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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院回忆 王东援 (2019.10.28) 上学前，我在沈阳市保育院接受了四年学龄前教育。虽然时隔六十多年，许多事至今我仍然记得。 保育院与幼儿园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感觉保育院一定是全日制长托，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幼儿园则有长有短，但主要还是以短为主。另外，我感觉保育院超级大，不但幼儿园比不了，一般的非重点小学校也相形见绌。可惜，保育院这一沈阳最大的幼教机构，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了。保育院这一名词也随之生僻到连我都不好意思用了。作为当年的受教者，我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把留存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挖掘出来。既能与我的同学和院友分享，又能告慰培养我们的老师和阿姨的在天之灵。 我们的回忆还是由保育院的环境条件开始吧。 1. 保育院的环境概况 图1是根据记忆画的沈阳市保育院框图。框图主要指示建筑物大致位置，建筑物的大小比例关系并不确切。  （1）是大门两侧的两个门房。东侧的门房是收发室。西侧的门房是家长或来宾的接待室。正对大门的建筑(2)原本是一座教堂，但神职人员早就不在了，室内的设施也好像拆空了。每周六回家，我们在这里集合等车。另外每周一回来，也在这里站下脚，然后各回各班。 图1：保育院示意图（比例极不严格，仅能指示大体位置） (3)(4)是两座3层楼。楼(3)是水泥外墙，灰色的，但我们小孩习惯称白楼。楼(4)是红砖外墙，故称红楼。每座楼可容纳大中小四个年级(小班念两年)，共八个班。白楼是一班和二班(指：大班一，大班二……)。红楼是三班和四班。至于平房区能容纳几个班，就不是一个学龄前儿童，所能估计的啦。我当年在白楼一班。 (5)(6)是伙房。(5)是小灶，小灶北边连着澡堂。(6)是大灶，大灶好像连着教工食堂。(7)(8)(9)是三排平房。(7)是教工单身宿舍，(8)是仓库。(9)也应该是儿童的教学，住宿用房。(13)是篮球场。此篮球场主要是保育院的男职工(以伙房师傅为主)使用，从来没见女老师玩过。经常有外单位的球队来打比赛，保育院球队似乎挺厉害，其主力队员却是客串的（某位阿姨的丈夫，他们家就在保育院内紧挨着西墙）。老师有时也能组织我们看热闹。依稀记得看篮球时，扭头往平房(9)南面看，好像平房（9）与教堂之间或者教堂西侧还有平房。因为那时候太小，主要活动区域是围绕白楼前后。凡是没有把握确定的，我都没有在图1中画出。 收发室的东侧是一座小礼堂(10)，里面有舞台，也有可挪动的座位。但我们从来没在这里进行或观看过表演，倒是有一段时间(小班的第2年，1班和2班)住在这里。 礼堂的东侧是隔离室(11)。隔离室是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一排平房和一个袖珍2层小楼。保育院每天都定时测量体温，不管自我感觉如何良好，只要体温超标，就得进隔离室。当年我是隔离室的常客。 (12)是防空洞。是座一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覆盖有一两米厚的土层，土层上面长着草和灌木。防空洞是一座历史遗留的建筑。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一点关系。 防空洞东侧紧挨着北院墙，有一排水泥池，里面装满沙子，那里是我们经常玩耍的沙坑。沙坑和白楼之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座落着两座攀登架。攀登架下大上小呈塔式结构，有好多层。每层的高度恰好够小孩能攀登上去。令我吃惊的是，在小班，我们班就有好多同学敢在最高的一层做金钩钓鱼的动作。那是很吓人的动作。我那时只敢在较低的位置做这一动作，因为低层脚腕能够勾住旁边的铁管，有安全保证。直到升入大班，我才克服了恐惧，也敢在顶层金钩钓鱼了。 白楼南面有两座葡萄架，分立白楼中央大门两边。葡萄架前是一小广场，周围有秋千，滑梯。广场和平房（7）之间有一条柏油路，路两侧有榆树围墙。最稀奇的是小灶东侧有一排皂角树。皂角在北方是稀有树种，我有幸在保育院认识了它。事实上离开保育院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树。 保育院期间我只到过红楼那边一两回。对红楼南边是否也有秋千和滑梯，没有印象。只记得红楼东边有一个小花园，花草品种繁多，我能叫上来名字的有美人蕉，扁珠莲，江西腊，百日红，牵牛花，鸡冠花，夜来香，还有许多我叫不上来名的花。此外院内房前屋后道路两旁，都有榆树墙和花草树木，这些地方的花，以百日红居多。保育院还有一座温室玻璃花窖，里面可能有一些奇花异草，当年我最感兴趣的是含羞草。可惜对花窖的位置没有印象了。老师领我们参观时，我们年纪尚小，等年纪大点已经熟视无睹，反而记不清了。要不是猛然间想起了含羞草，花窖可能就彻底忘记了。 依稀记得平房(7)与红楼之间有一条有顶棚的廊道,能直接走进红楼。可惜，廊道的位置我记不准，没敢在示意图中画出来。 2. 保育院的位置 保育院位于沈阳市热闹路。当年热闹路一点不热闹，只不过是一条位于沈阳市边缘的小马路。马路两侧都是普通的平房。我感觉当时也不通公交车。老师领我们郊游踏青，只要步行出门往东走不远，再往南拐就步入了泥道，随后就可看到田园风光，小桥流水，农夫耕作，马牛驴骡猪，鸡鸭鹅狗猫，尽收眼底。然后由西边土路拐入热闹路，再往东转回保育院。记忆中转一圈，好像时间不短。但小孩子的感受不能与大人同日而语。就好比我在保育院，只待了短短不到4年，但当时的感受超过现在的十年。考虑到四五岁的孩子体力有限，实际踏青时间可能也就半个多小时。 最近上保育院原址(现在的歌舞团小区，热闹路38号)考察了一下，发现面目全非，所有的老建筑全没了，只残存了一段教堂。也就是说教堂前后两端高高的尖顶，连同下面的建筑全被拆了，残存教堂大厅漏风的地方，用砖给堵上了，成为山墙。白色山墙外面有红颜色的百姓乐园字样。我沿山墙用脚步量了一下，共16步相当于9.6米，扣除墙砖的厚度，教堂内部的净宽度也就9米左右。窄得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按照我记忆中小时候的感受，等比例还原到现在的，怎么也得有20多米。另外，据院内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介绍，这院重新翻建时，院内垫高了一米多，但教堂没动(也就是说教堂被埋进去了一米)，这也就难怪我观察教堂的高度时，感觉更加不对劲。 在教堂残迹西侧约55米的位置有一座建筑物，据说这是歌舞团搬进来后建的练功房，后来改为教堂了。虽然门口写着天主堂，但外形上没有一丝西方教堂的味道。在百度和高德地图上，都可以查到这座建筑物，谓之三经路天主堂。 据天主堂的一位教友苗女士介绍：沈阳市保育院的南墙位置，在现在歌舞团小区南面那栋楼的外墙处，北墙位于现在沈阳市十七中学的南墙位置。东西墙，正好是现在的齐贤东巷和齐贤巷位置。我据此在百度地图量了一下。当年沈阳市保育院东西方向长度大约250米，南北方向长度大约180米。 最近小学同学聚会。据当年一位在保育院红楼待过的同学回忆：他当年在红楼，往南可以看到浑河。 3. 进入保育院第一天 据我自己考证，我入院的时间是1953年11月2日(考证理由见文末)，比正常入院时间，晚了几个月。那一天，在一个小时之内发生了四件事，我全记住了。且终生不忘。 第一件事 当众出丑 那天我穿着开裆裤，结果被比我早开蒙几个月的孩子们围住了，他们下蹲或弯腰，以能看到我的屁股为乐，并且不停地喊着，“羞，羞，露屁股”。他们给我上的这一课，印象实在太深。只可惜他们当时没有羞臊我露了小鸡，以至于我小学时又出了丑。 第二件事 不知姓名 当老师介绍我的姓名时，我当众抗议，站起来大声叫喊：“我不叫王东援”。因为全家上下都叫我的小名，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我的正式名字。老师没想到我有这一手，以嗔怪的眼光盯着我，半晌没说话。在老师的逼视下，我有点醒悟了，觉得这可能是我另外的名字。于是乖乖坐了下来。这个老师姓王，是我在保育院期间见到的年龄最大的老师。但她只在我入院和临毕业这两年教过我，中间这两年不知干什么去了。她是我印象最好的老师。 第三件事 误喝消毒水 开完介绍会，一位年轻老师把我拉到一边当作排头，让其他同学站到我的后面。然后用一把瓷茶壶，往我嘴里灌了一口，紧接着说了点什么。我没听清她到底说了什么，只感觉味道很怪，一点不好喝，又没有办法说话，误以为她让我喝，就强忍痛苦咽下去了。老师发现我咽了下去，就把我拉到一边转过头来，我这才发现其他同学把灌进去的粉红色液体都吐了出来。我后来知道这叫漱口，粉红色的液体是高锰酸钾水溶液。记忆中，刚入院时每天要漱口好几次。后来就没有用高锰酸钾漱口的记忆了。 第四件事 初识风琴 漱完口，自由活动，同学们都散开了，我无聊得东张西望。忽然被一种好听的声音吸引，寻声而去，发现一群同学围着老师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走近细瞧，又开了眼界，老师脚踩踏板手指按压一些白色东西就弄出了声音。后来我知道了那个东西叫风琴。 4. 入院第三天的回忆 入院第二天按例行作息规则度过，没有特殊记忆。但入院第三天有二件事，我记忆深刻，终生不忘。第一件事是那天下雪了。吃早饭的时候，外面就飘起了雪花。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见下雪，感到非常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听同学们喜气洋洋地喊下雪了，才知道这叫下雪。 早饭后，老师组织我们出去玩雪。男同学这排都带上了棉帽子，只有我带的是毛线帽子，有点另类。女同学这边，让我开眼了，这算第二件事。她们是方头巾沿对角线折叠成三角形，然后把脑袋和耳朵包起来，在脖子下面系上。实际上这是当年中国女人的流行装束。由于人生首次印象太深，我不但记住了这件事，无形中也认为这是女人在冬天的标准装束。以至于二十年后，在我插队回城之前，看到一个农村女孩，用一条围脖形状的长条毛巾把脑袋包起来，好奇地询问她为什么不用方块毛巾? 她当时把我噎得差点儿背过气，她竟然说我土老帽。 5. 入院第五天发生的事 这一天的事我记住了一件，家里的公务员给我送来了一顶棉帽子。 实际上，我只记住了送帽子这件事，具体时间是我分析考证出来的。考证过程及相关信息留在文末交代。 6. 保育院的作息流程 起床后洗漱，然后早饭。早饭后上作业(不叫上课)。上完作业可以在室内或室外玩耍，由老师决定。午饭后，睡午觉。午睡对我是一场磨难，因为我根本睡不着，只能干靠。午睡后吃点心，实际吃的可能是糕点，或是水果。对我来说又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因为老师和阿姨经常以不给点心吃为手段惩罚不睡午觉的孩子。令我至今耿耿于怀。当时年纪小，不懂得反抗，也不懂得告状。只能默默流泪。晚饭前都是玩耍。晚饭后可以玩一段时间，然后洗漱睡觉。 7. 保育院的课程内容 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学唱歌，学歌谣，学舞蹈，听故事，画画，手工。 手工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折纸，捏黄泥，捏腻子，秫秸造型等。看来当年的教育理念，是绝对不接触小学课程。 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顾名思义，无需交代更多东西。值得提一下的是：美术方面，我班孙伟有绝对的天赋，他画的小动物，惟妙惟肖。老师都夸他将来能当画家。另外，那时候的腻子质量堪比橡皮泥。我记得非常清楚，1958年以后就再也见不到那样质量的腻子了。 秫秸造型是我当年最喜欢的，这需要先把秫秸皮一条一条剥下来，秫秸皮本身可以做一些简单动物形象，比如小鸟。把秫秸瓤切成小段与秫秸皮连接起来又可以做出千变万化的造型。记得当年我回家跟妈妈要秫秸，可把妈妈难坏了，她是城里人，不知什么是秫秸，我更说不清楚，只知道那东西名字叫秫秸。我当时感觉其他手工作品太俗了，只有秫秸造型可以拿出来给父母炫耀。好长时间之后，母亲终于从乡下给我买了一些秫秸回来。一直到上学后，这些秫秸还没用完。 8. 我的保育院同学 沈阳市保育院每班有20多个孩子，男女各半。老师和阿姨每班有六七个。老师白天上班，给我们上作业。阿姨则好像白天晚上都在。我至今还能记得所有的男同学，女同学只能记住一半。我所在的班是一班。我去之前，班里共有12名男生，他们的名字是：焦沈铁，田和平，宋小光，孙伟，夏平，陈大海，白长明，朱力力，徐央央，钟新纪，张三斌，王小平。我到来后是第13人。第2年六七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名男生，名叫王树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到来的当天下午，我们在白楼后面玩耍。丁香树的两端各有一只蜻蜓落在树叶上，我俩各盯上了一只。结果，他那边的蜻蜓先飞了，他埋怨是我把他的蜻蜓吓跑了，跑过来与我理论。双方对峙了一会儿，他又跑回去了。因为满院子蜻蜓蝴蝶太多了，机会有的是，没有必要争执。 中班的时候又来了两名男生。一名叫潘建军，另一名叫高楠楠。大班时来了一名男生叫黄东东。这三人各有故事，我们后面再说。 我能记住的我们班的女生有：张阿毛，马小燕，郑阳燕，王阿洁，陈晓阳，苏军，还有一位女同学，模样记得，可惜名字忘了。另外中班时，又进来一位女同学，她的名字叫崔玉波。她是一位烫了头发的女孩。儿童烫发，不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是很罕见的。 我的保育院同学当中，焦沈铁，田和平，张阿毛三位后来与我一同进入了育才小学的一年一班。宋小光进入了育才小学的一年五班，改名宋泽。三年级时，我发现孙伟，夏平和马小燕也都转到育才小学来了，孙伟和夏平在三班，马小燕在五班。老同学重逢，按理是人生之喜，可惜我们那时候都太小，根本不懂这些，谁也没有理谁。陈大海好像是在稍晚些的时候也转到了育才，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他竟然比我高了一个年级。好几年之后，我方才想明白，他可能是上完中班就直接上小学了。由于他悄无声息地走了，我当时根本没有发现班里少了一个人，误以为他和我们是一同由保育院毕业的。 三年级时我曾经上共青团小学接我三弟放学，看见郑阳燕也在那个小学，同样没有说话相认。五年级时我发现马小燕不知不觉消失了，不知又转学到了哪里。但是，白长明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了育才五年五班。由于白长明也在育才住宿，我们相对接触较多。但从来没有提起保育院的事。我认为他那时肯定也认识我，彼此心照不宣。白长明当年在保育院时，是全班的活宝，滑稽得很，可以轻易把全班同学逗得哈哈大笑。到育才时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朱力力虽然与我不在同一小学，但小学期间暑假游泳时曾见过几回面，有过交流。朱力力，白长明，郑阳燕和我后来都考上了实验中学。他们三人同在2班，我在3班。可惜中学期间，我也没有与白长明和郑阳燕谈起过保育院的这段往事。 我和王阿洁的邂逅比较偶然。1983年，我随父亲搬入新成立的沈阳市五里河干休所。某日，市老干部局组织了一批紧俏商品供应老干部，在工作人员中我发现了王阿洁，小时候她的鼻涕好像永远擦不干净，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大美女。我问你是王阿洁吗？她点了点头。由于当时她很忙，我们没聊什么。 我班的其他同学：徐央央，钟新纪，张三斌，王小平，王树理，黄东东，陈晓阳，苏军，崔玉波等，自从保育院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至今已过了60多年，恐怕见面也不能认识了。 还有六七位女同学，很对不起，我怎么也回想不出你们的名字来了。以此文为线索，能使你们回忆起一些童年往事，我会感到欣慰的。 9. 大王 大王是保育院和幼儿园特有的文化现象。小孩集中在一起，难免打架。打架最厉害的那个就是大王。如同自然界中的猴王一样，大王在班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他孩子不得不巴结大王，一方面避免被大王打，另一方面希望得到大王的照应，以免被别的孩子欺负。听说省委幼儿园，不但有男大王，还有女大王。保育院只有男大王，好像没看到女孩真动手。 我班的大王是朱力力，二王是徐央央。不过，我班的二王不是自己打出来的，而是大王任命的。因为他俩的关系特别好，有大王罩着，没人敢惹他。他也可以在班里发号施令。实际上，我班打架第二厉害的是钟新纪。不过钟新纪跟大王关系也不错，总是站在大王一边。 到了大班的下半段，又转来一个新同学，叫黄东东。他是我们上一届大班的，大家都认识。因为得病休学了。病好之后，上学也晚了，就又回到了保育院。 他一来自然就成了新大王。毕竟年长一岁的威慑力在那摆着，新老大王之间并没有进行实际对决。新大王初来乍到，没有基础，于是便使出浑身解数，招募手下。我是第一个被收买的，他借给我一把玩具手枪长期使用，就是能打出橡皮吸盘的那种。接着又收买了几个人，但总人数仍比老大王那边少。 尽管人少一点，出门也有了前呼后拥的感觉。有好几次与老大王的人马相遇，新大王总是自豪的叫阵：“别看你们人多，你们有能耐的啊？”。不过有一次，也只有一次，双方在活动室对决了。新老大王打成啥样我没看到，我们这帮手下在另一活动室，被老大王的手下给打惨了。 有一次晚上阿姨讲故事。新老大王坐在最里层，我们一层挨一层在外面站着听。不知因为什么，老大王惹了新大王，被新大王扇了一个耳光。老大王当时就急了，站起来啪啪打了新大王脑袋两下，新大王也没敢还手。事后听说新大王掉眼泪了。不过从此以后，班里好像也平和了。因为我再也回忆不起来，班里还有什么打架的记录。 10. 群殴潘建军 潘建军是中班时新转来的一位同学，只待了一个星期。虽然块头不小，但极其老实。上完作业，其他同学活蹦乱跳，只有他独自坐在墙边的小椅子上抹眼泪。欺软怕硬是小孩的本性。既然班里来了个软柿子，难免有人无端寻衅。结果可想而知，没人招惹，人家还伤心抹泪呢，哪有闲心理会撩闲。 下一周他没再来。几天后有人发现，他转到平房区的一个班里了。再过几天，就有更惊人的消息传来，潘建军成了那个班的大王。这一下全班都不淡定了，我们班最软的柿子，怎么能够成了大王？不久这一消息就得到了证实，很多人都发现，潘建军被一帮男孩子前呼后拥的，在平房区一带活动。终于有一天在浴室大门前，我班男生撞见了潘建军和他的手下，立刻围了上去。只不过场面很不友好，寻衅声、叫号声此起彼伏。潘建军手拿一把自制的弓箭，表情淡定一声不吭。他们班的男生则面露惊色，想不明白他们的大王，怎么能被这帮人肆意凌辱。 该来的终究会来的。有一天下午，有个女生跑上来喊：“不好了，我班男生和潘建军打起来了”。我赶紧跑到楼下，远远看见潘建军和我班几个男生打成一团。我班大王在旁边靠着榆树墙看热闹，他们班的男生则在更远处紧张地观望。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前去，只见潘建军满眼含泪，力战数人，并无惧色。我钻进去，没等伸手，就被他一拳拍在脸上。当时就满眼冒金花，丧失了战斗力，心中暗想：“怪不得潘建军当了大王，果然厉害。”后来我班大王出手了。他喝退左右，一个人与潘建军单挑。大王果然厉害，虽然块头没有潘建军大，但一搭手就把潘建军摔倒了，然后摁在地上，一顿胖揍。之后领着我们得胜还朝。此战潘建军虽败犹荣。大家都承认了潘建军的实力，没有人再议论此事，也没有人再想着寻衅。此后潘建军也把活动范围限定在了平房一带，没有在我们的视线出现过。 后记： 小学六年级时，由三经街小学转到我班一男生，他也曾在保育院待过。他问我是否认识潘建军，我说当然。他告诉我，潘建军上学后改名潘毅，不幸因为打架，一只眼睛失明了。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出了这事，肯定不行了。我们都很为他惋惜。1984年，我曾在五里河干休所看到过潘建军，他刚从他父亲家出来往外走。天冷，我们只寒暄了两句。我现在想，他那时已经不认识我了。 11. 留守生活 我把周六周日不能回家，仍留在保育院的生活叫留守生活。在中班和大班期间，我基本上过的是留守生活。由于父母疗养或住院，我和弟弟们经常几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留守儿童时多时少，少时只有几个人，多时也有二三十。通常院方把这些人都集中起来，在白楼某个班居住活动。不管怎么说，不能回家，在儿童心中都是最痛苦的记忆。 在中班时，高楠楠也上保育院了，恰巧和我一个班，可把我乐坏了。高楠楠在我家楼上。比我小几个月，但个子比我高。我俩从小在一块，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一来就带给我好消息：说我爸爸疗养回来了，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玩具，家里都放不下，摆得满院子。让我对回家充满了渴望和憧憬。可惜那个周六我仍然留守。总算挨到下一个周六可以回家了，那天我下了班车就往家跑，把楠楠甩得老远。一进院子，发现什么都没有。再进家门，才知爸爸根本没回来。回头出门，迎上了一脸坏笑的高楠楠，告诉我：“骗你呢。” 12. 保育院的新年晚会 在我的记忆里中，我在沈阳市保育院的四年期间里，院里组织过一次新年晚会，并且仅组织过这一次新年晚会。 由于当时年纪尚小，没有时间概念，下面的描述，是在回忆基础上加上了分析和考证。 晚会的时间应当是在1955年或1956年的12月25日。年份不确定是因为我也记不准是在中班还是在大班开的这个晚会，我个人倾向是在中班，也就是1955年。日期我敢确定，是因为晚会的压轴节目是新年老人与我们见面。现在想来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新年老人？一定是新社会，不时兴圣诞节了。院领导在新年前夕让我们见一下圣诞老人罢了。 另外由于新年我们都要放假回家。所谓的新年晚会，也就只能在新年前举行。所以我断定，晚会就是在圣诞节那天开的。 晚会的地点是在保育院内的教堂里。各班很早就为这个晚会做准备。除了排练节目，每班还要有一个代表与新年老人见面并竞猜他是谁扮演的？我班的代表是一个高个女生，名叫陈小阳。 有趣的是，文艺表演并没有在教堂里的舞台上，而是在教堂的中间场地上。各班自带小椅子靠墙围坐一大圈。我班恰巧坐在舞台上，居高临下往下看。舞台上究竟坐了几个班，当时没有在意。 晚会究竟演了什么节目？没有印象，无非就是唱歌跳舞。但压轴节目新年老人登场，终身难忘！我记得各班代表排成一圈，新年老人逐个问每位代表相同的一句话，你猜我是谁？如果没有猜对，新年老人就继续问下一个。我班代表是全场唯一一个猜对的。新年老人的答复是，猜对了，有你的奖品。 陈小阳回来后告诉我们，新年老人是钟老师扮演的。印象中钟老师好像也是在院里管点儿事儿的。她住的房间和王院长紧挨着。 13．保育院的集体游戏 保育院的集体游戏有三种，前两种是丢手绢和老鹰捉小鸡。这两种没什么可说的，每个幼儿园都会玩。第3种很有可能是保育院所特有的一种游戏。 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不确定其他幼儿园，是否也有这种游戏；但我可以肯定，离开保育院后我再也没看见这种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有三个字，可惜我没记住。因为不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外来游戏的译音。玩法是这样的： 一个班的孩子分成甲乙两排，由两位老师各带一排。甲排先唱：“我们要求一个人”，边唱边向前走，曲调（2/4 拍）见前一个文本框。唱完后接着唱：“我们要求一个人”，边唱边往后退，曲调（2/4 拍）见后一个文本框（特别要注意红色，32，应该是双下划线，由于，Word文档打不出双下划线，只好用红色另行标注）。唱完后基本退回原位。 甲排唱完后，乙排用同样的曲调接着唱：“你们要求什么人？”边唱边向前走，接着唱“你们要求什么人？”边唱边向后退。 然后甲排接着边走边唱：“我们要求某某乙”，“我们要求某某乙”。某某乙是乙排某位孩子的名字，由甲排的老师临时决定后告知甲排的孩子唱。 接着乙排边走边唱：“什么人来同他去？”，“什么人来同他去？” 甲排接着边走边唱：“某某甲来同他去。”，“某某甲来同他去。” ，同样由甲排的老师临时决定后告知甲排的孩子。 随后某某甲和某某乙同时出场站到两排中间，手拉手进行双人拔河，胜者带着负者回归本队。游戏重新开始。这回由乙排先唱。如此循环往复。 这种游戏是我们在保育院玩得最多的集体游戏。通常不决出胜负。四年时间里，只有一次彻底分出了胜负。即：一方把另一方的人全部拉了过来。 14. 沙坑游戏 沙坑也是我们经常游戏的场所，老师通常喜欢雨后领我们去那里，因为此时沙子潮湿，容易塑形。沙子玩法当然很多，老师喜欢教我们做的是“拍窖窝”。做法是把拳头背面朝上平放在沙面，用沙子把拳头埋上拍实，然后轻轻把拳头抽出来，就会得到一个小 “山洞”。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我们孩子自己创新的一种新玩法，提出者是宋小光。他指挥我们用两根细棍把两个沙堆连接起来，然后用几个短树枝搭在两根细棍上，最后用手掌捧住沙团，在细棍上下双手一合，摁一会儿，就可以在两个土堆之间搭出一座悬空沙桥。一个学龄前孩子能想到这种方法，真是聪明绝顶。 15. 蝎子 在保育院能抓住蝎子，若不是亲眼看见，打死我也不相信。起因还是宋小光，那些日子他成天给我们讲蝎子，渲染蝎子怎么厉害，被它蛰了就能死。吓得我去问老师，老师说别怕，咱这没有。结果某天下午我们正在院里玩儿。两个男同学用树棍夹着个东西过来，说抓住蝎子了。我们都过来看，老师把小灶的黄叔叔叫过来，得到确认。黄叔叔特意演示，一旦他用棍子摁住蝎子背，蝎子的大尾巴立刻竖起来蛰棍子。最后，我们眼看着黄叔叔打开灶堂门，把蝎子扔进火里烧了。小灶一排灶膛灶门全在屋外。 小灶的黄叔叔是我唯一认识且记住的食堂师傅。他切菜不慎把手指头切断了。另外晚上他常在小灶门口或皂角树下拉胡琴。听他自己说，没人教，两个多月就学会了。当时我没有感觉，十几年后，方才佩服他了。因为插队期间曾在沈阳路边摊买了把京胡，我练了几个月，只能自己忍受；外人听了，恐怕都得崩溃。 16. 歌谣 在保育院学了很多诗歌和歌谣，可惜现在还能记住的一个没有。倒是在我们中间流行的一些荒唐的歌谣，现在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试举两例。 例一：吃牛奶，喝面包，提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前走，看到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又怕石头咬了手。 例二：XXX,手艺高，剃头刮脸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得满头是大包。上医院，就开刀，回家抹点雪花膏，吃点大面包。注：XXX可以替代为任意一个人的姓名。 还有一则是我在家门口，听胡同里的孩子们说的。我回到保育院一学，也流行开了。 例三：打竹板，板朝上，政府号召搞对象。瞎子瘸子搞不上，秃老亮，也够呛。小分头，有希望。 受这则快板的影响，我那时候喜欢梳分头。上了小学，反而不敢梳了。因为我们小学封建氛围非常恐怖(完全是学生自己营造的，与老师和学校无关)，男女同学之间不用说像保育院那样两小无猜，就是正常说话都有可能受到非议。梳分头就意味着想搞对象，是非常羞耻的事情。记得小学六年级时，那位男同学从外校转到我们班，梳个标准的小分头。在同学们“有希望，有希望”的起哄下，第三天进行了彻底革命，改成了光头。 17. 期盼一步登天 1955年也就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开始流行的那一年，保育院组织教职员工上千山旅游。这事儿跟我们孩子本来没什么关系，但大人之间互相唠嗑，我们孩子可听得明明白白。尤其听到他们都到达了一步登天那个地方，更激起了我们无限的期盼和遐想。以为他们都上了天，想象着上天的感觉。直到上大班，听徐央央说：“一步登天就是形容那个地方高，根本上不了天。”方才结束了我接近两年的期盼和遐想。 18. 会餐 中班时，我们的活动室在南面 ，大班一的活动室在北面，与我们相对。某天一大早他们就敲我们班活动室的走廊窗户，兴高采烈地向我们炫耀：“会餐，会餐”。我们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根本不懂什么意思，询问他们，结果他们也不懂。午睡正酣时(当然是我的同学们睡得正香的时候。除了插队期间，50岁之前我是睡不着午觉的)，他们从外面回来了。故意在走廊弄出响动，议论会餐，显然是说给我们听的。于是我懂了，会餐就是好多人在一块儿吃好的。第二天，他们离开了保育院，我们顺理成章升入了大班。 毕业前，我们也有一顿会餐，可惜我爱吃的东西不多，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 19. 保育院的伙食 既然提到了会餐，顺便再回忆一下保育院的伙食。其实这个事情不宜由我来评价，因为从我有记忆起，就不能吃肉。只要肉一入口，立刻就恶心呕吐。另外还有好多东西吃不了。换句话说，别人眼里的美食，到我这都是不能吃的东西。我最爱吃的是甜食。 保育院是分餐制。第一顿饭我就发现菜里有肉。我本能地知道，把肉剩在碗里，会受到指责。于是悄悄地把肉扔在饭桌底下。不一会，就听见对面的两个同学互相指责：“你扔的”；“你扔的”。我不动声色。这样的甩锅游戏，每天上演。 一天早晨，我远远看见早餐每人的碟子里有一块“瘦肉”，就打算好了故伎重演。吃饭时，我一边慢慢吃着汤菜和馒头，一边等待着甩锅的机会。忽然发现大伙儿都用馒头蘸着瘦肉，吃得有滋有味。于是也用馒头蘸着尝了一下，感觉很好吃。再仔细一看，发现那东西根本不是肉，后来知道了那是麻酱。我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味道。 我在保育院也吃不了炒鸡蛋，出了保育院后，竟然发现炒鸡蛋是我前半生遇到的最好吃的菜，很奇怪我为什么在保育院吃不了。有一次吃西红柿炒鸡蛋，吃到最后吃得要吐，才回忆起来，保育院的炒鸡蛋只有两种：要么西红柿炒鸡蛋，要么菠菜炒鸡蛋。这两种配伍都能刺激我的呕吐神经。经过几十年的磨练，西红柿炒鸡蛋，我可以接受了。菠菜炒鸡蛋仍然受不了。 在我记忆中，毕业前半年的早餐，是我最理想的美食。每天早晨都是牛奶、面包、苹果酱。一直到毕业也没换样。每天早饭后我都祈祷，明天还吃这样的。结果天天如愿。现在想来也是幸福的回忆。 20. 最后一班车 供给制的最后一班车，让我们这一届赶上了，享受到了我们的弟妹们所没有享受到的福利。这也成了小时候我们炫耀的资本。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衣服是保育院发的呢子夹大衣，男生是绿色的，女生是紫红色的。另外，也发了连帽棉大衣，男生的是蓝色趟绒，女生的是紫红色趟绒。那时单衣服肯定也是发的，只不过样式没有记忆了。 临毕业那年六一节，男生穿的是统一制服短衣短裤，女生穿的可能是连衣裙。因为这时已经不是供给制了，估计家长要付费的。那时我看着大人们六一节还穿着长衣长裤，心里纳闷，“他们不热吗？”。 另外我们这一届毕业时，每人发了一盒彩色铅笔共12支。实际上是我们在保育院上美术课使用过的。在那个年代，彩色铅笔还属于高档稀有商品。上学时拿出来，也曾引来一片羡慕的眼神。这盒铅笔我从保育院一直用到中学。我弟弟们就没有这待遇。从小到大只能用蜡笔。 21. 我要上学 上大班几周后，我发现高楠楠不来了。我那时仍是留守儿童，几周看不着他，还回不了家，很是疑惑着急。后来崔玉波(她妈妈与楠楠妈妈是同事)告诉我，高楠楠上学了。我才如梦初醒，一下子就激起了对上学的无限渴望。 总算挨到能回家了。见到爸爸我就闹着要上学，遭到了爸爸的断然拒绝。爸爸的理由很简单：年纪小，累脑子。无论我如何哭闹，也无济于事。我当时想，要是妈妈在家就好了。在我印象里，无论什么事，只要跟妈妈哭闹，总能如愿以偿。我不知道的是，妈妈当时患癌症住院，几个月后，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保育院每班都有一些公用玩具。我们班的公用玩具，主要是一些过家家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些跳绳，球。此外还有三个黄色布书包，一些缺头少尾的小朋友杂志和小人书等。书包原本是无人问津的玩具，自从有了上学的渴望，每次上完作业，我都要把书包抢到手，然后背着书包在活动室走来走去，体会着上学的感觉。在大班后期，随着毕业的临近，上哪所小学，成了大家共同的话题。我以前一直想上家附近的三经街小学，在与同学们的交流中，我知道了，沈阳还有八一，育才等名校，还知道了育才可以住宿。由于我那时当留守儿童当怕了，回到家跟爸爸汇报时，特意提到不上育才不住宿。哪知我爸正因我妈去世，为我上学的事发愁呢，听说育才可以住宿，大喜过望，当即拍板，就上育才。 22. 上小学参观 毕业前几天，保育院组织我们上附近的小学，听了一堂课。 那天下午我们列队穿过了几条小胡同，走进了一片居民区。那时的居民区全是老式平房。小学校就在一座四合院内，该四合院至少有两进深。因为我当时已经看出来，里面有还有一个院。由于当时太小，不可能注意到里面是否还套有更多的院子。 我们好像听的是三年级的语文课。我们大班一和大班二在同一个教室。我们大班一靠窗户坐在一排长条板凳上，窗外是四合院内。大班二在我们对面靠墙坐着，那面墙没有窗户，墙外就是居民区。黑板在我们班这排的左前方。黑板对面那面墙是否也有我们保育院的孩子，回忆不起来了。讲课内容早就没有印象了，有印象的是课前提问。那位老师用一块木制大三角板，在黑板两边打了几条横格，然后叫两个学生上去听写，学生必须把字写在她所打的横格之内。这个有点儿意思。因为我后来见到的老师没有人这样做。都是任由学生信马由缰，小大由之。 好像四合院的教室外面有一圈高出地面的长廊，因为我们离开时正赶上下课，感觉我们是居高临下看着挤得满院子的学生。 23. 其他收获 在大班期间，我又有其他收获，分述如下： 1) 自己琢磨出了用冰果棍编五角星的方法 这其实是我最自豪的一项成果。当时我的同学都编不出来，即使看着我编好的样本也学不会。20多年后，我想用这个课题测试自己女儿的智力，可惜没能如愿。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冰果，只有雪糕。雪糕棍是又短又宽的扁片状，无法使用。后来试用一次性筷子也不行，质地太硬，一掰就折。再后来市面上可以买到糖葫芦了，用糖葫芦棍倒是可以编五角星。可惜女儿已经长大了，用这个方法测试智力有点过时了。 2) 无师自通，自己琢磨出了掰手指头计算 其实并不需要实际掰手指头，只要看着手指头就可以了。 学会了百十来个常用汉字 因为我有上学的强烈愿望，自学几个汉字，是兴趣驱使，水到渠成。实际上，上保育院之前，爸爸就给我买了一套看图识字。该套小人书共4本，每本4元(第一版人民币价格，相当于后来的4分钱)。我只看完了第1册。第1册，每页图对应一个字。第2册，每页图对应两个字，以此类推。当时班上好多同学，也都私下学习识字。同学之间也互相交流。头发的头字，就是田和平告诉我的。 报名上学时，我爸采取了两头报名的双保险策略，先领我上三经街小学。一间教室里有四个老师分四摊考察新生。老师拿出了几个字，我全认识。接着又考了我几道算术题，我看着手指头很快就答出来了。老师非常非常满意，我也有几分得意。我爸没想到他儿子还有这本事，大喜过望。后来我爸领我上育才报名，我很想再露一把脸。可惜育才小学没有面试这一节目。 24. 相关考证 60年代以前，暖气在沈阳并未普及，父母的同事来家串门时，经常会问起采暖相关情况。长辈的回答是这样的：“正常供暖期是11月15日，但由于每年11月上旬都要下雪，实际情况是，只要下雪，就开始供暖。拖到15号供暖的情况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那时候的气候非常稳定，至少我上学后十几年的经历与上述说法完全相符。据此可以推断，我入保育院的时间是在11月上旬。 让我们先假定我周一入院，那么下雪的时间是周三。老师发现我没有棉帽子，一定会电话通知我父母。不管我父母是周三还是周四买到帽子，公务员都不可能是周四给我送帽子。因为头天下雪，第二天送帽子，两件事关联性太大，我肯定会有记忆。我没有记忆，就只能是周五。因为周六我要回家，就没有必要特意送了。 这反过来证明假定周一入院是唯一正确的。否则后面送帽子的时间逻辑又会不合理了。 查万年历，1953年11月上旬的周一，只有11月2日和11月9日。考虑到那个年代11月上旬下雪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选择11月2日为我的入院时间。 下面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公务员，跟现在的概念可不一样。雷锋当年参加工作，就是由乡里的公务员开始的。不知我童年的伙伴们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家里都有保姆和公务员。因为1954年之前，干部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可能给少量零花钱)，由国家提供吃穿等实物用度。每个孩子也由国家出资雇一个保姆。我和三个弟弟每人之间相差一岁，所以我家最多时有四个保姆(我都有印象)，还有两个公务员，一个姓黄，一个姓程(我分析，有可能是每家提供一个公务员，有一个公务员是楼上高楠楠家的。由于两个公务员都住在楼下，所以我当时都认识且以为他们都是我家的)。据我自己观察，公务员在家里的工作主要是打扫卫生和跑腿。黄姓公务员在我上保育院之前就已经调走了，程姓公务员是在我上保育院一两年后之才调走。大约是1965年春节期间，有位中年人开车上我家拜年，一进门儿就问我们哥几个：“还认识我吗？” 我喯都没打，就叫了声“黄叔”。惊得他嘴巴张开了就没合上，半晌伸出大拇指赞叹：“这孩子记性太好了”。我猜测那年他当上了市府机关车队的小车司机，特意来报喜的。 后记 我后来上了育才小学一年一班。除了保育院毕业的，我们班还有省委幼儿园，陆军总院幼儿园，202医院幼儿园的孩子。一年级上学期我们班有6名优秀学生，是整个一年组里优秀学生最多的一个班。这6名学生里，来自沈阳市保育院的有5名，还有一名是来自陆军总院幼儿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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