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母亲在河津待了一冬天，我陪伴了她五个月。期间颇多亲情感受，情不自已，写了一篇《侍母记》。从此，便开启了我的文学梦想。
我上中学时爱好语文，订过《中学生》《广西文艺》《解放军文艺》等杂志。即便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万荣河务局工作的四年里，我也从未中断过《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电影文学》的订阅，直到1978年年初我考入大学。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分配时，最理想的去处是县文化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是一个热门话题。而成为一名作家，更是我们青年人艳羡的职业。可我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乡镇工作，后来又去了地委部门，因此与作家失之交臂。尽管如此，我仍然做着文学梦，订阅杂志，剪贴报纸，积累素材，希望有一天能写出小说来。直到1993年，我来河津工作后，肩上的担子重了，对文学也望而生畏，感觉自己的理论水平、生活积淀、语言表达能力与作家的要求都相去甚远，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放弃了梦想。
想写小说的愿望落空了，但文学情结一直都在。我从小喜爱读书，涉猎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先前多读小说，年龄渐长后，又喜欢上了人物传记，同时还有文史方面的书籍。我对历史剧也情有独钟，曾经一集不落地观看过《雍正王朝》《大秦帝国》《闯关东》等优秀剧目，还认真摘录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我总是从文学中汲取营养，陶冶情操，提升为人处事的能力，力求做一个有人文积蕴、有文学情趣的人。
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的诠释和总结。我一直认为，这种非功利性的阅读，可以取精用宏，由博返约，对自己的人生定会有指导意义；同时，文学还能开阔眼界，丰富认知，对我将来想要写作时肯定会有很大帮助。而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正因为有了长期以来的文学熏陶，近两年来，我才会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感触颇多，常常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在写出《侍母记》之后，又连续写了多篇散文。这本集子里所收集的文章，就是我在2019年4月到2020年4月一年间写成的。
《侍母记》中收录的文字，是我一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是我“谨言慎行”的真实记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父亲临终时，曾经当着母亲的面叮嘱我：我殁了，你妈一个人不行。你们要把你妈照护好！“父母命、行勿懒。”正是父亲的嘱托，让我在侍奉母亲时诚惶诚恐，好像父亲就在旁边看着，教我不敢有丝毫的轻忽。他去世一年半时，我专门去了一趟墓地，给他说说母亲的近况，于是便有了《在父亲坟前》。父亲去世三年了，我每天记录母亲的生活起居，并以《侍母日记》的形式汇集成篇，这也正是我以“侍母记”作为书名的初衷。2020年疫情肆虐，幸有白衣执甲，全民抗疫，见证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便写了《我关注的武汉疫情》《疫情下的思考》《泪奔的时刻》三篇长文，借以吐露我的心声。一年来，我除了陪伴母亲，也访亲问友，探寻名胜，兴之所至，还谈点读书心得，因此写出了《孤山摘杏散记》《拜谒柳青墓》《我的戏曲爱好》《满怀情愫读华章》《醉卧沙场君莫笑》等多篇随感文章。退休了，“今日得宽余”，从心所欲不逾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
我工作的时候就有过念想：等休息了，静下心来读书，忧乐与共，故人相亲，想象起来都觉得美好。如今是清闲了，眼睛却不好使，稍微多看一会儿书便模糊不清，心有余而力不足，更遑论躬耕写作。但人生走过了大半，多少会有一些感悟，如此触景生情，不吐而不快，我便有了写作的动因。我以前写的大多是讲稿和工作总结，如今第一次写散文，难免有些生疏。但好在是写自己的切身感受，还算比较顺手，总是沉浸在温馨中，尝到了写作的乐趣。我最初的想法是，文章写出来，和三五知己分享，疑义相与析，自娱而娱人；如果还能对后辈有些教益，那更是心满意足。孰知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友把拙作推荐给平台，竟然被刊登出来，还赢得不少赞誉。意外的惊喜提振了我的信心，我便一路写了下去，越写越觉得有意义。看着自己的文字变作印刷体，并配上插图、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刊上、杂志上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已是文苑中人，有种误打误撞、得偿夙愿的欣然快慰。
写作给我的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户，展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在退休后心有所向，素履以往，乐此不疲。因为写作，我也结识了一批新文友。大家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话题，相处起来十分欢畅和快乐。在交往中，我又遇到几位可心的朋友。他们热心、真诚，文学功底深厚，经常帮我修正语句词章。最感激他们的坦诚，在文章立意、构架、语境的指点上直来直去，不吝赐教，让我受益匪浅。难得是诤友。能结识这样的真挚朋友，是缘分，也是福气，一生中弥足珍贵。
我一直推崇梁实秋、张中行、杨绛、汪曾祺、韩石山等文学名家，喜欢他们的文字，欣赏他们的写作风格。这是一种潜意识，是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形成的，并非刻意而为。但是，许多朋友给我鼓励时，总会提及这些作家们，如同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们的提及让我忽然明白，自己在写作道路上喜欢什么、学习什么、向往什么了。这种点拨代表着一种方向，如同《史记》中所说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十多年前，我在政协工作时，有幸结识了河津籍在太原工作的周敬飞先生。他担任过省厅领导，又是文史专家，我便邀请他回乡撰写《人文河津》和《河津地域文化通览》两书。在交往中，我敬仰他的人品和学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后来成为忘年交。2016年我退休时，他当面叮嘱我“重拾爱好，华丽转身”，对我寄予深切的厚望。遵照他的教诲，我积极转换角色，重新定位，慢慢找到了感觉，每天学习着，忙碌着，也快乐着，一篇篇文章就这样写成了。结集成书时，他又为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介序文，让我感动不已。我更为荣幸的是，在《侍母记》交付出版社之日，著名书法家赵望进先生又欣然为本书题签。长者厚爱，感激莫名，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