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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 - 1137）是法国卡佩王朝走向强大的起点。探讨路易六世的统治，对深入理解西欧封建主义王权有重要意义。[1] 在解读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1081-1151）所著《胖子路易传》且吸收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 本文将对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问题展开初步研究。讨论分三部分进行：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努力；经济、社会与宗教诸领域及路易伸张王权的互动；路易王权的特性——封建、王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王权扩张：路易六世伸长了手臂 1108 年，27岁的路易在奥尔良即位为法兰西国王，是为路易六世。[3] 路易即位之时，法国卡佩王朝已历百余年的统治，但王室权威一直积弱不振。[4] 公元1000年左右，其“所控制的只是一个从奥尔良伸展到桑利斯（Senlis），南北长约200 公里，宽不足100 公里的地区”。[5] 学者往往使用“ 王领”（the royal principality）这一术语来指称国王直接控制的领地。言下之意，法兰西岛（le-de-France）只不过是众多诸侯领地中的一个。与其相当的尚有诺曼底公爵领、弗兰德尔伯爵领、阿奎丹公爵领、勃艮第公爵领、安茹伯爵领、香槟伯爵领等大封建领地数十个。贵族是其领地上当然和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篡夺了国王曾经拥有的司法、行政、军事和经济等权力。他们强调自己血统的高贵，从而声称各自的独立性。尽管卡佩诸王还被承认为法国公爵和伯爵的国王和宗主，但对王室的尊重很多时候像一个笑话。不仅遥远而充满文化差异的/ 南部诸侯从来就没有朝觐过王廷，王室档案中并不称他们为'忠臣（fideles）’，而是称为'朋友’ 或'我们统治的伙伴’，[6]就是那些法兰西岛周边的诸侯也对国王缺少尊重。有一则逸事说，国王于格·卡佩质问拉马什的阿尔德贝特（Aldebert of LaMarche）：谁让你成为伯爵? 后者则反问：谁让你们成为国王?[7] 这样的反问正是卡佩家族最担心的。于是他们采取双王共治措施来延续和巩固王朝，即老王活着时就任命或者加冕儿子为国王。[8] 但这并不能改变王室的弱势地位。不少领地在疆域范围、经济实力以及影响上都远比法兰西岛要强大。直到路易六世统治时期，巴黎还不能称为国家的首都。[9] 鲁昂、布鲁日、兰斯等城市比巴黎重要和繁荣得多。甚至小小的弗勒里的阿博院长（Abbot Abbo of Fleury，988 - 1004）都敢宣称，在其领地之内，“ 我比我们的领主法兰西国王更有权力。”[10] 即使在王室领地内部，国王也不能有效地实行管理和统治。公元1000 年左右的社会变革，形成以城堡为中心的新的地方领主统治。城堡领主权的兴起蚕食和侵吞了高级贵族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封建革命”。[11]王室领地也不例外，同样兴起了许多控制范围不一的城堡。[12] 堡主成为实际的地方统治者。国王在领地内的各种权利也渐渐为领主瓜分。领主之间经常为领土、人民和财物而开战。对此情形，国王根本无能为力。到11 世纪中期，民众已经不再幻想国王和诸侯为社会秩序的保护者了。[13] 路易即位之初，王权孱弱、国家混乱的情形更为糟糕。路易六世的登基，三个主要的公爵领地（诺曼底、勃艮第和阿奎丹）甚至拒绝向其行臣服礼。[14]确实，“国王很少能够控制大诸侯；后者在得意之时更像国王的同盟者，而非臣民。”[15] 按照略晚于路易时代的宫廷逸事叙述者麦朴（Walter Map）的记载，当路易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紧邻诸侯的允许和护卫，他外出巴黎都不能超过第三个界碑。[16]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路易开始了振兴王权的努力。 路易六世首先对付的是王室领地内及周边的堡主势力。终其一生，路易都在进行反对法兰西岛内领主的战争。南部有对蒙勒里（Montlhry）家族的战争。该家族最令卡佩诸王头疼。路易的父亲菲力普曾经抱怨他们破坏了国家的和平，榨干了他一生的心血。[17]蒙勒里城堡距巴黎只有24 公里，占据巴黎通往奥尔良的要津，也吸引了大量不法之徒。1105 年，王子路易领军讨伐蒙勒里。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争，路易镇压了反叛，摧毁了城堡。[18] 西南部有对勒皮赛（Le Puiset）家族的战争。该家族的城堡位于奥尔良北部。[19] 勒皮赛的于格为人狂妄，欺压穷人、教堂和修道院。被劫掠的夏特勒伯爵夫人及一些教会人士来国王处诉苦。国王乃对于格用武。经过1111 年、1112 年和1118 年前后三次的战争，最后擒获了于格，摧毁其城堡。[20] 北部则有对托马斯· 德·马尔勒（Thomas de Marle）的战争。此人穷凶极恶，甚至抢走修女。当地主教请求国王主持公道。1115 年，路易开始攻打托马斯。尽管后者负隅顽抗，国王还是夺下了托马斯的克雷西城堡，摧毁和焚烧了一些要塞。托马斯曾向国王支付赎金求和，[21] 但路易随后又攻下努维庸（Nouvion）城堡，惩罚罪犯，解救无辜者。最后路易废除托马斯及其继承人在亚眠的领主权。[22] 路易六世镇压反叛贵族或者堡主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不得已而为之。当此之时，人民的生命财产甚至教会都成为那些大大小小的“僭主们”（tirannus）掠夺的对象。国王不能承担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平定动乱、保卫领地和平的责任，不能维持王室领地上的秩序，就意味着丧失权力，也意味着丧失经济基础和财政收入。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埃利亚斯所说，“他（路易六世——引者）是在现实状况直接的强制之下行动的：他不得不战胜蒙太里（即蒙勒里——引者）家族，如果他不想丧失其本土各部分间的联系的话；他不得不将这一奥尔良地区最强大的家族打倒，如果他不想丧失他本人在那里的权势的话。卡佩家族在法兰西岛夺取霸权的斗争中一旦失败了，另外的家族很快会起而代之，就像在法兰西其他地区一样。”[23]这样的危险是存在的。科尔贝伯爵布沙德曾经说出这样野心勃勃的话：“尊贵的夫人，请愉快地授予这把辉煌宝剑给您高贵的伯爵我吧! 因为，以伯爵身份从您手中接过宝剑者，今天将作为国王将其归还于您。”[24] 苏热评论这是对“王位的觊觎”。可见篡位威胁的存在。“因此，即使大多数的战争只发生在相当狭窄的区域（约4万平方公里），即使大规模的战役远比围城要少，即使参战的军队数量总是很少，战役持续时间也短，危险和损失极其有限，毁坏也有限，但对于路易六世及其仆从、忠实的追随者来说，战争是一种不间断的急务，是一种时刻临近的危险。”[25] 于是，路易六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来镇压肇事领主。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出兵，是最主要的方式。无论领主与平民之间，还是领主与领主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成为路易干预和镇压的借口。例如，埃博斯劫掠兰斯教堂，国王就带军队击败埃博斯，归还被掠夺的财产。[26] 默恩（Meung）领主莱昂（Lon）与奥尔良的教堂争夺城堡及领主权，路易以军队制服了莱昂，将它们归还给教堂。[27]当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领主布沙德掠夺其岳父的城堡，国王出来主持正义。[28] 塞纳河畔罗歇-居庸（Roche-Guyon）城堡的年轻领主居伊（Gui）为叛乱者纪尧姆暗杀，国王命令严惩阴谋叛乱者。最后，讨伐者杀死纪尧姆，并陈尸示众。[29] 科尔贝伯爵奥多被异父兄弟克雷西的于格囚禁。国王乃出兵攻打于格的城堡。经过多次战役，路易终于胜利地解救了奥多和其他被俘人员。[30]后来成为路易强劲对手的托马斯· 德·马尔勒，当初也请求王子路易的帮助。因为托马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痛恨，其父昂盖朗（Enguerrand）与埃博斯达成同盟欲废除之。路易则应托马斯的请求制伏了昂盖朗等人。[31]在这一事件中，昂盖朗等人所为带有某种正义性，但路易还是出兵为托马斯解围。苏热认为王子是因为年轻冲动才有此举动，但也可以看出路易对王室领地内和平与秩序的关注程度。至于对国王公然的反叛，则更遭到路易的坚决打击。路易曾赐给同父异母兄弟菲力普两座城堡，但菲力普在舅舅阿墨礼·德·蒙福尔（Amauri de Montfort）的教唆下，起来反对路易。[32]路易轻易地解决了菲力普。阿墨礼就将女儿嫁给了克雷西的于格，试图用于格来阻止路易。经过艰苦的战争，国王终于击败于格联军，剥夺了于格的继承权，摧毁了城堡。[33] 根据苏热的记载，以及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一些记录，可以了解到路易六世讨伐领地内及周边的战斗不下数十次。通过战争，路易逐渐建立起领地内的和平。和平的实现，为王室权威向外扩张提供了基础。因为剥夺了侄子的继承权，1110 年，波旁领主埃蒙男爵被告到路易的王廷。路易要求埃蒙来法庭接受审讯，后者拒绝到场。于是路易带领大批人马向贝里进军，进攻埃蒙的城堡。埃蒙最后只能跪倒在路易跟前，听凭国王的发落。国王占领了城堡，并带埃蒙到法兰西受审，解决了争端。[34] 波旁位于远离法兰西岛的南方，但是国王以武力讨伐该地区。这样的讨伐不再在其唯一可以动手的地方——“法兰西岛”了。路易的军事行动，引来苏热有些兴奋的评论：“王室力量绝不应被限制于某些地区的狭窄范围之内。’众所周知，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 。”[35] 国王的长手就这样伸向了王室领地之外。1112 年，路易六世领兵前去讨伐强占克莱蒙的奥弗涅伯爵纪尧姆六世，迫使伯爵放弃所占领的主教城市。[36]诺曼底公爵兼英国国王亨利一世（1100 - 1135 年在位）是路易一生的敌人。路易本人的领地法兰西的维克森（Vexin）与诺曼底的维克森紧邻，极易受到来自诺曼底的攻击。路易利用亨利一世与兄长罗伯特及罗伯特之子威廉·克里托之间的矛盾，干预诺曼底公爵领地事务。[37]他支持威廉成为公爵，以对抗亨利。1109年双方开始了战争，持续到1113 年才以和议结束。1116 年双方又开战，战争持续了四年。其间，1119 年布雷穆勒（Brmule）之战路易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1120 年12月双方再次达成和议之时，路易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亨利一世同意因诺曼底公爵身份而向路易行臣服礼，王子威廉则向路易效忠。[38]在处理和应对弗兰德尔伯爵领地事务时，路易则充分利用两个家族间的姻亲关系，以1127 年谋杀好人查理事件最为典型。[39]是年，因为好人查理的统治触犯了一些权势家族的利益，叛乱者乃谋杀查理于布鲁日的教堂里。路易以替表兄弟复仇为由，带兵前去惩罚，取得胜利。首犯布沙德、幕后主使贝托德一干人等被处死。为国王推立的威廉·克里托则当选为伯爵。后来威廉不能很好地控制该地区，导致当地人的反抗。1128 年，布鲁日人民选举自己的伯爵梯埃里·德·阿尔萨斯（Thierry d’Alsace）。[40]尽管如此，梯埃里也同意接受路易的宗主权。[41]这样，路易六世的长手臂伸到了遥远且富裕的弗兰德尔。 路易六世并不能够保证其对手臂所及地区的控制。与诺曼底、阿奎丹、弗兰德尔等大领地比较，王室领地法兰西岛处于劣势。于是，我们看到路易在许多场合的失败。例如，1111 年，路易在莫城（Meaux）攻打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时遭到强大的抵抗，国王溃败。其舅父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落入陷阱而亡。1112年在图里（Toury）附近，王室军队又被蒂博四世联军击败，溃逃到奥尔良。[42]可见，长手臂并非最有力的手臂。但是，路易是一个有抱负、有毅力的国王。关于路易与英王亨利一世的斗争，苏热引用罗马诗人吕坎（Lucain）的名句来描述二人的性情与意志：“恺撒不能容忍只做第二，庞培希望能够争当第一。”可见路易六世的雄心壮志。面对挫折，他从不轻易放弃。按麦朴的描述，路易在遭受1119 年布雷穆勒失败后的表情“依然兴高采烈”。路易说，“我并没有丧失信心，我已被经常的不幸磨砺得坚硬起来”。[43] 或许正是由于如此坚韧，路易六世能够取得如1124 年兰斯事件这样重大的胜利和成功。[44]1124 年8 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1106 -1125 年在位）欲侵犯法国兰斯地区。根据历史记载，皇帝侵犯兰斯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报复法国对自己的敌人罗马教皇的支持；二是受其岳父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的教唆和支持。其实，完全可以将亨利五世的军事行动理解为英国与德国共同对付法国的联合战争。[45]皇帝不仅接受了亨利一世的“建议”（consilio），而且“他的岳父英国国王亨利无疑提供了帮助，努力占领诺曼底省以反对法国国王路易”。[46]早在1110 年亨利一世将女儿玛蒂尔达嫁给亨利五世之时，就意味着北部欧洲两大政治力量的结盟。[47]而当年的一则记载更透露出某些重要的信息：“1124 年，亨利国王整年都在诺曼底，那是因为他与法王路易，与安茹伯爵，而最主要的是与他自己的臣属之间敌意很深。”[48]亨利一世还征服了诺曼底的一些反叛领主，占领了不少地方。[49]但是，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夹攻失算了。当得知皇帝的侵犯计划后，路易征召军队抗敌。几乎全国的大小贵族都应召前来，不仅有法兰西岛及其邻近的领主，而且有王领外的勃艮第公爵、阿奎丹公爵、弗兰德尔伯爵等大贵族，甚至有曾经与国王作对的于格伯爵、布卢瓦-夏特勒伯爵蒂博等人。[50] 路易军队共8 部分，根据传记的整理者和法文翻译者瓦凯的估算，总数近17 万人。[51] 最终，在路易召集的庞大军队面前，德国人退却了。“皇帝统领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德国人并没有准备与外国人作战。[52]而作为这次军事退却的注脚更显得意味深长：英王亨利一世带兵直接进攻路易的领地维克森，只不过他被当地的人民所击败，失望而归。[53] 兰斯事件中，路易六世长长的手臂挥舞的方形王旗（oriflamme）将自己推向了整个法兰西（tota Francia）。从外交关系上看，“人们能够将此战争看作卡佩王朝与帝国斗争的第一次示威。”[54]而更重要的是，这是法国北部大贵族第一次并肩站在卡佩国王身边。[55] “无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法兰西从没有取得如此卓越的功绩。在法兰西战胜了德国皇帝和英国国王（路易不在场）的同一时刻，当王国所有部分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它荣耀地证明了王国的力量。[56]历史学家韦尔内也写道：“这一事件说明了某些道理，因为它向世人显示在关键时刻一旦那些富裕而强势的王公以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士军队（至于事例则不仅有他们在十字军中的成功）团结起来支持国王，则法国是何等的强大。而且，人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国家中一种心境的变化。在11 世纪和12 世纪初统一的情感仍然清晰可见，小实体开始让位于大王国的想像。在此，国王实至名归。”[57]总之，1124 年是一个转折点。 路易扩张王权的努力，同样体现在非战争的层面。 首先，在王室内府事务的管理中，逐渐削弱一些世家大族的势力。内府的重要职务大总管、中书令、警卫长、膳食长、内侍长等，往往为王领上的大堡主家族所控制，如蒙勒里-罗歇福（Rochefort）家族、贾朗德（Garlande）家族、桑利斯家族。蒙勒里-罗歇福的红居伊（Guile Rouge）曾是菲力普一世的王室大总管。1104 年，路易与红居伊的女儿吕西安娜（Luciana）订婚。此次联姻有其政治目的，但1107 年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宣布此联姻无效，原因是他们血缘太近。[58]这对罗歇福家族是很大的打击，他们在内府的地位也为贾朗德家族所取代。该家族的昂梭（Anseau）、吉尔贝（Gilbert “Pagan”）、艾蒂安（Etienne）、纪尧姆、吉尔贝兄弟五人先后担任大总管、中书令、膳食长等职务达数十年之久。其中艾蒂安1107 年担任中书令，1120 年继昂梭和纪尧姆之后成为王室大总管，一身兼二职，权倾一时。[59]此外，桑利斯家族的居伊（Gui de Senlis）曾在1108 - 1112 年任膳食长。这些家族自然成为王室的极大威胁。路易与他们展开了长期的斗争。1127 年，路易解除了艾蒂安的总管和中书令职务，让它们空缺。在路易的进攻态势下走向反叛的艾蒂安，最终只有接受失败的命运。[60] 贾朗德家族的艾蒂安被驱逐标志着内府官员地位开始衰落。内府职务不再世袭，而只有某种荣誉上的重要性。[61] 内府职务地位下降的同时，王室顾问地位则在上升。而且从此有意识地空缺职位成为国王抑制那些有野心的官员的重要手段。一些出自小贵族家庭、但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新人，开始逐渐得到起用，如来自小骑士家族的苏热可作为代表。有人评论说，与击败托马斯· 德·马尔勒等人相比，路易挫败蒙勒里、罗歇福及贾朗德家族在内府权势的行为毫不逊色。[62] 其次，路易六世力图在王室领地建立起具有效率的管理体系。“普雷沃” （prevotes）制度在路易之前就已经于一些诸侯领地和王室领地内被采用。[63] 路易扩大使用了“普雷沃” 体制。[64]在王室领地的蒙勒里、夏托诺福（Chateauneuf ）、莫内（Moret ）、萨莫瓦（Samois）、叶夫里-勒-夏特尔（Yevre-le-Chatel）等地，学者都发现了这些代表国王利益的管理者的踪迹。哈勒姆估计他们总数约30 人。[65]他们往往负责国王领地上的司法行政事务，主要是为王室代征赋税，创收获利。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路易还颁发各类饬令，使其实行于王室领地之内甚至之外。有学者估计，菲力普一世时期每年颁布饬令为31. 6 份，路易六世则为121.1 份，[66]另有学者估计的数字分别为5.7 份和14 份。[67]虽然有出入，但增加是显然的。这表明王室参与领地内及领地外各项事务的意愿和行动的加强。其中，城市特许状的颁发有很突出的强化管理特征。除了广开财源，利用城市公社来维持和平，加强管理也是其目的之一。因为“在不少领主或者国王本人看来，鼓励公社结盟的形成是作为防御贪婪、残忍的地方小封建主的有效手段。公社因此成为那些以权力来维持掠夺习惯的地区能够达成秩序与和平的基本因素”。[68]公社是一个“和平机制”（institutio pacis），公社的建立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从获得特许状的城市所在位置来看，路易颁发的对象既有位于王室领地的，也有位于王领之外的主教所在地的（如拉昂、亚眠、兰斯），并且后者更为路易六世及其儿子所关注。像奥尔良、巴黎这样位于王室中心的城市，要获取自由与权利就特别困难。因此，对城市市民的自由与权利的确认，“既加强了国王在王领内的权威，又扩大了国王在王领外的影响”。[69] 战争的胜利不仅带来战利品，还能转化为司法成果和经济利益。“路易六世为城堡要塞所进行的斗争耗费了他为政的很多时间，直至他最终将蒙太里（即蒙勒里——引者）家族的财产一劳永逸地变为卡佩家族的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同时意味着取胜的家族在军事力量上得到了加强，经济上也更加富有。蒙太里政权的年收入为200 里弗（又译为锂——引者），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国家总收入的数目；蒙太里家族有13个直属的采邑，另有20个受直属采邑管辖的间接采邑，而今全归卡佩家族所有，从而加强了卡佩家族的军事力量。”[70]路易鼓励开垦土地、出卖新定居点的权利达成经商协议、利用森林特权、出卖城市自由特许状、出卖教会职务，等等，一定程度上为王室带来了新的财源。[71]1137 年，为支付王子到阿奎丹迎娶埃琳诺的费用，路易六世开征新税——封建协助税（feudal aids）。[72]路易典当珠宝和王室徽章逾10 年之久。他的敛财行为甚至被诺根的吉伯特称为贪婪。[73]据历史学家本顿估计，到1170 年代，法国王室领地比其他封地收益更高，达到每年约6 万巴黎锂（livres parisis）。[74]这一数字是关于路易七世的，只能提供某些参考。[75] 总之，胖子路易成为法国卡佩王朝中央权威加强的第一人。他逐渐扩大了王室领地，增加了王室财富，恢复和加强了作为封建宗主、法律制定者和保护者的法国国王的声誉和影响。[76]按照当时人的记载，路易六世时期获得的领土有：“从加蒂奈子爵富尔克处，他购买了莫内和勒夏特雷-昂-布瑞里（Le-Chatelet-en-Brie）、波伊西斯（Boesses）、叶夫里-勒-夏特尔和尚邦（Chambon）。他还攫取了蒙勒里和夏托富（Chateaufort ）。在南方，他夺取了舍夫罗斯（Chev reuse）、科尔贝、卢瓦尔河畔的默恩，夏托雷纳尔（Chateaur enard）和圣-布里松（Saint-Brisson）。”他还将阿拉斯主教领地（bishopric of Arras）置于自己控制之下。[77]1137 年与阿奎丹的联姻，使该公爵领地被纳入王室控制之下。总之，当1137 年8 月路易去世时，留给继承人一份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正如佩第-杜塔伊说：“一个新时代正是自路易六世开始的。”[78] 二、国王的手臂加长了：王权与经济、社会及宗教诸领域的互动 从某种角度来看，王权的伸张是路易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他的战争与和平，他的饬令与管理，反映的都是路易的个性与能力所在。但是，无论人们对路易的个性能力是褒是贬，都不能全面而深刻地解释路易所取得的成功。[79] 路易六世时期王室权威的增长、王权概念的扩大、王权控制领域的扩展均得自其与当时经济、社会及宗教诸领域的互动。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教会的推动促进了王权扩张；另一方面，这些领域也日益被王权控制并管理，它们扩大了王权的内容，使其概念不再局限于某个国王的具体权力，而成为一种扩展了的象征权力。 首先，应该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王权伸张的互动。 11、12 世纪开始，法国社会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经济史家威廉·阿贝尔曾估计此时法国人口年增长率为0.39% 。[80]据此，我估计法国12 世纪的人口数量为1000 万左右。[81] 人口增加与土地开垦的增加相伴随。到12 世纪，法国塞纳河、卢瓦尔河地区已经得到相当的开发。土地的开垦主要是农民劳动的成果，各地领主的鼓励与支持也起到积极的作用。领主为农民开垦土地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如土地保有权、个人的自由身份及享有的其他权利等。[82]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就是这样一个领主。[83]国王路易也鼓励农民开垦土地。“巨大的开垦工作进行了三个世纪，给予了法兰西乡村以今日的面貌。”[84]农业技术也有较大改进和提高。而“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传遍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也许就是它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的证据”[85]。农业产量得到较大提高。杜比认为，西欧农作物的种子收获率由9 世纪加洛林时期的2：1 提高到12 世纪的3：1。这表示利润增加了100% 。[86]10 - 12世纪，在北部法国兴起了一批具有地区和国际意义的城市。12 世纪的弗兰德尔，呢绒业开始出现与意大利竞争的局面。在国王控制的法兰西岛及其他地区，有博韦、夏特勒、桑利斯、圣德尼、巴黎、兰斯、夏隆、特鲁瓦等工商业城市兴起。[87]奥尔良、鲁昂、图尔、拉昂等都是地区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的中心。巴黎只是其中之一。 这些地区性中心城市为12 世纪所谓的“商业革命”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88] 商品的种类、数量、质量等有较大的提高，交通运输能力、交流活动能力都有改进，商业组织和市场也得到发展。布罗代尔认为11 - 13 世纪是“欧洲的第一个经济世界”，“正是在那时候，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者和受益者。”[89]建立市场成为各地领主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从塞纳河盆地到卢瓦尔河的商路，必须经过巴黎-奥尔良这一走廊。“在埃当普，沿着巴黎- 奥尔良公路，路易六世1123年在王室城堡与一个旧村子之间建起一个市场。[90]通往东北瓦兹河和埃纳河地区的商路开通后，国王与布卢瓦-香槟伯爵等人的斗争也就具有较强的经济色彩。甚至路易干预弗兰德尔这一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努力，也不无其经济目的。[91] 正如布洛赫所说：“国王和诸侯对商业繁荣也感兴趣，因为他们以捐税形式从商业中获取了大笔钱财，而且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自由畅通地传达命令和调动军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卡佩王朝各位国王为此所进行的活动，以路易六世的执政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他们的侵略活动、国内政策以及在人口聚居运动中所起的组织作用，所有这一切大多反映了下列种种考虑：他们需要控制巴黎和奥尔良两个首府与卢瓦尔河或塞纳河以外地区的交通，保持与贝里地区或瓦兹河谷及埃纳河谷的联系。”[92] 此外，在法国北部更出现了不少非常有影响力的集市。1109 - 1112年，路易六世在圣德尼平原上设立集市，虽然只持续了三天，这就是朗迪（Lendit ）集市。[93]1124年，在德国人侵犯兰斯的特殊情形下，路易又给予圣德尼修道院以举行朗迪集市的权利。[94]此外，北部法国还有夏隆集市、里昂集市等。最著名的集市是12 世纪兴起的香槟集市和弗兰德尔的伊普斯集市、布鲁日集市、里尔集市等。来自欧洲各地甚至东方商人的经商活动，带来了商业繁荣，也为领主带来了财富。 “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绥靖要求。这些要求更精细了，而且主要是技术性的：如何组织市场，如何承兑专门的但重复出现的合同，如何在一个一直很少买卖土地的社会安排土地的买卖，如何保障动产，如何组织资本的筹措。”[95]到处都有此类诉求：维修道路、打击盗匪确保贸易安全、制定统一有效的货币体制、制止乱收税费的行为等。面对这样的诉求，只有大的诸侯领主才有力量采取有效行动。[96]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法兰西领地统治者路易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 以军队平靖领地，以官员加强管理，向城市颁发特许状。路易为城市颁发了许多特许状，现存下来的有9 份。[97]这些特许状，或赐予城市以经商自由、人身自由、土地自由等权利，或废除一些为市民所憎恨的陋习陈规，或豁免赋税劳役军役，从而为城市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国王自己则从特许状的颁发中，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获得了大量的钱财。要获得特许状，首先必须向国王交纳一定的钱财。亚眠人曾以“贿赂”的方式让国王同意建立公社。[98]拉昂人也向路易交纳了一笔费用。“领主和国王们并不那么严厉，城市市民提供的大量金钱诱惑，或者试图与某些教会权力竞争，或者其他，都可能成为他们采取让步的动机。”[99]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权利转让的交易。从政治角度来看，城市也是国王政治军事上的有力支持者。1124 年对付德国人的战争中，拉昂就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来帮助国王。可见，国王能够利用城市公社这一机会唤起人们关注王权，且提倡其最高权利（sovereign rights）。[100] 因为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路易跟他的儿子一起得到了“市民国王” （bourgeois kings）的声誉。[101]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王权与市民结盟的写照。[102]当然，我们不应该夸大这样的支持与结盟。路易六世时期的城市公社运动只是处于起步阶段。[103]“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实行的是一种犹豫不决的政策，它更多地由利益决定而非任何对全局的把握。以系统的方式鼓励城市公社创建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国王是菲力普奥古斯都和路易八世。”[104]国王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路易对于王家城市的价值甚少认识，当城市要求独立的欲望日渐高涨的时候，他总是与它们争吵不休。”[105]在拉昂城市公社运动中，路易最初是一个接受贿赂包庇罪犯的形象，后又成为主教高德里利用的对象，最后则是以一个公社起义镇压者的面目出现。公社运动开始于1110 年，路易却迟至1128 年才颁发特许状。[106] 其次，我们要关注天主教会与路易扩张王权的互动。 罗马教皇与路易良好关系的形成，得益于德国与罗马教皇持续对抗的政治环境。[107]当德国与罗马交恶之时，教皇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支持者和合作力量。法国成为首选。1107 年教皇帕斯卡尔二世来到法国，与法国达成了一个关于主教职务任命权的协议。此后，法王放弃以指环和权杖任命主教的权利，只要求当选者应该得到国王的同意，并向国王宣誓和行臣服礼。此外，国王可以对主教区的土地和收入有协商的权利。这一协议的基础是夏特勒的伊沃主教所做的“精神”与“ 世俗”权力的区分。[108] 该协议解决了双方的矛盾，使法国与教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119 年，新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二世（1119 - 1124 年在位）来到法国，路易隆重迎接。法国不仅成为教皇的避难之所，而且成为教皇口诛笔伐德国的重要阵地。1119 年10 月，在兰斯宗教会议上，教皇公开谴责德国皇帝，并对其处以绝罚。[109]给予教皇大力支持的路易，就成为罗马教皇眼中的“笃信王”。[110] 晚年的路易则被教皇英诺森二世看作最值得信任的世俗君主。[111] 路易六世统治时期王室控制的主教辖区有20 多个，包括图尔大主教区、布尔日大主教区，以及夏特勒、奥尔良、巴黎、莫城、特鲁瓦、桑斯、博韦、桑利斯、苏瓦松、拉昂、兰斯等主教区。[112] 此外，王室还控制着圣德尼、圣伯努瓦（St-Benoit-sur-Loire）、圣埃朗（St-Aignan of Orleans）、圣马丁（St-Martin-des-Champs）等修道院。这些主教区和修道院与国王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国王登基之时教会为国王祝圣加冕，而国王答应给予教会以保护与和平；另一方面，国王成为教会世俗地产的监护者，当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职位空缺时，由国王代为监管，直到新人就任。这种王室特权（regalia）意味着确定继任者人选的权力归国王。尽管距离国王控制的中心遥远，但无论兰斯、夏隆，还是圣马丁、圣埃朗，都成为国王行使权力的地方。此外，这些教会领地与法国王室特殊的历史关系也成为它们支持国王的渊源。兰斯和圣德尼可作为典型。当初，克洛维皈依天主教就是兰斯大主教雷米的功劳。此后几乎所有的法国国王都在此加冕。兰斯因此被称为国王加冕之城。[113]圣德尼则是王室埋骨之所，卡佩诸王多安葬于此。圣德尼修道院被看作王国的保护者。圣徒在那里的遗物是王国的精神支柱。1124 年，路易曾从圣德尼取得方形旗帜，以号召人民抵抗德国入侵。圣德尼的富有也使其成为王国的特别资助者。1124 年在抵抗德国人的特殊情形下，路易承认自己是从圣德尼持有维克森伯爵领地。[114]路易因此宣称“圣德尼不仅是法兰西的护持圣徒，而且是维克森的领主”。圣德尼甚至成为国家道义上的首都。[115] 当然，国王与教会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尤其是在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上。虽然曾经与教皇达成一定的妥协，但路易仍然力图将其控制在手中。典型的事例是1122 年苏热被推选为院长。因为没有事先征求其意见，大为恼火的路易监禁了那些擅自选举苏热为院长的修士。直到经过协商之后，路易才承认苏热为院长。[116] 路易甚至有过以武力入侵奥弗涅伯爵领地迫使伯爵重新设立主教座的行为。[117]但这些矛盾并没有影响法国教会人士对国王的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到法国王室事务管理中。作为王室顾问，苏热的前任亚当以及苏热本人都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在一份颁发给修道院的特许状中，路易称苏热为“可尊敬的院长！……我们会议中的忠诚依靠者和亲密的顾问”。[118] 西妥会的克莱沃修道院院长圣贝尔纳也与路易保持着友谊。路易即位之初欲平靖王领，首先得到的正是主教的支持。“因为，国王菲力普年老多病，只得听任其王室权力衰落。于是，路易不得不请求全王国的主教帮助他镇压那些劫掠和叛乱者。”[119] 1119 年在布雷穆勒战役失败后，“路易派出使者把他的敕令送给主教。他们欣然服从他，并威胁说，如果各主教辖区的教士和他们教区的居民不赶快在指定的时间参加国王的远征队，如果他们不尽其全力与反叛的诺曼人斗争，就要把这些教士和他们的教区居民逐出各主教辖区。”[120]在很多时候，当路易攻打那些肇事领主时，教会常常先对他们处以绝罚。[121]在国王讨伐叛乱的队伍中，经常可看到，有“教士们举着旗帜率领他们教区的居民们”，[122]有“大胆的教士带领教徒摧毁了勒皮赛城堡的栅栏，打开一个突破口好让国王的军队到达”。[123]可以说，在几乎所有国王的战斗中，都可以看到教士的身影。而在几乎所有国家事务的决策、法令的颁布中，都有教士的印记。 教会为王权神圣性进行鼓吹的学说，更成为国王扩张王权的理论资源。天主教人士关于国家权威的理论，大都带有二元政治理论的色彩。他们关注的中心是教会的权威和利益，但也不得不提倡国家和国王的权威。在一些教士那里甚至发展出相当激进的王权至上的观点。[124]12 世纪神圣王权的观念在知识界得到重申。[124]这一点从苏热及其所在的圣德尼修道院可以得到证明。与各地编年史家狭窄的地方眼光不同，圣德尼的编年史家成了卡佩王室的代言人。在路易六世时期，该修道院开始编纂一部小编年史《法兰克人民事迹史》 （Gestagentis Francorum）。[125]苏热更是为路易写下传记，不仅记载作为教会和人民保护者的路易的事迹，而且确立了国王路易的封建宗主地位。苏热关于国王职务（officium regis）的定义仍然是传统的。他认为国王必须使用权力来主持王国的正义，保卫秩序与和平，保护弱小，捍卫教会。从国王这样的权能出发，苏热着力强调国王所具有的神圣性和独特地位。一方面，与中世纪的知识阶层一样，苏热认为国王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拥有涂油加冕典礼的神圣特性；他强调的正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126]另一方面，从封建原则出发，苏热更是试图为王权建构起一座封建等级金字塔。他认为，国王位于建立在封土与封臣基础上的金字塔的顶端。诸侯的封土是自国王处持有，国王于是位于土地等级顶端；与之相伴随的是，封建臣服关系的最高等级为国王。但在一个土地交易混乱的时代，国王不可避免地会获得他人的封土。这就使国王时刻面临成为某人封臣的危险。[127] 路易就曾经从圣德尼获取了维克森作为封土。按理路易应该向修道院行臣服礼，但是他没有。苏热认为，涂油的国王不是任何人的封臣，国王不臣服于任何人。[128]“神圣君主制观念导致他声称法兰西国王作为教皇保护者的加洛林角色。对等级制的尊重导致他将国王安置于封建顶端。最后，公共福利意识刺激他将大诸侯带回到王室会议之中。”[129]苏热的封建金字塔理论为此后几个世纪的“王权至上”（royalism）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应该明白“苏热的目的是给王权套上轭，以使其能够保卫他的修道院”，[130]其核心在于国王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和力量来主持正义、维护和平、保卫教会。[131]正如本顿精到的评论，“确实，对于12 世纪的所有政治领导人来说，苏热好像是一个杰出的和平之士。然而他的和平观念不是感情至上的和平主义；它证明王家镇压叛乱和僭主是正当的。他以'报复的上帝’”表示对国王的认同，他深表赞同地书写路易六世的'充满愉悦的’报复行为，'报复’一词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百次以上。这种试图通过王家武力的必要性而证明其合理的对和平的热望，与对权力现实状况的敏锐感觉结合在一起。尽管他表达了对像托马斯·德·马尔勒和于格·勒皮赛之类的小僭主（事实上，他们是苏热个人的敌人）的强烈谴责，但对法国国王们，亨利一世，亨利的外甥布卢瓦-香槟伯爵蒂博之类权力的复兴，他持一种尊重的态度。”[132] 苏热式的思想和观念只是当时知识界正在复兴的加强国王权威理论的反映。不仅如此，教会知识分子的理论阐述，在民间的记忆传统中也得到回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中，在大众流行的文学中，在绘画雕刻中，国王的神圣性得到发扬。[133] “在民众的记忆中，王权的神圣性质不仅表现在拥有控制教会权的抽象概念上，而且还表现在有关一般意义上的王权和各种个别君主政权的整套传说和迷信上。”[134]例如，“王权回归加洛林”的传说，反映出卡佩统治者争取合法性和神圣性的努力，也反映出民众的认可。[135]著名的《武功歌》 反映了民间对查理曼的崇拜，而这种崇拜使卡佩诸王受益匪浅。王室方形旗帜的神话，就将伟大的查理曼与路易六世个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路易六世本人的名字更反映出卡佩王室与法国神圣王权传统的紧密关系（Louis= Ludovicus= Clovis）。[136]作为涂油加冕的神圣国王，路易六世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king’s evil）的能力。[137]抽象的君权或王位观念也出现了。王权不再限定于实体的国王个人，而是抽象的另一形体的君权。[138]正所谓“查理、亨利、路易都死了，但国王不死。”[139] 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崇拜在社会中产生的实际影响，但国王神圣观念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观念最终都作用于正在形成中的法兰西民族意识中。[140] 三、封建、王权与国家：路易六世时期王权评论 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认为，路易六世惩罚王室领地内肇事、反叛领主的行为是在破坏封建制度。他引用《胖子路易传》中的一个事件为例。“法兰西公爵的一个封臣、蒙莫朗西的领主（布沙德）被传唤到他封建主的法庭上受讯；法庭给他定了罪；他不服法庭的判决而平平静静地退出去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想逮捕他；因为这是法国人的习俗所不允许的。”然后基佐评论道：“迄今为止，一切都是封建的，一切都是完全符合于封建主与封臣的通常关系的。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因素插进来了：'他不久就体验到王上赋有的用以惩罚其臣民的不服从行为的一切不幸和苦难了。’这就不再是封建制度了。”[141]在基佐看来，“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一般特性，正如我刚才重复说的和大家知道的那样，是人民和权力被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和小君主；既没有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142]因此，当菲力普二世时期幅员广大的国家出现之时，当强大的中央政府出现之时，基佐就说：“王权已经成为一个与封建制度不相干的权力，与封建王权截然不同，跟领土所有权没有关系的权力，是个sui generis （自己产生的）的权力，处在封建权力的等级制度之外的、真正的纯粹政治的、除了管理以外没有其他名义和其他任务的权力。这个权力同时被看做高于种种封建权力、高于封建主的权力的权力。就以这个身份，国王被置于一切封建主之上。”[143] 从基佐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封建主义是与王权对立的。将封建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观点，产生于19 世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对封建主义政治史的认识上，19 世纪西欧各国学术界都表现出鲜明的宪政主义特色。[144]首先，各国学者在宪法法律、个人权利、阶级地位的研究与探讨中，突出乃至放大了这些因素对国王权威的限制。在英国，以斯塔布斯为首的历史学家常常放大残留在中古社会的日耳曼原始民主制的观念和习俗，也放大了当时所存在的对国王权力的限制以及封建制度与国家的对立。[145]在法国，梯埃里、基佐等人的学术探讨都表现出对第三等级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封建制度产生于蛮族征服，第三等级（资产阶级）与作为征服者的封建贵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与对立。他们更引申出封建贵族与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对立，也引申出资产阶级与君主之间持续的联盟。基佐描述国家王权的重建，就是描述封建贵族的衰败和第三等级的兴起。[146]其次，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发展，逐渐滋生出封建无国家的观点。让·博丹的“主权乃是国家绝对的和永恒的权力”的定义，成为整个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石。于是，从这一概念出发，人们探讨中世纪的国家状态时自然产生某些比照。在19 世纪德国学者冯·哈勒尔看来，中世纪不存在国家。黑格尔虽然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同样认为在封建统治时期不存在国家。[147]魏茨、洛特等人则强调中央权威的分散、地方权威的加强等具有宪政主义特点的观点。[148]在他们看来，因为君主并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所谓的君主以及君主所统治的国家就不具有主权。权力的分割拥有状态决定了权力的受限制特征，也就决定了国家的形态，或者国家之有与无。而与主权观念相伴随的是管理的观念——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中世纪缺乏有效率的管理制度，也就没有国家。可见，对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阐发，以及从绝对君主制度归纳出来的特征，成为评估封建国家的重要尺度。但是正如马克垚教授认为的，这样的尺度并非科学的定义，也与历史实际不符。[149]总之，受现代国家观念及宪政思想的影响与作用，19 世纪学术传统往往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原则与国家原则对立。具体到法国历史中，则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有封建就无国家。国家的成长是克服封建离心倾向，摆脱封建束缚的结果。从封建的分权到旧制度下的绝对君主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封建逐步消解、王权逐步加强的过程。[150] 然而，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举措让我们对这样的对立产生质疑。回到路易惩罚布沙德这一事例。基佐认为“这就不再是封建制度了”。果真如此吗? 仔细分析路易对该事件的处理全过程，就会发现，这是从封建原则出发以打击领主权式的封建主义，最终确立起路易自己的封建主义模式的过程。路易最初是传唤布沙德到法庭接受审讯和裁决，这是典型的封建做派。这一点，基佐也是承认的。而从对布沙德的打击来看，路易的行为违背了“法国人的习俗”，即封建原则，从而具有反封建的某些特征。但“法国人的习俗”允许布沙德退出，不是封建原则的全部。路易使用“王上赋有的用以惩罚其臣民的不服从行为”的权力，同样在封建原则、封建制度中存在。路易讨伐的结果更是封建的加强，布沙德体验到了“不幸和苦难”，最后仍臣服于国王的权威。可见，路易行为的核心仍然是封建的：他申述权力，是强调封建制度应该如何运行；使用武力，是对不遵守封建制度、封建精神者的惩罚。[151] 路易在王室领地上经常采取惩罚布沙德之类的行为。其方式是，先申述封君的权力，希望封臣能够尊重之。如果这种方式不能达到目的，就以武力来解决。如前所述，路易经常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出兵，无论领主与平民之间，还是领主与领主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成为路易干预和镇压的借口。此类行为当然起到破坏封建势力的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所主张的，封建主义在西欧发展为上、下两个层面。下层封建主义表现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地方领主权。而上层封建主义则表现为国家代表的国王如何建立起与地方大小诸侯的关系。[152]路易的战争所破坏的正是下层意义上的封建领主权。这里，领主权式的封建逐渐被大权力单位所削弱；军事、暴力特征的封建地方势力，让位于问责制的官僚管理体制。当然，对下层封建关系的削弱和破坏，是与上层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相伴随的。在王室领地内，国王与堡主的关系更为直接。通过平叛战争，路易摧毁了地方堡主的城堡，迫使他们承认国王的领主权，从而将许多领地纳入国王帐下。[153]最终，国王将领地内几乎所有桀骜不驯的堡主甚至普通骑士都变成了自己的直接封臣。[154]在王室领地之外，路易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功，他只能很偶然地使邻近王领的堡主（如夏特勒）成为自己的隶属封臣。 在路易平定王领的同时，诺曼底、安茹、弗兰德尔等领地诸侯也在进行整顿领地秩序发展领地和平的工作。弗兰德尔伯爵保护教会和人民、镇压强势贵族的举措，甚至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正如历史学家法费尔所说：“在各地，曾经是11 世纪主要特征的权力分散逐渐结束。强大的诸侯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权威，而王室也参与到这一重新加强中央权力的普遍运动之中。在当时的圣贝尔纳看来，它不是诸侯与王室的斗争，而是诸侯——国王也在其中显示出反对堡主的斗争。[155]而他们在各自领地权威的加强，显然也得益于日渐加强的封建关系。前文提及的阿奎丹公爵与奥弗涅伯爵之间的封建关系就是例证。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更认定所有向他行臣服礼者，都应该接受其命令出席伯爵法庭。1113 年，从蒂博处持有封土的内维斯（Nevers）伯爵，因为没有及时回答蒂博的传唤，被逮捕且监禁达三年之久。可见蒂博对封建关系的重视。[156]诸侯对城堡的修建、封土的处置、寡妇幼子的权利、婚姻选择权利等问题的关注，形成了各地不同的封建习俗。有学者认为，书面文档的保管使香槟伯爵创造出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形式，一种他们能够有意识和有效地控制的合理性的制度。[157] 不仅香槟如此，其他权势诸侯的文书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保管关于封土、臣服、军事义务、财政账目等方面文档的工作。[158]这些文档成为一种成文记忆，并最终演变为习惯乃至法律。因此，随着封建理论原则的推广和强调，封建关系的实践越发严格起来，或者说越发制度化和体系化。如果封臣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参与暴力，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领主都将给予严厉的处罚。例如，蒂博四世在1111 -1112 年全力反对夏托顿（Chateaudun）子爵，因为后者强占玛姆梯埃（Marmoutier）修道院的土地。[159] 路易的封建等级就建立在诸侯领地封建关系的基础上。1108 年，勃艮第公爵于格二世曾经拒绝向路易行臣服礼，但第二年他又作为封臣应国王的征召前来攻打英王亨利。在1119 年和1124 年的王室军队中，也有勃艮第派来的小分队。[160]1109 年路易曾对亨利一世这样说：“经由高贵的领主法兰西国王的慷慨大方，诺曼底公爵领才成为你的封土。”可见路易对双方的封建关系是有认识的。1116 年，路易更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崇高地位：“由于他荣耀地胜过英国国王兼诺曼底公爵亨利，法兰西国王路易被抬高到亨利之上正如在其封臣之上。”[161] 1120 年，当路易与亨利一世达成和议之后，亨利同意向路易行使简单的臣服礼，其子威廉则向路易效忠。[162]这就是封建原则的胜利了。1126 年路易六世远征奥弗涅伯爵一事中，封建原则更发挥了主要作用。当时，阿奎丹公爵纪尧姆十世（Guillaume X，1126 ）1137）带军队前来迎击国王。他对国王说：“因为奥弗涅伯爵从我这里持有了奥弗涅，而我又是从您那里持有该领地，假如伯爵犯了任何错误，则按照您的命令保证他出现在您的法庭，是我的责任。”[163]最后，“国王被迫放弃讨伐，满足于封建法律的程序”。[164] 国王接受公爵的提议将伯爵带到国王法庭接受审判。这一事件中，国王与阿奎丹公爵的封建关系得到了清晰的确认，路易是公爵的直接封君领主。而且作为封君的国王，也通过公爵拥有了审判次级封臣的权力。从而在国王与公爵、伯爵之间建立起某种具有封建等级特征的关系。1127 年，路易在弗兰德尔事件中更是谨慎行动，力求在每件事情上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封建法律的要求。[165] 结果，不仅路易支持的伯爵威廉# 克力托承认路易为领主，就是第二年取代威廉的梯埃里伯爵也承认路易为上级领主。 虽然一定程度上，各领地贵族扩张权力可能与国王伸张王权的行为相冲突，但封建原则的引入最终从道义上变得有利于国王而非各领地诸侯。从路易六世开始，封建的等级理论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国王与大贵族以封建誓言而连结，而大贵族则与小贵族和堡主连结，后者又与普通骑士连结。国王位于所有大贵族之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处于两难境地的诸侯不得不接受国王作为其宗主：如果他们与国王对抗，就给其封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后者会效仿，则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封臣的侵犯。就这样，“一定程度上，法国的王公承认他为他们的封建宗主”。[166]“封建主义的发展变成了专横王权的支柱。”[167]例如，在前文提到的蒂博与内维斯伯爵之间的冲突中，国王路易六世拒绝蒂博的主张。路易认为，内维斯伯爵是王室封臣，他对国王的义务凌驾于其他领主的任何要求之上。此外，12 世纪各诸侯越来越多地参与王室会议。1111 年，为决定讨伐勒皮赛的于格而在默伦（Melun）聚集。1128 年，为弗兰德尔伯爵的选举而开会讨论，1130 年为了教皇选举而开会。[168] 1137 年，征收的新税种名之曰封建协助税，说明封建关系、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见，路易六世正力图将一种具有理想特征的封建意义上的金字塔，转变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法律意义上的金字塔。[169] 至此，我们从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历史中看到，封建理论与封建的历史实践都有利于加强王权。王权的发展、加强并不与封建相悖。“政治秩序并不是以放弃封臣与封土的诸制度而获得，而是以调整它们来适应中央权威的需要而获取。”[170] 19 世纪学者的理论观点自然遭到后来者的有力批判。早在20 世纪上半叶，就有许多学者反对将王权与封建对立。著名史学家佩第-杜塔伊明确指出“封建制度包括国王”。[171]狭义封建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冈绍夫则认为：“封建制度并不必然是国家衰弱的根源。”[172]同时代的广义封建主义论集大成者布洛赫也强调封建国王具有权威。20 世纪中后期至今，封建有权威论的观点已然在学界占据主导。最近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1世纪的封建关系是政治忠诚解体的代理人，那么12 世纪的封建关系则成为围绕国王和大诸侯加强政治秩序的代理人。[173]因为，当下层封建主义渐渐削弱之时，上层封建主义却在渐渐加强。地方领主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他也能够被高级权威指导和控制。斯特雷耶形容其为一系列控股的公司。[174]这就是路易六世伸张王室权威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它部分破坏了地方封建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它又部分加强了上层封建主义关系，建立起更为系统的封建制度。如此，在路易六世开始解决上层封建链条之后，封建国家或者封建政府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正如历史学家扎库尔认为的，“法国君权的历程显示了领主与封臣间的关系如何被用作一个强大君主制度最终建立的基础”。[175] 可见，为反对封建无权威论而兴起的封建有权威论，强调的是封建与君主制度的并立共存。故有“封建君主制”这样的术语来阐述封建有权威，说明君主制度可以借助封建体系而存在和发展。“封建君主制”这一术语，我们并不陌生。国内学界往往将封建统治理解为封建君主制；于是，割据、分权、君主权威弱小等特征就成了封建君主制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明了，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封建君主制度已然是特定时期具有特别性质的东西。在佩第-杜塔伊那里，“封建君主制”是与君主权威的加强相伴随的。随着君主权威的加强，封建制度被纳入到君主权威体系之中，成为强权的手段与工具，则君主如久处囊中的利锥刺破贵族体制的外壳脱颖而出，于是形成了新的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度或封建君主国。美国历史学家比森这样定义封建君主国：“统治者体制化地利用封土的和封臣的权利来增强其力量的王国”。[176]在这一制度下，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封建权力分散、君主权威弱小的现象。君主的权力加强了，但它又不是以废弃封建制度而获取；相反，它以加强封建关系、重申封建原则而鼓吹君主的权威。这就是封建君主制，它强调的是封建与君主的结合。[177]路易六世的统治，显然具有佩第-杜塔伊所描述的“封建君主制”的特征。 20 世纪以来学者对宪政主义史学的猛烈批判，提高了封建的地位，也给予封建主义政治史以新的解释途径。那么，是否封建国家王权问题的复杂性随之解决了呢? 我看未必。尽管我们看到路易六世确实在以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来加强其王权，但是封建主义并非路易六世时期政治史的全部。此时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可以观察到许多较少封建色彩或者与封建不相干的关系和现象的存在。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就是，国家依然存在着，国王也统治着。不仅是作为一个类似领主的地方统治者，而是一个王国的国王。如我们所观察到的，路易在许多事务中尤其是战争中的确行使了他的权力。如1109 年与英国国王的战斗，路易的军队中包括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内维斯伯爵纪尧姆二世、勃艮第公爵于格二世以及其他大主教和主教。1116 年第二次开战之时，路易则得到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和弗兰德尔伯爵鲍杜温七世等贵族的军事支持。而1119 年8 月20 日在布雷穆勒战役中，路易从勃艮第、贝里、奥伯涅（Aubergne）、桑斯、巴黎、奥尔良、维芒多瓦（Vermandois）、博韦、拉昂等地征募了军队，佩龙内（Peronne）、内斯勒（Nesle）、诺瓦庸（Noyon）、里尔、图尔奈（Tournai）、阿拉斯、古尔奈（Gournay）、克莱蒙等地也派出了战士。1124 年抵抗德国的战役，更有几乎全法国的大小贵族参与。可见，国王确实能够召唤不少大小领主来为其效命。那么，这种效命的根据何在？不可否认，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国王的直接封臣，但将这一切都理解为封建关系在起作用，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大小贵族与国家国王之间的关系，不是封建关系能够完全阐释得清楚的。在路易时期，确实有不少贵族从国王处持有土地，向国王行臣服礼，从而与国王有直接的封建关系。但晚近的研究认为封建主义直到11 世纪还是个新的制度，其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178]“在虔诚者罗伯特时期，仅仅在法兰西岛附近的伯爵是国王的封臣，如布卢瓦伯爵或者苏瓦松伯爵等人。”[179]苏热时代的封土等级观念更是全新的，更多的时候停留在苏热等鼓吹者的思想观念中。该制度发挥其有力作用的时期是12 世纪晚期。[180]封建制度并不具有人们所设想的统治地位和统一性。比森甚至认为：“诸侯偶尔为国王服军役的史实，其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封臣。因为，军事服役仍然是所有自由人的基本义务，包括主教；1100 年之后，他们几乎从没有行过臣服礼，但确实提供过军事支持。早期国王们继续将王国内的所有较大显贵都看作自己的忠臣，应该在必需的时候服役（例如1124 年），但是他们似乎没怎么坚持以忠臣的骑士军役或臣服礼仪作为获取这样军事服役的条件。”[181]话虽然有些过头，但确实点明了问题的关键：不能将一切都理解为封建关系。王国和国王的存在，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封建的某些特征来。例如，因为担心受到其兄弟诺曼底的罗伯特的攻击，英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二世于1101 年签订了军事互助协议。罗伯特二世在战争中应该为亨利一世提供1000 名骑士。后来，法国国王与亨利一世作战。法王是罗伯特二世的主君，接受过他的臣服。这时罗伯特二世该怎么办? 他首先应该劝说亨利不要进攻法国；如果劝说无效，则他不仅可以免除对亨利的所有义务，而且只接受法王的召唤。换言之，只有当法国国王不被卷入的时候，他才能够为亨利服役。作为他的主君，法国国王的主张是压倒性的。那么，这仅仅是对授予弗兰德尔伯爵领地的那位封建领主的一种回应吗？显然不全是。正如杜比所认为的：“在12 世纪早期，罗伯特感觉必须响应国王的召唤，不是因为国王是他的封建宗主，而是因为——作为法兰克王国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他的主要忠诚对象是公共和平的制度。”[182] 封建的私人性质的协议以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臣服而建立起来，“但是，涂油的国王仍然拥有优先的忠诚和服役的主张，在长期的习惯中一直得到运用”。[183]国王虽然弱小，但仍然有号召力。在中世纪法国，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当国家受到外来入侵威胁之时，各大封建领主应该响应“国家召唤”，积极前来帮助国王抵抗。[184]有人说这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相互尊重。那么，诸侯尊重的就是一种国王的公共权威。例如，1124 年，蒂博四世试图说服玛姆梯埃修道院的修士与他一起反对国王路易六世遭到拒绝。理由就是，国王有宣布战争的权力。[185] 从国家统治的层面看，普通民众对国家和国王的臣服未必是我们所理解的封建关系。他们对国王的崇拜和臣服，已经超越了封建体系而真实存在。百姓尊重的就是一种公共权威。不少学者认为直到12 世纪，军事服役仍然是所有自由人的义务。这是日耳曼人的传统。如果从民众的角度来看，1119 年对英国的战争以及1124 年兰斯事件等，反映的是臣民响应国王的号召而战斗的情形。因为，在参战的民众（包括教会）看来，国王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国王作为国家和平的维护者、国家利益的保护者而出现，从而将全体人民都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布洛赫说：“关于王权的这些宗教的或巫术的观念，在超自然的层面上，只是表达了人们认为国王们所特有的政治使命：国王是'民众首脑’，古日耳曼语称作thiudans。”[186]路易本人从好战的骑士向维持国家和平的国王形象的转变，说明了他的行为不只是得到骑士的支持，更有“ 穷人”（弱者）的支持。[187]这是传统。一个关于公共权威和统治关系的传统。 因此，无论从国王与大小贵族的关系，还是从国王与臣民关系来看，不少时候国王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施展其权力。国王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宗主，而且也是军队的统帅和王国的保卫者。苏热在传记中多次予路易以保卫者的头衔。例如，“其教会的保卫者”，“其父亲的王国的英勇保卫者”。这里体现的是法国国王与其治下臣民的关系。我想，不能忽略的是，封建主义没有根除所有的公权关系，至少在国家层面上还保留有一定的国家统治关系。国王在自己的领地内似乎是一个与其他封建领主没有区别的领主，但跳出领地，凌驾于所有领地之上，他就不只是一个领主，而是一个国王，一个为王国和平，为王国利益而战斗的国王。英国历史学家苏姗·雷诺兹是反封建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她的批判应该引起我们对封建主义政治史的反思。早年她也探讨过封建主义与国家王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为：“12 世纪的君主制如何被自己的靴带所拔出，这一理解上的某种困难能够被注意力从国王向王国的转移而减轻。”[188]在她看来，从王国的角度来看国王的统治，就是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一个王国只有一个国王。当和平受到威胁，当王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民众所期盼、所指望的正是这样一个国王。国王带领人民镇压叛乱，抵御外敌。此时，国王就远非封建的国王了。人民也远非封建的臣子了。20世纪90 年代她更进一步认为在13 世纪之前，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关系：土地以自主地而非封土为主；封君封臣式的人身关系只是众多隶属关系中的一种。国家臣民统治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89] 当然，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是中世纪法国尤其是路易六世时期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在封建主义的作用下，国家统治关系在许多时候是隐性的而非凸显的。它是非权力性、非暴力性、非强制性的，它并不能够保障国王的权威。当国王试图将一种更为直接可见的有实际权力的封建联系建立在自己与大小诸侯之上的时候，这种封建的关系反而加强了国王的权威。当封建金字塔建立起来后，似乎是作为封建宗主的国王在利用宗主权来召唤其封臣，但其中已然包含有君王的国家统治关系，只是它们不凸显罢了。国家统治关系是封建模板的背面，只不过这一背面极少被翻转过来让我们观察。而一旦有特殊情形，国家统治关系就从封建制度的隐藏之下显现出来。如果从现代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封建制度下当然不存在清晰的不可分割的主权，国王在国家事务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外部事务中，尤其是对外战争中，国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形象和权威就得到清楚的体现。这正是黑格尔关于封建对外战争产生国家权威的理论观点。[190]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对内的战争也能够滋长国家权威。随着封建化的加强，尤其是国王权力的伸张，国家统治关系与封建关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公共政治权威的张扬。孟广林教授的下述看法很有道理：“与此相应，国王的封建'宗主权’与国家'君权’这两种权力原则，虽然也时常有某些抵牾，但由于前者已具有某些'公权’的属性，这两者之间大体处于互通共融状态。因此，在封建王权发展的过程中，国王既竭力张扬'君权’原则与扩展国家体制，以之克服封建习惯的消极影响，同时又积极发展封建的政治资源，追求宗主权力的最大化。其结果，必然导致国王作为封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的'君权’更加凸显出来。[191] 而这正是封建有权威论者忽略了的关键：因过分强调封建对王权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家之存在。应该承认，封建有权威论者对路易六世时期王权性质的封建君主制式的理解和认识，确实具有启发性。在他们那里，君主与封建有了共存的地位。这是他们的贡献。我们必须认识到，封建有加强权威的作用，也有削弱权威的作用，何时何地发挥何种作用，依赖历史语境。当封建加强权威之时，权威最终可能突破封建制度本身的桎梏，而呈现非封建的特征；反之，则权威只能停留在封建框架之内。但是，封建有权威论者往往将国家权威等同于私人性质的封建权威。在他们眼中，国王只是一个封建宗主，国王的权威就是宗主的权威。他们并没有看到封建时代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存在的实际。为了突出封建之有权威，不少学者在发掘和建构封建制度存在的历史实际之时，往往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其体系化和制度化，从而夸大了封建的作用，否认了国家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他们继续了19世纪学者的封建无国家说。他们认为在封建与君主结合之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封建时代。此时，君主是不存在的，被封建制度所湮没。[192]可见，他们还是相信存在一个有封建无君主的时期。这就给封建主义无权威开了一扇门。更有甚者，因为论证和强调封建有权威，他们发掘和臆造了封建主义的存在，许多社会关系、个人关系以及国家关系被纳入封建关系之中，从而造成封建无处不在的假象。[193]这就与封建无权威论站在一处了。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路易六世时期的法国王权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性。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历史证明，封建无权威以及封建与国家王权的对立乃是19 世纪宪政主义学者的臆造。与此同时，路易时期的政治史也证明，20 世纪以来的封建有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封建主义而忽视了国家的存在。无论在强调封建无权威还是封建有权威论者那里，封建都是与国家对立的，只不过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是否有权威不是一个性质论述，而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和表述；在一个时期是无权威的，在另一个时期是有权威的。或者这样说，学者只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搜寻有权威还是无权威的历史事实，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也没有否认封建与国家的对立。 注 释： [1] 本文使用王权（kingship）概念, 主要是指一种国王统治方式, 当然亦涵盖了王室权力( royal power)的考量。而本文的封建主义概念都是在严格的政治法律意义上使用。 [2]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Vie de Louis VI Le Gros , edit e et traduite par Henri Waquet, Paris,1929; Life of King Louis the Fat , Jean Dunbabin (trans.) , St. Anne’s College, Oxford OX2 6HS. 英文文本来自互联网, http: / / www . fordham. edu/ halsall/ sbook. html. 《胖子路易传》（凡34 章）约成书于1140 年代。 [3] 路易约生于1081年12月（这是当今学界通行的看法, 不过, 也有持1077年或1078年说者）。到1100 年,路易就已经是“ 任命的国王” ( rex designatus) 了。因为越来越胖, 故菲力普一世（1060-1108 年在位）不得不让成年后的路易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见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4] Vitalis, vol. VI, Marjorie Chibnall (ed. and trans.) ,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154 -155. 此书为拉丁文与英文对照本。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p. 84-86. [4] Jean-Francois Lemarignier, ”Political and Monastic Structures in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T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in Fredric L. 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New York: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 100-127. 尽管晚近有研究者认为卡佩王朝最初四王还是有所作为的,但法国中央权威的弱小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5] Edward James,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1000,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 187. [6] Edward James,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1000, p. 187. [7] Geoffrey Koziol, “Political Culture,” in Ma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00—12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5—46. [8] Andrew W. Lewis, “Anticipatory Association of the Heir in Early Capetian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3, no. 4, Oct. 1978, pp. 906—927. [9] Robert-Henri Bautier, ”Quand et comment Paris devint capitale,” in Robert-Henri Bautier, Recherchessur l’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Des Mérovingiens aux premiers Capétiens, Variorum, 1991, I. pp. 17—46, 39. [10] Marcus Bull, “Conclusion,” in Ma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00—1200, p.198. [11] T. N. Bisson, ”The ’Feudal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no. 142, Feb. 1994, pp. 6—42. 公元1000年左右,是否真的发生过所谓的封建革命, 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12]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Michael Jones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aperback 1986, p. 46. [13] T. N. Bisson,” The 'Feudal Rev olut ion’ , ” Past & P resent, no. 142, Feb. 1994, p. 28. [14] Jean- Francois Lemarignier, La France Medievale: Institutions et Societe, Paris, Armand Colin, 1970, p.159;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 987-1460 : From Hugh Capet to Joan of Arc, Juliet Vale ( trans. ) ,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118. [15] John Bento n, “Nostre Franceis n’punt talent de fuir: the Song of Roland and the Enculturation of a Warrior Class, ” in John Bento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rance, Thomas N. Bisson (ed.) ,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91, p. 162. [16] Gualteri Mapes (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distinctions quinque, Thomas Wright (ed.) ,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 first reprinting , 1968, p. 212. [17]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38- 39. [18] Or der icVitalis, T 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deric Vitalis , vol. VI, pp. 156 - 157. [19] Jonathan Riley- 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1095 - 1131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edit ion, 1998, p. 170. [20]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 is , p. 144. [21] Guibert of Nogent,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1064? - c. 1125) , John F. Benton (ed.) , C. C. Swinton Bland (trans.) , Harper & Row : Haper Torchbooks, 1970, pp. 204-205. [22]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chapter XXIV, pp. 178-179. [23]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 卷，袁志英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9 年，第107 页。 [24]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p. 150- 151. [25]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pp. 42- 43. [26]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24 -28. [27]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28 - 29. [28]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14 - 18. [29]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112- 122. [30]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89 - 97. [31]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31- 34. [32] 矛盾的产生与路易的继母安茹的贝特达(Bertrada) 有直接关系。她曾多次设计加害路易未果。路易瘦弱苍白是她下毒所致。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50 - 55. [33]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p. 123 - 129. [34]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 i Regis, pp. 180 - 183. [35]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 is, p. 180. [36] Achille Luchaire, Les Premiers Captiens (987 -1137) , in Ernest Lavisse (ed.) , Histoire de France I’llustr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A La Revolution, Tom II - Deuxieme Partie, Hachette et C01911, p.318. [37]《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289 页。 [38]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234- 243, 290-291; Geor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987 - 1460, p. 132;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1, 2nd edition, p. 218. [39] 关于此事件最为详细的记载，来自当时伯爵治下一个公证员的日记。Galbert of Bruges, The Murder of Charles the Good , J. B. Ross (trans.)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9, 1982.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chapter XXX. [40] Jacques Flach, L es Orig ines de L'A ncienne France, Xe et XIe Siecles IV: Les Nationalites Regonales, Leurs Rapports Avec La Couronne de Franc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7, reprinted, 1969. pp. 101, 106-107. [41] Malcolm Barber, The Two Cities: Medieval Europe, 1050 - 132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aperback, 1993, reprinted, 2003, p. 281. [42]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158 - 163. [43] 转引自Jim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 - 1223,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8, p. 14. [44] 苏热的《胖子路易传》第28 章专门叙述此事件。此外，艾克哈德·冯·奥纳的《编年史》及同时代的其他几部编年史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参见Ekkehard von Aura, Chronicon, MGH, Scriptorum, VI, ed. G. Pertz, 2nd ed., Stattgart, 1980, p. 262; Sigeb. Contin. Praemonstratensis, MGH, Scriptorum, VI, p. 449; Annalista Saxo, MGH, Scriptorum, VI, p. 761. [45]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 - Century France,” in Timothy Reuter (ed. & trans.) , The Medieval Nobility : Studies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the Sixth to the Twelf th Centu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 267. [46] Ekkehard von Aura, Chronicon, p. 262. [47]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第273 页。关于成婚时间，在“德国历史文献”中有1110 年和1114 年两种说法。MGH, Scriptorum, VI, pp. 247-248，375. [48]《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第288- 289 页。 [49]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347 - 360. [50]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ris, chapter XXVIII. [51] 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分别为6 万人，第三部分为1 万人，第四部分约为8000 人，第五部分为1 万人，第六部分为7000 人，第七部分数字不详，第八部分为1 万人。即使第七部分忽略不计，其总数也有161 5 万人。这还不包括阿奎丹等地提供的军事帮助。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52] Ekkehard von Aura, Chronicon, p. 262; 参见Philippe Cont 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p. 37. [53]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230 - 231. [54] Alain Demant, “Lapolitique extrieure des Captiens: tradition nationale et refus des empires,” Revue Histor ique, vo l. 566, Av ril-Juin 1988, p. 306. [55] Jean Favier,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2, Le Temps des Principaut s de L’A n Mil. 1515,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1984, p. 97. [56]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 230. [57]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 267. [58]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 l. VI, pp. 156- 157;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 40. [59] Theodore Evergates, “Nobles and Knights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in Thomas N. Bisson (ed.) , Cultures of Power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 22. [60] Lindy Grant, Suger of St-Denis: Church and State in Early Twelfth-Century, London: Longman, 1998, pp. 124- 129. [61]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11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0, p. 298;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p. 203-204. [62] Jim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 -1223, p. 15. [63] prevotes 被翻译为邑吏或地方法官。一般认为国王亨利一世时期(1057) prevotes首先出现。见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p. 256 - 265. [64] Jim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 - 1223, p. 14. [65]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10;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 265. [66]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260. [67] John W. Baldwin,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from Louis VI to Philip II: Crown and Government, “ in David Luscombe & Jonathan Riley- Smith (eds.) ,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 vol. IV, c. 1024 - 1198,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10 - 511. [68] Charles Petit-Dutaillis, The French Communes in the Middle Ages, Joan Vickers (trans.) ,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p. 60 - 63. [69] John W. Baldw in,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from Louis VI to Philip II: Crown and Government, “ p.515. [70]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卷，第105 页。 [71]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297. [72]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24. [73]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149. [74] John F. Bento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rance, p. 190; Malcolm Barber, The Two Cities: Medieval Europe, 1050 - 1320, p. 281. [75] 其他历史学家的估计，大体类似。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 pp. 271- 272. [76]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21. [77]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1328, pp. 211 - 212. [78] Ch. Petit - Dutaillis, The Feudal Monarchy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 D. Hunt,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 1964, p. 376. [79] 有人夸他是当时最英勇的武士，有人则批评他头脑简单；有人讥讽他肥胖不堪，有人则认为尽管路易六世“躯体巨大，但在行动和思想上并不小于躯体”。见Walter Map, De Nugis Curialium, p. 211. [80] Georges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Cynthia Postan (trans.) ,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 p. 120. 而同时期整个欧洲的年增长率为01 2%，可见法国人口增长要比欧洲其他地区快。 [81] 英国历史学家拉塞尔早年曾经估计法国1100 年人口约为620 万，1316 年为1760 万。转引自WilhelmAbel, Crises Agraires en Europ e ( X I I I e-X X e Siecle) , Flammarion, editeur, 1973, p. 36. 后来，拉塞尔经过更正后认为1000 年左右法国加上低地国家人口约为600 万，而到了1340 年则为1900 万。见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1 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28 页表格。 [82] 波斯坦、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 卷，郎立华、黄云涛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261 页。 [83] 在一份晚于本文研究时段的特许状中，苏热鼓励垦殖的目的很明确。见Malcolm Barber , The Two Cities: Medieval Europe, 1050 - 1320, pp. 20- 21. [84] 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5 至15 世纪）》，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234 页。 [8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392 页。 [86] Geroges Duby, “Medieval Ag iculture 900 – 1500,” in C.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Middle Ages, vol. I, Glasgow, 1972, p. 196; Georges Duby, Rural Economy and Country Life in the Medieval West, p. 100. [87] 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 5 至15 世纪）》，第190 - 191 页。 [88] Robert S. Lopez,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 -13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89] 布罗代尔：《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 卷，施康强、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第86 页。 [90] 波斯坦、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 卷，周荣国、张金秀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4 页。 [91]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 - Century France,”p. 266. [92]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136 页。 [93] 波斯坦、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 卷，第106 页。 [94] Joseph R. Staryer, Medieval Statecraft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 y Press, 1971, p. 291. [95]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 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566 - 569 页。 [96] Joseph R. Staryer, Medieval Statecraf t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pp. 77 - 89. [97] 特许状颁发给1115 年的博韦市、1119 年的昂热·雷吉市、1122 年的博韦市、1123 年的埃当普市、1126 年的圣·里奎尔市、1128 年的拉昂市、1134 年的巴黎市、1134 年的封特努阿市、1137 年的弗雷内- 赖范克市。参见基佐：《法国文明史》第4 卷，沅芷、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237 - 238 页。 [98] Guibert of Nogent,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Memoir 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 p.200. [99] Charles Petit-Dutaillis, The French Communes in the Middle Ages, p. 51. [100] Robert Fawtier, The Capetian Kings of France: Monarchy & Nation (987 -1328), Lionel Butler & R.J. Adam (trans.) ,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60, p. 77. [101]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297. [102] 参见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453 - 454 页。 [103]《国王法令汇编》涉及城市特许状的法令236 件，其中路易六世只有9 件，路易七世有25 件，菲力普二世有78 件。参见基佐：《法国文明史》第4 卷，第237 -244 页。 [104] Charles Petit-Dutaillis, The French Communes in the Middle Ages, p. 51. [105] Christopher Brooke，Europ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62 – 1154,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5, p. 205. [106] Guibert of Nogent, S 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 al France: 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p.200. [107] 亨利五世( 1106 -1125 年在位) 继续实行皇帝控制主教任命的政策，从而使德国与罗马教皇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见Otto of Freising, The Deeds of Frederick Barbarossa, translated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1966, pp. 44 - 47. [108] C. B. Bouchard,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to 1108,” in David Luscombe & Jonathan Riley- Smith ( eds. ) ,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vol. IV, c. 1024 - 1198，Part II, pp. 131 - 132; Alfred Haverkamp, Medieval Germany 1056 - 1273, translated by H . Braun & R. Mortim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92, pp. 129 - 130; Marcus Bull ( ed. ),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00 – 1200, p. 81. 德国皇帝则派使团来到法国，反对任何绕过皇帝的关于教会神职人员选举的决议。见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56 - 59. [109] 《盎格鲁 - 撒克逊编年史》，第281 - 282 页。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274 - 275. [110] Malcolm Barber, T he Two Cities: Medieval Europe, 1050 -1320, p. 271. 当然，这一称呼并非特指路易六世。 [111] Christopher Brooke, Europ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62 – 1154, pp. 204 - 205. [112] Robert Fawtier, The Capetian Kings of France: Monarchy & Nation (987 - 1328), p. 71. [113] Jacques Le Goff, “Reims, City of Coronation,” in Pierre Nora (direction), Realms of Memo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vol. III: Symbols,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3 - 251. 因为路易六世即位加冕是由桑斯主教主持的，这甚至引起兰斯大主教的不满。可见，兰斯城与卡佩王室的特殊关系。 [114]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987 – 1460, p. 139. [115] Robert-Henri Bautier, ”Quand et comment Paris devint capital,” pp. 17 – 46, 39. [116] John Benton, “Sugerps Life and Personality,” i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rance, pp. 387 - 408. [117] Achille Luchaire, Social France at the Time of Philip Augustus, translated by Edward Benjamin Krehbiel, London, 1912, p. 297. [118] John Benton, ”Sugerps Life and Personality ,” pp. 390 - 391. [119]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vol. VI, pp. 156 - 157. [120]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4 卷，第12 页。 [121]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chapter VI, chapter XXIV; Sidney Painter, The Rise of Feudal Monarchies, p. 20. [12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4 卷，第12 页。 [123] Robert Fawtier, The Capetian Kings of France: Monarchy & Nation (987 -1328), p. 74. [124] Thomas Renna, ”Theories o f Kingship,” in Joseph R. Strayer (editor in chief),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vol. 7,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6, pp. 263- 264. Elizabet h M. H allam & Judith Ever ard,Cap 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39. [125] John W. Baldw in,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from Louis VI to Philip II: Crown and Gov ernment,” p.511. [126] Andrew W. Lew is, ”Suger’s Views on King ship,” Eric Bournazel,” Suger and the Capetians,” Michel Bur, ”A Note on Suger’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Power,” in Paula Lieber Gerson (ed.) , Suger and Saint-Denis: A Symposium,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6, pp. 49 - 54, 55 - 72, 73 - 76. 封建时代王权神圣性观念来自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双重遗产”并经过基督教的改造。见Janet L. Nelson, “Rulers and Government,” in Timothy Reuter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III, c. 900 - 10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5 - 99. [127] Norman Zacour,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 London: St. James Press, 1976, p. 99. [128] John W. Baldwin,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from Louis VI to Philip II: Crown and Gover nment,” pp. 511, 517 - 518;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14. [129] Michel Bur, “A Note on Suger’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Power,” in Paula Lieber Gerson (ed.), Suger and Saint-Denis: A Symposium, p. 75.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夸大苏热建构封建主义等级理论的程度和效果；该等级理论的真正形成或许应该到博马努阿时期。 [130] R. N. Swanson,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4 - 95. [131]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43. [132] John Bento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rance, p. 397. [133] Robert Fawtier, The Capetian Kings of France: Monarchy & Nation (987 - 1328), p. 75. [134]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第614 页。 [135] Jim Bradbury,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1180 – 1223, p. 13; Robert Fawtier, The Captian Kings of France: Monarchy & Nation (987 - 1328), pp. 56 - 57. [136]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256. Louis, 拉丁文作Ludovicus，就是Clovis 的变体。取名路易表明卡佩王朝为了统治现实而有意识地虚构历史的开始。参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第624 页；Bernd Schneidmuller，” Constructing the Past by Means of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ical. [137] Foundations of Medieval Institutions, Dynasties, Peoples, and Communities, “in Gerd Althoff, Johannes Fried and Patrick J. Geary (eds.), Medieval Concepts of the Past: Ritual, Memory , and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7 - 192. [137] Guibert of Nogent,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p.259; 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J. E. Anderson (trans.), Dorset Press: New York, 1989, pp. 13 -14. 布洛赫复述且评论了吉伯特的记载。 [138]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 270; Sergio Bertelli, The King’s Body, translated by R. Bur r Litchfiel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9] 埃里希·卡勒尔著，罗伯特·金贝尔、丽塔·金贝尔编：《德意志人》，黄正柏、邢来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71 页。 [140] 韦尔内认为，“然而，诸侯不仅屈服于其时代的关于君主和封建的观念；如我们所知，他们也屈服于第一次清晰呈现的法国(最初是北部法国)的民族意识。这一意识冀望于法国国王和他的成功。”参见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 275. 布洛赫更强调说，“文献表明，就法兰西和德意志而言，1100 年左右民族意识已经高度发展。”参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第693 页。 [141]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 卷，沅芷、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242 页。 [142]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 卷，第4 - 5 页。 [143]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 卷，第254 - 255 页。 [144] 感谢马克垚教授提醒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Alfons Dopsc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first published, 1937, second impression, 1953, pp. 1 – 29, 283 - 302;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Oxford, 1891; Fredric L. Cheyette, “ Introduction,” Otto Brunner. “Feudalism: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Fredric L. 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pp. 1 – 10, 32 - 61;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 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493 - 512 页;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59、64 页；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58 页。 [145]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 pp. 1 - 10; 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5 页。 [146] Fredric L. Cheyette, “Introduction,” Otto Brunner, “Feudalism: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in Fredric L. Cheyette (ed.) ,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pp. 1 – 10, 32 - 61. [147] Otto Brunner, “Feudalism: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 in Fredric L. 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pp. 32 - 61. [148] Matthew Inne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Middle Rhine Valley, 400 - 10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 - 12. [149]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68 - 74 页；《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58 - 66 页。 [149]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卷；David Parker, The Making of French Absolut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p. 3; Adrianna E. Bakos, Images of Kingship in Early Modern France: Louis XI in Political Thought, 1560 -178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997;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150] Ages, 987 - 1460, p. 298. [151]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p. 14 - 18. [152] Joseph R. Staryer, Medieval Statecraft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pp. 63 - 76. [153]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 80. [154] John W. Baldwin, ”France: 987 - 1223,” in Joseph R. Strayer (editor in chief)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vol. 7, p. 160. [155] Jean Favier, Histoire de France, tome 2, p. 94. [156]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359. [157] John Benton, “Written Recor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atic Feudal Relations,” i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rance, pp. 275 - 290, 284; Theodore Evergates (trans. & ed.), Feudal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 Documents from the County of Champagn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pp. XVII I - XIX. [158] Karen S. Nicholas, ”The Role of Feudal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n the Principalities of the Low Countries, 1000 - 1300,” in Bernard S. Bachrach & David Nicholas (eds.) , L aw, Custom, and the Social Fabric in Medieval Europe: Essay s in Honor of Bryce Lyon, Michigan: Western Institute Publications, 1990, pp. 113 - 130. [159]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360. [160]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p. 215 - 217. [161] Suger, Vita Ludovici Regis, pp. 106, 184. [162]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18. [163] Suger,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p. 240. [164] F. L. Ganshof,F eudalism, translated by Philip Griers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Third English Edition, 1964, p. 161. [165] F. L. Ganshof, Feudalism, p. 161. [166] Christopher Brooke, The Structure of Medieval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1, pp. 41 - 43. [167]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365. [168] Elizabeth M. Hallam & Judith Everard, Capetian France 987 - 1328, p. 219. [169] R. N. Swanson,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 - 96; Joseph Strayer, Feudalism,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1965, p. 45. [170] Norman Zacour, An Int 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 p. 93. [171] Ch. Petit- Dutaillis, The Feudal Monarchy in France and England,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 2. [172] F. L. Ganshof, Feudalism, p. 166. [173] Geoffrey Koziol, ”Political Culture,” in Ma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900 - 1200, pp. 58 - 59. [174] Joseph R. Strayer, “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Fredric L. 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p. 16. [175] Norman Zacour,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 p. 98. [176] Thomas Bisson, “Feudalism in Twelfth- century Catalonia,” in Thomas Bisson, Medieval France and Her Pyrenean Neighbours: Studies in Early Institutional History,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9, pp. 153 - 178. [177] Sidney Painter, The Rise of Feudal Monarchies, pp. 4 - 5, 8 - 42. [178] C. B. Bouchard, ”The Kingdom o f the Franks to 1108,” pp. 121 - 124, 148 - 149. [179] Edward James, The Origins of France: f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 - 1000, p. 187. [180] Thomas Bisson, “The Problem of Feudal Monarchy: Aragon, Catalonia and France,” Speculum, vol.53, issues 3, July, 1978, pp. 460 - 478; C. B. Bouchard,”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 to 1108, “ p.149. [181] Thomas Bisson, “The Problem of Feudal Monarchy: Aragon, Catalonia and France,” p. 471. [182]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987 - 1460, pp. 122 - 123. [183]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987 - 1460, p. 124. [184]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第680 页。 [185]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 - 1180, p. 288; Karl Ferdinand Werner,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rance,” p. 267. [186]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第615 页。 [187] Geroges Duby, 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 987 - 1460, p. 128. [188] Susan Reynolds, Kingdoms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900 - 1300,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6, paperback, p. 278. [189] Susan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and Reinterpret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aperback, pp. 258 - 322. [190] C. J. Nederman, “Sovereignty, War and the Corporation: Hegel on the Medieval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9, no. 2, May 1987, pp. 500 - 520. [191]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第373 页。 [192] 佩因特描述了法国从日耳曼君主制到封建君主制转变的过程。见Sidney Painter, The Rise of Feudal Monarchies, pp. 4 – 5, 8 - 42. [193]Susan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and Reinterpreted, pp. 258 -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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