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疾病、健康与医疗（上）  作者：闵凡祥：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副教授（2010.12-），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2011.09-2013.08），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先后至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剑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收集资料和合作研究。2009年入选“南京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09－2012）”培养对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南京大学校级课题2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他人主持的国际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合著1部、参著4部；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欧洲研究》《现代化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经济－社会史评论》和《英国研究》等专业期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科研成果曾获“中国英国史研究会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2005）、“第七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2009）和“江苏省高校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0）。目前主要从事英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发展史、近代转型时期的欧洲、欧洲历史上的灾害认知与管理、欧洲学、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田中明：山东省郯城县十里中心校 转载自《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3期 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疾病、健康与医疗（上） ——2016年中国大陆医疗社会文化史著作／译著举要与导读 闵凡祥 田中明 引 言 在史学家族中，医疗社会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medicine）正在成为其日益重要的一员。在欧美学界，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源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繁荣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英国为中心的整个欧美学术界。疾病、医疗（包括医学科学与医疗实践）、健康等问题，从原来历史研究的配角或只是作为历史舞台的背景，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角，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它摈弃传统医学史研究只关注医学自身发展和伟大医生（如希波克拉底、盖伦、威廉－哈维等）事迹的著史传统，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医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注重强调医学、疾病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使其从原来的“精英的历史”变成了“大众的历史”，从科学／技术史变成了社会文化史。医疗社会文化史已成为欧美史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独立分支。[1]在汉语学界，受欧美学界的影响，港台学者较早地对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这一问题域开展了社会文化史意义上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等选题，越来越成为大陆中国史研究中倍受青睐的选题，一批较具影响力的著作陆续出版[2]。大陆世界史学者对医疗类历史问题的关注，就笔者目前的阅读经历，最早可追溯至董为奋、朱承思二人发表于《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的“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医学文献”一文。1992年，张绪山在《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发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对黑死病进行了社会史意义上的研究。尽管两文作者都未在论文中明确提及“医疗社会史”这一概念，我们也难以确定其是否了解欧美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范式，但二文仍可被视为大陆世界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端之作。 中国大陆学界对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涉足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在数量正不断增减，以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中间的研究力量正在逐步声称聚集，由微渐著。[3]时至今日，医疗史不再仅是执业医师、医务管理者等具有医学背景或以医学为业者所关注的对象，也已是接受过专业史学训练和以历史学为业者所选择的课题。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生理现象或事件，它同时具有社会与文化意义；在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中，有来自疾病与人类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深刻影响；为更好地实现从医疗史研究的视角揭示历史的变迁，更为恰当地把握与定位医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价值，疾病与医疗问题应被置于社会历史情景（historicalcontext）之中进行讨论；医疗史的研究，应充分借鉴与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大陆学界对医疗史问题域进行研究的范式共识。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下，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在各类医学院校从事医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医学史学家、在业余从事医疗史研究与著述的临床医学工作者、其他对医疗史领域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医疗史研究为共同志业，撰写与出版相关著作，并不断开拓研究领域。这带来了中国大陆医疗社会文化史著作／译著出版的繁荣。本文拟对2016年出版的相关著作／译著（由于图书编辑与出版周期等原因，尽管有些著作的出版日期是2015年12月，但其实际出版与发行则是在2016年。鉴于此，本文也将出版年份为2015年的部分图书视为2016年出版的著作。特此说明！）作一举要与简要导读，以方便对该问题域感兴趣者的进一步阅读与研究。 欧美医疗社会史著作 2016年，大陆出版中国学者以国外（主要是欧美）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与健康为主题的学术专著2部，辑刊1卷。 其中，邹翔的《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67)》（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选取1518年（自该年起，英国政府开始发布防疫文告）至1667年（1665-1667年伦敦大瘟疫结束）这一时段伦敦的鼠疫与城市公共卫生为研究对象，以传统社会中英国疫病应对机制的缺位为切入点，将鼠疫的发生、影响、社会对鼠疫的应对与当时的历史情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医学界、王国政府与市政当局的法令法规、隔离检疫与公共卫生整治等四个维度，论述了这150年历史中伦敦对鼠疫的应对过程，展示了伦敦当局和社会各界在面对瘟疫挑战时的种种表现，以及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因此而发生的变化，揭示了环境卫生与鼠疫防控、政府政策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作者通过对当时王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的法令文告，堂区死亡人口统计表，私人书信、日记与回忆录、医书、时人的伦敦城市调查、文学作品等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梳理与解读，指出（1）鼠疫极强的传染性与危害性，以及伦敦医学界在瘟疫控制上的软弱无力，为王国政府和伦敦市政当局颁布系列相关鼠疫防控政策与立法，不断增强对社会生活的政治介入与干预，提供了现实合法性基础；（2）隔离检疫政策的实施在英国经历了一个被逐渐接受的历史过程。面对肆虐的鼠疫，英国在历史上首次引入了隔离检疫这一重要防疫手段。但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伦敦各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之的态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整个推行过程中充满了争议与矛盾冲突；（3）仅单纯地从生物学、传染病学的角度去解释鼠疫在伦敦的基本消失，存在诸多难以说通之处。从历史事实来看，在王国政府的领导之下，伦敦市政当局所采取的检疫隔离、公共卫生整治行动等防疫政策与措施，对疫情的控制和鼠疫的最终消失，有着重大积极意义；（4）英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围绕鼠疫防控而颁布的系列立法与展开的系列活动，推动了英国公共卫生从以往的应急性措施向常规与制度化的转变，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隔离制度、疫情上报制度、环境卫生整治制度以及适时的医疗救助原则。这些观点不仅对该课题研究中的已有观点进行了修正与发展，而且对我们今天认识瘟疫与进行瘟疫防控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该书是在作者200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获2009年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和2010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修订期间，作者曾到牛津大学维尔康姆医史研究中心进行过为期一年的访学，与保罗－斯莱克（Pual Slack）、玛格丽特－佩林（Margaret Pelling）、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等著名医疗社会史学家面对面地交流切磋，同时作了资料上的补充。这些都保证了该书将是一部上乘之作。此外，该书还是大陆学界第一部以英国历史上的医疗问题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同时，它也是一部将医疗社会史与城市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著作，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在应对瘟疫过程，伦敦城的社会反应、发展与变化。 张勇安著《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是作者在美国毒品问题研究领域所取得又一重要成果[4]，由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修改而成。该书以美国医学会为切入点，以美国社会中药品滥用的问题化与医生群体的职业化为背景，利用美国医学会档案文献、政府文件、国会报告、法院判例以及当时的报刊文章等一手资料，参考已有的相关主题著作与论文，将社团史、政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有机结合，在系统梳理与探讨美国医学会内部结构与工作程序的基础上，考察其介入政府禁毒政策中的决策与制定过程，以之为例分析美国医学界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变化，运用“自下而上”与“自外而内”的视角，将美国毒品政策的起源置于当时美国的社会历史情景——医生职业化、社会转型与参与型民主的发展——中进行历史性研究，不仅考察政策过程中的“垂直维度”（即“谁制订政策”），而且更多地关注政策过程中的“水平维度”（即“谁参与政策过程”），在向读者展示美国毒品管制政策源起的历史动态性与多面性特征的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透视转型时期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 此外，该书在对美国医学会对联邦政府禁毒政策的参与过程及其方式进行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科学与政治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特殊而紧密的关联，这种关系会随着政府政策和利益集团自身利益诉求的演变而呈现出或合作、或博弈对抗的关系状态。美国医学会在美国毒品管制政策源起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表明，是“垂直维度”的官僚机构与“水平维度”的医学利益集团相互间的角力博弈与相互合作，共同形塑和影响了美国毒品管制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容。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形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现代化造就的复杂社会的再生产已经不可能单纯依赖官僚机构借助强力来解决所有问题，相反，越来越多地需要各种有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越来越多地需要以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第252页）。 张勇安教授的这部新作，对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形成这一“政策过程”进行了“深描”性多维度考察与解析，动态地展现了影响这一过程的多重而复杂的因素，在说明其间“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又生动有趣地解释了它们是“怎样发生的”，增强了著作的可读性。该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性，对中国社会日趋严峻的毒品治理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张勇安主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第一辑“国际组织与医疗卫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是一部论文辑刊，收录了10篇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国际卫生组织专题研究论文，为中国学者展示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医疗的国际意义与超国家力量在区域与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地位与影响。其中，美国布朗大学尼特珊·科列夫教授的“作为有目的战略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一文，从有目的和战略性两个维度对国际卫生组织进行了界定，指出“国际卫生组织的确有独特的特性，……它们有着清晰的组织使命，其机构传统上由相对统一的职业群体主导，倾向于有目的地和战略性地行动”。但他同时也指出，“时过境迁，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在观念上不再像以前那样条理分明，在专业上不再那么一致，不再那么有能力影响外部环境”；“国际卫生机构的近期转变表明，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卫生组织少了些目的性”，“采取战略行动的能力下降了”。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马丁·戈尔斯基教授“'卫生体系’理念与卫生体系比较研究的发端(1891—1969年)”一文，从“术语与概念建构”、“医疗卫生体系比较分析的’早期发声者’”、“智识与制度背景”、“国际组织与卫生体系比较”、“'卫生体系’——人民阵线的遗产？”等几个层面，对“卫生体系”这一当前国际卫生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与研究，指出该概念发端于“体系”一词的语言用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的20世纪初期；作为一个实质上的描述性概念，它带有一种有利的政治色彩：在对医学的规划和组织管理中，国家享有更大的职能空间；尽管学者们对“卫生体系”的概念界定、类型说明及其标志识别等方面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共同推动了医疗卫生服务这一新兴学科的出现与发展；“卫生体系”这一术语“预示了人们对现代国家资助医学、设置医学和管理医学的方法路径有了一种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观念或认识”，它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关系网”。对这种关系网，人们尽管过去曾有所研究，但要想使它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和更具公平正义，还可以对之进行修正或改善。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杰西卡·皮尔森－帕特尔博士的“法国殖民主义与反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的斗争”一文，以法国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设置的反对为例，揭示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波兰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斯瓦沃米尔·沃蒂什“教授的欧洲内陆水道的水手和梅毒：国际卫生组织与莱茵河委员(1900—1953年)”一文，指出在莱茵河上商船水手间的性病感染问题成为一个超国家问题时，“国际机构和协议是解决莱茵河流域性病问题的最好方法”。但是，尽管沿莱茵河国家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公共卫生局、国际性病防治联盟、国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卫生组织在这一问题上努力与合作，促成了《布鲁塞尔协议》中有关受感染水手防治措施的事业，使莱茵河水手的性病防治共走取得显著的成绩，但这些国际合作的成效仍然有效。国际合作方案的技术统治论本质、对受感染者想法的忽视（或漠视）、莱茵河各国卫生与保险制度间的差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环境问题等因素，都是加强国际合作的阻力。美国欧柏林大学马秋莎教授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采用混合杂交理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公共卫生早期（20世纪上半叶）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我们理解国际卫生与医疗领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作者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是其在国内的慈善思想和政策的拓展，但它在华工作从精英教育向乡村建设的转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国内改革的影响，中国独特的公共卫生模式最终是由兼具跨国文化经历和促进文化交流使命的“文化使者”来建立的。丹麦奥胡斯大学尼尔斯·布瑞姆教授“在印度的尘封往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接种肺结核疫苗问题上的摩擦（1947-1951年）”一文，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印度控制肺结核领域内对待卡介疫苗接种的分歧为例，说明在书写国际卫生组织的历史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在促成控制疾病的战略方面从总体上而言总是保持一致的。即便是在联合国下属的不同组织之间，方法也有所差异”。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沃尔特·布鲁豪森教授在“从慈善到发展——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1945—1978年)”一文中，以1959年创立的德国援助机构米苏尔基金会和“施世面包”机构等几个新兴国际基督教组织为例，探讨了基督教教会在国际卫生领域活动性质的转变趋势：由原来的将医疗保健当作慈善事务和福音使命的做法转变为后来的与国家卫生政策融为一体的事关发展的事情。这种转变引发了“一场时代性的转变，即从各国带有强烈家长式作风甚至带有权威色彩的卫生政策向一种参与型卫生行动转变”。英国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H.密尔斯“作为行动者的国际卫生组织——大麻与《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一文，通过探讨大麻问题被纳入《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过程，认为1945年之后，联合国代替国际联盟，承担了制定和实施国际麻醉品管制体制的责任；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中的官员在塑造人们的大麻观念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稳固了大麻在《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中的地位。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在“寻求制度霸权——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创设(1970一1990年)”一文中，通过对美国与“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创设间关系的探讨，指出：联合国毒品滥用管制基金的建立和项目的实施主要源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它不仅是美国双边麻醉品管制努力的有益补充，更为美国在其不受欢迎的某些地区开展麻醉品管制项目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作为国际禁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禁毒公约的推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是美国寻求国际禁毒制度霸权的重要凭借。但美国的努力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诸多不满、质疑与挚肘等阻力。上海大学爱睿思教授“内分泌干扰物——国际组织日渐关注的健康问题”一文，通过对国际卫生组织在20世纪70-90年代与90年代至今两阶段工作情况的叙述，向读者展示了内分泌干扰物——一种通过荷尔蒙导致生命体包括人类内分泌系统紊乱的合成物质，被国际卫生组织纳入其工作程序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难。该文集所收录的以上诸文，涉及国际卫生组织史研究的议题、理论与方法等各层面，是学界对在该问题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我国学界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 中国医疗社会史著作 2016年，大陆先后出版有6部中国医疗社会史著作和1部文献影印本。 余新忠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是继其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获2002年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及其修订版（2013年）之后的又一部清代瘟疫社会史研究力作。在该书中，作者基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意义的解读固然不可忽略，但历史经验和演变脉络的呈现，至少同样重要。……故而，就卫生史的研究来说，对’卫生’丰富意义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相关的历史经验和演变脉络细致全面的呈现基础之上”（第29页）的认识，除相关档案外，广泛搜集与利用方志、文集、笔记、小说、日记、游记等非传统史料，从近代“卫生”概念在清代中国的登场、清代卫生观念的演变、清代的卫生规制及其近代演进、清代城市水环境问题、清代的粪秽处置及其近代变迁、清代的清洁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演变、晚清检疫制度的引建及其权力关系、晚清的卫生防疫与近代身体的形成等8个层面，对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历史经验及其演变脉络进行了多维度的细致考察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解读了“卫生”在近代中国所承载的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余新忠教授指出，“'卫生’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不仅有健康、文明和’现代化’，也有屈辱、被健康以及不自觉的权力征服。……近世的'卫生’及其相关努力，既是国人的生活经验、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也是现代性和诸多社会文化意涵以及权力关系的象征”（第29页）。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读者注意：（1）在对所论主题的思考中，作者突破以西方模式为近代化唯一标准的认识，通过尽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其近代卫生观念与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现代性”；（2）在叙述上，作者努力避免以往研究中通行的单一线性的近代化叙事模式，在叙述国家和社会精英以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之名进行主流意识建构和推行诸多改革措施的同时，也注重钩沉被掩盖的弱势群体对问题的态度及其利益诉求，呈现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性；（3）作者在叙述近世中国“卫生”观念及其制度演变的同时，也从文化史上对近世卫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从多方面展示了清代国人对身体的感受、近代化过程中国家对身体控制的加强以及民众对身体自由的认知，契合了当下学界对身体史的关注；…… 余新忠教授长期致力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相关问题有着独到的认知与论述。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言，《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一书的撰写开始于他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时，随后又随他漂洋过海回天津，再又到英国剑桥等学术圣地，历时多年，最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样一种历程无言地告诉我们，该书是一本有厚度、有深度、值得专业学者与对卫生社会史有兴趣者一读的著作。对初入医疗社会史研究之门的年轻研究者，该书不仅仅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关知识信息，更会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给予他们启迪与帮助。 随着大陆医患关系的恶化与医患冲突问题的日益凸显，关注与研究医患关系问题，为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把脉开方，成为学界的一个时代性热点课题。医患纠纷与冲突，不是我们当下社会特有的问题，它由来已久，广泛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与不同的社会之中，或隐或显，受到其所处时代与社会中医学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诸要素的影响与塑造。因此，对医患关系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历史学本身，它将有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更好地诠释与理解医患关系的本质，解决好这一问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智慧与参考。继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之后，马金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了又一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患纠纷形成时期——医患关系问题的著作《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该书以民国时期医讼问题的凸显为切入点，在医疗史、社会史、法制史的框架下，运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助对医生、病人、社会、国家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与呈现，廓清了时人生命、法制与权利观念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渐转型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其时社会、政治、法律、医学科学、文化传统与社会习俗等诸元素在这一过程中的关联与互动。作者指出，尽管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医患关系在明清时期即已趋于紧张，但医病纠纷却相对沉寂。其原因不仅与当时的医疗文化、人们的生命观念以及社会中缺乏公共话语空间息息相关，当时相对封闭、传统的人情伦理社会也使得许多纠纷可以在小范围内得到解决。但这些制约医病纠纷问题凸显的传统因素在民国以来的近代转型中被一一消解。国家通过组织医生资格考试、取缔非法行医、进行相关司法改革、颁布相关法规等形式介入医疗卫生事务，为现代医讼的形成提供了制度空间与法律依据；医生、病人、律师、检察官与法官等相关群体，对相关法律条款的认知与解读差异，更使医讼问题变数增加；西医东传与中西医之间的冲突，助推了医讼问题的发展；新闻媒体对医讼案件的极大兴趣，及其对病家悲惨无助、医家冷漠无情与不负责任媒体形象的倾向性塑造，使得现实中的医患关系愈发微妙；……“总之，民国时期医病纠纷的凸显，恰恰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交织并存、共同作用的时代产物，深刻地反映了国人传统的生命、法制观念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内容提要”）。 龙伟与马金生二著皆系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完善而成，凝聚了作者对所论主题的多年思考，相关见解对今日社会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化解有着较大的参考意义。两位作者皆以民国时期的医患关系问题为论题，论述各有侧重，对相关问题见仁见智，若将二著一起阅读，相互参照，读者将会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医患关系问题形成全方位的系统认知与把握，给予当下社会中的医患纠纷与冲突以及暴力伤医等极端形式以恰当的定位。 李建民是大陆学界与一般读者所熟悉的台湾医疗社会史学者，他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古典医学，著述甚丰，已先后在大陆出版多部专著与主编的著作——《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与《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对大陆对医疗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中医看中国文化》系由李建民在台湾清华大学、台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所开相关课程的讲授内容整理与修订而成，对中国古典医学的知识根源、先秦至中古的“病因观”及其演变、中医中“灸”疗法的起源等医学知识，唐代“肺石”、方术史中的“形影观”、17世纪脏腑图说的身体观、明清抵抗火炮的法术身体所展示的古代中国身体史观，及其所衍生的政治、文化、社会与性别意义进行了探讨，通过呈现中国医学传统极其复杂的面貌，指出“中国医学有明暗。中医不只是看病把脉、技术的”（“序”），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认知生命、想象身体、辩证知识的入口。“中医本身即是国学的核心文化资源之一。中医和儒道是国学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第10页）在中医的知识根源方面，“不同历史氛围的主导性思想及制度与医学技术之间……呼应和唱合”。（第11页）正如其标题“从中医看中国文化”所言，该书并非是“医学专门者的医学内史”，它追求的是“中国文化的通识”，即是要以中医为抓手，从不同的主题层面，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整体理解。“今日，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文化，请优先研究中医文化的全史”。（第371页） 中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医学体系，它以传统中国哲学为基础，通过临床经验的积累不断发展与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在历史上为守护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给予普通民众日常医疗照料方面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医从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到其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与影响，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严重挑战，甚至有被“废止”的危险。在此后的百年历史中，中医一直在中西医学的碰撞与激烈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朱建平主编的《百年中医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2月）以时间为轴线，以重大事件为节点，根据中医在其百年发展中的特殊性及其历史影响，分“抗争图存，自强发展（1912—1949）”、“事业奠基，曲折前行（1949—1977）”、“全面发展，走向世界（1978—今）”三个历史时段，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运用“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与叙事方法，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为大背景，首次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与论述了中医在过去百年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危机与挑战、机遇与发展）的历史面相及其根源，总结了在过去百年中中医药从抗争图存、自强发展，到事业奠基、曲折前行，再到继承创新、全面发展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历程，以及这一历程所呈现出的文化相关性、政策相关性、中西医互补性与辨证论治主体性等历史特征。该书不仅在各阶段包含了社会文化背景、中医药事业、中医基础、中医临床、中药方剂、中西结合等具体内容，而且还记载了过去百年中，中医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传播与发展的不同历程。最后，还附录有医家传略、医著提要、大事记等。《百年中医史》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的核心成果，是80余位海内外中医药史研究专家多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全书分为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和附编三大部分、上、下两编，凡1600页，250余万字，并配有彩色与黑白图片390余幅，是近年来中医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它不仅对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为从事中医药教学与研究、医务人员、管理人员、政策决策与制定者、医疗史研究者及喜爱中医药的一般读者了解中医药、研究中医药及其历史提供了详尽的史实资料。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因在抗疟药——青蒿素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引起了人们对青蒿素发现史及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巨大了解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有两部著作——屠呦呦等口述，黎润红访问整理的《“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和饶毅、黎润红、张大庆编著的《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值得一读。当然，相关工作并不是自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奖之后才开始的。根据饶毅教授的说法，做青蒿素发现史研究的想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最终落实于2008年。在对50多位参与“523任务”的老科学家及当时的管理人员进行采访和获得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原始文字资料和相关文献，黎润红整理并出版了《“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这一口述史著作，用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对青蒿素的发现史及其背后的“523”任务进行了全面与系统的梳理与研究。该书不仅再现了青蒿素的发现历程以及当时的科研条件与环境，更为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大量珍贵文字与图像资料。如果说《“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是一部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宏观史的话，2016年出版的《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则将视角聚焦于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屠呦呦身上，全面、深入、客观地再现了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科学背景与研究历程，以及围绕相关权益问题所引发的分歧与争论，展现了荣耀背后的各种辛酸。同时，该书也向读者介绍了一位被历史掩盖已久、比屠呦呦更早在抗疟药的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民国科学家、中国抗疟药研发先驱张昌绍及其发现抗疟药常山碱的故事，并客观地指出“屠呦呦所取得的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其实源自于两代中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并且在科学方法上、科学精神上有难以割舍的传承。张昌绍那一代科学家在国内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为屠呦呦的研究做了科研与教学上的铺垫”（“前言”）。该书在忠实地呈现当年亲历者的回忆点滴的同时，让读者对青蒿素的发现历史有了更多层面的了解。 苏上豪，是中国大陆医疗史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位台湾作者[5]。但他并不是职业的医疗史学家，而是一名著名的职业医生，现为台北市博仁综合医院心脏血管外科主任。但他在行医之余，笔耕不辍，通过书写通俗易懂、简洁易读的医疗史文章与著作，帮助读者认识疾病、认识医学。《黑暗医疗史》（现代出版社，2016年），是苏上豪继前两本书之后，在大陆出版的又一部医疗史著作。该书不同于职业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学院派著作，作者在叙述过程中视角独特，旁征博引，以轻松的笔调，展示了医疗史中的各种荒谬、离奇、残酷、巧合，揭示出长期为传统医疗史作家与著作所刻意掩盖的令人惊悚与不可思议的历史真相，指出：人类医疗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文明与野蛮交替，黑暗与光明并生的历史。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即收到医界、学界、媒体界的一致推崇与好评，并获得2015年台湾出版界最高荣誉金鼎奖，并入选台湾中小学生优良课外读物推介书目。
除以上著作之外，2016年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哲玛森（R. A. Jamieson）主编的《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全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的出版。1871年8月1日，时任上海海关医官的英国人哲玛森创办与主编的《海关医报》(Customs Medical Reports)创刊。医报每半年出版一期，刊载西方医师在中国所做的疾病调查报告与有价值的医学论文。这些报告与论文不仅对当时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区域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如19世纪60年代北京的霍乱、7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首例猩红热、90年代在广州和香港爆发的鼠疫等）的爆发与传播情况作了忠实记录，而且还结合当地的气候、风土、生活习惯等因素对之加以考察与分析，充分展现了1870年代至1910年中国乃至亚洲（例如，医报在1878-1880、1885、1887、1891、1894年各卷中即包含了日本横滨、大阪，朝鲜首尔和仁川等地的疾病与医疗信息）社会的医学发展、流行病学、民族文化、民间信仰和民俗传统等层面，为我们观察与研究这一期中国与亚洲的社会、医疗和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此外，医报还详细记录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西方医生在现代科学思路的指引下在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疾病”的探索历程，充分展示了中医“症”与西医“疾病”从相遇、对峙到共处的转折过程，为我们了解与研究西方“疾病”体系在中国被认知与接收、接受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科学依据。《海关医报》在1910年出版第80卷后停刊，此次出版的10卷影印本除包含这80卷报告和《驻华医报撮要》外，还收录了1911－1913年《博医会报》[6]上刊载的所有海关报告，梧州海关头等总巡鲍纶（R. Braun）1888年编辑出版的《汉口及长江口岸出口中国药材名录》与1889年赫德指令海关编辑的《中国药材清单》，囊括了目前已知的所有中国海关医学报告，是研究晚清中国及其相关区域疾病、健康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珍贵档案资料，对深化中国地方史研究也有重要史料意义。 [1]对欧美医疗社会文化史发展状况，可进一步阅读：李化成：“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赵秀荣：“英美医疗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博纳姆著，颜宜葳译：《什么是医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如：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013年再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整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013年出版第二版；于赓哲著：《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胡成著：《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科学出版社，2013年；等。 [3]参阅武汉大学陈勇教授为邹翔一书所作“序”。 [4]2005年，张勇安以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大麻政策研究》取得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学位。2009年，其博士学位论文以《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为题由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 [5]他已在大陆出版有讲述心脏外科发展史的《开膛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和讲述人类医学发展不平凡历程的《癫狂的两医学——从野蛮到文明的另类医学进化史》（现代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两书皆曾名列博客来科普类“年度百大”前茅。 [6]《博医会报》系英文医学杂志，创刊于1887年3月，由中国博医会主办，原英文名为Chinese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07年更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初为季刊，1905年1月1日改为双月刊，自第17卷起为月刊，1932年起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发行，为月刊；抗战期间又改为双月刊和季刊，分为上海版、重庆版与美国版，抗战胜利后恢复原状。《博医会报》刊登的论文经常被欧美医学杂志所引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对其45卷全部影印出版，共42册，是研究中国近代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珍贵一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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