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麻风——在绝望中诞生光

Xiac2cmv1bxedf 202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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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在绝望中诞生光

6—7世纪，麻风流行于西欧诸国，随着十字军东征，其势变得凶猛，到13世纪时达到顶峰。[1]罹患麻风的病人，早期皮肤上会出现不痛不痒的红斑或白斑，还会有眉毛脱落，耳垂肥大、吊脚跛行、手足溃疡。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甚至会造成永久的残疾。[2]

在《圣经·旧约》中，麻风病被隐喻为“罪”和“来自神的惩罚”，麻风病人被莫须有的罪名狠狠地被禁锢在社会最底层，因其形象丑恶和恐怖而遭到社会的遗弃。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在她的小说《岛》中曾描绘过二战期间作为安置雅典麻风病人的隔离区——斯皮纳龙格：“斯皮纳龙格岛的风物和一水之隔的布拉卡没什么不同，也有湛蓝的海水和温暖的海风，有成片成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但1903年之后，却因为麻风病这个可怕的存在而成为禁忌的代名词，生活在岛上的麻风病人痛苦而消沉，灰色的石墙，长长的、阴暗的地道，丑陋的公寓，腐朽的地板，都透着颓废和绝望。”[3]

一、误解与孤独

公元634年，伦巴德国王罗瑟尔颁布了一项法令：“如果我的某个臣民，不幸患了麻风病，我不需要你捐献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但此时的你和我，已经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会安排你去一个麻风病人的'温馨家园’。”

在中世纪的欧洲，放逐麻风病人是个不争的事实和公开的秘密。究竟他们被安排在了一个什么样的“温馨家园”？

据《圣经》上的记载，麻风病人被迫生活在城外限定的区域内，必须穿着统一的、有辨识度的服装，上面还印有字母L。走路的时候，要摇着铃铛、打着响板，又或者吹着喇叭、嘴里还要喊着：“不干净！不干净！”

直到六世纪，麻风病人被正式纳入主教的控制之下，成为了一群“有组织的人”。而事实是，麻风病人只是一群受到控制的乞丐而已。

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制定了管理麻风病人的规范。对疑似麻风病人，必须接受教士或者地方官的检查。确定已经感染麻风病的病人，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埋葬仪式，将他们与原来的社会组织隔离开来。之后，麻风病人被带入流放的队伍中去。这些看似很“文明”的行为，实则是对麻风病人的彻底放弃，任由其自生自灭。一些统治者还批准过更加残忍的做法。

甚至在中国古代也有此种情况。1975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出土于湖北云梦县的秦代竹简上，发现了当时对麻风病人的处置规定：如果在犯人当中发现有麻风病患者，必须将其押到“疠迁所”淹死或活埋。

没有人权、没有尊严、没有感情的活着，或许对于那个时代的麻风病人，无牵无挂地去了天堂反而比人人唾骂的生活要解脱得多。

这种毫无人性的隔离处置方法仿佛是将麻风病人永远禁锢在一座绝望的岛，一座永远没有返还之路的岛。从那里回望，可以望见家乡，就一水之隔，一箭之地。但永远无缘再次踏上家乡。

在希斯洛普的《岛》中，这一切，被担任麻风病救济会的宣传大使即作者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所关注，她关注的是一群近乎被人们遗忘、边缘化的群体的精神状态和人生选择。身体上病痛尚不是致命的，更糟糕的是由于人们对于该病的无知，导致他们自然而然地远离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才是致命的打击。[4]

二、包容与理解

最先开始是公元556年，印度高僧那连提黎耶舍来中国传播佛法，途经黄河时，看到黄河两岸有很多麻风病患者。出于悲悯，他在黄河岸边盖起了寺院，专门收留麻风病人，人们称之为“疠人坊”，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院。欧洲中世纪，在基督教会的倡议和组织下，也纷纷建造了的麻风病院，最多时曾达19000余所。

然而这种形同虚设的“病院”仅仅是消除了那些上位者的害怕和忧虑，病痛并非消失，歧视依然存在。一直到近代，麻风病人的悲苦境况强烈震撼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心，科学地解释麻风病的病因、捕获元凶，并驱散长期弥漫在人们心中的阴霾，既是医学发展的需要，更是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是两位挪威医学家——丹尼尔森和汉森。

19世纪中叶，挪威大约有3000名麻风病人，其中的800多名患者就挤在卑尔根的五六家麻风病医院里。医院的条件更加糟糕。圣·约翰医院大约收治了150名麻风病患者，却只有2名护士，不但医疗设备缺乏，甚至连基本的食物供应都得不到保证，人们将这里称为“活人的坟墓”。

任职于这家医院的医生丹尼尔森，是当时挪威治疗麻风病的权威。早在1839年，他便开始了对麻风病的研究。1844年，为了弄清麻风病是否具有传染性，麻风病人是否有感觉，丹尼尔森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将麻风病人溃烂处的液体和结节接种到自己身上。幸运的是，这次冒险并没有使他染上麻风病。自此之后，直至1858年，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又多次在自己身上进行了相同的接种试验，结果均未发觉感染了麻风病。这使得丹尼尔森深信，麻风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不具有传染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丹尼尔森冒着生命危险得出的这一结论，不久之后就被另一位挪威医学家汉森推翻了。

汉森1868年开始在丹尼尔森手下工作。在研究中，他不盲从于已有的权威结论，而是在查阅了大量麻风患者的登记资料、数据的同时，进一步深入到麻风病患者中进行现场调查。首先，汉森从挪威不同地区麻风病的发生频率入手，调查结果发现麻风的患病率与该地区的死亡率并没有相关性，这实际上表明贫困、饥饿等并不是造成麻风病的原因。接下来，汉森又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显示从未发生过麻风的家系亦会有新患者出现，这就彻底排除了麻风病遗传的可能性。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汉森提出了与丹尼尔森截然不同的看法，即麻风病是传染病，而不是遗传性疾病。

他继续集中精力致力于麻风病传染病原的研究。功夫不负苦心人。1873年，汉森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许多小杆状物体，这个发现令他兴奋不已，他断定这就是自己一直在苦苦寻觅的麻风病的致病菌——麻风菌。而麻风杆菌的发现，彻底终结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麻风病所作的神学解释和各种荒谬猜测，它无可辩驳地表明，麻风病仅仅是由细菌（病原体）而导致的一种慢性传染病而已，患病与否跟人的德行没有任何关系，这标志着人类对于麻风病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5]

不仅仅是对于麻风病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正因为此次具有变革性的研究进展，让各行各类的人们对于麻风病重新有了正确科学的清晰认知，对于麻风病人也有了更深的包容和理解，而不是像从前一样一味地排挤贬低。

三、希望与重生

斯皮纳龙格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不是绝望，不是禁忌，而是希望和重生，是人们身上散发出的令人赞叹的人性光芒。在小说《岛》中，崇高的情感是伊莲妮和玛丽娅等人与病痛的抗争，是吉奥吉斯的坚忍守护，是医生们的悲悯仁爱，而不是安娜和马诺里的追求享乐，自私放纵，也不是索菲亚的逃避现实，背弃亲人。[6]

岛上尽管条件恶劣，人们却在这个“污秽荒凉”的不祥之地，一起创造了一个民主平等、公平公正、团结友爱的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典范”。

爱是所有人生困惑的解码。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让死亡之岛最终获得重生的希望，被大陆社会所接纳，最后看不到耻辱，只看到英雄主义，没有不忠，只有激情，没有麻风病，只有“爱”。[7]

百岁“战麻斗士”李桓英当被问及直面麻风病人是否会恐惧时，李桓英说：“我们做医生的没有恐惧，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1979年3月，李桓英第一次走进这些村庄，村民们自觉地与她保持着距离。为了让患者感受到自己能够治好麻风病的信心和决心，李桓英主动与他们握手、拥抱，还仔细查看他们皮肤溃烂流脓的地方。就在这次麻风村之行后，李桓英立下承诺：倾尽自己的一切，付出所有的年华和精力，为麻风患者驱逐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