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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二三事：“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 文：枯木  国人皆有盛世梦，百姓都盼太平情。平心而论，以个体良知而言，任何人都希望生活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以地域血脉去谈，都想自己的家国昌盛，经济繁荣，居所稳定，生活幸福。然而遍观人类社会历史，却是乱世较多治世少，盛衰兴亡人如草，正如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所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过，治世盛世之人，安全感幸福感要远超其他世道，正所谓“宁为盛世犬，不做离乱人”就是真实写照。那么，如何才称得上盛世或治世？二者有何区别？我们先看古人是如何说的，先秦《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提出“大同”和“小康”两个社会构想。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小康社会则“天下为家，各亲其亲”，“礼义以为纪”，“在埶（势）者去”。  大同社会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自觉自愿的理想社会，可欲不可求；小康社会则是以礼义为基础用法治约束的理想社会，可欲可求，然而小康社会也有不同的阶段和表现特征，那就是治世和盛世等。所为治世，以民为本，偏重文治，推行休养生息的宽舒统治；所谓盛世，以国力（统治者）为本，偏重武功经济，推行追利逐财的强势统治。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的治世和盛世，虽然有很多不同观点，然而公认度最高的出现过三次“盛世”:即西汉的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唐代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雍乾盛世”。然而真正称得上“治世”标准的，也许只有“以民为本”、“以德化民”的汉文帝统治时期。 一、以民为本，励精图治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汉朝第三位皇帝，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异母弟，母为薄姬。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汉惠帝英年早逝，在吕后去世后，汉家大臣平定诸吕，迎归势力最弱的代王刘恒登基，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出身非嫡，母不受宠，被封北边代地，偏离宫廷争斗，多知人间疾苦，目睹权力之争血腥，深知皇位来之不易，因而继位后谦虚谨慎，励精图治。在政权方面，赏封功臣，巩固皇权；在政治上，推崇黄老，无为而治；在刑法上，取消连坐，废除肉刑；在经济上，安民为上，以民为本，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在军事上，忍让克制，和亲安抚。从而使得汉朝从秦末汉初战乱废墟上，很快得以稳定繁荣，民强国富，为以后汉武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汉文帝与民生息，采取最大的措施就是轻徭薄赋。《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徭役上，“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轻徭薄赋，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汉文帝的文治得到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评价：“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班固《汉书·文帝纪》评价：“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二、以身作则，崇尚俭朴  （江村大幕） 汉文帝以身作则，引导社会风气。《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汉文帝不但自己节俭，并且对宠幸的慎夫人，也下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不崇尚豪华奢侈，而且俭朴节约，为天下先，并且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古往今来，还有哪位皇帝能够做到？！ 《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曾经想建造一个露台，结果工匠计算需要花费百金，于是感叹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从而取消建造计划。而针对其墓陵的修造，则直接下诏，“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这也是如今从被盗掘的霸陵遗址来看，仅仅发现有陶瓦器，基本无金银器（金银器皆为薄太后陵和窦皇后陵遗物）。 汉文帝仁慈忠厚，以德化民，正所谓“其身正，不令则行”，这样使得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社会整体风气非常淳朴，岂能不天下归心？！ 三、废除肉刑，取消连坐  （江村大幕） 汉文帝取消肉刑的事迹，即便是没有看过《史记》的人，也大多听说过“缇萦救父”的故事。当时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被肉刑，然而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于是他怒骂：“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萦随父去长安，上书汉文帝，祈求取消肉刑，并愿入为官婢，以身救父。 汉文帝看到后非常感动，内疚地说：“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认为是朝廷官员是百姓父母，百姓犯罪是朝廷教化未到导致，况且对于已被施加肉刑的人来说，想改错已经来不及，这不是为人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现，于是下诏废除肉刑。 “连坐制”是秦朝商鞅时期施行的“一人犯法，亲属连坐”的刑罚制度，主要是为了巩固帝王统治，汉代延续“收帑诸相坐律令”。然而汉文帝非常不赞成，并且于继位元年（前180年）十二月下诏讨论，汉文帝诏书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有官吏认为连坐可以收到震慑效果，然而文帝却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文帝的执政思想非常英明，认为百姓犯法很多事朝廷官吏引导不正确导致的，即便犯法了，也是自身承受，为何要牵连无辜？这样的结果，不但不能禁止，反而更容易使得犯人自暴自弃，造成更多犯罪。于是当月下诏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可以说，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的执法思想，和现代立法执法一致，非常超前，其废除肉刑和取消连坐法，深得民心拥护，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到了后代，肉刑和连坐法又被很多朝代恢复和变相恢复，残酷虐杀，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和不齿，是封建社会黑暗性表现主要形式之一。而封建社会帝王里面，也就汉文帝是能够站在百姓立场考虑问题的唯一一位英明帝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肉刑和连坐法，虽然在封建社会轰然崩塌后被完全废除，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依然有不少痕迹遗存和变相扩大。就拿连坐法来说，如今有些地方，针对一些有刑事纪录或者信用不良记录人员的子女，在找工作上有限制，这就是变相的连坐法，确实值得商榷，希望那些官员，能够反思一下，连两千年前的汉文帝都知道连坐是不当的，可能加深社会对立，如今现代社会，岂能重蹈覆辙？！ 四、严以待己，宽以待人  汉文帝以身作则，约束亲属和亲信，针对不法，也坚决执行，最著名的就是逼舅父薄昭自杀。中国封建社会，外戚干政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汉文帝能够当上皇帝，也是因为其母薄姬家族没势力，因而被推选。薄太后仁慈善良，崇信黄老，对刘恒影响很深，而薄太后虽然只有一个弟弟薄昭，也没有像其他朝代外戚那样得势，只是被封为轵侯。 然而在孝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不知为何原因，薄昭将朝廷使者杀了，因为朝廷使者是代表皇帝，为大不敬罪，罪当斩。《资治通鉴·汉纪六》记载，汉文帝考虑到只有这么一个舅舅，然而又想到外戚干政危害，因而只能采取委婉手段处理。便派公卿们前去劝说其舅薄昭自杀，然而薄昭不肯。汉文帝于是再次派公卿们，穿着白衣丧服前去哭丧，薄昭一看，无奈自杀。 汉文帝对于外戚犯法，从严惩治，然而对于刘氏兄弟和其他人等，却能够善待和尊重，从而起到很好效果。吴王刘濞（bì）是刘邦次兄刘仲之子，年龄比文帝大，性情极为剽悍勇猛且有野心，因儿子被太子刘启打死而诈病不朝，文帝则赐给他手杖以示宽容。南越王赵佗称帝，文帝则召其兄弟拜官厚赐，以德报怨，从而使得赵佗去帝称臣。匈奴寇边，文帝不穷兵黩武，一边备兵把守，同时采取和亲政策，从而使得边疆基本处于稳定。 五、犯跸罚金，盗庙不族  汉文帝身为帝王，却能尊重法治，并且知过能改。《史记·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出来，惊了舆马，廷尉张释之判其罚金。汉文帝很生气，说幸亏马温顺，要是其他马肯定被摔伤，因而要求斩首。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汉文帝沉默了半天，说，“廷尉当是也”。 另一件事是，有人盗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杯，汉文帝让严惩。张释之以律判该人弃市（死刑），汉文帝大怒，认为该灭族。张释之说法律如此，况且此人只是偷了庙里玉杯就要灭族，倘若有人动了汉高祖长陵的土（盗墓，更严重的罪行），又该如何惩罚呢？于是汉文帝和薄太后商议良久，才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六、结语  以上就是史书中关于汉文帝事迹记载的几件代表事例，限于篇幅，难以一一陈述，诸如广开言路，废除“诽谤、訞言之罪”，禁止诸侯进贡，宾赐长老，收恤孤独等等。当然，汉文帝也非圣人，也有不少缺点，比如宠幸邓通，允许私铸等。 然而过不掩功，汉文帝是历史上最为开明的君主，不但宽厚仁慈，节俭省略，而且处处以民为本，替民着想；更重要的是不依靠“天子”的权威，随意作威作福，反而能够依律处分，正如司马光评价：“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从而使得汉文帝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古今“治世”之典型。  2021/12/24榆木斋 主要参考资料： 《史记·孝文帝本纪》、《史记·列传·外戚列传》、《史记·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汉书·文帝纪》、《资治通鉴·汉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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