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丨董洪杉、禹霖泠 主讲人发言 杨琥(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 (一)搜集与保存 第一条为北京的线索:据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李葆华先生讲述和女儿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先生回忆,在李大钊在世之时,亚东图书馆便提出为他编辑出版文集,如同《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一样出版,因其过于忙碌而搁置。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在李大钊牺牲后,李大钊的族侄、清华大学学生李乐光(本名李兆瑞,当时改名李白余)立意搜编李大钊的遗文。大概从1927年年底开始,他就开始在各图书馆秘密搜集,勤苦抄录。李乐光从杂志上抄录文章并进行保存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完成的。他的抄录与编辑工作多在夜晚进行,最初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进行的;后来他搬进城里,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继续进行抄录工作。以后形势紧张了,那位朋友不敢再在自己的家里藏这些文稿,就由李乐光的岳母赵老太太把文稿取回来,埋在院子里的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赵老太太从向日葵下把一包文稿取出来,李乐光继续编选;工作完毕,老太太再去把文稿埋到向日葵下。这样持续搜集、抄录和编选,最终编成四卷。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局势更趋于紧张,1933年,李乐光被捕。在李乐光被捕以后,赵老太太怕这些文稿被搜查出来,用了一夜的工夫在房檐前挖了一个坑,剪去书稿边页,仅留下抄有文字的部分,将文稿塞入一个瓦罐里,然后将瓦罐埋在这个坑里。一直到她见到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时,赵老太太才将此书稿挖出来交给星华。为了能够出版,李星华找到周作人寻求帮助,这样,文稿就又转交给周作人。周作人寄信曹聚仁以求出版,曹聚仁请鲁迅撰写序言,鲁迅为此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但是,送到上海的文稿只有一部分,当时并未能出版。其后几经辗转,直到1939年4月,北新书局才出版了《守常全集》,其体量仅有二十余万字,共计三十篇。但是出版以后便遭到上海租界的没收,存世仅几本。根据方行先生的介绍,唐弢先生和方行先生各有一本,后来均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第二条为上海的线索:方行先生和蔡尚思先生对李大钊遗著的搜集。根据方行先生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环境异常恶劣,战火对文物的破坏非常大,尤其是革命者的著述,更是遭到格外的摧残。1939年《守常全集》被没收后,他和蔡尚思先生、周建人先生对革命文献和进步书籍的焚毁感到非常痛心,但他们深信革命先烈的遗著,决不是敌人所毁灭得了的,“经过民族解放战争的烈火,将更辉煌地发出光芒万丈!”于是,他们就抱着“激愤的心情,在故纸与余烬堆中,默默地从事于收集工作”,在复旦大学留在上海租界的“上海补习部”开始了这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搜集,他们得到了五六十篇遗文。在搜集过程中,他们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某先生手中保存有李大钊的文稿,但姓名始终不得而知。最后,经周建人托人打听,他的一位亲友来信告知,文稿是有,但不能借沪传抄,而要派人到他家里去抄,条件是抄录者一定要大学教授,否则恕难“允命”。在当时,能找哪位大学教授愿意去抄录一位被杀头的革命者的遗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最后,终于找到一位进步教授——即燕京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雷洁琼先生的丈夫)前往这位先生家抄录李大钊的文稿,并托人传送至上海交予方行,整个过程均极为保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行等才知道搜集先烈遗著者为李乐光,而严景耀前去抄录文稿的那位北大“某先生”家就是周作人的家)。方行、蔡尚思等的工作,自1939年开始收录至1946年着手编辑,总共收集了274篇文稿。1948年,这批文稿交予上海的生活书店准备出版,但又恰逢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全部稿件不得不被带到香港保管,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转送回内陆。 第一种情况是“不收录”。例如在1959年前后,丁守和先生主持编撰马恩列斯编译局编的《李大钊选集》时,刘桂生先生主动给他提供了李大钊在1918年为曾琦的《国体与青年》作的序。但是,因曾琦在五四以后成为“国家主义”的领袖,创建了青年党,故相关的内容便不能收录。实际上,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与曾琦的思想颇多一致之处,都主张救国爱国。赵世炎等在法国组织共产党时,还一再说要和“曾琦大哥商议”。然而随着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国家主义被当作反动的学说与思想看待。因此,李大钊五四前后与曾琦的友谊也被讳言,即使在四十年之后,后人编选他的遗著时还不敢收录相关的文字。再如,这部《选集》也没有收录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李大钊在北大1922年校庆时发表的《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在这篇短文中,李大钊大声疾呼:“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从这句话可见,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对学术文化也十分重视。但他的这些言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崇尚革命和斗争的年代则十分敏感,与当时的气氛不合,因此也不收录。 第二种情况是“删节”。这主要是指李大钊文章中关于赞扬吴佩孚、考茨基等的文字,在五九年版和八四年版的李大钊文集里全部删除了。例如《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在五九年版的《李大钊选集》和《李大钊诗文选集》、八四年版的《李大钊选集》里面都收录了,但是,这三部书中都删去了“吴子玉将军主张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颇含职业的民主主义的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充之,很可以开一个新纪元。”这段内容。再如,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柯祖基是德国正统派社会党中的健者,是马克斯嫡派的学者。”这句话也被删去了。其他被删节的还有不少,所有这些删节,当时的考虑主要是为了维护李大钊的光辉形象,认为李大钊不应该赞扬吴佩孚、考茨基。但实际上,吴佩孚在1920年前后威望很高,共产国际将吴佩孚作为中国联合革命的合作对象,李大钊跟他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而考茨基当时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人与革命领袖,后来在列宁批判后才被认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故李大钊在五四时期赞言吴佩孚、考茨基并不奇怪。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这种对其文字内容的删节并不妥当,更不能完整准确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全貌和探索的曲折过程。 第三种情况是“改动与误解”,这又细分两种情况:首先是对人名与词汇的误解。如李大钊有封信里提到寄给天问的诗,《革命烈士诗选》将“天问”注为“郭厚庵”,并说他和李大钊一起参加过社会党,从而证明李大钊早年思想“激进”。但实际上,后经朱成甲先生考证,“天问”为白坚武,当时在北洋军阀冯国璋的部队任职,正在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李大钊的政治立场此时不但不“激进”,相反还拥护袁世凯。其次是直接改动。这几种文集,在编辑过程中,都将不理解的字、词直接修改成通俗易懂的字、词,实际上错改误改之处不少。 此处我将举例说明:第一依据原刊改正通行版的误区,如《宪法与思想自由》中提到“东洋自古无宗教之纷争,此最足幸者”在八四年被印为“此最不足幸者”,意思则完全相反。这些错误都恢复原刊。 第一类是语际相关的词汇,如唐弼卿、腊利翁、姜达库等。其中艰难的部分均由王宪民老师注释。以“姜达库”为例。李大钊在《大战中之民族主义》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爱国与民族主义,他说法国爱国主义在“姜达库时代”表现的最为充分,“姜达库”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圣女贞德。因为贞德的拼音,日语发音就是“姜达库”,李大钊沿用了这个说法。 第三类词语为特定的、具体的事件或特指的人物,因时代变迁,而现在不易解者。这类很多通过查字典能够查到,但是有些也是要做注释。比如说“南中再乱”、“南天动乱”、“南中倡义”、“云南义声”等。这些反映了李大钊思想的演变过程:李大钊在1913年及1914年写的文章里面,就把二次革命称为“南中再乱”、“南天动乱”,但是后来到1916年的时候,他的思想、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后 就改称“南中倡议”。对于护国运动,他就称“云南义声”。注释既注了词的本意,同时也展现了李大钊的思想演变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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