忠臣良将”最好而已，也就是说，对显扬名声最好。 当时宝玉说这番话时，袭人表示反对，说“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但宝玉说：“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如果知大义，他们就该在不需要死谏和死战的时候进谏和止战，那才是真正的忠君爱国，而不是博取“忠君爱国”之名。而就宝玉自己来说，他认为自己死的最好的方式是“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得得时了”。这实在有点疯言疯语，但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不想要什么轰轰烈烈名扬天下的生与死，他只要与他喜欢的姐妹们在一起结束此生，尽管籍籍无名甚至名声狼藉。 这就是宝玉所理解的“死得其所”，一种“死得好”的方式。我觉得，宝玉的观点以及所举的事例，对我们的现实来说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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