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凡丨经典重建与时代诊断：2021年社会理论研究趋势

文 _ 孙宇凡（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公众号“社会学理论大缸”创办人）

2021年，社会理论研究领域呈现出回溯挖掘与前沿探索共进、学院内反思与学院外观察并行的趋势，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理论学界一向重视对社会理论经典的解读，但近年来关于“经典化”的讨论也逐渐兴起，即关注一些作品或人物是受到了哪些学院内与学院外因素的影响，最后成为或没有成为社会学学科的经典名著或大师的。今年，理论研究者们集中探讨了被长期忽视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希望将其带入社会理论经典作家之列。第二，德国社会理论界近年有多篇对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丰富了英语学界对“后韦伯时刻”社会理论进展与分化的理解。第三，在法国社会理论界，尽管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依然强盛，但是“后布迪厄”的理论资源与成果也在浮现，尤其以受拉伊尔（Benard Lahire）启发的研究为代表。第四，社会理论也以时代诊断为重任，开始探讨算法社会的理论意义与经典作家之间的关联，其中涉及算法对社会成员的排序分类以及如何理解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等新领域。

“经典化”与杜波依斯

社会学从不忘记自己的开山祖师和经典传统，例如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奠定社会学学科基本问题与整体格局的“古典三大家”——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克思（Karl Marx）。但是，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也难免自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读他们而非别人？这个问题涉及的不再是对“经典”的解读，而是理解“纳入”与“排除”的“经典化”（canonization）过程。

2021年恰逢《古典社会学学报》（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创刊20周年，创刊主编特纳（Bryan Turner）和现任主编苏森（Simon Susen）共同发布了一份20周年报告。相较于创刊宣言关注“社会学的碎片化”（2001）、10周年报告关注“在当代社会探讨古典社会学的意义”（2011），这次的20周年报告聚焦思考“经典化”的历程——他们不仅提到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经典化历程各不相同，也提出了反思“超越西方经典”的号召。

对“超越西方经典”的反思源于近十年来社会学经典作家阵营的一个明显变化：将杜波依斯经典化。杜波依斯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博士，也是社会学第一个学派“亚特兰大学派”的创建者、泛非主义的重要推手。他比韦伯晚4年、比涂尔干晚10年出生，但比他们都多活了40多年，逝世于加纳。这样的种族身份、跨时段生命与公共参与，使得他发展出对于种族与阶级、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

W.E.B. Du Boi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dolph L. Reed J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尽管不同学科对杜波依斯的思想一直都有讨论（Reed，1997；Fields，2002），但2021年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莫里斯（Aldon Morris）于2015年出版的《被否定的学者：杜波依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明显推动了欧美社会学更广泛地接受这位被忽视的学者。爱尔兰社会学家肖恩瑞（Seán Ó Riain，forthcoming）在2021年发表论文回顾自己的求学与研究历程，指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赴美读博时并没有接受过有关杜波依斯思想的教育。但如今，肖恩瑞教授已经将他视为社会学学科变迁的重要指标，也将其纳入自己的教学计划之中。杜波依斯及受其启发的视角，同样受到两位英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的关注。他们共同出版了《殖民主义与社会理论》（Coloni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一书，探讨了古典社会理论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殖民与帝国方面的思想，例如托克维尔对阿尔及利亚殖民主张。（Bhambra and Holmwood，2021）除了熟悉的马克思、韦伯等人，这本书也将杜波依斯纳入其中。

The Scholar Denied

Aldon Mor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目前，关于杜波依斯的讨论正呈现出强烈的扩散趋势。仅就2021年来看，关于他的社会学论文多达几十篇，涉及科学社会学（Besek，2021）、种族社会学（Segre，2021）、时间社会学（Davidson，2021）、死亡社会学（Puri，2021）以及著名期刊《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出版的一期杜波依斯研究特刊，更不用提《杜波依斯评论》（Du Bois Review: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Race）的专门研究。当社会学界逐步“封圣”一位被长期忽视、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的社会学家时，我们对“何为经典”的本质化理解也随之松动。这种松动的极端则是认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时代所致、语境所限，甚至可能是历史推动的随意结果。（Connell，1997）即使从学科的角度，这样的“经典化”也只是为了维护学科的象征性、融合性和合法性的需要而已。（Connell，1997）

直至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今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学界才开始从理论角度理解这一经典化运动。布洛维认为，如果将这种语境论的经典化理解继续发展下去，经典将是随意可弃的。但我们也看到，直至今日，社会学家还在阅读韦伯、马克思、涂尔干，这不是已经说明他们超越时代与语境了吗？布洛维（Burawoy，2021a）指出，“语境观”只说明了经典理论的学科功能与历史背景，并没有说明经典本身是什么。为此，他的主张是：关于杜波依斯的经典化，我们可以建立理论间的对话，并致力于经典的重建。

布洛维的对话/重建观引导他发展出了杜波依斯和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对话。他指出，相较于涂尔干，杜波依斯同样探讨了社会分工议题，但由于其对美国黑人处境的特别关注，他更多地看到了强制性分工中的种族压迫；相较于韦伯，杜波依斯同样关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和官僚化趋势，但是他没有那么悲观，反而寄希望于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工业民主的社会主义；相较于马克思，杜波依斯同样关注资本主义与阶级议题，但更加关注资本主义中的种族与殖民剥削要素。（Burawoy，2021a，2021b）通过这样的经典对话，布洛维指出，“重建”的社会学经典能够引导我们填补以往的盲点，从殖民与种族视角重新思考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补充社会学作为道德科学的乌托邦视角等等。（Burawoy，2021a）

重返德国的“后韦伯时刻”

如果说，上一部分关于杜波依斯的“经典化”讨论属于学院“内史”，那么这一部分关于德国社会理论的前沿研究则更像“外史”。一般来说，德国社会理论的魅力在于它继承了观念论传统，探讨人类理性与社会批判的洞察力与抽象力，因此社会理论教材会将韦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著作列入经典。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德国社会理论史化约为几位英雄的史诗，我们便容易忽视其他时刻的理论状况。当美国社会学正在将关注种族、阶级与殖民视角的杜波依斯加以经典化，德国社会学却仍然有太多盲点时刻。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社会学家更多关注自己的社会学史，整个英文学界对德国社会理论史了解甚少。（例外见Steinmetz，2017）不过，就2021年来看，多个刊物发表了德国社会学史研究，尤其关注了“后韦伯时刻”的学科发展。同时，由于“后韦伯时刻”恰逢魏玛共和国执政、纳粹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学和政治的关系成了这方面研究的焦点。

首先，“后韦伯时刻”的德国社会理论格局已经多元化。虽然从今日来看，韦伯在社会理论界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韦伯身后的20年内，他的影响并不如今日想象。格鲁妮（Barbara Grüning，2021）从政治取向上划分了马克思主义、保守派甚至倾向纳粹的阵营以及自由派社会学家，韦伯的传统继承人只是自由派阵营的一部分。莫比乌斯（Stephan Moebius，2021: 25—35）分别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隆、海德堡、柏林、莱比锡、汉堡、法兰克福等地的社会学建制与教授倾向，指出当时的学界“守门人”是发展式社会学的维泽（Leopold von Wiese），但这种影响力更可能是通过期刊和组织建制发展出来的。相较来看，各地的社会学各有特色，比如柏林和不伦瑞克的社会学更关注美国的经验研究，因而我们关于韦伯理论影响的教科书式印象可能需要更正。

Sociology in Germany: A History

Stephan Moebius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其次，随着纳粹时代的到来，德国社会理论界产生了重要转变。与纳粹的兴起相伴随的，是社会学保守取向的兴起。斯科特（Alan Scott）和赖夫（Silvia Rief）颇有创见地指出，在德语圈社会学界的中心城市维也纳，韦伯的“对手”施潘（Othmar Spann）占据了统治地位。他拒绝现代性、经验研究和价值中立的主张，认同社会整体大于且高于个体的整体主义观点，并希望以黑格尔、谢林传统下的浪漫主义为基础，将泛日耳曼主义、德国民族主义以及天主教势力主张结合起来。从政治局势来看，斯潘之所以能兴起，也因为当时的教育部当局有意栽培，希望借此制约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两派的学术势力。斯科特和赖夫指出：二战后的德国社会理论致力于批判经验实证主义，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经验实证主义却成为革命的力量，因为左派学者认为，以经验数据和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能够和施潘等人的形而上学主张划清界限。（Scott and Rief，2021）

再者，在纳粹时代，社会学家开始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学界格局。莫比乌斯区分出纳粹时代的社会学家的三种选择：内部移民、流亡或者为纳粹服务。（Moebius，2021：45—47）与韦伯亲近的著名学者（如滕尼斯）选择了第一种，霍克海默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选择了第二种，但也有不少社会理论家选择了第三种。格鲁妮以纳粹派社会理论家罗特哈克（Erich Rothacker）为例，指出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没办法进入韦伯留下的学术圈，学术生涯也不稳定，但在希特勒兴起之后投诚效忠，学术声誉和官方职位并进，因为他的理论将种族、生活方式和民族的生存空间三者结合起来，符合纳粹的利益诉求。（Grüning，2021）

迈向“后布迪厄社会学”？

除了回顾和反思社会理论史中的遗珠，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当代学者。在当代社会理论作者群中，布迪厄是一位独特的经验研究者。相较于哈贝马斯继承与发展德国的观念论与批判理论传统，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象征互动论等社会理论融合起来，布迪厄却一直从事经验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文学社会学等领域。因此，他直到40多岁才在回顾自己的民族志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些纯粹的理论主张。（Schmitz，2018）布迪厄的理论观点是这样的：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性情倾向，可以称为惯习（habitus），是在社会中的各种场域里形成的；所谓的场域就是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比如文学界、教育界等。在这些界别式的场域中，社会成员要争夺能够积累、能够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资本，比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这些竞争与积累的资本证明了自己在这些场域中的地位位置，影响了自己的惯习。（约阿斯、克诺伯，2021：ch.15）

社会理论二十讲

[德] 汉斯·约阿斯  沃尔夫冈·克诺伯 / 著

郑作彧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也正是这种贴近经验研究的特点，使得布迪厄在当代社会学里接受度很高。有学者依照统计数据指出，布迪厄已经超越韦伯、涂尔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Korom，2020）也有学者统计了从1979年到2013年，人名“布迪厄”已经出现在3005篇论文的主题（包括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Santoro, Gallelli and Grüning，2018：20）很多社会学经验分支都因布迪厄掀起了辩论，比如在文化社会学中，精英究竟是倾向于区分出自己的高雅文化品味，还是逐渐变得“杂食化”（Bennett et al.，2009）的争论被频繁提起。在2021年的学术发表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布迪厄概念”的频繁出现：例如出现在关于中国精英的品味研究（Li，2021），土耳其中产阶级的饮食习惯（Yalvaç and Hazır，2021），以及青年社会学的代际效应讨论（Roberts and France，2021）和社会空间理论（Liu，2021）等研究中。

Culture, Class, Distinction

Bennett et al.

Routledge  2009

但是，“布迪厄社会学”的大规模流行，使得其理论框架解释力的局限性也更轻易地暴露出来。学界同仁开始思考究竟能否，以及应该如何超越布迪厄（例如关于惯习概念的反思，见Bouzanis and Kemp，2020）。或者进一步讲：社会学如何才能进入“后布迪厄”时代？

在布迪厄的法国后辈中，已经有一些学者得到了英美学界关注，例如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但既能够像布迪厄那样具有跨分支潜力，又和布迪厄框架有所联结，还能够克服布迪厄理论缺点的理论家，当属拉伊尔（Benard Lahire）。遗憾的是，目前拉伊尔的英译本并不多（Lahire，2003，2011，2019，2020）。不过，英国的布迪厄理论推手阿特金森（Will Atkinson，2021）近年转向引进与发展拉伊尔思想并发展经验研究，并在今年于《欧洲社会理论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发表论文专门介绍拉伊尔与布迪厄间思想关系。

对比来看，拉伊尔将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关系改造为“脉络—倾向”（contexts-dispositions）关系，因为布迪厄习于研究精英的再生产，但拉伊尔关注的是“寒门出贵子”的另类可能；布迪厄关注的场域具有成人视角，以各种社会界别为主，将人只看作是场域中的存在，但拉伊尔找回了被布迪厄忽视的家庭因素，关注个人成长；布迪厄指出的是场域对个人惯习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拉伊尔认为个人在多种场域也具有多重惯习，因此二者的相互多重性导致了相互自主性；布迪厄重视的是社会空间里的斗争故事，拉伊尔关注的是个人成长的传记故事；布迪厄理论解释的典型人物是在法国文学界中寻找定位的福楼拜，但拉伊尔理论的典型形象是没有进入文学界、饱受家庭困扰但依然文学出众的卡夫卡。总的来说，拉伊尔作为“后布迪厄理论”的代表，既拓展了解释的灵活性，又保持了和布迪厄思考的连续性。（Lahire，2011，2019）

The Plural Actor

Bernard Lahire

Polity 2011

暂且不论阿特金森对拉伊尔的不满，他自己近年的研究也受到拉伊尔的影响。例如，他在撰写梵高的社会学传记时，特别强调梵高艺术品味的形成不能用布迪厄式场域（如艺术界）来解释，因为梵高的品味更多来自他的家庭教育对宗教、自然与艺术三者结合的追求，因而不同于当时印象学派关注城市风貌，他对农村自然图景情有所钟。（Atkinson，2020）

拉伊尔启发下的经验研究在多个社会学领域中涌现，尤其是其关注个人传记的视角被许多研究借鉴。以2021年发表的研究为例，进行全球化研究的社会学家指出，先前的海外教育经验不一定会形成后续的跨国职业流动，因为这类群体有可能仅将跨国生活品味作为一种信念倾向而非行动倾向。（Carlson and Scheickert，2021）同样和职业研究相关，也有学者关注的是警察文化，他们想了解为什么有的警察形成了较强的道德承诺，而有的警察则不会。该研究也从传记倾向的分析视角，指出前一类警察，更可能在成为警察之前没有成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因而将该道德承诺作为强化身份认同的方式。（Pichonnaz，2021）此外，教育社会学者也发现，有过城市生活经历、面对过多元宗教群体的大学生，在遭遇同辈的污名化时能够更加自如地去应对。（Nimer，2021）

算法时代的社会理论洞察与盲点

面向当代前沿的探索，不仅在于从社会理论内部挖掘与应用更完整有力的思想资源（例如关于后布迪厄时代的思考），也在于如何回应最新的时代。尽管关于我们的时代诊断没有定论（例如金融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等），但是社交媒体、平台经济、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共同基础设施——算法，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对象。如果从算法角度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理论创新会有什么样的趋势呢？就2021年的学术发表来看，值得关注的是两位学者：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富尔卡德（Marion Fourcade）教授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社会学家博世（Christian Borch）。

富尔卡德将算法社会的社会学分析落脚点放在了“阶序化”（ordinalization）（Fourcade，2016）或“阶序化公民权”（ordinal citizenship）的概念上（Burrell and Fourcade，2021），希望整合分散在平台、金融、社交媒体等领域的诸类社会学研究，颇有潜力。首先，她延续英国社会理论家马歇尔关于现代公民权发展的理论——18世纪以民事权利（如言论自由）为主、19世纪以政治权利（如选举权）为主以及20世纪以社会权利（如福利服务）为主，进一步指出算法时代的公民权的三个变化：以精算主义的统计公平为中心，而不是以公民团结的社会公平为中心；以市场契约关系为导向，而不是以国家协商为导向；以个体化的生命政治为导向，而不再以普遍主义成员地位为导向。（Fourcade，2021）

其次，围绕这三个变化，富尔卡德指出算法社会下自动化拜物教及其阶序化问题。算法的自动化拜物教会认为，人类参与决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低效的，而算法分发与决策系统被视为公平和高效的。（Burrell and Fourcade，2021）但是，这样看似公平的算法的决策核心却在于排序：如何通过数据反馈形成优先级、排名与评分系统，而被评对象不只是商家，更包括每一个公民的日常轨迹与经济活动。（Burrell and Fourcade，2021）因此，传统意义上公民权的争取，可以大致看作是如何让富有的白人男性权利拓展到其他肤色、性别和收入群体，其基础主张是包容与普通性；但是算法社会下公民权的拓展与使用，虽然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进来，但又形成了新的等级制与分类制，并且每一种等级与分类都蕴含着道德与管制力量，例如将一个人在征信系统得分与他/她的保险额度、贷款申请联系起来。（Fourcade and Kealy，2013）

对阶序化与自动化的崇拜会掩盖算法的偏见与劳动力参与。（Burrell and Fourcade，2021；Fourcade，2021）一方面，算法的设计与提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参与，例如视频内容审核、软件质量评分、更正数字地图等。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关注到算法如何强化了性别、种族、阶级等方面的社会偏见。

最后，富尔卡德认为算法社会使得改变不平等的现状变得愈发困难。（Burrell and Fourcade，2021；Fourcade，2021）一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大工厂，如今的平台经济分散了劳动力，强化了劳动力之间的竞争，难以形成工人团结。另一方面，阶序化统治形成的生命政治监管，使得公民不得不在日常生活（如驾驶、饮食等）各方面服从算法的要求。

相较于富尔卡德关注人与算法机器之间的关系，博世则发现了被社会学家忽视的核心议题：机器与机器的关系。（Borch，forthcoming）在博世看来，算法社会研究往往将重点放在算法对人的偏见与统治上，但是如今的算法已经在机器学习的技术条件下形成了只有算法或机器彼此互动的世界，其中最典型的是证券市场的高频交易。

传统上，我们对证券市场的想象是交易员在大厅中忙碌的图景。但如今，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大规模的硬件投资（如跨洋的光纤传输专线），以机器学习的方式自动生成和迭代目标函数和交易规则，进行微秒级的快速交易。纽约交易所也认识到社会学家在理解这种机器行为时所扮演的角色。201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就联合社会学界举办过一次主题为“把社会学带进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讨会。该研讨会邀请了爱丁堡大学的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等社会学家，高度肯定了近30年来社会学家在理解金融逻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如今金融业已经进入高频交易取向的机器自动化时代，面对新的商业机遇和监管挑战，希望社会学家能够协助分析。不过，尽管高频交易研究已经有一些社会学成果，但是其中仅有较少作品能上升到和社会学经典作家对话的层次（MacKenzie，2021）。不过，对机器与机器关系的理论讨论刚刚起步，博世的作品也更像是推荐一些可能有利于我们延伸思考的作家清单，而非系统和完整的研究。

首先，博世认为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已经难以理解机器与机器之间关系的这种现象。比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是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当红人物，但是博世发现拉图尔更关心的是人与非人对象之间关系，而难以理解机器之间关系。同样的，尽管早期关于交易所的社会学研究重视交易员间人际关系对交易行为的影响，符合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概念预期，但是由于自动交易不再是人机互动、人人互动，而是机器间的匿名化互动，彼此都确定不了对手是谁，因此没办法再应用格兰诺维特的概念。

其次，博世认为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互动秩序理论，仍然适用于理解机器间关系。在他看来，卢曼的思想将沟通从人类的心理意识中分离出来，只关注系统之间的沟通，有利于理解机器学习作为操作上封闭、但环境上依赖的独立运作系统。换言之，卢曼的理论能够将我们的 注意力转向机器之间的沟通行为，而不再仅仅争论面前的这台机器与算法是否足够像人类一样智能。博世也指出，戈夫曼关于人与人面对面互动中的策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仍适用于对机器之间关系的讨论，因为他发现在进行算法交易的情况下，某一机器仍然会通过伪装性买入或卖出令其它机器的策略与目标函数受到误导。

最后，博世特别指出一些社会理论的有限适用性。以2010年5月6日“闪电崩盘”事件为例，当时道琼斯指数大幅下跌事件可能是高频交易导致的。但是，如果要解释这样的现象，当代社会学关于集体行为的理解又都预设了人类有追求正义的目标和个体理性，不够适用于分析相互匿名的、自动生成目标函数与交易规则的机器群体。而早期社会学关于群氓之流的分析（例如塔尔德、涂尔干）虽看似可用，但这类研究往往以集体情感与集体暴力等角度理解集体行为的动力，又没办法在机器算法中找到对等物，因此也不适合直接借用分析。

结语

综合来看，2021年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再次提醒人们抛开对理论研究的误解：社会理论研究并非抱定继承下来的、教材书指定的经典作家进行文本解读，而是不断重新挖掘社会理论史盲点，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被忽视的作家与受重视的作家之间穿梭，并不断重建经典。同时，社会理论学者也展望未来，既尝试引进新的思想家、完善对传统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也希望根据算法时代的新型特征反思既有的理论框架并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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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信睿周报》第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