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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源流史》德国古典哲学之三:费希特1

 地球生物与人类 2021-12-22

德国古典哲学之三:费希特1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其实也是一个大哲学家。如果单就他的哲学著作而论,他不比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任何一位人物差,也不比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差。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创见又有完备体系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作家。


他的早期著作得到康德的赏识,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但是,很多研究、爱戴和熟悉费希特哲学的人,却禁不住要为费希特鸣不平,认为他生不逢时,是一位个人悲剧性人物。此无他,因为他前面有伟大的康德,后面有伟大的黑格尔,他夹在这两位思想巨人中间," 两军余一卒,荷戟独徬徨"。于是,他没有得到他原本应该得到的东西:他本人既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奖励,他的著作也没有产生原本应该产生的社会效应与历史效应。  

这也难怪。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是影响极其深远的一段哲学史,但它的主要活动期并不很长。即便从康德出生算到黑格尔去世,也不过107 年时间。  

但康德偏又大器晚成,他的哲学代表作直到1781年才正式发表。那么,如果以这个时间为起点,则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成熟活动期,不过半个世纪时间。  

费希特的第一部著作送到康德手里时则是1791年。这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不过10年时间,仅两年之后,费希特的学生谢林又要登上历史舞台了。康德大器晚成,谢林少年早慧,黑格尔又紧随其后,如此这般,真有点英雄辈出," 浓得化不开" 的味道。对人类文明史作出重大贡献的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其代表人物只有4 位,但不幸这4 位都是人中之杰,康德、黑格尔更是杰中之杰。虽然能与巨人比肩总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在偏心的读者心里,不免生出" 既生瑜,何生亮" 似的感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费希特生在这样的时代又是他的大幸运。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康德哲学的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的。虽然因为康德的影响过于巨大,不免有些将费希特的影响压抑住的意义存在。但是,假设没有康德,则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基础必受影响,费希特的著作会是怎么一种样子,却又难说。毕竟创立一个体系比反思和发展这个体系要复杂得多。好比后来的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虽然费尔巴哈批评了黑格尔,而且他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批评得好,但是,能品尝美味的食客却不等于擅长烹调的大厨。费尔巴哈固然有超过黑格尔的地方,但以他们各自的总体水平而论,费尔巴哈毕竟略逊一筹。费希特和康德的关系,也仿佛若此。费希特和他的哲学的历史命运,当在幸与不幸之间,正是这种十分独特的历史机缘造就了他哲学的历史地位。  

但费希特与康德也有显著的区别。对此,德国诗人海涅曾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 关于康德我们只需考察一本书就行了。但对费希特除了书以外还要观察他这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思想和信念是统一的,并且以这种伟大的统一性作用于同时代的人们。" 为什么?因为费希特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自由战士,还是一位目光远大的民族主义者。  

费希特生于1762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刚好27岁。这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年龄,加上他的特殊的出身和经历,他对于法国革命自是欢呼雀跃。法国革命中爆发出来的自由意志,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打动了他。而他便以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和满腔热忱的青年学者身份,将自己对自由和理性的理解与憧憬,如春泉狂涌一般,洒向了德国哲学界和社会。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最重要的价值贡献,是他们宣扬理性,鼓吹自由。宣扬理性,必定远宗教亲人事;鼓吹自由,必定要平等要人权。费希特深信此说,对理性充满激情,对自由充满向往。

1793年,31岁的费希特发表题为《索回迄今被欧洲君主们压制的思想自由》的文章,呼唤自由,要求平等,认为自由乃是一切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的基础。在《当代时代的基本特征》中,他又指出:" 人类世俗生活的目的就是:人类在生活中按照理性自由地建立自己的一切关系。"

费希特推崇理性,但并非照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他对理性给予德国古典哲学式的阐释,以为理性乃是一种精神,而且" 唯独有精神,绝对不掺杂任何感情冲动的精神,指导着人类的事业。我们流血,就是为了使得这个精神能够自由地发展,能够取得独立的存在。" 虽然意在精神,但他的风格显然与康德不同。为着某种精神而不惜流血牺牲,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作家中,唯费希特才有的风格。

不仅如此,费希特在欢迎法国革命,热烈赞扬法国革命的原则和成就方面,也有与康德风格完全不同的情感特色。他的文章不是优美如画的,也不是平静如水的,更不是幽深如古井,静谧如深谭的。他的文章不似春花晓月,而是如暴如狂,并且在风狂雨暴之中加有火的热烈和电的凌利。

他一方面颂扬法国革命,一方面也继承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哲学理念,但他使用的表达方式,却绝非康德式的,在这一点上,他远离康德,情近卢梭,他或许就是德国的卢梭。可惜他的这种精神未能持久,也未能贯彻到底。但在当时,他确实在用火一般的语言歌颂法国革命,而且真诚希望法国的原则成为人类的原则。他" 声称人是不能被继承和出卖的,人永远是他自己的;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非但如此,而且不论血统,不问出身,凭你王公贵族,陆地神仙,只要对抗人对自由的要求,人们就有权使用强力手段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及其体制予以改变。在这一点上,费希特完全可以称为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斗士。而且这位斗士还有更深刻的思维能力。

他有关自由和平等的语言、文字,不但明白晓畅,充满激情,而且意蕴深沉,不失哲人的魅力。他说:" 任何把自己看作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使他自己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但他也毕竟确实具有一个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次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只有那种愿意使周围一切都获得自由,而且通过某种影响也真正使周围的一切都获得了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 一个把别人看成奴隶的人,他自己也是奴隶,他是他观念的奴隶。不仅如此,他还会与对待奴隶截然相反的方式去巴结自己的主子。这分析,可谓滴滴点点,入木三分,令人不但读之快意,而且思之有味。费希特终其一生,对自由的追求都是一如既往的。他为自由而奔走呼号的热情,总不止息。不但如此,他还认为,自由思想,需要宣传。他说:" 现在正是使人民认识自由的时机,一旦人民认识了自由,他们就能获得自由。" 自由,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生中,思想、观点虽然历经种种变化,唯有对于自由的信念和向往,确是艰难险阻,矢志不移。  

费希特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和平时期他希望德国尽快走向统一,走向强大,强大而统一的德国正是他的满腔热望。当他的国家受到侵略——拿破仑大兵入境之时,他又成为拼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一员。1813年春,他曾发表《论真正战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据当时一位听众的记述:" 费希特讲演的基本思想,就是揭露拿破仑通过压制在法国革命中产生的自由思想而把世界这份崇高的财富骗到了手。……自由思想赋予法国革命以一个世界历史意义的合理性,更明确地说,是一个道德合理性。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费希特把这看作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 这时候,他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他依然积极参加了后备军训练,他的夫人也作为医护人员做了大量工作。  

凡此种种,都展示了独特的费希特风格。在这个意义上看,费希特可说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的一个" 异种" ,而且他的出身和经历也确实与他的另几位" 仁兄" 有些不同。  费希特17625 19日出生于德国上劳齐茨的拉梅诺。他父亲是一位制带匠,他母亲则是另一位制带匠的女儿。他幼年时和母亲的关系不够亲密,直到他成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多少好感。但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从他的家庭关系方面看,费希特从小就是一个生性敏感的孩子。他十分自尊,而他的这种自尊对他的成长既有很大好处,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他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上学条件。但他聪敏过人,大约八九岁时,他就有能力复述牧师的布道。有一位贵族非常偶然地发现了他的这个才能,于是主动出援,为他的早期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费希特12岁时进入普夫塔贵族学校,但他初入学时对那里的环境很不适应,也曾中途出逃过一次。但当学校为他解决了一些难题,而他也踏下心来学习的,他无疑是一位出色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他也和青年时的康德一样,开始作家庭教师,但他本人既与康德的性格不同,他所遇到的雇主也很不如意,所以一直到1790年他接触康德之前,他的人生道路都是很不平静的。

1790年和1791年,他生平遇到两件值得庆幸的大事,一是他与他未来的夫人建立了恋爱关系,二是他的文章得到康德的赏识。经康德推荐,他这篇题为《天启哲学批判》的文章得以发表。但没有注明作者的名字,于是人们认为这是康德的手笔——作为出版者也许所希望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但一经康德出面说明,费希特反而倍受其益。直到1794年,他才终于在耶鲁大学得到教授席位。从这一年起,他的创作进入黄金阶段。1794年出版了《论知识学的概念》、《论学者的使命》,1794-1795 年出版《全部知识学基础》,1795年出版《知识学特征概念》,1796年出版《自然法基础》,1798年出版《伦理学体系》、《论我们对一个神性的世界主宰者的信仰的根据》,同年11月,因后者受到指控,1799年出版《对公众的呼吁》,1800年出版《人的使命》。短短6 年时间,他一生的主要著作,大致出齐。

1799年他和康德因为哲学观点而决裂,同年又因为有人诬陷他是无神论者而被学校解职。次年,他自认为是他学生的谢林也和他分道扬镳。到了1803年,他昔日的好友莱因霍尔德、雅柯比、尼古拉等都和他断绝了友谊。从1791年他结识康德到1803年他与朋友们绝交,前后不过10余年时间,可谓其兴也勃,其去也速。不久他便迁往柏林。此后,他认为讲演或许比著书更为重要,于是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演说中去了。他在柏林居住期间,欧洲政局多生变故,尤其是拿破仑对邻邦的入侵,更成了他晚年的特大事件。1814年,他妻子因为护理伤员染上伤寒症,他又从妻子那里传染上此病,不治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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