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时候就已听说过柴静《看见》这本书。一直没有读过。我想，有些人事必得晚些遇见，才有意义。必得晚些遇见，方知个中滋味。2003年，我五岁。对于非典时期的印象，只有灰扑扑的老式大街上，我呆呆地站在门口，母亲教导我要多喝板蓝根冲剂。以至于到后来，对板蓝根颗粒有一种特殊的敬畏。98年生人，对于非典的印象，仅仅来自小学课本上一段寥寥字语，讲述非典时期牺牲的战疫英雄。也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见钟南山这个名字。此后便一直记得。哪怕此后的很多年，江山无虞。2020年，人与人之间谈论最多的两个字眼，也无非就是“疫情”二字。年初，正常的生活像是从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焰里釜底抽薪，恨不能把热情的生活变回沉默，人们都恐慌着。
八十多岁的钟南山老前辈挂帅出征，搭乘上了前往武汉重灾区的列车。这条新闻，让我感到辛酸，又敬畏。03年是钟南山老院士做出了雄伟的贡献，17年后他也已垂垂老矣，还是站了出来，顶在风浪口的最前面。谁知前方是洪水猛兽还是地狱之门，他替这个社会去探一探。令我觉到辛酸的，是英雄老矣，是平静岁月里英雄的无人问津。19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还在医院值班，每天刷新、浏览着疫情消息，心脏紧绷着。这时候才感觉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是深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朋友发过来很长很长一段关于新冠肺炎目前为止出台的最全面的防护措施，我通篇看完下来，其实之中防护我身在这行，最清楚不过。我有些惊喜地问，“你是群发的吗？”后来我从市隔离点回来以后，才明白过来，关心的你的人不论你是哪个行业，或许你懂得更多，但他始终没办法把你搁置在不需要被关心的那一类人里。医院微信群里招募市里防治疫情的医务人员志愿者，我想报名。在一大桌子人吃饭的餐桌上，我告诉他，“我也想做点什么，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开完志愿者动员大会暨摸排新冠病毒高危人群会议后，过几天我们接到通知，说第二天一早在市疾控中心楼集合。那天急匆匆的帮着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防疫物资搬上车后备箱里，我们跟着便去了。隔离点在很远很远的郊区。想来也只能设置在遥远的郊区，集中管理被隔离者，减少潜在传染嘛。去的那天，车子飞驶过平敞的公路，昔日里热闹的城市里荒凉着，恐慌着。在这渗人的环境里，我没想到自己平稳的生活里，也有这样一天。党校里很安静，后来有一条警戒线拦住了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进入被隔离区前往居住的宾馆楼。我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听你爸说你自愿前往隔离区去了，记得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实现你的梦想。”我表哥极少主动给我发信息来的，问我是不是去武汉了，我有些好笑，说不是。多年来一直在长沙打拼的表姐也给我发信息，说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助的，就告诉她。——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隔离点就是最前线，最危重的地方。可能当时他们以为，我是去到了很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在值班室翻阅被隔离者的基本个人信息，疾控中心的领导嘱咐我们这个资料不能外传，我们说，我们只记下他们的房间号，便于工作。初来的那几日，就第一晚睡得早，后来的每一日都一天比一天晚。初来的那几日，我们同疾控中心的值班人员守在值班室里，几乎每天都会问，今晚会有人（被隔离者）送进来吗？会有多少个？他们都是从哪过来的？夜里总会醒来，依稀听见走廊那端值班人员急切的说话声，甚至听见窸窸窣窣的众人谈论。总会心想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或者被隔离者突然出现症状，需要马上送医检测治疗？那段时间也在接收更多的关于疫情、战疫的新闻，视频。直到我们这个四五线城市派出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疗志愿队时，激动涕零地不能自已。柴静在《看见》一书里说到，当年北京市医院医生护士抵抗SARS病毒时，都没有基本的防护服穿；当年的北京市医院也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明确的隔离区集中治疗被感染者；——这些，我在17年后的今天，才从书里隐隐地看到一些。也许当年的那场疫情已经烟消云散，不不，那个年代的慌乱、平静之中的荒芜，还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也许大家不会贸然说出来。谁也不知道，仅仅才17年后，国家又遭遇病毒的侵袭。严重程度之于17年前更甚。毫无防备的，他们身在战场上，防护服是省着用的，垫着尿不湿，沉甸甸的，也不脱下再“浪费”一套新的来。初到隔离点时，物资也不多，后来每隔几日就有零碎的防疫物资送进来，也有接收韩国捐赠的KF94口罩。
疾控中心的人说，防护服我们要省着用，现在在医院一线的同行们也不够用，物资大多都捐赠给了前方。2019年年末，各大媒体上都在散发北京民航医院急诊科医生被病人家属杀害的消息。这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心是沉痛的。也只能沉痛。我们没办法送凶手上刑场，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微不足道的力量去控诉，去呐喊，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执法力量上，早日让凶手偿命。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无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走上前线，扛起大任。或是死守岗位，不敢懈怠。我觉得讽刺，被无耻之徒杀害的医生，亡灵还没有安息。未来，又有更多也曾怀着热血的生命将会不知何踪。19年匆忙跨到20年，在乡下过完年，急匆匆赶回城，家里人把我在医院门口放下，我推了推在我腿上睡着的侄子，下车。一个年纪大的孕妇，歇斯底里地教训我，在急诊科的留观室外没有顾忌地吵闹。我的解释，医生的解释，甚至告诉她可以去调取监控，都没能平息她没有道理的怒气。我难得这样能忍住，许是看在她是孕妇的份上，没说语气重的话，如果跟她说不清楚，那便算了。这事让人觉得寒心。当时是多么紧要关头，还在固执己见，坚持着没有意义的医闹。非要彻底寒透一名医护人员的心，才觉得自己作为病人被优待了吗？从隔离点回来的那天，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在车上便谈论起一会小区楼下测温登记的工作人员会放我们进去吗？在家楼下被车放下时，下着雨，我在防疫测温的帐篷里测量体温，登记，工作人员看着我这么多东西，问我是从哪里回来的。差点以为他就要脱口而出问我是不是刚被解除隔离的被隔离者，我口不择言，我是志愿者……护士……非典时期，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意难平，新冠病毒时期，有这个年代的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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