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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8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一位黄包车车夫经过北京明城墙东便门角楼。一阵野狗的犬吠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也把本就胆战心惊的黄包车夫吓个够呛。随之而来的，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血腥味，老车夫壮着胆子往前一看，城门下的沟渠里躺着一具死状极其恐怖的尸体！ 死者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看来是个欧美人，但浑身的伤痕已然让尸体血肉模糊，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不过从装扮看，似乎是个女人。 黄包车夫赶紧报了案。北平城内死了一个外国女人，这让当地警员高度重视，各大报刊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大新闻，竞相报道。  打开腾讯新闻，查看更多图片 >   该处适沿城墙之边，数年前有人在德国公墓附近自杀身死，至今平地人力车夫，每至日落，即恐有鬼出现，不敢在该处行走。 一时间，所有的报道都聚焦在案件发生的地点——“狐狸塔”。东便门角楼，也叫狐狸塔，是一片沾染着鲜血的土地。这里曾经是古代的刑场，如今是埋葬着无数亡灵的墓地。正因如此，北平城里流传着很多关于狐狸塔的传说。 相传，狐狸塔里住着一个狐狸精，时不时就要吸年轻姑娘的血来维持自己的寿命……诡异的是，案发现场没有什么血迹，受害者身上的贵重物品也都没有丢失，只是手腕上的名贵手表碎了一地，指针永远停在了午夜。这番巧合下，人人都觉得“有可能是狐狸精又出来杀人了……” 就在警察为女子的身份感到头疼的时候，一位老者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在看清女子的衣裙后，他昏了过去。 老者名叫爱德华·倭纳，是一位汉学家。他历任广州、天津、福州等地英国领事，驻华几近半个世纪，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死去的女子正是他的爱女，年方十九的帕梅拉。  年轻时的爱德华·倭纳 爱德华·倭纳本人不是个好惹的人，他的性格暴戾是出了名的。因为这一点，他在英国处处受到同事的排挤，经常被派驻到“偏远”地区和国家工作。而对于英国来说，遥远东方的中国就是足够“偏远”的国度。然而爱德华对这份“苦差事”却不是太在意，甚至还非常享受，因为他极度迷恋古老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神话传说。巧的是，狐狸精的传说是他最为痴迷的传说之一，而如今，自己的养女就惨死在了狐狸塔下。  爱德华的作品《中国的神话与传说》 爱德华与前妻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因为担心老无所依，在1919年时，他们去北京育婴堂领养了一个东欧女婴，并取名为帕梅拉·倭纳。爱德华将帕梅拉视如己出，但据其他人说，他不仅对帕梅拉宠爱有加，更有着可怕的控制欲，曾经对喜爱帕梅拉的男孩子大打出手。 面对爱女的惨死，爱德华哭得死去活来。由于案子涉及到外国公使，所以中方又加派了天津警务处处长谭礼士，英国则派出了天津的英国租界警局总督察理查德·丹尼斯。可摆在他们眼前的线索一团乱麻，毫无头绪。  帕梅拉死于被重物撞击头部造成的严重颅内出血和骨折，从伤口的形态判断她很可能是在近距离被袭击而死，因此凶手很可能是帕梅拉很熟悉和信任的人。 尸检报告显示，她的死亡时间在7号晚上9-12点。那么在那之前，帕梅拉都去了哪里呢？ 案发当天的早上，帕梅拉去了牙医诊所，接待她的是美国牙医特沃斯·普伦迪斯（Wentworth Prentice）。但奇怪的是，普伦迪斯声称自己早上并没有见到帕梅拉，那么，上午帕梅拉去哪儿了？又见了什么人呢？ 临近中午，帕梅拉回到家中，写了几封信。此时，佣人何英过来问她是否要买些下午茶，因为她通常会在下午3点钟出门采购食材。帕梅拉拒绝了，但表示晚上会回来吃晚饭，还指定了食物——肉丸和米饭，是中餐。 下午2点过后，她戴上黑色贝雷帽和手套，拿起溜冰鞋，跨上自行车向南骑出盔甲厂胡同。她沿着顺城街骑进了使馆区，一直骑到六国饭店。在旅馆里，帕梅拉遇到了朋友埃塞尔·古列维奇（Ethel Gurevitch），她是俄罗斯移民的女儿（也有一种说法称，帕梅拉的中国男友韩寿清似乎跟她同行，并带她在六国饭店饱餐了一顿）。至于帕梅拉为什么要去六国饭店，不得而知。 随后，她们来到了古列维奇家，古列维奇的母亲在那里端上了两人茶——涂了黄油的面包和蛋糕。帕梅拉吃得很少，说她不饿。 下午 6 点左右，她们到达一家法国公司经营的溜冰场，在那里她们与第三位朋友——俄罗斯人莉莲·马里诺夫斯基 (Lillian Marinovski) 一起滑冰。一直到晚上7点半，她们三人都在一起。 7点半，冬日的北平夜幕早已降临，帕梅拉告别友人，表示自己必须回家吃饭，不然父亲会生气。 “你一个人骑车回去不害怕吗？”朋友们问。帕梅拉要穿过一片臭名昭著的黑市，才能回到她在盔甲厂胡同的家，朋友们有些担心。但帕梅拉给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答复：“在北平，我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帕梅拉。  结合尸体解剖、最后一天的行程、尸体现场情况等，专案组总结出一些信息： 首先，帕梅拉身上的金银首饰都还在，说明凶手并不是冲着钱财而去的，基本上可以排除财杀，洗清了北平普通中国老百姓作案的嫌疑； 第二，帕梅拉的内衣内裤不见了，但外套、裤子、围巾都在，说明应该是死后别人给她穿回去的，凶手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是因为虽然残杀了帕梅拉但又不希望她的尸体裸露在外吗？还是因为对她有感情呢？ 第三，尸检显示受害者胃里最后残留的是中餐食物，而且是肉丸，说明她在家里吃了中餐，但为什么佣人都说没见过她？如果她是在外吃了晚饭，那个陪她吃中餐的人会不会是凶手呢？ 第四，为什么帕梅拉的血流干了，但案发现场却找不到血液？如果狐狸塔不是凶案第一现场，那么凶手又是如何将尸体运过来的？凶手是否不止一人呢？  弗兰克·多恩绘制的老北京风俗地图 此时，一个在酒吧当保安的加拿大逃兵平·福尔德出现在了警方面前。平·福尔德的俄罗斯女房东举报说，案发当晚看到他身穿一件染血的衣服并在房里藏了一把带血的匕首。得到消息后，警方立即赶到并将其逮捕。在审讯的过程中，警方得知，福尔德经常参加一个秘密会所，这是一家在外国人圈子里非常有名的特殊癖好俱乐部。但嫌疑人表示自己不认识帕梅拉，而他衣服上的血迹似乎只是“动物血”。 平·福尔德被无罪释放，好不容易获得了线索，如今又断了。 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对帕梅拉周围的人进行摸排。最终，他们将嫌疑人聚焦在以下几个人： 第一位嫌疑人爱德华·倭纳似乎是最不可能的，但他身上有不少疑点。1936年，倭纳将自己的爱女送去天津读书，但是没过多久，就传出了帕梅拉与校长的丑闻，虽然更主流的说法是帕梅拉遭到了校长的骚扰，但爱德华还是感到非常羞愧，给帕梅拉办理了退学手续，并准备带她回英国上学。  倭纳结婚照 而另一边，即使帕梅拉和校长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愫，青春期的她也不让爱德华省心，她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挑逗着这个老父亲的紧张神经。她将男友韩寿清带到家中，对父亲的埋怨和指责不管不顾，两人因为这件事经常大吵大闹，爱德华似乎还对韩寿清动起了手。 但韩寿清似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除了帕梅拉之外，他还有很多女友，其中不少是活跃在北平的名媛。据《申报》1月13日报道：“生前男友数人巳被当局暗中监视，其女友除西籍者外，尚有中国名媛数人，亦被当局注意中，籍为破案途径……”不过韩寿清在案发当天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他的嫌疑似乎排除了。 第三位嫌疑人就比较神奇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国民党特务。这个线索来自于海伦·福斯特·斯诺，她是倭纳父女的邻居，更重要的是，她和帕梅拉长得很像，而且两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爱好，那就是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穿梭。在寒冷的冬天，戴上帽子，围上围巾，有的时候连帕梅拉的父亲都会晃神，辨认不出她们二人。 海伦·福斯特·斯诺是位有名的“红色斗士”，她是《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慢记》）一书的作者。1937年刚好也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海伦.斯诺历尽艰难，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很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她丈夫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即将完成，国民党特务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巨著问世。所以，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国民党特务错将帕梅拉当成海伦·斯诺杀害了？  斯诺夫妇 多年以后，海伦·斯诺在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里对帕梅拉之死提出了两种假设——一是误杀，凶手的本意或许在于威胁斯诺夫妇，逼迫他们早日离开北平；二是愚昧迷信的青年，线索在于帕梅拉的心脏不翼而飞，她猜测，“这样的原始头脑，也相信器官可作药物，有可能会剜出凶杀案受害者的心脏，做了这样的用途。” 还有一群人也落入了警方的视线——混迹在北平的白俄。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政治流亡者与难民涌入中国，他们大多杂居，且没有稳定的工作，是北平外国人里最混乱的圈子，其中不少女孩沦为舞女或者娼妓。长相甜美的帕梅拉在深夜里独自出行，遇到见色起意的白俄分子，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而《大公报》也隐晦地指出了帕梅拉的私生活或许比较混乱，这就增加了她在风月场所得罪人的可能性。“该女之年龄，虽云十九岁，以其腿足等部观之，则若二三十岁之人”，似乎在暗示帕梅拉是交际花的传闻。“ 海伦·福斯特·斯诺 随着案件的调查，《大公报》刊登了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胡正详等人做出的尸检报告。除了极端残忍的手法之外，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凶手行凶时的解剖手法极为专业，其行凶所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普通人家的菜刀，而是非常锋利的手术刀。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医生。而与帕梅拉有接触的医生只有一人，那就是牙医普伦迪斯。 案发当天，帕梅拉的确约定好要去普伦迪斯的牙医诊所，但普伦迪斯却矢口否认，甚至不愿承认他认识帕梅拉。这一切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这名牙医，就连爱德华·倭纳也这么认为。 75年以后，作家保罗·法兰奇写出了畅销书《午夜北平》，补全了案件的侦破过程，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他先从伦敦国家档案馆外交官沃纳当年的手稿入手，沿着所有可能线索，翻阅了所有案卷。 在法拉奇的笔下，一群外国人在西山秘密搭起了天体营，专门勾引白人女子加入裸体舞会，牙医普任迪斯正是这个组织的活跃分子。普伦迪斯早已垂涎于帕梅拉的美色，想要让她加入天体营，不料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之下，他和同党起了杀心，导致惨剧的发生。 而历史上，爱德华的确留下了长达150页的控诉文字，他一口咬定，普伦迪斯就是真凶。 可是当时，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案件再次陷入停滞。短短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警方无暇顾及这宗悬而未决的案件，公众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战争上，毕竟那才是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没有人再在意那名十九岁少女的死因，除了爱德华·倭纳。 这起案件在1937年6月匆匆结案。英国警方一口咬定是当地人所谓，将脏水泼在中国人头上，要求对倭纳先生进行巨款赔偿。不过倭纳拒绝了赔偿，他要求必须找到凶手。 于是，倭纳开始自己出钱寻找私家侦探，并大肆悬赏可以提供线索的证人。终于，他从一位名叫玛丽的俄国女子那里找到了一些线索，玛丽说她在案发当晚看见一个金发的白人少女来到自己工作的酒吧，当时她身边还有三个外国男子陪伴，她认得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牙医普伦迪斯。 他们喝了酒后，上了二楼的一个单间。不久后，玛丽听到楼上有重物落地的声音，她虽然满腹狐疑，但也没有管闲事。毕竟那些单间就是给喝了酒后的白人们准备的“娱乐间”。不过她并没有看到四个人是自己下楼怎么出去的，她不久后去陪客人到单间喝酒，因此后来发生了什么，她一概不知。 老北平时期的西方夜总会 倭纳听后非常激动，立即请求拘捕普伦迪斯，但因为仅凭玛丽一面之词，证据不足，倭纳再次遭到拒绝。 此后的几年，倭纳一直没有放弃追凶，但事与人违。1943年3月，经历丧女之痛的倭纳在收集证据为女伸冤之际又被日军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帕梅拉的痕迹渐渐消失在了危机四伏的北平。 据说，倭纳曾偶然遇到过普伦迪斯，他追打普伦迪斯，要他说出自己的恶行。但普伦迪斯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凶杀，就算杀了他，他也是无辜的。日本人事后将两人关押在不同的地方，自此后，两人便再也没有见面。 不过，作为旁观者，我们仍然要存疑。因为这些信中充斥着狂妄和未经证实的指控（其中许多没有出现在《午夜北平》一书中）。例如：警察与凶手勾结；将各种各样的人贴上性变态的标签；参与谋杀三名医生并使用救护车；尸体被送往医院进行解剖…… 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倭纳还花钱请私人代理人向他提供信息。在金钱的鼓励下，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迎合爱德华的想法，准备相应的证据和资料。而爱德华本人，也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处在丧失爱女的悲痛之中，再加上他性格古怪：“病态的多疑气质”、“好争吵”、“狂躁疯狂”都是同时代人用来形容他的一些词汇，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指控。 而这位老父亲，最终也没有等到正义来临的那一天，并在1954年永远闭上了双眼，也许那一刻，他终于在天国与自己的女儿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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