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市爨宝子碑亭外景 爨宝子碑全貌及保护状况 爨宝子碑原石(部分)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体发展演变的终结期,楷、行、草三种书体发展完备,与此同时铭刻书体也由隶书向楷书逐渐过渡,与绘画、雕刻等艺术相比,此时的书法可谓盛极一时。但由于南朝禁碑,留下来的铭刻书法甚少,所以南碑的书学史料价值较为珍贵。而在云南边疆的爨氏统治集团,虽遥奉东晋年号为正朔,却突破了禁碑的限制,出现了《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碑。清代杨守敬说:“真书入碑版最先者,在南则有晋、宋之大小二爨”。“二爨”虽是楷书但保留有浓厚的隶韵,在刊刻刀法上仍沿用隶书时代的传统刻工程式。起笔圆头的处理,点刻为三角形,钩挑还存有隶书的用笔,这些都可说明刻工不以妍美为表现,却在追求古朴和庄重。可见刘宋时期的铭刻书法仍然没有摆脱隶书的影响。 “二爨”碑刻中由于《爨龙颜碑》出土较早,见诸文献以元代李京的《元朝志略》记载最早:“今陆良有爨府君碑,载爨氏出令尹子文之后,受姓班氏,西汉末食河南邑,因以为氏,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李京根据碑文对爨氏的身世做了记载,就其史学价值来看,爨氏自称令尹子文之后,而班超、班固是子文的后代,《汉书》“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梦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檡’,故名'谷於檡’,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戈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秦灭楚后,其一支称班氏,徙往晋昌郡,经约四〇〇年后至汉末,班姓中一支又由晋昌封于安邑爨乡,于是改为爨姓。卜居安邑七〇—八〇年后,爨肃迁蜀,合族再迁南中望族,至永嘉之乱(三一〇)后,遂王南中,与所辖夷众形成爨氏部族——“爨人”。因此碑文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为研究爨氏家族提供了史料依据,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其后明代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云南曲靖军民府中记载:“邛都县侯爨龙颜碑,龙颜侍刘宋封侯,碑在陆良州西”。这是对《爨龙颜碑》所在位置的最早记载,作为著名目录学者的周弘祖深知其价值之大,所以将其录入书中,这也说明爨龙颜碑在当时就已经受到史学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周弘祖明确指出了《爨龙颜碑》的具体位置在陆良州西。陆良州在明代为曲靖府辖区,在此之前曲靖一带的地方建置屡有变更,历史上两汉置郡县,曲靖属益州郡。三国时,诸葛亮把益州郡的名称废除,改称为建宁郡,把郡治从滇池移到味县(今曲靖),晋代以后地方按州、郡、县三级建置,曲靖属宁州建宁郡,所以“二爨”碑文均载:爨宝子、爨龙颜“建宁同乐县人”,同乐在今曲靖、陆良之间。曲靖为当时建宁太守驻地,而爨氏的统治中心在曲靖一带。所以从上述的建置历史可知,今天的曲靖、陆良一带,在魏晋之后数百年间曾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滇东具有重要的位置。晋末在云南所留历史文字记载很少,“二爨”的出土为研究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料,可补史志之缺,意义重大。 明代编写的《云南通志·第十七卷》中对《爨龙颜碑》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邛都县侯爨龙颜,南宁州人,文帝永嘉年间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使”。但记载却出现了错误,“永嘉”为西晋怀帝司马炽在位时期的年号,在位期间为三〇六年到三一〇年。爨龙颜生活的时代应为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在位时间为四二四年到四五三年,中间时隔百年,并且文帝在位期间只使用了“元嘉”一个年号,故其年号应为“元嘉”,而不是“永嘉”。所以《云南通志·第十七卷》应为“邛都县侯爨龙颜,南宁州人,文帝元嘉年间累官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使”。另据《爨龙颜碑》“岁在壬申,百六遘舋,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狠狼暴,缅戎寇场。君收合五千之众,身抗矢石,扑碎千计,肃清边隅。”此事与《宋书·文帝纪》:“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后被镇压,不可混为一谈。“壬申”年为宋文帝元嘉九年(四三二),其年九月,赵广进攻益州,陷没郡县州府,爨龙颜带兵征服了扰乱州土的叛军,肃清了边隅,此事应为镇压赵广起义。其后被封为宁州刺史、镇蛮校尉确属事实,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所历任官职应为世袭,王言在《金石萃编补略》亦有推断“刘宋篡晋以来,至大明二年,已三十八载矣,中原多故,宁州僻阻远方,故祖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宁州刺史,父亦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宁州刺史,及身仍为宁州刺史,想尔时祖孙自行袭爵,镇据一方,未必尽承朝命”。但《宋书·文帝纪》有两处记载,“元嘉十五年七月甲戌,以徐循为宁州刺史”,“元嘉十九年十月己亥,晋宁太守周万岁为宁州刺史”。宁州刺史是当时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作为称雄南中的爨氏家族,远离中央王朝,割据边陲一方,是否会听从中央的调遣?徐循、周万岁是否到任?爨氏统治集团与中央政府保持怎样的微妙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所以“二爨”的出土对研究当时地方统治者爨氏有关官职及历史事件提供了史料依据,历史意义重大,不可忽视。 总之《爨龙颜碑》在清代之前已被世人所知,但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史学方面,为研究云南地区的文化、爨氏家族史及爨氏统治集团内部官职设置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但是并未涉及书法艺术方面,所以其影响不大,并未彰显于世。 《爨宝子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出土于曲靖城南杨旗田。咸丰二年,被当时曲靖知府邓尔恒意外发现,后将其移至城内武侯祠保存,小爨碑左下方就刻有邓尔恒的题跋,记述了碑出土及移置经过。由于该碑出土时间较晚所以清代之前没有文字记载。 爨宝子碑拓本(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 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都是每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物化,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所谓接受,是指读者对作品主动选择、具有再创造并重新发现其意义的过程。”《爨龙颜碑》在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初周弘祖《古今书刻》、谢肇淛《滇略》中已有著录,阮元访得后遂被世人关注。《爨宝子碑》稍晚由邓尔恒访得。王壮弘在《校碑随笔》中对《爨龙颜碑》增补道:“见陈伯横藏整纸明拓本,惜未详记。”可知此碑已有明代拓本。也就是说《爨龙颜碑》,至迟在明末清初已经开始在书家中流传、接受。 李瑞清在坚实的篆、隶基础下,遍临六朝诸碑且有较深理解,曾自述:“年二十六始用力今隶,六朝诸碑,靡不备究。”评《爨龙颜碑》:“纳险绝入平正,南中第一碑也。”[37]对此碑尤为喜爱,有多幅临摹作品传世。从李瑞清节临爨龙颜碑(《朵云轩藏品·八》著录)临作来看,此作临摹重点着眼于以扎实方笔力追原碑字形,加上款字有师从陶浚宣的面貌,当是临习“大爨”的早期作品。再观其于晚年五十二岁时的临作,字形及用笔均日臻成熟,开始出现自家面貌。而另一幅临作节临爨龙颜碑(《李瑞清书法选·一》著录),整体风貌与节临爨龙颜碑(西泠印社二〇〇七年秋拍)相似,可能亦为晚年临习。 文章择自2016年11期《中国书法》,《“二爨”书法批评观念与书家接受研究——兼谈其经典地位的确立》 赵明 爨龙颜碑亭外景 爨龙颜碑全貌及保护状况 爨龙颜碑原石(部分) 爨龙颜碑拓本(部分) 故宫博物院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