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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件事情想和大家说一说，告诉大家作为医生的无奈。一是有一个慢阻肺老病人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咳嗽加重伴有低热，和三个月前症状相似，就诊当地医院被要求住院输液。而三个月前我只是用了口服抗生素在门诊就治疗好了，他说当地（安徽）没有这种抗生素，医生坚持要住院治疗。第二件事情是进入2018年，很多医院包括我们医院大量药物缺货，化痰药没有我也就忍了，为什么连便宜的价格只有10几元的惠菲宁糖浆也没有了，好吧！我只能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保重身体，不要生病，因为我们的医改正在制造这样一个局面--病人无药可用，医生无药可开。 安徽据说是医改的前沿阵地，但据我所知却其实是医疗水平落后、民众享受不到医学进步福利之地。例如很多乡镇的慢阻肺患者由于没有吸入药物治疗，每年都要靠输液控制病情，这不仅造成大量医疗资源浪费，而且也给患者带来不便。还有本文一开始说的要求住院的病人，也是由于不少医院扩张后，导致床位使用率下降，为了保障床位使用率，能收入院的病人都要求收入。 我们政府一再以三明医改作为模范样板来宣传，药口招标只看价钱不管质量，导致输入人体内的药物可能还不如一瓶饮料的价格高，基本上合资的药物是看不到了，只剩下没有监管的国产药物大行其道。我们领导看到的只是药品单价太高，却没有考虑到性价比的问题。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发热五天，在当地医院输了五天抗生素，结果症状一点都没有改善。后来到我院门诊，经检查发现是肺炎，就给予了口服抗生素，结果他第二天体温就下来了，复诊后还一再夸我，其实是因为我知道药物的特点灵活应用而已。但有一年这个药在我院消失了整整一年，因为它太贵了，一片要28元。从单价上看的确是贵，但实际上却比输液不仅有效还便宜。 让我们看一下，好药到底是增加医疗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吧！美国加州北部的一座城市阿斯维尔曾经针对糖尿病患者采取一项研究，就是放开糖尿病患者获得药物的权限，观察五年后发现虽然药费是增加了，但整体费用却是下降了。 从上图的数字可以看出，一开始药品限制在价格比较低治疗效果一般的，虽然药价只有1153美金，但是总的治疗费用达到了7082美金；随后放开药品获得权限，五年后虽然药钱达到3095美金，但总的费用则降到4651美金。不仅如此，患者生病住院的平均时间也从最初的12.6天下降到了5.7天。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个数字会不会算账，作为患者我们难道不选择虽然药价高但总费用下降且住院时间还少的方案吗？作为管理者难道我们不选总体成本更少而患者满意度更高的方案吗？ 再举一个例子以证明由于药物研制的进展导致不仅病人生命延长且总体医疗成本下降的故事。艾滋病曾是被认为二十世纪末期巨大瘟疫，也曾有医学家认为是二十一世纪医疗支出快速增长的疾病，且可能效果不理想。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鸡尾酒疗法的诞生，导致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大幅度下降且病人生命延长。 上图显示在1995年新一代抗病毒药研制成功之后，采用鸡尾酒疗法即“高活性抗病毒治疗”后HIV患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 这张图显示AIDS病人的每个月支出从1996年1月的1804美金下降到1997年的1521美金，虽然药占比明显上升。 有人说中国的耗材贵、进口药比国外还贵，你再不控制医保支付会出问题的。可以告诉大家，同样的药品，按汇率算我们国家的药肯定比欧美国家便宜，况且还有很多在欧美国家已上市多年甚至十余年的药物在我国还没上市，所以医保支付出问题不是药品价格的问题，而是由于管理水平落后，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 这张图是美国从1960年到2005年医疗系统三大支出的占比图，药物支出的比例曾经从10%一度下降到5%，现在又回升到10%左右；而医生的薪酬则在20%以上，医院护理等支出在30%-40%之间。因此其实是美国的医护人员薪酬相对药口来说更高，所以人家根本没有中国所谓药占比的概念。而我们呢？医护人员名义上的劳动报酬多年没有变化，门诊挂号费只有10元，大家别以为这10元钱都进了医生的口袋里，错了！由于药品加成费取消、各种检查费用下调，所以挂号费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支付药师和技师的费用。这种左手换右手、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所以我们医改着眼点应该是全局，应该考虑的是社会总成本的下降，而不是单纯追逐具体数字是否达标的游戏，如果药占比下降但社会总成本增加，岂不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愚蠢之举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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